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先生 撰稿
由孙中山发起的“二月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李烈钧、柏文蔚、陈其美、居正等人先后亡命日本，重新开始了他们的流亡生涯。
袁世凯则将黄兴、陈其美、钮永建、何海鸣、岑春煊五人列为这次战乱的一等犯，又将孙中山、张继、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陈炯明等人定为通缉之列。
国民党内的那些激烈派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行动不仅受到了袁世凯的打压，竟然还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有人甚至直接指斥他们是以反袁为借口，实质上是为了权力之争，有人甚至骂他们用革命的名义绑架全国人民，所谓的“二次革命”根本不配叫革命。
即使在国民党内部，也有很多人对孙中山使用武力解决“宋案”表示异议。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由于一些杂牌小党的加入，声势虽大，但成分已经不纯，而且很多同盟会的老同志也认为革命大功告成，由此汲汲于仕途名禄者不在少数，譬如当选为国会议员的很多人多不支持继续革命。
一言而蔽之，当时的形势与辛亥革命时已大不相同，何况袁世凯的势力比之辛亥革命时更为壮大，国民党内部对于革命结果大多不报希望，党内的军事领袖黄兴在南京的不辞而别，何尝不是这种态度的体现。
“二次革命”爆发之初，与很多地方的官员、商会及其团体都发出了反对动武的电文，因为这场革命没有得到国内众多实权派的拥护，所以失败的很快。
反过来说，国民党所发起的这场战争非但没有达到倒袁的目的，反而给了袁世凯一个树立个人独裁专制权威的好机会。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虽然身为大总统，但他对地方上实际上是无法加以控制。当时的全国各省基本都被当地的土军头所盘据，应缴中央的各种地方税收，统统都被借口扣留了，袁氏的中央政府对他们可说是毫无办法，既不能行文，更不能动武，结果弄得中央政府分文不名，只有靠举债度日。
更要命的是，地方上的那些政客、党魁、军阀彼此间也是争斗不休，闹得厉害了，自然不乏刀枪齐动、血流不止，甚至于你死我活、民无噍类，譬如副总统黎元洪在湖北，死在他手里的革命党、造反派几乎是数以百计，这些人何尝不存争权之私心。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游历海外宣传和组织国民革命，他目睹世界上第一架飞机的制成升空到飞机第一次被应用于空战投弹，逐渐形成“航空救国”的理念。
孙中山在长年的海外游历中逐渐形成“航空救国”的理念，他将飞机视为革命不可缺少的利器，认为拥有飞机，将大有助于革命成功，并把航空人才视为“吾党人才中不可缺”。是年3月，孙中山抵达檀香山后，就叮嘱当地同盟会筹划建立中华飞机公司，争取自造飞机。
辛亥革命年间相继组建了四支航空队，分别为华侨革命飞机团、冯如航空队、湖北军政府航空队和上海军政府航空队。这四支航空队都是为推翻清政府而建立。虽然革命军未曾动用飞机参战，但对晚清政府起到震慑作用，也象征着中国近代航空事业也在此期间蹒跚起步。
1911年2月法国飞行员环龙带了两架法国制造的“桑麻”式飞机到上海做飞行表演，后两架飞行辗转至武昌都督府，湖北军政府航空队在此基础上成立。刘佐成任队长，潘世忠任顾问。
当清军与革命军在湖北激战时，黎元洪曾多次与孙中山电文往来，托其购买飞机。“二次革命”失败后，1912年6月，刘佐成等人到南京卫戍司令部交通团飞行营任职，湖北军政府航空队解散。
由于革命党人当年闹革命的时候过多的吸收了会党领袖，而这些人往往是一些为社会所不齿的渣滓流氓(如应桂馨之流)，这些人实际上毫无革命信念，一旦当权，必然危害地方，民不聊生矣。
那些出身会党的革命党人，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乱搞一气，弄得新生但混乱的民国还不如腐朽然稳定的大清，而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当时又拿这些人没有办法。
所谓“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社会的动荡反使得人们期待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和中央政府出现。由此，袁世凯正好成了全国人民所期盼的安定力量和太平象征。市井平民并不会主动接受什么革命大义，他们当时最希望的是袁世凯能够拨乱反正，尽快恢复秩序，继续过太平的日子。因此，“二次革命”引起的反响不足，也就不以为奇了。
“二次革命”，既是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发起的第一次南北战争，也是辛亥革命中那场尚未完成之战争的继续，可惜的是，那只是革命的退潮或者未尽的尾声。战争的最终结果是袁世凯所代表的军政集团大获全胜，国民党在广东、江西、安徽三省势力也都被一一清除。“三藩”既除，其他省的大佬们也就噤若寒蝉，唯袁世凯是命了。
在“二次革命”后，北洋军源源不断进入了南方各省，除了广西、贵州、四川、云南四省外，其他各省均已成为北洋军及其附属军的控制范围，即便是以上四省，还有山西的阎锡山、东北的张作霖，在袁大总统的威势之下，哪里还敢心怀异志。
历史总是充满了讽刺，辛亥革命后，真正统一的中华民国也就是在“二次革命”后，是袁世凯统治下的那两年。
在列强环伺、国弱民穷的险恶局势下，中央集权的确能给国家带来高效率的行政，这个要求也是合乎现实需要的。由此，袁世凯在“二次革命”的时候获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他获得正义性与合法性的地位，非但不是偶然，反而是众望所归。
政治领袖的抉择和用人，可以深刻地影响历史发展的面貌。反观孙中山的政策和用人可以说明这一点。
研究一下孙中山组织的那个南京临时政府的名单，就可以发现临时政府是由三元结构组成的。
第一张名单是内阁总长的名单。这里面也就只有陆军总长黄兴是革命党方面的人，大部分内阁阁员是立宪派或者地方士绅的人，像浙江士绅汤寿潜（1856-1917，浙江士绅领袖。翰林院庶吉士出身，1900年参与推动东南互保，1905年创立浙江全省铁路公司，1906年起领导国会请愿运动，1909年任浙江咨议局议长，辛亥革命后被推举为浙江都督。南京临时政府任命他为交通部长，未到任）这些人。可以说是在总长这一级别，南京临时政府是一个革命党和立宪派的联合政府。孙中山虽然是总统，但是内阁成员大部分是立宪派的人。
再看次长那一级，就会发现，所有的次长全都是同盟会的人。次长比部长重要，为什么呢？因为部长往往是根本不到岗的，临时政府就是想借用一下部长的名义，但是部长愿不愿意当这个官还很成问题。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地方上的大佬，地位已经很高了，他们愿意出面到临时政府当官，那是他们给临时政府面子，就是说明，我们现在成立临时政府，就好像说，黎元洪愿意出任武昌军政府都督，这就表明着，湖北的士绅和上层人物愿意支持革命；如果他们不出来当官，那就是一种麻烦了，说明革命军只是一帮无名小辈，上层人士不支持革命军，那么革命政府能不能够维持下去就很成问题了。所以黎元洪愿意给你面子出来当这个都督是革命党占便宜，而不是黎元洪占便宜，黎元洪已经是上层人物了。他出来以后，革命军就吃了定心丸，证明说是，士绅阶级愿意支持你。这里面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士绅阶级如果不支持你，你的军费就没有着落。所以这一点是尤其重要的事情。立宪派愿不愿意支持孙文是很成问题的事情，就算是愿意支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流于形式，他们往往是根本不到岗的。名义上他接受了总长这个职务，实际上他不一定到部办事。部务是由次长主持的，次长是同盟会的人，他们才是真正负责的人。
还有第三份就是顾问。孙中山开出的这个南京政府的顾问，所有的顾问都是日本人，而且全是黑龙会会员，包括头山满和内田良平。这些人在南京临时政府中间的地位，跟浪人在革命党中间的地位是一模一样的。他们隐藏在幕后，替他来回奔走，像内田、头山这种人，替孙中山跑腿，替他准备二次革命，他们是孙中山真正最信任的人。外围那些人，用现在的术语来说，是孙中山的统战对象。这些日本人才是孙中山真正信任的人。
还原历史真相，孙中山组织的南京临时政府实际上是个腐败而无能的政府，不代表人民的利益，只是那些利益集团的松散组合，是一批乌合之众。在权力发生冲撞时，就用暴力或暗杀来的方式解决纷争。
孙中山没有能力逐步把中国社会推向民主与法治的轨道。相反，正是孙中山不知量力地发起了“二次革命”，改变了袁世凯的名望和地位。
袁世凯在早年积极推行新政，也可算作满清时期的开明官僚，但在镇压“二次革命”的过程中，他不再相信孙中山、黄兴和国民党的那些“宪政”、“共和”的说教，他变成了一个堕落和阻碍社会进步发展的专制独裁者，甚至废除共和，恢复帝制，将权力集中在其一人之手。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接踵而来的武人干政、军阀混战事件，乱了中华，害苦了百姓。
但袁世凯明白军队的重要，他要以武力统治中国，除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黑”运动，扫除地方黑恶势力外，他重组了军队和警察，甚至将目光投向了民初的空军建设，是他创建了中国第一所航空学校。中国航空开始于民初蹒跚起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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