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民国初年及军阀混战时期之航空研究
沈阳先生 撰稿
早在青年时期，我就涉足媒体职业。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就读于新华社中国新闻学院，毕业后不久返回上海，从此在新闻出版界几乎度过了一生。在我主持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审读处工作时，因处理一件投诉上海媒体有关“建国号起义”的失实报道，我开始研究中国空军史。原来“建国号起义”是人民空军史上的重大事件。在汪伪政权垮台之前，由蔡云翔、何健生、白起等原汪伪空军将领策划了空中和地面起义。在粟裕、刘长胜领导下，地面起义人员成功抵达新四军军部；空中起义临时机组人员则成功飞抵延安。毛泽东亲自为驾机起义人员拟定了降落延安机场的电报。“建国号”是汪伪专机，也是八路军第一架飞机，因起义发生在1945年8月20号，后将机号改为“820”。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驾驶“820”在延安机场降落的飞行员居然是我的姨夫张华，他当时是临时机组的副驾驶，主驾驶是蔡云翔。这批起义人员后来都成为中国红色空军摇篮——东北老航校的开创者。
我调查“建国号起义”时，姨夫张华任济南军区空军副参谋长。于是我接触了不少当时者。随着岁月流逝，我加入了东北老航校研究会，认识了很多空二代、空三代和空军老前辈。关注和研究中国空军史，渐渐成了我退休后的重要学习课目。除了在媒体报道外，我先后写了《魂断蓝天》上中下三本读史笔记，又完成了《八路军第一架飞机》和《揭秘通化暴乱真相》二本读书笔记。但这不足以了解中国空军成长的全部历程，尤其是关于民国时期的中国空军发展。
退隐闲居之后，我有了足够的时间，加之网络的发展和历史真相的递进解密，我获得了更多的信息和资料。随之，我决意在有生之年对中国空军的发展轨迹作一次全面梳理。不久前完成了《孙中山的航空救国梦》上下卷。此卷《民国初年及军阀混战时期之航空研究》刚封笔。
撰写《民国初年及军阀混战时期之航空研究》的难点是涉及到很多与教科书不一致的新发现、新解密、新评说。很多史实已被肢解了，让人无法理出头绪。不少中共党史资料也说法不统一，有些当事者的回忆也多重于对自己的人生经历唱颂，某些后代则只顾为前辈染红而曲解真相。
好在我是民间自由人，我读我的书，我写我的书，我用我的思维和学识去研究历史，那全是我的事。由此为出发点，我整理了这本读书笔记，阐述的要点并不是空军大事记的陈述，而是对空军发展过程中的历史背景作简要概述。从黄埔军校到北伐战争，那是一段中国最混乱的暴力革命和武装斗争巅峰期，多省政权独立和红色政权崛起，构成了那个时代的中国特色，说不清、理不清、道不清。
我摒弃教科书式的陈述方法，对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作了简说，努力寻找那一时期的历史脉络，尽可能依托现有资料去还原历史的原型。这很难，但必须做。因为读史不同于读小说，写史不同于写政治。
一 寻找黄埔军校的航空建设足迹
黄埔长洲岛是一座山峦起伏、树木丛生、四面环水的美丽小岛，滔滔珠江从它身旁流过。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著名的军事要塞，是由虎门进入厂州的门户。清朝末年，还在这里创办了广东陆军学校和广东海军学校。1924年孙中山在这两所学校的原址上，创办了“黄埔军校”，它的全称是“陆军军官学校”，后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首创的一所培养军事政治干部的学校。
孙中山想建立一所培养革命军事干部学校的愿望已有很久了。他通过总结辛亥革命以来的失败教训，深深感到没有自己的武装是不可能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唯有建立自己的武装，用武装斗争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孙中山筹办的黄埔军校，与空军建设和航空事业有关吗？
感谢我的好友何国晖为我考察黄埔军校旧址作了精心安排。阿晖是著名的客家空中豪杰何健生的侄子，何健生曾参加过26次对日空战，是东北老航校最早的飞行教官。因此，我与阿晖有共同的语言。2018年春夏之交，他陪我考察了广州、中山、河源、深圳、珠海等地，广东是中国空军的发源地，要了解中国空军的历史，必然先读懂广东的故事。
通过这次广东考察，我进一步读懂了孙中山和黄埔军校。
列宁领导革命军队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经验，使孙中山得到很大启发。当时苏共领袖列宁正好要利用中国来反帝，而孙中山正需外援。1921年12月23日 第二次护法斗争期间，孙中山在桂林十分赞同地接受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关于创办军官学校培养革命骨干，以建立革命武装的建议。孙中山下定了建立军校和革命军队的决心。他在上海就多次与李大钊、林伯渠、陈独秀等共产党领导人商谈，与苏联代表越飞会谈，要求中国共产党和列宁派人帮助。
1923年8月，孙中山委派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和共产党代表张太雷等4人组成“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考察政治、军事。他还亲自勘定黄埔长洲岛做校址，把建校工作抓得很紧。
孙中山先后聘请鲍罗廷为政治顾问，加伦为军事顾问，要求参照苏联红军的制度创建军校。2月上旬，在广州南堤设立了军校筹备处。在苏联的“人”“财”“枪”三援之下，孙中山“以俄为师”，成立了黄埔军校。
军校成立后，孙中山任校总理，并同党代表廖仲恺、校长蒋介石组成校本部。下设机构有政治部、教练部、教授部、管理部、军需部，教育长，入伍生总队。军校学生来自全国各地，以广东、湖南、湖北、浙江、四川等省为多；还有来自越南、朝鲜、马来亚和泰国的革命青年。军校的学生在孙中山办校思想的指导下，经过学习和训练，具备了良好的政治、军事素质。苏联红军的组织、制度和训练等方面的经验，也就成为后来创立黄埔军校，组建革命军队的原则和模本。
黄埔军校的特点之一，是参照苏联红军制度，实行党代表制，一切命令法规，必须党代表附署始生效，把党和政治领导提高到首要位置上来。孙中山委派左派骨干廖仲恺为党代表，蒋介石为校长。军校的筹备工作，是由苏顾问设计，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加以完成的。
这个学校的另一特点，是政治教育与军事教育相结合，以政治教育为主。三民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社会主义运动、中国及世界政治问题、苏联研究、帝国主义、群众运动，都是必修课程，政治课程基本上是由共产党员周恩来（政治部主任）、聂荣臻、恽代英、萧楚女、熊雄、高语罕、于树德等主讲的。
黄埔军校筹备前期，苏联政府任命鲍罗廷为苏联驻国民党的代表，前来中国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和筹建军校。此外，苏顾问团还根据孙中山先生的邀请，派出李糜为大元帅府航空局的顾问、西米诺夫为海军局顾问、沙菲为铁甲车队顾问，率领有关各该方面的教官和技术人员，参与了空军、海军、装甲车队的教育和整顿工作。
苏联政府及时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和援助，提供了办学急需的军事装备和武器。苏联政府及时派船送来了大批武器，仅第一批武器，就有8000支有刺刀的俄式步枪。每枪配有500发子弹，还有10支小手枪。此后，苏联继续向广东革命政府提供大批急需的武器弹药。
1925年一次运到广东价值56.4万卢布的军火。
1926年又将各种军火分四批运来。其中步枪1·8万支、子弹1200万发、机枪90挺、大炮24门、炮弹1000发、军刀1000把和200万卢布现金。
关于武器的援助，美国驻华武官的报告中曾说明苏联政府提供黄埔军校所需之大部分军事装备，包括美国雷明顿（Remington）工厂制造的全新三线步枪（3-line rifles）和苏联制造的马克西（Maxim）机枪，但是校内官生对于这些新式武器的使用与维护还不太熟悉，尤其对于弹匣与枪管擦拭每多疏忽，枪管爆炸的意外事件时有所闻。
苏联政府而且资助了大批现金作为军校的开办经费，帮助解决军校开办经费严重不足的困难。
“在尚未物色到合适人选之前，苏联顾问暂时担任国民革命军中的一些领导职务”，比如，航空局和海军局直接聘任原两局的苏联顾问李糜和西米诺夫为局长。航空局接管了广东航空学校。
民国13年(1924年)，孙中山在国共合作形势的推动下，为培养中国革命空军骨干力量，9月间在广州东山大沙头革命航空基地仿效苏联军队办学模式创办“广东军事飞机学校”。学校于1926年后曾数次易名，但人们一般称之为“广东航空学校”。
航空局接管了原广东航空学校后，开始由苏联顾问、国民党军委航空局代局长李糜将军负责组建飞行训练班。年底改称航空学校，由李糜兼校长。广东航空学校聘请苏联、德国空军军官任教官。这是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最早建立起来的一所新型军事航空学校，它与黄埔军校一样是国共合作的成果。
苏联顾问李糜接任航空局局长后，除继续为原有的飞行训练工作外，并增设航空学校，自己兼任校长。“广东军事飞机学校”改称为“广东航空学校”。
李糜从苏联购买“德·哈维兰”式飞机6架、“爱弗罗”式和“容克”式各1架，机身上概书“中山”两字，时人称之为“中山航空队”，亲率教练人员(内苏籍三人，德籍二人)进行教练，两期共培育黄埔学生数十名。
8月李糜回苏，由张治中继任局长并兼任军事飞机学校校长，张静愚为党代表，航空局内设军事、航政、总务三个处。杨官宇为飞机修理厂长，国民政府空军分为三个飞机队，蔡司度、陈秀、关荣分任队长。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航空学校共办了二期。第一期仅招10名学生，学员是从黄埔军校第一期优秀毕业生(刘云生等7人)和广东飞行修理厂(唐铎等3人)选送的，当时拥有4架教练机。
一期学生于1924年11月入校学习，后因革命军东征讨伐陈炯明叛乱，飞机调往前方参战，影响学校正常训练。
1925年7月，李糜回国，随带刘云生等5名学生赴苏联受训，由新上任的航空局长张治中任校长，黄光锐、关荣、周宝衡等任教官。
张治中是著名爱国将领，原名本尧，字文白。安徽巢县（今巢湖市居巢区）黄麓镇洪家疃人。张治中是黄埔系骨干将领，原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领导人之一。
辛亥革命后，张治中在上海参加学生军。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1924年后，任黄埔军校学生总队长、军官团团长。
张治中任航空学校校长后，继续招收第二期学生20名，这些学生大多从黄埔军校第二、三期学生中选送。不久，将两班合并，全部学习飞行，另从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中选送20名，开办侦察班。
1926年4月，张治中调回黄埔军校任职，黄秉衡接任校长。黄秉衡一生的经历都与航空事业有关。
1926年8月黄秉衡调离航空学校，调回黄埔军校任职，由黄秉衡的同学黄光锐继任航空学校校长。黄光锐与黄秉衡一样，他的一生经历也总是与航空事业有关。1986年7月8日 ，黄光锐在美国洛杉矶逝世，享年87岁。他的名字是和中国航空史上的一些大事连在一起的。
其余有毛邦初、李玉英等7人(一说是10人)，于次年1月毕业。3月，毛邦初、龙文光等5名毕业生及8名飞行教官也赴苏联深造。从此，航校业务暂告停顿。
在航空学校开办期间，曾组织第一、二期学生组成飞行队参加了两次东征，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乱和北伐战争，建有战功。
二 民国初期政权更迭乱相中的空军起步
我在研究民国空军史时遇到了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在中国大地上的“国民政府”太多了，这也是一个实在让人感叹的中国特色。
1912年同盟会（国民党的前身）通过辛亥革命建立了南京临时政府；1925年7月，国民党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即广州国民政府，汪精卫为主席；1927年2月，随着北伐战争胜利进军，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即武汉国民政府；1927年4月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在南京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峙；1928年随着宁汉合流、张学良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了中国，正式获得国际承认为中华民国政府。1938年南京沦陷于日本侵华，南京国民政府迁都重庆，1940年汪精卫在日本扶植下成立汪伪国民政府；抗日战争结束后，重庆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当然还不包括各时期建立的苏维埃政府。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结束。
中国近现代史上国民政府的屡屡变迁，光从上面的名称简述，就让一般民众搞不清楚了，何况还要理清各时期的空军和航空发展情况，这就难上加难了。为此，我突破了写作计划，重点梳理各时期的那些不同时地的国民政府基本情况。也许这不象是研究空军史，而是在研究国民革命史，但唯有如此才能弄明白这段 历史中的空军建设和航空发展脉搏。这本书是我的学习笔记，当然由我的学习方法来决定我的写作方案了。
在这段混乱的历史中，中国大地先后出现了广州军政府和国民政府、武汉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
1928年6月，革命军进入北京，国民政府在15日发表全国统一的宣言，12月29日 ，东北的奉系将领张学良通电南京宣称接受国民政府管辖。蒋介石领导的革命军北伐成功后，南京国民政府正式获得国际承认，即为“中华民国政府”。
值得关注的是，国民政府主席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同时，任命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空军已正式纳入国民政府的政权和军事组织系列。
“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后，中国仍然沉陷在混乱之中，此时又先后出现了北平国民政府、广州国民政府、重庆国民政府。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南京国民政府于1938年迁都重庆，是为重庆国民政府。1940年，汪精卫在南京又另组一南京国民政府，并在上海发表和平建国宣言，然美国、法国等国拒绝承认汪精卫政权，人们故称其为伪政权，亦称“汪伪政府”。直到汪精卫逝世后，代主席陈公博于1945年日本投降后宣布解散了南京国民政府（即汪伪政府）。
1943年8月，林森在重庆病逝。同年9月，蒋介石被推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大元帅，并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行政院长。陆海空军大元帅的设立标志着空军军种已成为国家政权的重要武装力量之一。
抗日战争结束后，重庆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并于1946年颁布《中华民国宪法》。1948年5月20日 经国民大会选举出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就任后，国民政府改组为总统府，国民政府主席一职也改为中华民国总统，“国民政府”至此走入历史。
在辛亥革命后，中国乱象丛生，先后出现了很多国民政府，如上所述，先后建立了南京临时政府、广州国民政府、武汉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汪伪国民政府和重庆国民政府，抗日战争结束后，重庆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正式成立了中华民国政府。
事实上，在民国时期的中国，还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31年11月7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中央苏区成立，主席毛泽东，定都于瑞京(中央苏区-瑞金县)，以中国工农红军作为国家的武装力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人独立领导创建的第一个国家政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预演。
“苏维埃”一词是俄文“Cobet”的汉语音译，意即“代表会议”或“会议”。苏维埃制度是苏联的政治基础，是俄国劳动人民在革命斗争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政权组织形式。
中国红色政权的组织形式，近似于苏联的苏维埃政权。列宁、斯大林认为，苏维埃共和国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最适当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其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是有区别的。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被迫放弃中央苏区，随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同月，组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统一领导原中央苏区留守军民的斗争。
1935年1月，中央红军进入多民族聚集的贵州地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就以代主任李富春的名义发表布告，号召各族人民建立苏维埃政权。同年3月，在川陕苏区活动的红四方面军发起嘉陵江战役，开始长征。
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参加对日作战。10月，原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所辖南方八省苏区之红军部队，亦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并开赴江南抗日前线。
至此，历时5年零10个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完成了光荣的历史使命。
三 军阀混战时期的东北航空步履
中国近代史并不是一部伟大的光荣史，充满了杀戮和血腥，是一段不顾民生的军阀混战史，整个清末民初带给中国人民的是无尽的灾难，“用武力夺取政权”是近代军阀混战时期的主要特征。无论国民党、共产党、新军阀都强调“枪杆子出政权”的“武装暴力革命”。
清末至民国时期称今江苏省以北的山东、河北、辽宁等沿海各省为北洋，而称其以南沿海各省为南洋。北洋水师是指19世纪后期李鸿章建立的近代海军，总基地是山东威海卫，后改称北洋舰队，1895年1月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
北洋军阀是指袁世凯建立的封建军阀集团。除了名称中有“北洋”二字外，跟李鸿章的北洋水师无关。它的起源是：1895年，清政府命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归北洋大臣管辖指挥。1901年，袁世凯任北洋大臣，所建军队称为北洋军。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大总统职位后，形成控制中央和地方的军事集团，人们称之为“北洋军阀”。
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在不同帝国主义支持下，形成直、皖、奉三系，直系军阀头子先后为冯国璋、曹琨、吴佩孚，皖系军阀头子为段祺瑞，奉系军阀头子为张作霖。各系的相同点：一是都由袁世凯的北洋军分出来的；二是都投靠帝国主义，其中直系投靠英美帝国主义，皖、奉两系均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三是它们之间既有矛盾，但在镇压人民革命时又互相勾结起来。直到1928年6月奉系北洋军阀垮台，历时17年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才告结束，北洋军阀也随之覆灭。
教科书上说的军阀混战，指的是清末民初时期到抗战之间的中国境内军阀割据混战的事件。近代中国，清政府的腐败落后，使得帝国主义在中国长驱直入，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产生了一种特殊势力——军阀统治，民国时期的军阀统治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袁世凯死后在北京政府掌权的是国务院总理段祺瑞。1917年，段祺瑞以“讨逆军”成功镇压张勋的复辟闹剧，他提出“再造共和”，却又拒绝恢复国会，并欲废止《临时约法》。段祺瑞的行径招来了南方五省的反对，护法运动由此展开，中国陷入南北分裂。自此时起，至1929年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分裂与争战的状态竟在中国持续了十余年。
军阀混战是民国时期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也可以说是民国时期的主要特征。民国军阀派系众多，每个军阀都控制着一片固定的区域。军阀混战发生的社会原因:从主观上说，军阀想要获得更多的地盘和权力，所以开始发起争夺战争；从客观上说，中央政府缺乏威信，无法管制军阀，军队缺乏法纪，人民生活贫苦，国库财政空虚，列强对不同军阀的扶持，加剧了军阀之间的利益冲突。
北洋军阀统治的前几年，战争的规模已经不小。国民党上台后，军阀混战的规模更大了。军阀混战造成政局的动荡，军阀的割据、纷争乃至混战，却也促成了中国早期的空军成型。
中国人真正的空战思想，其实在清末时已经明朗化了。早在1905年，张之洞就曾引入热气球，并在1908年成立了中国第一支气球队。
1913年，北洋政府购买了法国飞机12架，成立了南苑航空学校，正式组建空军，此后各地军阀纷纷组建空军。张勋复辟时，段祺瑞曾经派飞机轰炸过故宫。此后空军在内战中，如直奉战争中频频显露身手。
1919年初，世界各国突起航空热潮，由于第一次欧战末期，空军已成为一重要兵种。
在1920年，法国空军“丝代诺”航空教官团，日本敦被聘为东北军航空教育训练，随而设立东北航校，编组航空军。
当时的法国人“鲍克书”家族常往中国，在土耳其经营军火，其父原为北洋政府顾问，与张作霖交谊深厚，而鲍克书本人又同张学良建立友谊，颇具政治长才，对张学良、冯庸、张廷枢等介绍西方军事常识，透过冯武越(广东人原在法习航空)介绍航空学术思想，并推介各国际航空顾问及飞行教官等，如法国“布赖”少校、“马斯”上尉、英人“马耕野”等，尚有意大利及德籍飞行员等，均应聘于东北航空任职。
1919年初，帝俄远东军谢“米诺夫”将军为“白俄军总司令”残军，为东北军解除武装后，所遗下之航空队飞行员，如顾德连、雷克，机务古拉木森等均颇优秀，其中多数为受过英、法飞行教育者，投效东北军，经过收容选用。
1920年3月奉军入关进入北京时，获得南苑航空队飞机(英国“爱吾娄”机十五架，“大维梅”机三架，“小维梅”机二架，德国高“德际隆”C-3教练机多架，及航空器材)，与购置各国飞机，及各国表演后留下之各式机，可是当时并无航空组织及名义，所有航空人员均在“镇威军”公署任职，张作霖自任镇威军总司令。外籍者称顾问，华籍称差遣。当时的赵延绪、章斌、川德鸿等均为南苑航校毕业。
为了提高奉军立体作战的能力，张作霖把目光指向了空军。张作霖深知，在现代战争中，陆军没有空军的支持，是很难取胜的。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空军在战斗中低空对地扫射和投弹轰炸，所起到的歼灭敌人和扰乱军心的巨大作用，给张作霖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一次直奉战争，由于直军有几架飞机压迫西线张景惠部，低飞抛弹，狂轰滥炸，使奉军西线顷刻土崩瓦解。这给奉军造成了极大的心理伤害。这个惨痛教训，使张作霖下定决心，要建立一支独立的空军和海军。
张作霖为扩建航空，在国内最早兴办了东北大学航空系，并创办东三省航空学校等。
1920年奉军入关参加“直皖战役”，部分飞行人员和南苑航校三期毕业者，转而投效东北航空，当时尚有大批帝俄投效之飞行员，由顾德连负责，经选后录用二十人，且多受过军事养成教育，又曾途入英、法飞校复训，对处理空、地勤务均能胜任，而且多数参与作战者，对东北建立空军观念，不无影响。
不久，奉军在东北购买了一批法国飞机，到了1921年，东北飞行人员及航空器材具备，冯庸自购飞机，并创办了”冯庸大学”，学校旁建有机场。
当时飞机在北岸空场起落，对大型飞机降落困难，经顾问“马耕野”建议，将北边毗连之桑园扩建机场，同时向法国所订各批飞机均已开始运到，并与建两大厂棚及正式办公地点。东北航空人事、器材、空、地勤条件均已具备，且经常收容投效人员。
1923年3月成立“东三省航空处”，处长为乔赓云，赵延绪为飞行主任。9月，张作霖任命张学良为“东三省航空处”总办，以加快东北航空军的建设步伐。
值得一提的是，张学良在同年间学习了航空驾驶，很快就掌握了这个技术。他很喜爱飞行，航空员都很钦佩他。航空处成立后，乔赓云为文人委派担任斯职，只略通英文，而实际乃张学良负责，冯庸副之。对于地勤等技术部门，则分别由英、法、俄等顾问负责。在张学良主持后，依教育计划逐期练习飞行课目，按部就班。那时的张学良已正式成为少帅了，负责当时的军事航空。
1924年，奉、直二次战役中，东北空军活耀于战场上空者，均为华籍飞行人员。俄、英等外籍顾问虽素质优良，作战经验丰富，并一再请缨，参予我国内战，却为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予以拒绝。
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筹划下，中国的东北已成为中国空军最早也是最有体系的发祥地。据估计，在东北空军全盛时期，飞机累计约有“250架至300架”。这在当时的中国是首屈一指的。由于部队作战需要，渐次扩充，通信队及空中照相队相继成立。此外尚设有一油料班。
民国十七年六月，张作霖为日本关东军阴谋炸于皇姑屯，旋即去世。张作霖曾决心完成自己的飞天大志，事实上，他为中国空军的创建也确实出了大力，并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基础。
民国九年(1920年)9月，吴佩孚升任鲁豫巡阅副使后便率领他的第三师开进军事重镇洛阳，招贤纳士、筹饷练兵，扩充实力。他把军事指挥机构中心设在原袁世凯的离宫，在其东西两侧新建50多间房屋作为参谋本部给他的幕僚策士居住，在其南修建“继光楼”专门接待中外重要访客。除此之外，吴佩孚还为学生兵修建了1千多孔窑洞作为宿舍。吴佩孚同时设立无线电台，修建飞机场，购买飞机，开洛阳航空先河。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曹锟授予吴佩孚军事指挥全权，代表直系以洛阳之师为主力迎战张作霖，第一次直奉战争使吴佩孚达到了其军事生涯中的顶峰。
四 一个与航空有关的传奇女子施剑翘
在这一段涉及中国近代航空的历史中，除了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有不少故事外，还有一个与航空有关的传奇女子，那就是刺杀直系军阀孙传芳的施剑翘。
当1928年张作霖于沈阳皇姑屯被炸死以后，张学良执掌东北大权，再也没了孙传芳的容身之地。他只好到天津当起了寓公。孙传芳历经大起大落，到天津做起寓公以后，遂看破红尘皈依佛门，做起了居士。孙传芳做起居士的消息引起了一个弱女子的注意，她就是与孙传芳有杀父之仇的施剑翘。
施剑翘原名施谷兰，本是“辛亥革命滦州起义”首领施从云之女，施从云在滦州起义失败后被杀，施剑翘便被叔父施从滨收养。在孙传芳任“五省联帅”的1925年，在争夺安徽的一战中俘获了施从滨，在待若上宾时却被孙传芳暗中杀害了，并把施从滨的首级悬挂在蚌埠车站，暴尸三日，这奇耻大辱深深地印在施剑翘的脑海中，并从此走上了复仇之路。
施剑翘鬼使神差似的来到了天津，为了接近孙传芳，施剑翘也居然做起了居士，逢周三、周六必到居士林礼佛，经过两个月的细心观察，弄清了孙传芳来往的路线后，终于在1935年11月13日下午3点半 ，缓步走到孙传芳身后，拔出手枪对准孙传芳的耳后扣动了扳机，连开三枪，使孙传芳立刻倒在了一片血泊之中。
施剑翘因刺杀直系军阀孙传芳，被捕入狱。时任中华民国政府主席林森向全国发表公告，决定赦免施剑翘。此后，由中华民国最高法院下达特赦令，将施剑翘特赦释放。
1936年她特赦出狱后，与母亲董氏、弟弟施则凡去南京生活，在南京拜谢了冯玉祥将军对她的营救，接受冯玉祥将军的教导，积极投身抗战。
施剑翘随母亲和兄弟定居南京时，还不止一次去梅园拜访周恩来和邓颖超。她坚信中国的未来属于共产党，劝说担任国民党74军中将军长兼南京警备司令的嫡堂兄施中诚，迫使其兄答应辞去军长职务，不直接与解放军作战。她还说服两个国民党少将军衔的胞弟施则凡、嫡堂弟施仲达留在大陆为新中国效劳。后施则凡任南京解放军高级步兵学校教员，施仲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她又动员在美国攻读医学博士的胞妹施纫兰回新中国服务，施纫兰后在北京医院任妇产科主任医师。她还劝说当时在阎锡山部任中将参谋长的郭宗汾起义投向共产党，后来郭宗汾果然随傅作义将军起义。
施剑翘后来又随施则凡前去湖南长沙。1937年，担任湖南抗敌后援总会慰劳组主任。在慰劳平行关大捷的八路军将士时，认识了中共干部徐特立同志。
1938年前去武汉慰劳空军飞行员时，列席“战灾儿童义养会”又见到了史良和邓颖超同志，并化名与邓建立了通信联系。其后又通过陶行知先生，多次到重庆拜访周恩来和董必武同志。
1941年7月下旬，施剑翘全家从湖南长沙迁往四川省合川县。目睹日本飞机肆意轰炸、百姓蒙受灾难的悲惨情景，她主动面见县长，请缨开展救灾工作。
当时徐悲鸿也住在此地，两家又是近邻，徐悲鸿仰慕施剑翘刺杀孙传芳的义举，施剑翘则久闻徐悲鸿画艺出众，两人相见恨晚，关系甚密。后来，公推施剑翘为合川县献机委员会指导长，徐悲鸿积极支持，赠给她不少书画。此后，施剑翘就在合川发动群众，夜以继日地组织募捐。她不仅自己带头把珍藏多年的金银首饰以及徐悲鸿赠给她的几幅书画全部捐献，而且还亲自上街讲演、宣传，上门到户说服动员。仅半年时间，她募捐的金额就买了三架战斗机献给抗日空军。徐悲鸿对施剑翘也更加敬仰，夸她不愧是女中豪杰，爱国情怀令人感佩。
1942年，施剑翘发起捐献飞机的倡议，得到各界的响应，被选为献机委员会指导长，最终募得3架飞机的资金。为此宋美龄特地通过冯玉祥在重庆约见施剑翘，并邀她到全国妇女慰劳总会工作，被施剑翘婉言谢绝。
1946年初，施剑翘在苏州的安徽同乡会馆创办私立从云小学，自任校长。从云小学招收的绝大多数是工人城市贫民子弟，也有部分孤儿和流浪小孩。1946年6月至1947年3月间，周恩来、邓颖超撤离南京到达上海。施剑翘为解决办学经费到沪上募捐，曾造访周恩来、邓颖超的居住地。在此期间，她和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有过多次接触并逐渐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深厚感情。
1946年原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刘善本，驾驶B-24型轰炸机(当时国民党中最大、最先进的飞机之一)飞往延安，成为国民党军中第一个驾机起义的人。他的家属住在上海，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生活困难，周恩来两次托人送钱给他家属都未成功。后来他把这个任务托付施剑翘，施剑翘勇敢地接受下来，利用她过去武汉劳军时认识的一些空军上层人士，乘坐空军司令部的军用吉普车直驶刘善本家，大声训斥监视的特务，又赏钱给他们买汽水喝。乘他们离开的间隙将钱交给刘善本的爱人周叔璜，并转达周恩来同志的慰问。
解放初期，施剑翘到处募捐，维持从云小学，培养了大批人才。施剑翘带领全校师生踊跃捐款捐物救济灾民，购买折实公债支援国家建设，捐献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去苏州康复医院慰问志愿军伤病员。
1979年施剑翘被确诊为晚期直肠癌，于当年的8月27日 猝然去世，终年74岁。
施剑翘刺杀孙传芳后，举国上下对其褒贬不一。由于媒体对施剑翘在法庭中感情的宣传，以及孙传芳的军阀身份，施剑翘博得了多数人的同情。在这一情感因素的推动下，施剑翘基于孝道的复仇，被当时的媒体描述为“现代侠女”，时议也倾向于她。全国妇女界，多以施剑翘为妇女界之光荣。在许多请愿团体的电报中，施剑翘的复仇行为被称为“为国锄奸”“为民除害”，非但无罪，反为挽救世风的道德典范。与此同时，部分知识精英和左翼评论者指出，施剑翘的作为属于愚孝，是封建信仰的余毒，后者以这种儒家孝道与马克思主义的强国观相抵触。如《国闻周报》上的一篇文章指出，若以孝为基础的私人复仇被提倡，将引发暗杀之风，导致社会秩序崩溃。这种观点，多置社会的概念于家庭伦理之上。还有一种声音，乃是要求司法独立，坚持法外无情。如《法律评论》《独立评论》中的若干文章，都力图申说“人情是一事，法律又是一事”。此种主张强调法律威严，反对“为孝屈法”，却因当时复仇正当性与弱者反抗强权正当性下的大众同情，而被舆论边缘化。
无论对施剑翘的评价有多少不同的声音，但施剑翘在复仇案中建立起来的声誉一直延续。自抗日战争起，施剑翘组织募捐活动，积极办学，协助开展革命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建设做出了贡献，成为爱国主义的代表。在研究中国空军史时，应该增加新的关注，施剑翘对推进和发展中国的航空事业，同样功不可没。
五 从“列宁”号到“820”的人民空军起航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虽然共产党就已着手培养自己的航空人才，但由于客观原因，却一直没有自己的飞机。在那个难苦的年月里，红色政权不可能也没有这个能力自己制造飞机，可是就像《游击队员之歌》里唱得那样，“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飞机也可以从敌人手里夺得，并且将敌人培养的飞行员，教育成为英雄的红军战士。这就是中国工农红军所创造出的奇迹。
鄂豫皖苏维埃政府接到陈家河赤卫队缴获“空中怪物”的报告后，立即命令驻扎在陈家河附近的红军部队和陈家河苏维埃乡政府：要保护好“空中怪物”和飞行员。命令下达后，可忙坏了赤卫队员和红军战士们。他们从红军中找到了两位在国民党旧军队中当过炮兵、后来被红军俘虏的战士，让他们当“专家”，然后一起商量如何把这个大家伙运走。这两位“专家”不负众望，把飞机的每个部分标上数码，画成草图，又指挥大家把这“空中怪物”大卸八块。然后用马车装、用人抬，翻山越岭、披星戴月，4000多人忙碌了半个月，终于把怪物运送到了新集。
被俘的飞行员便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龙文光，当时他是国民党军政部航空处第４队飞行员。他从汉口到开封执行通信联络任务，返航时因遇大雾迷失方向，油料耗尽了只能迫降在这陈家河附近。
在鄂豫皖军委负责人徐向前的教育说服下，龙文光决定起暗投明，参加了红军。龙文光找来了帮手，把拆散的飞机重新组装起来，并在机身上涂上一层灰色的油漆。飞机尾巴上的那枚国民党的徽章不见了，他还在机翼下用红色油漆精心描绘上两颗鲜红的五角星。这架飞机命名为“列宁”号，是红军的第一架飞机。
3天后，徐向前代表苏维埃政府宣布：任命龙文光为鄂豫皖苏维埃政府航空局局长。
1930年10月，红军发动了黄安战役。黄安城内，驻守着敌69师的1万多军队。黄安城下，红军指战员围攻黄安已有一个多月了。
徐向前想到既然“列宁”号可以用来侦察撒传单，为什么不能利用来轰炸敌人呢？
龙文光告诉徐向前：“可以，这是美国人设计的一种水上侦察机，后来改为陆机型提供给美国海军陆战队使用，它既是侦察机，也可以携带小型炸弹作为轰炸机使用。咱们的‘列宁号’可以携带100公斤 炸弹呢！”龙文光详细地介绍“列宁”号的特性。
第二天，在兵工厂里，龙文光指导着工人们，在天黑前，制造出了两个挂弹架。很快将两个挂弹架安装在“列宁”号的机翼下，每个挂弹架上都挂上了一枚重磅炸弹。
黄安县已被红军围困月余，守城的国民党军队看见龙文光驾驶的“列宁”号，误认为是武汉方面派飞机来给他们空投粮食呢。
龙文光驾机在天上盘旋。突然，他发现了一所院子的房脊上有几根天线，他断定，这是敌人的指挥所。又看到从屋里跑出了好多穿黄呢军服的人，那一定是敌人的指挥官了。“列宁”号在空中漂亮地划出一个大弧线，对着有天线的院子俯冲下去……龙文光乘势对准敌指挥部，连续扔下两枚炸弹……机身微微颤抖了一下，两枚炸弹飘然而坠。龙文光透过座舱玻璃向机翼下面的弹着点迅速瞧了一眼，只见两个桔黄色的亮点闪了一下，两股浓烟腾空而起……
架有天线的房子坍塌了，在雪地上期盼着空投粮食的士兵们被眼前慑人魂魄的猛烈爆炸声吓晕了。当他们弄清楚眼前所发生的真相后，纷纷扔掉手中的武器，抱头喊着，跑着，溃不成军：“是共军的飞机，它把咱们的指挥部给炸飞了……”守城的敌军打开城门，向着南面拼命地逃命。城外我红军将士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歼灭了敌人。
两个月之后，蒋介石收到了陈诚的报告，共军的航空局局长龙文光在武汉被抓住了。龙文光在武汉被敌人杀害了，但是他在人民革命史上，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历史上，却英名永存。
1932年，蒋介石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
红军打下漳州后，听当地老百姓说，有一架国民党的飞机被红军击伤，飞行员由于失血过多死了，飞机停在机场上。
这时，红一军团正准备在漳州参加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群众大会，军团长林彪、军团政委聂荣臻到机场察看了飞机，并在飞机前照了相，同时指示供给部迅速把飞机修好。“五一”召开庆祝大会时，由一名学过飞行的红军干部驾驶这架飞机，在漳州上空散发了庆祝传单，扩大了红军的影响。
中共苏区得知红一军团在漳州缴获飞机的消息后，特意在瑞金叶坪赶修了机场，并将缴获的飞机由漳州转移到了瑞金。后因战争紧张，油料、器材供应不上，缺少备件，这架“马克思号”飞机在执行了一段时间的任务后终于寿终正寝，为了避免它落入国民党军手中，红军不得不将其销毁。
从“列宁号”到“马克思号”，虽然时间短暂，红军仅有的两架飞机没能保存下来，但它反映了我党我军对建立人民空军的向往和热望，也改写了人民军队的历史。从那一刻起，中国红军有了自己的飞天梦。中国真正的人民空军，也从那时起成为一种向往。
中华苏维埃民主共和国从创建到终结，时间不长，但在创建人民军队时，共产党始终在探索创建自己的红色空军，不少共产党人被派往苏联学习航空，或在国民党的航空学校学习航空知识。中共地下党还积极策反国民政府的航空人员，为筹建人民空军储备人才。1945年8月20日 ，汪伪空军起义人员成功驾机飞抵延安，不仅让八路军有了第一架飞机，而且带来了一个完整的航空临时机组团队。延安成立的军委航空小组则为红色空军的起飞奠定了基础。
从红军有了第一架飞机“列宁号”、第二架飞机“马克思”号，到八路军有
了第一架飞机“820”,越来越多的航空起义人员汇聚到人民航空事业。东北老航校成了人民空军的红色摇篮。
从人民空军的创立到今日之中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发展，中国人的飞天梦正在改写世界航空史。
感谢我的姨夫张华，让我从空军前辈那里了解和学习到很多航空历史；感谢东北老航校研究会的空二代、空三代们让我收获到更多的信息和知识。同时也感谢扬州党史办、通化党史办、牡丹江党史办的有关朋友，对我研究中国空军史的支持和帮助。
是为序。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