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第五节 1921，孙中山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

沈阳先生　撰稿

孙中山在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原先一直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榜样，并极力争取这些国家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但是这些国家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却使孙中山越来越失望，特别是1922年6月，陈炯明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支持下发动武装叛变，囚禁廖仲恺，炮轰总统府，迫使孙中山离开广东到上海。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口对德宣战，攻占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控制了山东省，夺取德国在山东强占的各种权益。1918年大战结束，德国战败。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之一，参加了会议。

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身份参加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等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

但巴黎和会不顾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中国的要求，而且在对德合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

此消息传到中国后，北京学生群情激愤，学生、工商业者、教育界和许多爱国团体纷纷通电，斥责日本的无礼行径，并且要求中国政府坚持国家主权。

这种情况下，和会代表提交了关于山东问题的说帖，要求归还中国在山东的德租界和胶济铁路主权，以及要求废除《二十一条》等不合法条件。但结果，北洋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居然准备在《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上签字。最终，英、美、法、日、意等国不顾中国民众呼声，在4月30日还是签订了《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仍然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送日本。在巴黎和会中，中国政府的外交失败，直接引发了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从而引发了五四运动。

1919年5月1日，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获悉和会拒绝中国要求的消息。当天，学生代表就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1919年5月3日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临时大会。

5月3日晚，北京大学学生举行大会，高师、法政专门、高等工业等学校也有代表参加。学生代表发言，情绪激昂，号召大家奋起救国。最后定出四条办法，其中就有第二日齐集天安门示威的计划。这四条办法是：（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三）通电各省于1919年5月7日国耻纪念举行游行示威运动；（四）定于1919年5月4日（星期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之大示威。

1919年5月4日，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他们打出“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并且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学生游行队伍移至曹宅，痛打了章宗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数理部的匡互生第一个冲进曹宅，并带头火烧曹宅，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随后，军警给予镇压，并逮捕了学生代表32人。

烧掉赵家楼的学生游行活动受到广泛关注，各界人士给予关注和支持，抗议逮捕学生，北京军阀政府颁布严禁抗议公告，大总统徐世昌下令镇压。但是，学生团体和社会团体纷纷支持。

1919年5月11日，上海成立学生联合会。1919年5月14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和工人也给予支持。

1919年5月19日，北京各校学生同时宣告罢课，并向各省的省议会、教育会、工会、商会、农会、学校、报馆发出罢课宣言。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学生，在北京各校学生罢课以后，先后宣告罢课，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　

1919年6月，由于学生影响不断扩大，《五七日刊》和学生组织宣传，学生抗议不断遭到镇压。

1919年6月3日，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被军警逮捕170多人。学校附近驻扎著大批军警，戒备森严。1919年6月4日，逮捕学生800余人，此间引发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1919年6月5日，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以响应学生。上海日商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和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全体罢工，参加罢工的有两万人以上。1919年6月6日、7日、9日，上海的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也相继罢工，总数前后约有六、七万人。上海工人罢工波及各地，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自此起，运动的主力也由北京转向了上海。

1919年6月6日，上海各界联合会成立，反对开课、开市，并且联合其他地区，告知上海罢工主张。通过上海的三罢运动，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等人到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声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因此被捕。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通电，抗议政府的这一暴行。面对强大社会舆论压力，曹、陆、章相继被免职，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1919年6月12日以后，工人相继复工，学生停止罢课。

1919年6月28日，在这样强大的压力下，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

孙中山感受到了五四运动的力量，他也从自己处于的困境中，沉痛地感觉到过去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和企图依靠军阀势力是靠不住的。与帝国主义的态度相反，苏联政府并不因为孙中山遭到失败而改变对他的支持。

在陈炯明叛变时，苏俄政府的全权代表达林正在广州，同孙中山商谈国共合作问题。孙中山下决心采取联俄政策。

在达林离开中国时，孙中山让陈友仁向达林转告他的话： “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惟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联。”

1921年年底，广西桂林大本营中的大元帅孙中山正在与幕僚们商议北伐的事，传令兵忽报有苏俄使者来访，孙中山连忙降阶相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

这时的苏俄恰恰也刚刚进兵远东，驱逐了日本支持的白俄武装。当时共产国际帮助中国先进分子建立了共产党，然而中共党员只有53个，且手无寸铁。苏俄想在中国找一个有实力的派别结盟，就看中了孙中山。

共同的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使双方走到了一起。

到桂林大本营的来者西服革履，金发碧眼，这正是前来指导中国建立共产党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身旁站着一位文质彬彬的20岁左右的中国青年，此人名叫张泰来，又名张太雷，秘密身份乃是中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此时以翻译身份陪同马林前来。

马林微笑着伸出两根手指，对孙中山道：

“我这次实为贵国革命而来。贵国如欲革命成功，我有两条意见奉送：第一必先改组国民党，俾使成为能联合各阶层尤其是农工民众的政党；第二还必须建立一支革命军队和一个培养军事干部的学校。如蒙采纳，俄方愿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孙中山也正在为军力不足发愁。欲挽救革命危亡，必先有革命军队；欲有革命军队，必先有革命军校。人云治军必先治校，孙中山哪有不知此理——在此之前已命程潜在广州筹建“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并已秘密派人至两湖等地招生。现在苏联答应帮助建立军校，可说是解了孙中山的燃眉之急。

双方商定，不久将另派信使越飞，在上海与大元帅具体商谈合作及创办军校事宜。

陈炯明公开叛变前夕，廖仲恺被囚禁于广州郊区石井兵工厂，经何香凝等营救脱险，当即乘船赴港转沪，与孙中山重新会合。廖仲恺由此开始协助孙中山先生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孙中山不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和参与者，但在五四运动前后，孙中山已经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孙中山会见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由此改变了他的救国治国理念和内外政策。

1919年和1920年廖仲恺多次奉孙命赴福建漳州，帮助援闽粤军的建设和解决财政困难，推动粤军回师广东，驱赶桂系军阀。

1921年4月，驱逐桂系军阀的战争结束后，孙中山组建广东革命政府，廖仲恺被任命为财政部次长，随后，又兼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他努力协助孙中山，力图在广东开创一个新的革命局面。陈炯明也被任命为广东革命政府陆军总长、粤军总司令和广东省省长等要职，掌握了广东军政大权。

1921年5月廖仲恺任中华民国政府财政部代理总长后，支持孙中山出兵讨桂和北伐。孙中山此时还对民国政府未来的国防建设有着自己的盘算和计划。

1921年7月8日，孙中山在广东给廖仲恺的一封长信中，告诉他自己已拟定了《十年国防计划》这部书稿的目录，以便广泛征求意见。这也是孙中山先生“航空救国”思想的重要表述。

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的高潮时期，正值飞机问世不久，处于迅速发展和开始用于军事目的年代。他以敏锐的眼光和科学预见，多次指出飞机在未来国防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并亲自实践。在他的领导下，我国有了最初的航空部队，创办了多处航空学校，培养了大批航空人才，在北伐战争和后来的扫荡军阀的革命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外，在开创中国航空工业方面，孙中山先生也有独特的建树。

孙中山先生对建设航空事业的期望集中反映在他草拟的《十年国防计划》书稿目录中，其中列出63个要点，涉及军民用航空、飞机制造、航空人才培养等共9条，包括：建设新的航空港；制定航空建设计划；举行全国空军攻防战术演习；向列强定制飞机，以便进行仿制；聘请外国航空教练来华，训练空军；使空军建制标准化；发展航空制造工业；训练一支立于不败之地的空军；研究列强在远东地区空军力量与中国防空的关系。

但此时的孙中山正忙于向北进攻，力图攻占湖南，再实现统一中国的大业。然而他手下只有几万杂七杂八凑起来的部队，前面有北洋军阀部队拦阻，背后的粤系军阀也不稳定，使他内外交困。孙中山的航空救国思想也只能是个未来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