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对时局的主张，明确指出：中国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是革命的民主派，并提出共产党同国民党共同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的主张。7月，中共二大正式提出同国民党及其它民主派合作，组成民主联合战线，主张国共两党实行党外的平行合作。由此，国共开始了第一次合作。
但是，还原历史真相，促成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却是马林和共产国际。
中共书记陈独秀强调共产党与国民党的革命性质、目标不同，认为民主派只是共产党的同路人，迟早要和共产党分家。陈独秀以“联合战线”代替马林的“党内联合”，坚持共产党不能加入国民党。
中共二大没有邀请或等候共产国际派人参加，甚至是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离开中国的空隙举行的。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肯定了共产党与民主派联合（党外联合）的必要性。这个思想与马林强调的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党内联合）有重大区别。
对于陈独秀的主张和没有共产国际代表参加的中共二大通过的决议，马林和共产国际采取了完全否定或回避的态度。具体表现如下：
1．维经斯基写信“命令”中共支持马林的工作。1922年7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据最近从中国回来的几位同志的汇报”（指维经斯基、马林和斯穆尔基斯等人）给中共中央写信说：“在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活动中，党应该与革命的民族运动携手合作。”（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卷，第311页。）因为知道陈独秀反对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所以，该信回避了“党内合作”的用语，而用了含糊其辞的“携手合作”。
马林的意见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特别是布哈林的直接支持后，1922年7月18日 ，维经斯基以共产国际名义起草了一份给中共中央的命令：“立即将驻地迁往广州并与菲力浦同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菲力浦”即马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即要陈独秀等人在一切工作中与马林保持一致。
2．共产国际通过了支持马林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决议。1922年7月30日 ，即中共二大闭幕后的第7天，共产国际通过《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决议，支持马林的提议，批评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人主张联合战线是推行“宗派主义政策”，“居于领导地位的孙中山的党对工人阶级也有着明显的影响，无产阶级同这一组织之间甚至有内部联系……可是我们在那边的同志却未能充分利用这一形势去加强联系工人群众。他们推行宗派主义政策，而把自己毫无起色的工作和背离群众迫切利益的现象归咎于什么非法地位”。（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卷，第241页。）同一天，《真理报》摘要发表了这篇批评中国共产党人的文章。
3．马林批评联合战线是空洞不能实行的“左”倾思想。1922年8月，马林回到中国后，提出召开并出席了西湖会议。张国焘在回忆中说：马林“批评联合战线是空洞不能实行的左倾思想”（《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198页。）。
在西湖会议上，经过激烈争论，陈独秀碍于共产国际的纪律问题，不得不违背中共二大《宣言》，接受马林的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主张。
至于马林在西湖会议上没有正面否定中共二大，张国焘认为：“大概是为了减少反对，他（指马林）避免提到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犯了左倾幼稚病。”（《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00页。）张国焘还说，西湖会议“虽没有通过什么修正二大代表大会的宣言……实际是修改了原定的政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342页）。
张国焘的话表明，马林一个人面对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局全体成员，回避了直接否定中共二大的方法，而依托共产国际的训令，迫使中共中央和陈独秀放弃了中共二大的决议，接受了自己和共产国际的主张。
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指令》对中共二大的否定。1922年8月，拉狄克在莫斯科主持起草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指令》，只字不提刚刚召开的中共二大的决议，而要求国际代表“全部活动应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殖民地问题决议的精神为基础”。这句话明确告诉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可以不管中国共产党的任何决议，而只以共产国际文件为准。
这份文件是为否定刚刚传到莫斯科的中共二大决议而制定的，因为该指令明确否定了中共二大《宣言》中关于共产党与国民党平等身份的思想：“共产国际委员会认为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组织……（中国共产党）将随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子间日益明显的分裂而成长。分裂之前，共产党人应该支持国民党。”（《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卷，第324页。）
中共二大决议明确要坚持自己的独立性，在自己的旗帜下工作，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实行党外的联合。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指令》则要求共产党在与国民党分裂前，都要“支持国民党”。这个思想，后来成为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全部工作的指导思想，直到1927年4-7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血腥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后才改变。
陈独秀和斯大林均意识到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与马林的错误有关。大革命的实际进程是按共产国际而不是按陈独秀的思想、中共二大决议推进的，因此，谁来负大革命失败之责？答案并不难找到。1929年，被开除党籍的陈独秀写了《告全党同志书》，反复强调自己在西湖会议上和马林的争论，以及在与国民党关系上与马林的分歧。陈独秀的这个意见含义深刻。
马林和共产国际关于党内联合的思想违背了列宁的指示。1920年7月28日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写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其中第11条第5点说：“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112页。）这个思想写进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20年夏天通过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但遗憾的是，马林等人在指导中国革命时，却将列宁的指示和共产国际二大决议一起抛弃了。
尽管在与托洛茨基的争论中，斯大林否认自己曾根据马林的分析，错误判定了国民党的性质，把国民党看成人民的党；尽管在大革命失败时，斯大林没有立即处理马林，但在一年后的1928年，马林就被开除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这一结局表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都清楚，马林在1922年7月给共产国际和布哈林的关于国民党的“情报”，是一个充满错误并导致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情报。但出于反击托洛茨基的需要，斯大林和布哈林等人始终没有公开批评马林在中国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正如斯大林从来不公开批评鲍罗廷、罗易、维经斯基等人在中国大革命中犯了错误一样。
中共二大是陈独秀带领幼年中国共产党摆脱共产国际“命令”的一次不成功的尝试。陈独秀趁马林不在时主持召开的中共二大，是他的一次个性的“自由”发挥，是一次试图摆脱共产国际的独立行动，也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为脱离共产国际预定轨道的一次尝试。遗憾的是，陈独秀和幼年的共产党力量太小，从而决定了这种尝试不可能成功。
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民主联合战线的建议。会议决定只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会后，陈独秀等在上海会晤孙中山，向孙中山正式提出中国共产党关于实行国共合作的主张和具体途径。随后，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表、张太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相继加入国民党，并开始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但是，大多数共产党员都未加入国民党，并对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方式，抱怀疑态度。
此外，孙中山是为了获得苏俄的经济援助而主张党内合作，为马林推行其主张提供了方便。孙中山不顾国民党顽固分子的反对，赞同依照民主原则改组国民党。8月14日 孙中山等返抵上海，随即与苏联、中国共产党及皖、奉、直等国内各派势力加强联络，以求“同力合作”，“俾护法事业完全无憾”。此后，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苏俄的帮助，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马林的意见在得到共产国际和孙中山的支持后，转化为中国共产党的行动纲领，最终导致了中国大革命的彻底失败。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