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联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民族英雄杨靖宇
中共满洲省委在“九·一八”事变前，在东北的主要任务是以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为中心进行革命斗争的。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占中国东北的侵略战争。
1931年9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的罪恶，指出日本要变东北为其殖民地，号召东北人民奋起抵抗，赶走日本侵略者。
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斥责国民党政府卖国不抵抗的政策，号召全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21日，流亡到北平的东北籍学生3000余人成立“东北学生抗日会”，组织“敢死队”，决心“与倭贼拼争”；22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要求“在满洲更应该加紧地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组织“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23日，中共满洲省委作出《关于士兵工作紧急决议》，发出党要组织领导东北人民进行游击战争的号召。
1931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向中共满洲省委发出《关于满洲士兵工作的指示》，指出要“抓住有利时机，建立游击队和开辟游击区。同月，《红旗周报》第20期发表了周恩来的文章《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们党当前任务》指出，组织“救国义勇军的组织已成为工农劳苦群众的普遍要求，我们要领导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众自己组织武装的救国义勇军”。随即，中共满洲省委作出在各地创建反日游击队和开展游击战争的决定。
在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号召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日浪潮的影响下，一些爱国的、有民族气节的东北军部分官兵纷纷起来抗日。
1931年9月24日，驻依兰镇守使兼第24旅旅长李杜向其所辖各县通电，呼吁军民团结共同抗日；25日，驻吉林省城的第25旅张作舟部开抵榆树，宣布抗日；同月末，东北边防军司令部驻吉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团团长冯占海率所部在永吉县老营盘举行抗日誓师大会，并通电全省；1931年10月初，邓铁梅在凤城县四区小汤沟顾家堡子创建东北民众自卫军，邓任司令。他们在装备、训练等方面相形见绌的情况下，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和不援助的打击下，在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压迫和包围下，自发地组织起“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等各种名称的抗日队伍（统称为抗日义勇军），不顾一切，揭竿而起，杀向抗日疆场。尤以马占山为首的东北义勇军首当其冲，率先于1931年11月与日本关东军主力多门师团和张海鹏伪军进行战斗，毙敌甚多，博得全国人民的喝彩和援助，成为一时的抗日民族英雄。
义勇军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决心，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意志，义勇军的队伍随之扩大，加入义勇军行列的不仅有为中国人民彻底解放和中华民族独立而英勇奋斗的共产党人、工人、农民、学生和知识分子，而且还有地方官吏和土绅，甚至还有遍布东北各地的绿林队伍和民间团体的“红枪会”、“大刀会”等，他们也都纷纷举起抗日义旗，同义勇军以血肉勇敢地与日本侵略军拼杀，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东北抗日义勇军风起云涌，盛极一时，发展之迅猛，参加阶层之广泛，在东北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从义勇军兴起，到1932年夏季，仅半年多的时间就发展到30余万人。
东北抗日义勇军在孤悬敌后的种种困难条件下，勇敢顽强地阻击日军进犯。中共满洲省委对抗日义勇军的兴起和发展，曾在可能的条件下给予领导和帮助，东北各地党组织不仅发动群众支援义勇军的斗争，动员工农参加义勇军，而且派了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到义勇军中工作，对义勇军的抗日斗争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以后抗日联军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由于义勇军不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他们中的领导人物大多是一些旧军队的军官，政治上比较落后，相互间派别繁多，意见分歧，互相猜疑，甚至火摒，所率部队成分复杂，纪律松弛，往往抗敌不足，扰民有余仅持续年余就在敌军全面进攻、各个击破的压力之下，土崩瓦解，烟消云散。事实证明，他们担负不起领导群众进行抗日斗争的重任，但它在中华民族解放斗争史上仍有其重要意义，它是一次大规模的民众自发抵抗运动，揭开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它给日本侵略者的沉重打击，延缓了日军占领东北及扩大侵华战争的进程，它所体现的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敌的爱国主义精神，对东北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中共满洲省委在领导与协助义勇军斗争的同时，就注重建立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从1932年初开始，中共满洲省委陆续派省委军委书记杨林、杨靖宇等到南满；中共大连市委书记童长荣到东满；省委军委书记赵尚志到巴彦、珠河；省委秘书长冯仲云到汤原，进行创建抗日武装的工作，先后建立起巴彦、磐石、海龙、延吉、珲春、汪清、安图、和龙、珠河、密山、宁河、汤原、饶河等十几支反日游击队和抗日救国游击军、绥宁反日同盟军等，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本侵略者。同时，争取伪军哗变，收编义勇军残余部队和其他一些如“山林队”、“红枪会”等反日武装。各地反日游击队在同日伪军的浴血奋战中不断发展，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从1932年1月到1933年9月，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以崭新的思想风貌和战斗风格，活跃在抗日的战场上，它以抗日救国为宗旨，密切和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英勇顽强、勇于献身，使在日本侵略军铁蹄践踏下的东北人民，从抗日游击队的斗争中得到了鼓舞，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之所在。但是，东北人民抗日救国的迫切要求，受到了当时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推行王明“左”倾政策的影响，在1932年6月召开的“北方会议”上规定包括东北在内的北方各省和南方革命根据地一样进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和红军，把坚持抗日斗争正确方向的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同志调离领导岗位，把省委和一些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坚持援助义勇军和联合其它抗日武装力量的正确主张和实际工作，斥之为“机会主义”，严重地脱离了当时东北工作的实际，不仅丧失了抗日义勇军蓬勃发展的有利形势，而且使反日游击队的发展也受到不利影响。
1933年1月3日，日本侵略者侵占山海关，向华北扩大侵略战争。1月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郑重提出：中国工农红军愿在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力和武装民众的三个条件下，和国内任何军队订立作战协定，共同抗日。1月26日，《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简称“一·二六指示信”），进一步提出了在东北地区实行全民族反日统一战线的方针，联合各种反日武装力量共同抗日。“一·二六指示信”提出的建立反日武装统一战线的策略，切合东北实际情况，东北各地党组织根据“一·二六指示信”的策略方针，停止了在东北实行土地革命的政策，将建立苏维埃政权、红军游击队，改变为建立抗日人民政府和人民革命军。这一决定，意味着东北的反日游击队组织将向反日武装统一战线方向发展，标志着抗日武装的统一化、正规化、序列化的开始和游击战争的新开端。
从1933年9月到1936年2月，反日游击队相继改编成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同盟军和东北反日联合军共6个军。
东北人民革命军各军在组建过程中和组建之后，进行了艰苦细致的工作，争取并团结了各种抗日武装队伍共同抗日。人民革命军的英勇善战和对抗日救国事业的忠诚，感召了各种抗日队伍纷纷向人民革命军靠拢。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和第2军在成立军部之前，各自先以军的番号成立军下属的独立师。
第1军独立师于1933年9月18日成立，从1934年1月开始，独立师便联合几支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共同作战。2月21日，独立师司令部召集了17支抗日义勇军队伍代表参加的会议，通过了《东北抗日联合军宣言》，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选举杨靖宇为总指挥，以第1军独立师为中心，领导对日作战，参加联合作战的义勇军部队达5000余人；第2军第1独立师于1934年3月成立。
1934年7月，独立师一部联合十余支义勇军、山林队共同组成了抗日联合军指挥部，推选王德泰为指挥，参加联合作战的义勇军、山林队共1000余人；第3军在成立之前，于1934年3月，由珠河游击队发起，召集了以“爱民”、“北来”、“好友”、“七省”为名的义勇军、山林队首脑会议，依照中共满洲省委提出的三项条件（不投降、不卖国、收复失地，抗日到底；拥护民众利益；允许民众武装抗日），决定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推选赵尚志为总司令。第4军、第5军都是以我党直接领导的抗日队伍为骨干，联合救国军余部和其他抗日武装队伍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各地联合军指挥部、总司令部和同盟军的建立，标志着以人民革命军为中心的联合各种抗日武装力量的反日统一战线已初步形成。
东北人民革命军的成立、反日统一战线的形成、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人民革命军各部由于执行反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实行符合实际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在艰苦的环境中英勇奋战，粉碎了日伪军的多次“讨伐”，发展壮大了自己的队伍，并扩大了游击根据地，开辟了新的游击区，使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好局面。
1935年5月以来，发生了日本侵略华北和国民党政府丧权辱国的《华北事变》，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同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指出：“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呼吁全国“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并提出了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同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八一宣言”的发表和红军长征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推动了抗日救国运动的蓬勃发展。身处抗日游击战争前线的东北人民和东北人民革命军指战员更受到莫大鼓舞。在中国共产党东北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1935年冬，东北人民革命军各部开始着手组建东北抗日联军。
1936年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向中共满洲省委传达了关于撤销满洲省委，建立吉东、松江、东满、南满等四个省委和哈尔滨特委的指示。同年6月18日，中共满洲省委的工作全部结束。在这期间，东北地区相继成立了中共东南满、吉东和北满省委。为适应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需要，东北抗日联军各军按照其活动区域，先后组成3个路军，划分为新成立的各省委领导。
1936年2月20日，东北抗日联军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宣布将人民革命军、反日联合军、反日游击队一律抗日联军、抗日游击队。
从1936年2月开始至1937年12月，东北抗日联军组建完毕。这个时期是东北抗日部队第2次改、扩编时期，也是抗日部队进一步壮大时期，在这一时期，东北抗日部队由过去的6个军扩编到11个军，并形成了东北抗日军队第一次统一的称谓——东北抗日联军，它标志着东北游击战争迎来了新的高潮期。在这11个军中，除第7军是在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4军第4团基础上改编成立的外，第8、9、10、11这4个军是在义勇军余部和抗日山林队的基础上建立的。
东北抗日联军的11个军按照其活动区域，归属3个路军领导。
东北抗日联军
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杨靖宇任总指挥）
杨靖宇将军剧照
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下辖东北抗日联军第1、2军，于1936年7月组成。杨靖宇任总指挥，王德泰任副总司令，魏拯民任政治部主任，共6000余人，归南满省委。
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前身是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于1936年7月改编成立。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宋铁岩任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师、1个教导团。
东北抗日联军第2军前身是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于1936年3月改编成立。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任政治委员，李学忠任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师、1个教导团。
东北抗日联军第2路军（周保中任总指挥）
东北抗日联军第2路军下辖东北抗日联军第4、5、7、8、10军，以及救世军王荫武部、义勇军姚振山部，于1937年10月组成并成立总指挥部。周保中任总指挥，崔石泉（崔庸健、朝鲜国籍）任参谋长，归吉东省委。
周保中将军
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前身是东北抗日同盟军第4军，于1936年3月改编成立。李延禄任军长，黄玉清任政治部主任。下辖4个师、3个游击团。
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前身是原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于1936年2月改编成立。周保中任军长，柴世荣任副军长，胡仁任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师。
东北抗日联军第7军前身是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4军第4团，于1936年11月扩编成立。陈荣久任军长，崔石泉（崔庸健、朝鲜国籍）任参谋长。下辖3个师。
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前身是原东北民众救国军，于1936年9月收编并改编成立。谢文东任军长（后叛变），滕松柏任副军长（后叛变），刘曙华任政治部主任。下辖6个师。
东北抗日联军第10军前身是原反日山林队反满抗日救国义勇军汪雅臣部的“双龙”队，1936年曾改称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8军，于1936年11月改编成立。汪雅臣任军长，张忠喜任副军长，王维宇任政治部主任。下辖10个团。
东北抗日联军第3路军（李兆麟任总指挥）
东北抗日联军第3路军总指挥李兆麟将军
东北抗日联军第3路军下辖东北抗日联军第3、6、9、11军，于1939年5月组成并成立总指挥部。张寿篯（李兆麟）任总指挥，冯仲云任政委（1940年4月任），许亨植（李熙山、朝鲜国籍）任总参谋长，归北满临时省委。
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前身是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于1936年8月改编成立。赵尚志任军长，张寿篯（李兆麟）任政治部主任。下辖10个师。
东北抗日联军第6军前身是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6军，于1936年9月改编成立。夏云杰任军长，张寿篯（李兆麟）任政治部主任（代）。下辖4个师。
东北抗日联军第9军前身是原自卫军吉林混成旅第2支队，于1937年1月改编成立。李华堂任军长（后叛变），李熙山任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师。
东北抗日联军第11军前身是原东北反日山林队祁致中部的“明山”队，1936年5月曾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独立师，于1937年11月组建成立。祁致中任军长，金正国任政治部主任，白云峰任参谋长（后叛变）。下辖1个师，师辖1、2、3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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