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先生 撰稿
1915年，时在日本的孙中山在这年夏天，指令陈其美、居正、胡汉民、于右任，分别筹组中华革命军东南、东北、西南、西北4军。同时派遣朱执信等分赴各省主持讨袁军事。孙中山远在日本，却一直筹划和指挥国内讨袁事业。
1915年秋，袁世凯在国内用筹安会“劝进”为皇帝，军事社社员纷纷要求回国参加讨袁。总社据情电告孙中山。接复电着将各社员火速编成队伍，候命回国。
社员们欢欣雀跃，追不及待，有的愿参加决死队，有的愿参加敢死队。随后，顺从多数，以“中华革命党讨袁军美洲华侨敢死先锋队”命名，报请党本部同意。一时报名参加者约500余人。
但是，华侨远涉重洋，为谋生活，一旦舍弃职业，回国讨贼，对国内家庭经济生活，不无影响。领导方面，须代为考虑，妥为安排，同时也为了避免争先恐后，故挑选以家庭生活不受影响者先行返国，稍受影响者次之。但未被批准先行返国者，对组织者颇多责难，只得予以尽量说服。
一切安排就绪，1915年10月，选派胡汉贤、关宝华、李赦等3人为代表，到东京总部向孙中山报告组织队伍经过及请示回国日期，孙中山除对此举予以赞扬外，说原定计划要派华侨讨袁军回上海、华东一带，归陈其美指挥，现上海暂不能去，要听前线军事发展情况，再行决定。并说已派军事部长许崇智去电前线询问情况后，再电告加拿大队伍暂时不要启程，等候命令。
最后孙中山因加拿大的华侨敢死队已有人可负责，于是要负责敢死队的3名留下来。他说现在有华侨捐助献飞机3架，拟在西京八幡町八日市机场，开办本党飞机学校，聘请日本人为教官，派定周彦时、夏重民两人负责该校事务，你们3人可加入为学员，学习飞行技术，将来大有用处。
1915年12月，胡汉贤与李赦两人随同夏重民往八日市飞机学校报到。关宝华因体质不合，留在横滨招待所，负责与加拿大方面通信联系，并准备招待将来回国的队伍。
1915年12月，在国会、民众请愿团、筹安会和各省国民代表的推戴下，中国恢复了君主制。袁世凯虽然多次揖让，最终接受皇帝之尊号，建立中华帝国，以1916年为洪宪元年，行君主立宪政体，把总统府改为新华宫。
1915年12月23日，袁世凯身着衮冕在天坛祭孔，并拟定于1916年1月1日举行登基大典。
袁世凯即位后，拟定《新皇室规范》，其中包括“亲王、郡王可以为海陆军官，但不得组织政党并担任重要政治官员；永废太监制度；永废宫女采选制度；永废各方进呈贡品制度；凡皇室亲属不得经营商业，与庶民争利。”
然而，孙中山、梁启超等人坚决反对帝制，北洋将领段祺瑞、冯国璋等也深为不满，段祺瑞致电袁世凯：“恢复国会，退位自全”。
袁世凯推翻民国，粉墨登基，恢复帝制，引起了云南的蔡锷将军首倡护国起义。蔡锷等在云南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护国运动开始。
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宣布起义，发动护国战争，讨伐袁世凯。贵州、广西相继响应。
1915年12月，蔡锷等人发动护国战争反对袁世凯称帝，取得成功。
1916年初，东北军总司令居正到青岛，总司令部设在青岛八幡町一所大楼里。孙中山对已经担任了东北军总司令的居正说，东北军到山东的第一个目标是占领潍县，第二个目标才是济南。
山东潍县地处胶济铁路中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1916年2月，留加讨袁军华侨敢死先锋队，奉东京总部电召，整队到日本横滨候命。即由蔡鹤朋、黄伯度、李宜民、李锐军、吴译理等带领队员，美国东部的队员则由伍横贯、黄培等带领，先后分3批抵横滨，共300余人，至3月底集中完毕。在日本又加入一批队员（约100多人），总共500多人。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退位，恢复“中华民国”年号，起用段祺瑞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企图依靠段团结北洋势力，压制南方起义力量，但起义各省没有停止军事行动。
5月上旬，孙中山派夏重民，与东京总部军事部派员一同带领华侨敢死先锋队回国，进入山东潍县，归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居正指挥，改编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华侨义勇团。同时，日本八日市飞机学校也调回中国潍县，定名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华侨义勇团飞机队。
当年5月2日，居正从青岛率司令部200多人来潍，驻防火车站附近的杜家庄。随同前来的有总司令部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许崇智、纵队长朱霁青、支队长尹锡五、赵中玉等。还有夏重民、胡汉贤等由海外华侨组成的敢死先锋队(也称“华侨义勇团”)。再后，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辜仁发、陈鸿庆、李铁山等，也来到了潍县。
当时，驻守潍县的是袁世凯的北洋军陆军第五师，师长张树元。东北军抵潍后，对驻守县城的张树元部，采取铁壁合围战术，形成东南西三面包围。
5月4日，东北军首攻潍县城不克，居正一面布兵围城，一面分兵向四周出击。到5月中旬，益都、安丘、昌邑、寿光、高密、诸城、昌乐、临朐、周村等均被东北军占领，潍县城仍然两军对峙。
华侨义勇团虽只有500多人，但编制却等于师的编制，团长为少将级，直属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司令部领导。当时这样做，一是为了壮大声势，扩大对外影响；二是准备由以后回国的华侨队员予以补充。团之下分3个大队，每大队有3个中队，每中队有3个小队，每个小队有3个分队。团长夏重民，团副胡汉贤、伍横贯，总教练官刘铖，秘书长关宝华，副官长黄伯度，特别差遣黄英、邓荣，经理处黄培、萧挂荣等。第1大队长蔡鹤朋，大队附黄惠龙、谭尚武、马湘；第2大队长李宜民，大队附黄寄生、赵德华、雷金玉；第3大队长李锐军，大队附吴泽理、雷子定、谭伟楼。
华侨义勇团在装备方面，比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其他部队较优，当时有从加拿大购回的几十挺美式手提机关枪，此外则是步枪、手枪等武器。
飞机队附属于华侨义勇团，除日本人仍任教官外，以胡汉贤兼飞机队管理主任，刘季谋为助理员兼通译，李赦为总务，马少汉为军需，马栋廷为会计兼出纳，马超俊为副官，梁焕庭为机械员，学员30余人，编为飞行员。 飞行队有飞机3架，分为3队。第ｌ队美式ＪＮ一4型飞机1架，飞行员10人，机械员2人，由胡汉贤率领；第2队美式ＪＮ一5型飞机1架，飞行员Ｉ0人，机械员2人，由刘季谋率领；第3队英国造剪风号飞机1架，飞行员10人，机械员2人，由李赦率领。日本人板本寿一、立花了观、吉田安仁3人为教官，另有日本机械工人6名。每日除有飞行任务外，仍按照八日节飞机学校课程训练。
当时日本教官狂妄自大，瞧不起中国人。他们在讲课中，常常夸耀日本人聪明能干，说他们的航空事业及飞行技术已超越英、美等国，外国人很难达到他们的水平等等。言下之意，中国人也很难学到他们的技水水平。因此，他们只是应付、敷衍，并从中监视和掌握飞行队的军事行动。
华侨义勇团5月初到达潍县后，不久即参加暗袭济南的战斗。这次战斗首先得到日本人的“支持”，继而由于日本人的出卖，以失败告终。经过情况如下：
这次战斗是由东北军司令部副官长陈子孚指挥的（陈是个日本通，后来当了汉奸），由于他向当时占领胶济铁路的日军联系疏通，日军答应给以“支持”，约定以济南车站（有日军把守）为转运点，“掩护”革命军便衣人员先期潜入城内埋伏，等待举事时里外呼应，先袭击督军署，然后占领全城。如万一失败，城内我军埋伏人员，即退向济南车站，由日军“掩护”撤退。
革命军决定以驻守飞机场的王贯仁团，作为攻城主力，华侨义勇团配合。在讨论作战计划时，王贯仁团长说他运气好，济南城内守军和第五师张树元退守济南的部分士兵以及守督军署的警卫连，在攻城时起义响应。需要物色一批外地人，能讲日语、英语的，扮作外地商人及旅客，潜入城内埋伏，等待举事时作内攻主力。当时华侨义勇团初到山东，渴望建立战功，即说：“我团有很多人适合条件，可干这工作”。王说派100多人即可。乃决定：由胡汉贤率领飞机队助战。由夏重民亲率从华侨义勇团中选出的100多人，化装分批乘日本人火车到达济南车站后，分头潜入城内，有的扮作外地商人，有的扮作旅客，还有的扮作日本修路工人。潜伏地点分为3处：第一处是济南城西北面的北庄，接近胶济铁路，附近住有日本修路工人1队，可作“掩护”，并有一缺口可通入济南新城，该处第5师守卫部队，已事先联络好，一举事即让我军埋伏人员冲进新城；第2处是济南新城，有日本人开的太和旅社给敢死队作潜伏地点，举事后直捣警察署；第3处是济南老城的督军署前面的院西街，有一日本人的某株式会社作潜伏地点，举事后即占领督军署，由督军署的警卫连响应。
城外的部署是由王贯仁团攻打济南北面的商埠，王团并事先派人在南埠纬一路埋伏（以日本人开办的商店作埋伏点），约定于5月14日晚7时举事，在纬一路一空铺放火为号，外攻内应，占领济南城。
同时，为了瓦解敌军军心，于5月10日由飞机队派出全部飞机3架，飞往济南上空散发传单，宣传敌军弃暗投明，不可附逆，并在城内外低空盘旋。那时飞机队的学员还不会驾驶飞机，只得由日本教官驾驶，每机各派1人随机做散发传单和绘图、观察等工作。由胡汉贤和日本人板本寿一驾ＪＮ一4型飞机，刘季谍和日本人立花了观驾ＪＮ一5型飞机，李赦和日本人吉田安仁驾剪风号飞机。
当时北洋军队没有飞机，经革命军这一威胁，一时军心大变，山东督军靳云鹏还因此向袁世凯提出辞职。后以张怀芝为山东督军。
正当一切作战部署已经完成，即将举事之时，不料日本浪人向济南督军署告密。5月14日下午6时（离举事时间一小时）济南宪兵队接替了督军署警卫连的警卫工作，并派大批军队往济南商埠经一路和纬一路一带截击革命军王贯仁团，使王团于突围中牺牲多人。埋伏城内的华侨义勇团战士，幸得到督军署警卫连连长的通知，及时撤到车站，乘夜用专车返回潍县，虽未遭到牺牲，但已丢弃了带进城的全部短枪、火药包等武器和无线电台，且在精神上受到重大打击。当时已到济南车站负责指挥的陈中孚及所有人员也撤回潍县。夏重民从危险中回到潍县后，对日人此举非常不满，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从此，北洋军队对济南防守甚严。
5月15日，居正派遣五六百人的袭击队潜入济南，偷袭山东督军府，伤亡数十人，失败后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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