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第四节 广州大元帅府航空局长陈友仁

沈阳先生　撰稿

在研究中国人民的抗战历史中，不可忽略民国时期的对日空战，更不能忘却那些鹰击长空而为国为民牺牲的蓝天英烈，还有那些曾经与日寇战斗的民族英雄和海外空中将士。

研究民国时期的对日空战，仍然先得从杨仙逸说起。

杨仙逸(1891-1923)，字学华，号铁庵。 汉族广府人。

杨仙逸原籍广东香山县北台乡 (今中山市南区北台村人)，出生于美国夏威夷。1910年，加入同盟会，随后考入哈佛机械系，学习机械及兵器制造技术，是中国近代航空事业的先驱，其被誉为“中国革命空军之父”。国共党史皆作认同。

孙中山坚定地提出了“航空救国”思想，在他的思想主张和实际运作中，杨仙逸于1919年奉孙中山令往福建漳州筹备组织我国第一支飞机队，并充任总指挥。随后率机队投入作战。

1923年2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大元帅府，任命杨仙逸为航空局长。随后又筹办了广东飞机制造厂，杨仙逸兼任厂长，并亲自领导航空和飞机制造工作。杨仙逸领导制造了中国第一架飞机“乐士文”号。

1923年9月20日，为攻打军阀陈炯明，杨仙逸检查水雷时不慎爆炸，壮烈牺牲。

1923年10月，杨仙逸遇难后，孙中山改任陈友仁为航空局局长。

陈友仁(1875-1944)，祖籍广东兴梅地区，出生于中美洲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

1911年，陈友仁和往年一样，离开特立尼达岛，去伦敦度一年一次的假。在那个偏僻的孤岛上，他是个颇有社会地位的富足律师，有产业有别墅，有妻有子，但他总觉得那里天地狭小，要感受更广阔的世界，还是需要去伦敦。

在伦敦，他遇到了老朋友菲利普·陶与伍连德博士。这时候，辛亥革命的消息刚刚传到伦敦，三人虽然从未回过中国，也不会说一句中文，却在心底深处始终认定自己是中国人，对中国的事情从来都是关心有加。三人越说越兴奋，一激动，下了一个平生最大的决定:回到中国去。他甚至连家都没回，义无反顾地去了中国，说做就做，这倒符合他果断的性格。

不知道这算是陈友仁人生的必然选择，还是一种宿命的安排?这一去，就改变了他的一生，他的职业从律师变成了报纸编辑、革命者、外交家，也让孙中山多了一个亲密战友和助手，让国民政府中多了一个出色的外交部长。

华侨遍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此言不虚。无论是在哪里，中国人的家国观念始终如影随形，挥之不去，无处不在无处在，是融化在血液里的东西。尽管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回过中国，但陈友仁似乎从来没有把自己与中国分割开来。这么强烈的感觉，多少与他父亲有关。他的父亲曾经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辗转流落到特立尼达岛之后，仍然忘却不了旧国旧事，一直对儿子说起从前，这种言行对儿子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终于一有机会，陈友仁回归到了中国。

陈友仁刚回中国时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能栖身在北洋军阀政府里，他办过一段时间报纸，渐渐以文得名，与孙中山走到了一起，此后的生涯也一直与这个名字分不开。

从时间上来看，陈友仁1918年才开始追随孙中山，时间不算早，但他得到了孙中山的绝对信任，不仅代表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中国政府参加了巴黎和会，更在此后担任孙中山的外交顾问，参与了孙中山与苏俄特使越飞的会谈，为“联俄、联共、辅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提出作了重要铺垫，孙中山的《致苏联遗书》也由他来代为起草。

在陈友仁的生涯中，追随孙中山是一个亮点，另一个亮点就是他的外交成就。都说弱国无外交，但陈友仁偏偏在西方列强面前，显示出了强硬的外交姿态，在中国外交史上写下了彪炳的一页。

在第一次担任广州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期间，适逢举世瞩目的省港大罢工正在进行，这次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罢工以胜利告终，最根本的原因当然是工人阶级的顽强斗争，但也与当时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有相当关系。陈友仁一针见血地揭露英国殖民者制造了惨案，自食苦果才引起工人罢工，解决罢工“最少当寻求其直接原因之所在”，迫使英国方面多次与国民政府淡判。在处理省港大罢工的外交淡判中，陈友仁已显示出出色的外交才华，那么，在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期间，陈友仁书写了他外交生涯最辉煌的一页。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后不久，陈友仁便约见英国公使，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等等。而1927年初发生的英军刺伤群众的事件，陈友仁立即向英国提出抗议，“须于二十四小时内撤出水兵，由中国政府派队进驻英租界，否则再有其他事件，概不负责”。他与英方先后进行了16次谈判，最终收回了汉口、九江租界，这是中国人民通过革命运动和外交途径，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条款中，第一次取得胜利。

当时的上海，由军阀孙传芳控制的《申报》在这段期间，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陈友仁的名字，有人甚至称武汉国民政府为“陈友仁时代”。

1933年，陈友仁参加福州事变，任福建人民政府外交部长，后流亡巴黎。1938年回香港参加抗日活动，香港沦陷时被日军拘禁押解到上海，多次拒绝参加汪伪政府。1944年在上海病逝。

陈友仁放弃优裕的生活，追随孙中山，推行革命外交，拒绝与日本人合作，事实上，贯穿陈友仁一生的，始终是“爱国”两个字。因此，尽管他不是牺牲在抗日的战场上，他本人也没有参加共产党，但解放之后，中央人民政府把他的遗骸放到了八宝山革命公墓，这算是对他最好的肯定与承认吧。

当年，陈友仁被孙中山改任为航空局局长时，飞机制造厂改组为东山飞机修理厂，厂长一职初为李其苏，不久改派周宝衡接充。年底，周宝衡、黄光锐、杨官宇与陈友仁意见不合，均一度离职转任市公安局交通督察，陈秀继任飞机修理场厂长。

孙中山组织围攻惠州时，陈炯明以飞机空袭防不胜防，乃派遣奸细至大沙头飞机厂场库纵火，烧去飞机和器材一批，“乐士文”号也被焚毁。飞机制造厂因失火焚毁，后迁往东山一皮革厂旧址作为厂房。5年内该厂共制造“羊城号”飞机9架，除发动机是从法、美购进外，机身、机翼均为自己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