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第五节 孙中山的航空救国梦为何受到了撕裂

沈阳先生

1912年8月25日，为宣传孙中山先生“航空救国”的口号，在孙中山盛情邀请下，冯如毅然回国投奔革命，积极组建革命军飞行队。但冯如的意外去世，使广东革命军政府飞机队失去了主力，他人无法主持，便自行解散。广东革命军政府飞机队只存在了10个月的时间。孙中山的“航空救国”梦也由此受到了撕裂。“二次革命”的失败，更让孙中山的理想受到了重创。

孙中山为何屡屡失败？究其原因，还得放到当时的大背景下作思考。

　　“二次革命”前，北洋军阀、立宪派和革命派三种政治势力的并存和争斗，实际上是两大营垒，即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反革命营垒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营垒的对峙，前者不断的试图通过宪政的漏洞获取权力，后者则希望建立真正的共和体制。

袁世凯为了麻痹同盟会，对同盟会实施大力安抚举措。任命的第一任内阁中的总理唐绍仪加入了同盟会，内阁部长半数是同盟会会员(包括农林、工商、司法、教育部长)，故有人称之为“同盟会中心内阁”。

1912年8至9月间，袁世凯邀请孙中山、黄兴赴京，共商国计，8月24日孙中山到达北京时，袁世凯有意以相似于国家元首的规格隆重接待。在28日，为欢迎孙中山举行的盛大宴会上，袁世凯致欢迎词说：“孙中山游历海外念余年，此次来与我所商者，大有造于民国前途。”“今见孙先生来京，与我谈者极其诚恳，可见前此谣传尽属误会，民国由此益加巩固，此最可欢迎之事。”(《民立报》1912年8月30日。)

袁世凯还应允孙中山提出的修建20万里铁路的计划，又委以全国铁路督办之衔。

袁世凯在黄兴北上的途中，就颁令授予黄兴陆军上将的军衔。黄抵京后上书辞谢。袁又批复说：“该前留守奔走国是二十年，提倡共和，改革政体，热心毅力，百折不回，出死人生，坚苦卓绝，凡我经历，中外咸知。”(《黄克强先生年谱》第302页。)

从1912年底到1913年初。袁世凯根据《临时约法》，在全国进行了国会(参议院、众议院)的议员选举。选举结果，国民党在两院870个席位中，占有392席。共和党175席。统一党、民主党各24席，其他席位为跨党者和无所属者。

1913年3月18日，袁世凯发布召开国会的命令。距“宋案”发生之后不久，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108门礼炮声中正式召开。

再次，民国初期民主潮流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实际存在的两个营垒的对峙。

武昌起义后至二次革命前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特殊时期。这期间，资产阶级革命派拥有相当的军政实力和革命声势，他们努力追求“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等目标，使中国朝着实现共和的道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结果呢？

1913年10月6日，国会选出袁世凯为第一任正式大总统。

11月4日，袁世凯以“叛乱”罪名下令解散国民党，并驱逐国会内国民党籍议员。国会由于人数不足而无法运作，不久即被解散。袁世凯从此成为寡头总统，并于数年后称帝。

　　二次革命的失败是民国史上一个不幸的开端。袁世凯称帝失败之后，不少建立民主国家必须的举措，如将军队国家化、民选议会、以法治国等等，于事后都失去了健康发展的契机。代之而起的是明目张胆的军队干政、起迭不断的革命与反革命，引致兵祸连连。

　　国民党联合资产阶级，并且没有兵权。政治基础不牢，武装力量薄弱，亦二次革命失败原因之一。“二次革命”的领导者没有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参加。仓促上阵的讨袁军，缺乏战略计划和统一指挥，缺乏战略协同，他们冷冷清清，孤军奋战，甚至连多数国民党议员都还在北京留恋议席。

　　此外，辛亥革命后全国民主气氛浓厚，宋教仁案仍有通过法律渠道解决的可能，国民党急于讨回公道而诉诸武力，摧毁了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代议制政体，成为民国时期军阀混战的开端。

　　可以说，孙中山没有能力和实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当时三种相互抗衡的势力构成的两个阵线和不甚分明的营垒，在这种政治局势下，给“二次革命”带来的影响是双重性的。一方面，三种相互抗衡的政治势力实际构成了两个对立的营垒：袁派和拥袁派为一方，反袁派为另一方，斗争的焦点是反袁派企图夺取政权。反袁势力没有任何社会基础，只能靠制造谣言攻击袁世凯，“宋案”和大借款成了国民党的借口。

　　宋案当时依靠法律无法解决，加上袁世凯步步进逼，国民党声称袁世凯不顾普遍的民意和国会反对，与五国银行团签订丧权辱国的善后大借款，扩充军备为自己消灭南方同盟会力量做准备，是严重的违宪行为。

　　孙中山领导了“二次革命”，却又左右不了“二次革命”。

　　在江西和南京的战事结束后，“二次革命”也就基本差不多了。在上海，尽管陈其美已经宣布独立，并屡次进攻制造局，但终究因为不是正规军而一再遭到失败。等到袁世凯用军舰将大批的北洋军赶来后，上海的讨袁军也就风吹云散，完全瓦解。

　　安徽的独立，从一开始就是“假独立”。柏文蔚虽然是名义上的安徽讨袁军总司令，但军队实际上被师长胡万泰和民政长孙多森所控制。等到北洋军的倪嗣冲部及张镇芳部大兵压境，安徽那些搞假独立的人也就立刻撕下面纱，宣布拥袁，这就是柏文蔚率卫队等前往南京的原因了。

　　至于福建，都督孙道仁本就是在师长许崇智等人的胁迫下宣布独立的，当许崇智提议出兵援赣及北伐时，孙道仁总以饷械缺乏为由，加以拒绝。等到大局明朗，孙道仁自然发出通电，向袁世凯陈述“冤情”，宣布取消独立。

　　在广东，袁世凯的手法也非常成功，他不仅安排了龙济光和陆荣廷两个楔子迫使广东讨袁力量无可动弹，还用金钱收买了广东的将领，使得胡汉民和陈炯明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无奈之下，陈炯明特意派人去上海请了专门与袁世凯作对的前清官僚岑春煊来广东，试图利用他之前与龙济光、陆荣廷的部属关系缓和局势，但岑春煊这个老领导在龙、陆面前已经过气，这两人非但不听岑春煊的劝告，反进兵广东，最后将陈炯明逼走。

　　湖南的情况和福建差不多，也都是阳奉阴违、见风使舵。在江西和南京的讨袁军失败后，湖南都督谭延闿也就宣布取消独立。但是，袁世凯对湖南并不放心，他随后又派出北洋军曹锟等部进入湖南，最后由海军中将汤芗铭接任湖南都督。

　　至于四川方面，熊克武在8月9日宣告独立，一个月后便自己宣布解职下野了。

　　在各地的讨袁军相继失败后，袁世凯指“黄兴、陈其美、钮永建、何海鸣、岑春煊”五人为这次战乱的一等犯，黄兴和陈其美还被悬赏10万和5万元加以捉拿。在此之前，黄兴的陆军上将衔也被剥夺。

其余如“孙中山、张继、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陈炯明”等人也都在通缉之列。7月23日，袁世凯已下令撤销孙中山筹办全国铁路的全权。

事实上，在此之前或之后，孙中山、黄兴、李烈钧、柏文蔚、陈其美、居正等人已都先后亡命日本，重新开始了他们的流亡生涯。

　　历史证明，辛亥革命与其说是一场暴力革命，倒不如说是一场革命派与保守派的妥协。革命的不彻底性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在革命之后一一暴露出来，所以二次革命的失败也就在情理当中了。

　　但是，我们不可否认：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传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响力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它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为中华民族发展进步探索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