历史学家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课本里的陈炯明，是以一个乱臣贼子的面目出现的，作为反对孙中山的可耻下场，来教育一代代天真的小孩。无论国民党史还是共产党史，都将陈炯明描绘成一个军阀，一个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背叛者，一个炮轰总统府的刽子手，他的所谓贡献，总是被一笔草草带过。
不过，折戟沉沙铁未销，时间总能磨洗出一些真相，将近一百年过去了，随着史料的发现，以及意识形态的松动，陈炯明对辛亥革命的巨大功绩，他的自治理想与实验，他与孙中山的恩怨是非，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人们才发现，这是又一位被湮没的辛亥元勋。对陈炯明的功过评说也就有了不同的版本。
陈炯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1878年1月13日 -1933年9月22日 )，字竞存，广东海丰人(广东省惠州府海丰县白町村，今属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联安镇白町村)，粤系军事将领，也有人认为他是中国现代杰出的军事家，是中华民国时期粤系军阀代表人物之一。陈炯明主张美国式的“联省自治”，与孙中山的政治纲领不合。
陈炯明1898年考取秀才之后，对八股取士的考试制度兴趣索然，没有再循着举人、进士的路子一直走下去，在家乡过了几年心满意足的婚姻生活后，1906年离开家乡惠州府来到广州府，入读政法学堂。这个时候中国的政治气候已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势。当时的广州在两任总督陶模和岑春煊的主持下，各项新政面貌一新，新式学校开办得如火如荼，各种新思潮也在涌现。1908年，陈炯明以优等成绩从政法学堂毕业。在广州的两年时间里，陈炯明大开了眼界，接触到各种新思潮，而且结识了已加入同盟会的朱执信，为其后来的政治生涯打下了基础。
1909年，陈炯明回到家乡创办《海丰自治报》，自任主笔，鼓吹自治才是救中国的唯一良方。这一年，他当选为广东谘议局议员，正式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他在谘议局提出“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议草”，建议设立城镇乡地方自治研究所，专门研究城镇乡自治办法，选通晓法政人员入所研究，推动自治进行。
为加快成立国会的进程，江苏谘议局发起在上海召开16省“请愿国会代表团茶话会”。当时赴京请愿是一种非常时髦的活动，向政府表达民间的声音。陈炯明作为广东谘议局代表，赴上海参加了大会。议员们提出请愿书，希望能尽快颁布议院法和选举法，但清政府以“我国幅员辽阔，筹备既未完全，国民知识程度又未划一，如一时遽开议院，恐反致纷扰不安，适足为宪政前途之累”为由予以拒绝。
对所谓国会本来就只持观望态度的陈炯明来说，这次大会让他更为失望。他认为，中国政治的积弊太多太深，不是一班坐谈之客在国会里高谈阔论就可以解决的。陈炯明泄气地表示:“开国会为无聊之举，不过国家处此无可如何之时，除此别无他法，随波逐流为之耳。”
但上海之行对陈炯明意义非同小可，而且对他此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在上海期间与革命党人交往密切，并加入了同盟会。
秀才出身的陈炯明加入同盟会，似乎是件难以理解的事。他的政治抱负与主张流血革命的同盟会是两条路。事实上，他加入同盟会后，确有革命同志批评过他“对清廷抱有幻想，仕途奔竞”。不过，陈炯明是把革命当作一种手段，最终的目的仍然是“建设”。他与以孙中山为代表大部分同盟会员“革命至上”的心态大相迥异，不知是否是导致最终二人决裂的一个隐藏的伏笔。1909年5月，胡汉民在香港筹组同盟会南方支部，陈炯明担任实行委员。他随后还在香港成立“乐群书报社”，作为同盟会的秘密机关，他还把母亲从海丰接到了香港。陈炯明与黄兴等人先后策划过多次起义与暗杀行动，黄花岗起义遭到惨痛失败，他又于1911年成立暗杀团，策划刺杀水师提督李准、广东将军凤山行动。
武昌起义爆发以后，广东同盟会首先在化州揭竿而起，组织民军攻城略地，并迅速蔓延至广东各地。同盟会一批党人聚集到香港，推举陈炯明为总司令，召集一万多军民，围攻惠州。在围攻的过程中，陈炯明受孙子兵法的影响，深信“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上策，通过游说、策反的办法占领了惠州。这时候，他拥有广东纪律最严明、战斗力最强的一支民军，这也是当时广东唯一一支真正从属于同盟会的军队。
辛亥革命广东光复后，陈炯明任广东副都督、代理都督，1913年6月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广东都督。二次革命时，他在广东宣布独立，失败后转赴南洋。1916年参加讨袁，成立粤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1917年参加护法运动，被孙中山任命为援闽粤军总司令，随后击败福建督军李厚基后占据闽南地区。1920年10月，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1921年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后，又任命他为陆军部长兼内务部部长。经过辛亥革命与二次革命之后，陈炯明逐渐成为孙中山的亲密战友，也是孙中山依靠的一支主要革命武装部队。
1920年11月陈炯明回到广东，就开始筹划重组军政府，团结西南，建立十二省联省政府的初步计划。他的最初目标是将广东建设为模范省。
陈炯明在地方自治上，政府颁布“暂行县自治条例”，“暂行县长选举条例”和“暂行县议会议员选举条例”。条例规定，县级政府具有地方部分事务的决策权，而条例未规定者归省政府管理。县议会议员有限期，县政府受省政府监督。
民选县长由县民直接选举县长候选人三名，再由省长择一委任，这是为了避免部分地方恶势力干扰选举。舞弊违法的问题则交由省法院处理。当时番禺县的县长选举，两次被法院否决。县级议员方面，每个县的议员名额由本县居民数量计算。
陈炯明主张司法独立，他将地方法院分为数级，分别为地方审检厅、一等地方法庭、二等地方法庭、三等地方法庭。同时他严禁自己的部队未经司令部允许将犯人就地枪决。
陈炯明在任期间，广州市的正式建市，由其主导进行，建立立法、行政、财政、审计等机构。他又下令兴建公路，公家兴办实业，扶持民间企业。在家乡新建过一些轻工业，帮助经济发展。曾经在汕尾镇(今广东省汕尾市城区)明代军事城墙遗址“坎下城”内建炮弹厂、子弹厂。
陈炯明曾在惠州府和梅州、揭阳等地兴办免费的公立学校。在广东省主政期间，陈对教育系统所做的工作包括以下几点:改组教育系统架构，请陈独秀任省教育委员长；提高教育经费在政府开支中的占比；普及教育。
在陈炯明政治生涯中，他以严禁烟赌、主张地方自治而著称。1920年12月1日 禁赌章程生效后，广州市面几乎没有一家赌博。为此，广州学界发起为陈炯明铸铜像，以纪念禁赌的成功。1921年广州建桥，取名陈公禁赌纪念桥，镌禁赌经过事迹于桥边石柱。可见当时陈炯明的禁赌行为深得人心。
陈炯明曾对章炳麟说:然为国努力，无论在位在野，务达此制(指自治省联邦制)而后已。
从作为议员提出禁赌议案时起，一直到后来出任广东都督及省长，陈炯明都把禁赌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做。赌博的恶习由来已久，但清政府把赌税当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所以才会屡禁不止。禁赌无疑要砸掉成千上万大小赌商的饭碗，要截断官府一条每年几百万两的滚滚财源，所以，从一开始陈炯明就面临着不小的压力。不过，陈炯明做得非常决绝，主张以雷霆手段，定期一律禁绝，不留任何余地，才能收效。
陈炯明主政广东，就马上禁赌禁烟。并在广州东校场公开销毁十四万两，价值四十万元的鸦片烟。
从陈炯明任广东谘议局议员的诸多提案中可以大略看出，陈炯明希望政治改革是“改良的”而不是“革命的”，是“由下而上的”而不是“由上而下的”。他的政治主张在《建设方略》和《中国统一刍议》二书中有完整的表述。“联省自治”一直是陈炯明坚持的主张，他认为中国广土众民，只能实行分权自治，才可养成“民治精神”，建设民主。
陈炯明一方面裁减广东驻军，另一方面着手裁减政府人员。与此同时，孙中山却扩充自己的嫡系部队。
随着革命进程的推进，陈炯明与孙中山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1921年，已经有传闻说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出现不和。陈炯明认为，孙中山此时就任非常大总统不合时，而且他并不赞成北伐，主张联省自治，建议把广东这个南方省份作为模式推广到全国，这与力主北伐统一全国的孙中山的主张有着极大差异，两人矛盾逐渐激化。1922年3月，孙中山撤销其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内务总长职，只留陆军总长职，最终导致"六·一六"事件的发生，二人彻底决裂。
如今，关于对中国近代政治产生重大深远的"六·一六"事件发生的细节，各方说法不一。后代研究者一般认为，"六·一六"事件并不是突发的，其前因后果复杂而难以言喻。
由于陈炯明在广东掌权时间太短，很多政策措施还没有机会实现，便在孙中山完全掌权后消失殆尽。
值得一说的是尽管陈炯明与孙中山在政治上仍存有争议，但在私生活及操守方面，陈炯明与人们通常理解的军阀作风完全不同。他不仅颇有文采，而且廉洁自持，不蓄私财，在生活方面也相当严谨，自己还以不二色感到自豪。
陈炯明后来避居香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企图拉他下水，他则反过来要求日人归还东三省。日人拉拢不成，仍赠他8万元支票，陈炯明在支票上打叉退还。其后，他派代表参与将美洲洪门致公堂改组为中国致公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直至今日，致公党仍是中国参政党之一。
1933年，陈炯明在贫困中病死于香港，竟然要用其母所备的棺木。一个曾经显赫一时的地方军政长官，结局如此凄惨，这是非常罕见的。
陈炯明有一个胞姊，后来出嫁于钟家。另有一弟叫“陈炯晖”，是在陈炯明一岁时家人收养来的。陈炯明不到三岁时，父亲陈曦庭便逝世了。六岁时，祖父陈翰香亦去世。所以虽然出生于地主书香之家，陈炯明早期的家庭经济环境，却是非常穷困的。二十一岁时，和老师的女儿黄云女士结婚，夫妻两人一生感情融洽，黄女士于1936年去世，育有五女三男。
“六·一六”兵变之后，孙中山离开广州到上海，此后，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苏俄的帮助，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一直到孙中山逝世前，经常有人在中间调停，希望他和陈炯明二人能够和好。孙中山要求陈炯明写悔过书，而陈炯明坚决不写，终于没有再走到一起。
孙中山与陈炯明决裂，还有一个意外的结果，那就是客观上成了蒋介石政治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他在事件发生后不久，辗转登上孙中山所在的永丰舰，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得到迅速上升，奠定了日后他在国民革命中的政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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