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先生 撰稿
研究中国空军史的人，不会忽略孙中山的“航空救国”思想，但几乎有那么一大帮子的人却只字不提袁世凯的航空思想。那是一种对航空历史的无知，或是一种对历史的典意回避。
事实上，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在南京召开的17省代表会议，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后，成立了一个华侨革命飞机团。清帝退位后，华侨革命飞机团由南京撤往上海。
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华侨革命飞机团计划撤往广州，因袁世凯加强控制，迁广州的计划未能实现，不得不在上海解散，飞机也全部散失。孙中山的航空梦再次破碎。
袁世凯也表示支持民主，一时间，民主的气氛较为浓厚。几百个社团、几十个党派群起纷立，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中国的大地。
革命派组织同盟会于1912年3月宣布为公开政党，8月改组为国民党。这也是中国国民党创建的最早历史。
立宪派控制的组织有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社会党和工党亦被允许注册和开展活动。甚至象陈翼龙那些主张社会主义、攻击袁世凯政府的真诚的社会党人，也可公开表达自己的主张。
可以说，当时的中国，政党林立。
据统计，至二次革命前，全国报纸总数达5000种，销售数量达4200万份，其中新创办的报纸，北京约有50余种，居最多，上海次之，有40多种，天津、广州分别为35、30种。(方汉寿:《中国近代报刊史》第676一677页。)
不仅拥袁的报刊，而且制袁、反袁的报刊也都可以公开出版发行，各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马克思的学说，亦允许见诸报端或公开演讲宣传。
国民党背后资助的报纸，如上海《民权报》等“无日不骂项城”，当时也未遭到封闭捕杀之祸。(《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270页。)
兴办企业是这一特殊时期出现的另一热潮。它与民主思潮有关且并发前进。随着民主共和局面的开创，北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法令、政策。大力提倡发展实业。人们建设祖国的热情被大大激发出来。
这一切变革都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各种实业团体纷纷成立，如中华民国实业协会、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中华实业团、中华民国铁道协会等，数量达七十余个，几乎遍及各省区。新的民办厂矿企业猛增。1912至1914年间全国共设3937家，平均每年设厂1312家，将近达到1904-1911年间每年设厂数的两倍。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气氛的浓厚，文化教育事业也勃兴起来。大中小学数量明显增长，民国元年的学生总数超过宣统元年(1909年)的一倍，其中女学生的增加尤快。
袁世凯执政初期的这些变化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事。
政治上的民主气氛，经济上的发展势头，文化教育事业的兴盛，这些当然与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专制统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也没有太多的理由去全盘否定袁世凯曾经发挥的作用。
值得深思的是民主潮流的发展，似乎为人们提供了一幅革命后的“太平盛世”的图景，背后却是尔虞我诈的权力争斗。中国的老百姓并没有从这些表面而虚荣的变化中得到真正珠实惠。
袁世凯是个政治家，也是军事家，他懂得军队的作用，不仅是他创建了中国第一支警察部队，而且也是他创建了中国第一所航空学校。
清政府曾着手考虑发展航空业的多番努力收效甚微，当时革命飞机团的飞机在南京试飞成功后，北京的报纸曾转载沪电，称“革命军有一支强大的空军”，垂帘听政的裕隆皇太后听后大惊失色，联想到革命军的飞机将飞临皇宫投弹轰炸，又急又怕，曾一度哭起来。当时上海一些报纸宣称，袁世凯曾以此威胁裕隆皇太后接受革命军的和谈条件。紧接着裕隆皇太后就于1912年2月12日代宣统皇帝宣布退位。就此有史书评论说：“其退位之果决，此亦原因之一。”可见传闻并非空穴来风，革命军飞机震慑到晚清政府。
当时参加辛亥革命有四支航空队，其中的沪军都督府航空队是由中国近代航空活动家和飞行家——厉汝燕创办和领导的。
厉汝燕（1888－1944），字翼之，原籍浙江定海。13 岁到英国留学，先读书，后学习飞机驾驶，曾获得英国飞机驾驶会证书。厉汝燕注意到飞机在军事上的重要作用，曾用制作飞机模型等方法研究飞机制造和飞行原理，并多次建议清政府注意发展航空事业。
1909 年，他毕业于伦敦纳生布敦工业学校，随后进入英国布里斯托尔飞行学校学习，毕业后经英国皇家航空俱乐部考试合格，取得飞行员执照。厉汝燕毕业时，正值辛亥革命爆发。
沪军都督府航空队成立于1911年12月。沪军都督府航空队也称上海军政府航空队。
1912年1月，沪军都督府都督陈英士电召厉汝燕从英国回国，并购买2架奥地利“鸽”式单翼飞机运抵上海，组建航空队，厉汝燕被委任为沪军都督府航空队队长。
1912 年 4 月，为庆祝辛亥革命胜利，厉汝燕曾驾机在上海江湾赛马场成功进行了飞行表演并散发传单，他凌空三十多丈，绕赛马场转了好几圈，观看的人无不拍手高呼，在场的欧美人士也纷纷叫好。
6月，沪军都督府撤销。厉汝燕任队长时装备的奥地利制造的两架“鸽”式单翼飞机移交给南京临时政府，组成卫戍司令部交通团内的飞行营。
南京卫戍司令部交通团飞行营以沪军都督府航空队的飞机和人员、湖北军政府航空队人员为基础，该团团长为邓质彝，副团长为厉汝燕、刘佐成，飞行营营长为李宝浚。南京卫戍司令部交通团的飞行营是中国第一支有正规建制和番号的飞行队。
厉汝燕回国成立航空队时正值“南北议和”，袁世凯凭借北洋势力和帝国主义的支持，要挟革命党，胁迫孙中山让位。厉汝燕组建的航空队，无疑提高了革命军政府在和平谈判中的实力。但由于种种原因，“议和”的结果是袁世凯成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北京建立了北洋军阀政权。
袁世凯执掌政权后，1913年7月沪军都督府的航空队解散。航空队随后被改组并入陆军第三师建制处，飞机转交北京南苑陆军第三师管理。这个师附设随营飞行训练班，厉汝燕任飞行主任兼修理厂厂长。
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后，为了充实军事力量，于1913年9月，由北洋政府在北京南苑创建了南苑航空学校，这也是中国第一所培养航空人才的学校。是中国近代航空史上早期三所(南苑航空学校、东北航空学校、云南航空学校)正规航空学校之一。
辛亥革命后上台的袁世凯在南苑创办了中国第一所航空学校——南苑航空学校。南苑航空学校，竣工时间是1913年9月。学校隶属国务院航空事务处。
1913 年 9 月北京南苑航校成立后，这两架飞机也划归南苑航空学校。厉汝燕担任主任教官。
南苑航空学校航校主管是直系军阀曹锟。学校办校15年，毕业学员共有4期飞行学员158名。
由袁世凯和北洋政府在北京南苑创建的南苑航空学校学员招收对象主要为陆、海军事机关和作战部队中年龄25~30岁少佐军衔以下军佐。第四期开始招收部分高中毕业生。招收的军官主要由报送机关和部队进行初步挑选，然后由航校对推荐的人员进行体格检查，合格者参加学科考试，按成绩择优录取。第一期学制为一年，从第二期开始，学制改为两年，分初级班和高级班。高级班分为轰炸、侦察、驱逐三个组别。
南苑航空学校课程分为学科、术科两部分。学科设航空学、机械学、气象学、陆军战术与战史、外语、发动机原理、飞机结构等课程;术科以飞行训练为主，装卸发动机、修理发动机为辅;由教官讲解飞机操控技巧与要领，进行座舱实习，练习手脚协调与杆舵一致的要领，并在地面练习滑行与模拟起飞滑跑。学习达一定水平后方可升空飞行。
中国航空队参加军事行动，始于1913年。这年，袁世凯政府两次动用飞机协同陆军作战。1913年冬，航空学校的成员参加了征讨外蒙多伦地区叛军的作战，进行了中国战争史上第一次空中侦察，飞机从此进入中国战场的天空。另一次是镇压河南白朗军。
此后，袁世凯又多次动用南苑航校的飞机，配合镇压南方反袁力量。
今天，位于北京新街口附近的“航空胡同”，就是当年北洋政府航空署办公的地方，原来叫“航空署街”。
1914 年 3 月 10 日至 11 日，厉汝燕与另外两名飞行员完成北京至保定之间航线的飞行，这是中国国内的第一次长途飞行。
同年厉汝燕制成水上飞机一架，与航校修理厂厂长潘世忠同为中国早期的飞机设计师。
南苑航空学校自成立起先后办了四期学员班。
第一期:
1913年9月，南苑航空学校开始面向陆、海军事机关和作战部队招收第一期学员。9月底第一期学员入校报到。学员大部分为陆军学堂毕业生。
1914年12月，第一期学员中41人毕业，9人被淘汰。
第二期:
第二期学员1915年3月入学，由于战争关系，飞机和零件器材的补充日益困难，一直到1917年3月才毕业42人。
第三期:
1919年，该校脱离参谋本部，改称航空教练所，隶属国务院航空事务处。1920年改名为航空训练所，当年3月，招第三期飞行生50名。但三年中航空教练所五易所长，外籍教练也经常不到现场授课，导致训练期延长，到1923年4月12日，毕业40人。
第四期:
1923年10月，直系军阀曹锟将航空教练所改名为国立北京南苑航空学校。1923年11月，第四期学员入校学习。学员除陆海军军官外还有普通中学生。1925年11月，36名毕业。是南苑航空学校最后一期正规毕业生。
1928年5月，北洋政府消亡，南苑航空学校撤销。南苑航空学校办校十五年，前后共举办4期，1928年春停办，培训飞行人员约160人。另有8名未毕业及被各地军阀提前聘用学员，南苑航校共培养167名飞行人才。
南苑航校培养的航空人才成为国民政府和各省所办空军的骨干力量。南苑航空学校的创立，标志着中国航空教育事业的开始。南苑航校在灌输国人航空理念、培养航空专业人才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历史影响和积极意义。
上世纪 30 年代后，厉汝燕脱离了航空界，于 1944年在上海病逝。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看到南苑航空学校的创立，使封闭了六百多年的南苑得以开发。比如大太监李莲英的广德庄、富源庄，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振亚庄等，后来，许多庄名都化为地名一直流传至今。
南苑在辛亥革命后仍为驻兵重地。冯玉祥在1924年建“思罗堂”，又称“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南苑镇福音堂”，位于南苑镇西二道街1号，建筑面积167.1平方米，可容纳500多人聚会，李昌源为本堂首任牧师（1894—1973，山东省泰安人，毕业于北京汇文神学院）。
民国初年，军队占据南苑，将其辟为兵营。日伪统治期间，日军在“南苑猎场”的北部修建了一个机场，这就是今天的南苑机场。
南苑机场从只供航空学校培训驾驶员到上个世纪30年代成为华北最大的机场之一。
1949年后发展为北京近郊重要农业区和工业区。位于西南隅的清团河行宫遗址已辟为公园，南海子麋鹿苑也建在苑中。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南郊农场和红星人民公社的出现，使这里成为北京重要的副食品基地。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刚改革开放，就曾有台商意在亦庄附近建立外向型为主的经济开发区，终于，1992年，亦庄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面孔出现在北京的地图上。到了今天，猎场、行宫、庄园的辉煌已难再重现，见证这段历史的只有一些没有烧毁的石碑和大红门、小红门、旧宫、鹿圈、角门等等这些单纯的地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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