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先生 撰稿
在孙中山初创民国时，当时的胡汉民和许崇智被称为孙中山的左右手。在那个动荡的时候，孙中山依靠军队的时候，要比依靠胡汉民多得多，所以许崇智在当时的地位，更为重要。
许崇智是个不折不扣的军人，没什么政治头脑，但他对孙中山是绝对的崇拜。孙中山对许崇智也很信任、倚重，甚至可以用“宠爱”二字概括。当时在日本，很多人都说他们俩情同父子，因为许崇智比孙科大不了几岁。
许崇智家族是广东的一个望族，据说是伯夷之后。家族格言是：智、仁、勇。到近代，许家更是人才辈出，有鸦片战争时期领导绅民抗英的许祥光；有曾当过浙江巡抚、被老百姓称之为“许青天”的许应鑅；有当过闽浙总督的许应骙；有孙中山重要的军事助手、粤军总司令许崇智；有辛亥革命时期南京临时卫戊司令许崇灏；有鲁迅夫人许广平；有近代著名的教育家许崇清；有领导百色起义、任红七军政委的许卓；有在解放战争的秘密战线为党作出重要贡献的许锡瓒……
许崇智于1887年出生，许多书对他的出生时间有误记。他与蒋介石是同年出生，并大几天，他是九月初十 ，蒋是九月十五。他们结成兄弟时，许崇智是老大，蒋介石是老三。
家族中的许应骙，官至礼部尚书，可以有在紫禁城内骑马的待遇。有一次，许应骙回家祭祖，路上见有人躲在树中，以为遇到了刺客，惊慌之余发觉是一小孩藏在树上，那小孩就是许崇智。当时他六七岁，也不惊慌，说自己是哪一族哪一宅，父亲是谁，对许应骙的问题也对答如流，给许应骙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后来清政府让二品以上官员，保送两名子弟到海外留学，许崇智和他的哥哥许崇义，因此获得许应骙的帮助，到了日本。
许崇智先是到马尾一个船务学堂的陆军科学了一年，第二年到日本，当时他很小，没有枪高。在日本停了一年，又在成城学校陆军科学了一年，才进陆军士官学校，跟李烈钧、蒋方震、蔡锷是一届的。
在日本，许崇智看到了日本的昌盛和清朝的腐败。有一次，在上野车站，他看到日本青年参军和家属欢送，看到“大和魂”的条幅，很有感慨。后来他的文章里有这一段记叙：对中国人来说，最迫切的莫过于要发展中国魂，要激发其自爱心和爱国心，才能造出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中华民族。后来在草原的时候，他是总司令，带的学生队伍，扛一面大旗，旗上书“大和魂歌”。
许应骙保举许崇智时任职闽浙总督，许崇智学成后也回到福建，参与福建新军，任讲武堂帮办、总教习等，给新军和学生讲孙中山和梁启超（在日本时结识）的革命思想，并在自己部下中发展同盟会会员。
辛亥年，福建的新军由福建提督孙道仁掌握，他是深受许应骙赏识的人，据说孙道仁的升迁是缘自许应骙的奏章举荐。孙道仁因这个原因，与许崇智关系也非同一般。
辛亥革命爆发，许崇智利用这层关系活动。但孙道仁久在官场，老奸巨猾，并不是很想参加革命。经过许崇智和许多军官的游说，孙道仁还是有些害怕，一直推诿拖延，于是，许崇智就用威胁的口吻对孙道仁说：“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必须当机立断。如果知难而退，贻误大事，则许某不得不替身而出，越俎代庖。”孙道仁看到这种情势，新军又站在革命党一边，无奈之下，只好答应，当天即加入同盟会。许崇智担任敌前总指挥，新军从这一天起，就变成了革命军。
许崇智在于山作部署，与清军作战。清军招架不住，就竖旗投降，旗上书“将军出走，停战议和”。当革命军去接受投降时，只见清军阵地涌出几百号人，快速向炮兵包围过去，抢大炮；另外一支则从后面包抄过去，形成夹攻之势，革命军的阵地陷入一片混乱。
许崇智临危不惧，下令攻福州将军署，并悬赏奖励最先攻入的人。他自己也身先士卒，亲率总预备队，冲锋在前，将清军精锐切开。当时有民军、社团勇兵、学生军全部加入炮队，协助作战。最后局势稳定。
双方对峙三个小时后，清军请降。许崇智对降军训话，晓之以理，每人发一块钱，让他们回家。为了安抚满人，又成立了旗人生计筹备处。
于山之战，宣告大捷。当时，许崇智才24岁，在这以前很多人都不买他的帐，这以后，大家一致推举他做福建海陆军的总司令。但许崇智自知资历尚浅，情愿退居第一师师长。当时的孙道仁因许崇智胁迫而起义，不是很高兴，又担心许崇智做大，所以许崇智做师长的提议，正中其下怀，立即被应允。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福建的第一师改成全国陆军第十四师，许崇智被任命为十四师师长，并为福建北伐军总司令，讨伐山东清军残余。
袁世凯此人一贯喜欢用各种手段拉拢有权有势的人。他用人有一个特点，特别注重门第。知道许崇智是许应骙的侄孙后，就很感兴趣。1912年11月，袁世凯发电报邀请许崇智进京襄赞商务。
许崇智入京后，袁世凯本人不但亲自来套近乎，还让亲信段祺瑞来拉拢，希望回福建后掌握军队，伺机为袁世凯卖命。
但许崇智尚未离京，便发生了“宋教仁案”。后来，他就没有直接回福建，而是到上海见了孙中山先生。
袁世凯的本来面目越发暴露了，许崇智对他彻底失望，于是铁了心跟随孙先生革命，并认定孙先生是中华民族的良心和中华民族的希望。
1913年9月，革命党人发动了“二次革命”，李烈钧、黄兴、柏文蔚等纷纷响应宣布独立。福建的总督是孙道仁，福建是否能够宣告独立就要看他的态度。孙道仁见革命军和北洋军实力实在太悬殊了，就持观望态度。
此时，袁世凯派密使到福建，要求许崇智举兵拥袁。当时李烈钧和黄兴分别在江西和江苏，袁世凯希望收买许崇智，打李、黄的侧面。同时，袁世凯也笼络广西的陆荣廷等，让他们对付讨袁军。许崇智拒绝了袁世凯金钱利禄的诱惑，再次与黄光弼、刘通一起，胁迫孙道仁反袁。
孙道仁虽然同意，但让许崇智出面，他躲在幕后见风使舵，推许崇智为讨袁总司令。
许崇智亲自起草电文，宣布福州独立，还打电报给段祺瑞，劝其早日悔改，电文中写道“立即辞职，与袁脱离关系”云云。段祺瑞收到电报，非常生气，并将电报原文交给了袁世凯，袁世凯一看也很生气，于是全国通电，革去许崇智的军职，并且全国通缉他。
革命军的力量没办法同北洋军相比，袁世凯进行了血腥镇压。李烈钧和黄兴都陷入困境，看到徐铮不听指挥，黄兴辞职走了。
许崇智的部队也缺乏粮饷，涣散的姿态也出来了，这时孙道仁幸灾乐祸地将袁世凯通缉许崇智的电报给他看。在这种情况下，许崇智就乘船去了广东，想请陈炯明出兵，但是徒劳而返。再回到福建时，他的处境已非常危险，后来不得不从马尾出走日本。
当时遭到通缉的还有黄兴、陈其美、李烈钧、陈炯明等，“二次革命”就这样失败了。
“二次革命”失败后，日本就成了这些亡命之客的集中地。当时，大部分人都很沮丧、消极。为此，黄兴还曾说，十年不言革命。
1913年9月，孙中山先生又发起成立中华革命党。为了使革命进行地更为纯粹，孙先生定下了凡是要参加中华革命党的人必须宣誓向他效忠，而且还要在他本人写的宣誓书上盖手印。而黄兴和其他追随者李烈钧、柏文蔚、陈炯明、熊克武等激烈地反对，从此就发生分歧。
黄兴、李烈钧等几十个人就离开孙中山去了欧洲、南洋。
但中华革命党还是在1914年成立了，总理是孙中山，总务部长是陈其美，副部长是谢持，党务部长是居正，副部长是田桐，财政部长是张人杰，副部长是廖仲恺，军事部长是许崇智，副部长是周应时。这时，孙中山对许崇智是很信任的，未决之事他总是指定许崇智为调查委员。
中华革命党成立以后，军费非常紧缺张。当时在南洋的陈炯明、柏文蔚、李烈钧、熊克武，以国民党的名义另建了中华水利促进社，跟孙中山先生对着干，这样一来，革命党的经费更加筹集不到。而且，他们还说了一些对革命党不利的话，大大阻碍了革命党的军费筹集工作。
那时，罗翼群、邓铿访问南洋，有一个华侨叫邓泽如，也是同盟会的元老，就向他们反映了黄兴等人的情况。他们商量后，发电报到日本给孙中山先生，请其速派人到南洋，还特别提到派许崇智或陈其美来联络各部的同志，方能有济，因为南洋兄弟素来仰慕许崇智和陈其美。
许崇智为此三下南洋，到各地宣传，发行债券筹款，历经艰辛。
许崇智去南洋时，孙中山亲自写信给邓泽如：“许等若有所需，望兄设法钱款，作公款开支”。从这里可以看出，许崇智对孙中山先生忠心耿耿。
孙中山曾两次炮击莫荣新，一次在援闽粤军未成立之前（约在1917年11月中旬），一次在援闽粤军已成立之后（1918年1月3日 ）。但前一次因炮未响而作罢，且事关秘密，故鲜人知者。
那么，孙中山为何要两次炮击莫荣新？
孙中山南下护法三月，外而西南群帅意见不一（兼有政学系岑春煊、李根源及其他官僚政客在背后作祟），内而广东军政当局不听号令，形同割据，飞扬跋扈无异于北方军阀，徒建大元帅空名于上，而护法运动迄无进展。孙中山对当时局面极表不满。
广东督军莫荣新为桂系头子陆荣廷之爪牙，事事听命于武鸣，视军政府如无物，对军事及财政更多方掣肘，而粤人痛恨桂系之压迫剥削的程度，亦不减于对龙济光。
孙中山于愤慨之余，乃决定对莫荣新之跋扈专横有所膺惩。其时援闽粤军尚未成立，约在1917年11月中旬，孙中山先生密令所属海军驻省河舰只做好战斗准备，同时并令听命帅府各陆上部队俟海军发炮后即起而响应。时除命朱执信直接指挥驻河南（广州人将珠江南岸称之为河南）之李福林部队外，并命罗翼群分别秘密联络驻在河北（广州人将珠江北岸称之为河北）之司令黄明堂（驻白云山郑仙祠一带）、魏邦平（驻广州东山一带）及林虎部梁鸿楷营（驻燕塘）约期出动进攻莫荣新之督署（在越秀山下，即今之中山纪念堂地址）。
梁鸿楷当时已答允一闻炮声即率全营袭取隔邻之苏世安炮兵团，同时并约定由罗翼群所领之炮兵学生莫昌藩、彭凯勋、梁耀宗、王昭荣及伍汉屏等，进劫炮兵团，得手后即开进牛王庙阵地，掩护步兵进城。
约期既届，是夜，罗翼群率炮兵学生及其他军官共十余人，先到沙河息鞭亭酒店开房，佯作雀战消遣，准备闻炮声即出动，但候至天明仍未闻炮声，罗翼群乃即乘马车至东堤渡江入大元帅府询问究竟。
始悉孙中山昨夜未登军舰，临时改至中流砥柱炮台亲自指挥台兵（已预先约好的）发炮，奈因炮是三十年前彭玉麟来广东任海防大臣备法军侵略越南时所制的旧炮，药包潮湿，轰不着火，孙中山因已疲乏即回府休息，并嘱有关人员和部队改期再举。是为第一次炮轰莫荣新流产的经过内幕。
据罗翼群回忆：第二次炮击莫荣新时为1918年1月3日 。
孙中山组织领导的援闽粤军于1918年1月初开始出发至潮梅地区集中，1月底完结。
当时陈炯明对莫荣新故示恭顺，希望获得惠潮梅军务督办的衔头，借助于地方人士之力，作为扩充部队之张本。
在未出发前，邓仲元向陈炯明建议去电上海方面邀请蒋介石、吴忠信两人来总部任职，由于蒋、吴二人对孙中山素表敬仰，邓仲元在沪时与他们也时相过从，邓仲元谦谦君子，常对罗翼群言：“本军任务不止援闽，将来北出长江，问鼎中原，非网罗人材不为功。”并谦称，自问对军事规划与指挥才略不如蒋、吴。
当邓仲元征得孙中山同意后，邓仲元即嘱罗翼群草拟电稿由他出名邀请蒋、吴来粤参赞军幕。
未几，蒋介石、吴忠信二人果来任总部上校参谋，按照蒋介石、吴忠信当时资格，此种职位亦系屈就。蒋介石、吴忠信来后，对邓仲元和罗翼群私下谈心，都说：“我们入幕，系为服从中山先生革命而来，并非为帮陈炯明而来。”
足见当时孙中山及其革命主张，在援闽粤军干部中具有崇高的感召力，陈炯明个人对孙中山及中华革命党虽一向若即若离，但援闽粤军仍不失为孙中山领导下的基本革命武装力量。
此时援闽粤军已成立，在准备期间，中山先生命朱执信任指挥陆上军队之责，并命许崇智、罗翼群协助陈炯明响应举事。由于准备期间联络运动各部队范围较广，计划事先即被泄漏。
当时中华革命党内及军中一些主要干部意见仍未一致，或以为中山先生此举过于冒险，但中山先生态度坚决，不为各方动摇意见所沮。
是晚八时许，许崇智和罗翼群两人同到帅府，中山先生嘱即去惠州会馆粤军总部通知陈炯明准备响应。二人辞出帅府时，许崇智谓时间尚早，邀同罗翼群先到东堤宵夜后再去粤军总部。
二人到总部时已近夜半，陈炯明、邓仲元二人尚未就寝，还询问许崇智和罗翼群等深夜来此何故。
许崇智即出示中山先生命令，并告陈炯明、邓仲元二人，中山先生准于深夜十二时许亲登同安军舰，并命豫章军舰随行，准备同时向督军署发炮。
陈炯明闻言深表惊讶，初谓海军未必听命，即使海军听命，陆上部队亦未必轻动，言辞间颇怪中山先生此举轻率，且以事先不与彼个人商量为嫌，大有袖手旁观、一笑置之之意。
许崇智和罗翼群等坐谈未一小时，即闻炮声数响，俄而响声渐密，同时，游击司令李安邦已遵令率小兵舰巡江，向长堤桂军驻兵机关如江防司令部等用机枪扫射。
许崇智乃问陈炯明此刻可以下令出动否？陈炯明曰：“我现所部都是新拨来的部队，素无一点情感恩义相结，事前又未对官兵说明，一纸命令，恐不生效，甚或败事。”
罗翼群便插言：“梁鸿楷一营总可以先发动，前次曾由我手送梁五千元为发动费，梁曾坚称誓死有以报命，我今自去梁营发动何如？”
陈炯明阻止罗翼群说：“梁营一营，力量太薄，有什么用？”
邓仲元亦说：“稍待一下，看执信方面情况如何再定可也。”（执信是时在双门底拱北楼担任临时指挥驻江北已联络的部队）。
许崇智和罗翼群等数人在粤军总部待至天明，除闻李安邦巡舰不时向长堤桂军机关扫射外，未闻任何一部陆上部队有所响应。而最可怪异的，是桂军方面绝无一枪还击，事后得悉莫荣新事先已得密报，曾集合其谋臣策士商量对策，莫的参谋长郭椿森力主镇静，不予还击，谓“还击则彼众我寡（时在省垣桂军不过四五千人，而滇军及粤军共约一万五千人），决无胜算，不还击，人将谓曲在中山，彼将更成孤立”。
由于莫荣新采取郭椿森的不理睬政策，加以陆上之滇、粤军不起而响应海军的发难，事态遂没有扩大，而孙中山讨莫计划又告失败。
孙中山因过度疲劳致病，休息了数日，莫荣新还曾假装若无其事，亲到帅府向孙中山问疾。当时人谓：“陆阿宋（陆荣廷为土匪时所用名）及其伙伴，能做到今日地位，也是有他们一手的。”
从莫荣新应付孙中山的炮击一事看来，其阴险诈伪亦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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