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1日，华东军区决定组建上海防空司令部，统一领导上海市防空的各项工作，并配合苏军为其提供一切保障。何健生被调任上海防空司令部作战科，他参加了那段上海防空之战。
解放初上海雷达部队特招的大学生兵
这是一张尘封了60多年的照片，这是胡积瑰（照片后排右起第1人）的后代胡海鹰在其父亲遗物中发现的。
解读这帧照片，可以了解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上海解放初期，由于“反轰炸”斗争的需要，近200名上海学子，在陈毅的号召下，参加了雷达部队。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但是上海的防空力量，相当薄弱，仅有2个高射炮团。败走的国民党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凭借其所谓的“空中优势”，不断派飞机对上海进行扫射、轰炸。一段时期，由于无空袭预警，往往敌机已经飞临上空，甚至投下炸弹，才发出空袭警报，高炮开火。
据原上海防司参谋长黄径琛回忆：
“从1949年10月至1950年2月，在短短的5个月里，国民党空军飞机轰炸、袭扰上海就达20多次，投弹360多枚，毁坏房屋2300余间，炸死炸伤2300余人。1950年1月7日至2月6日，敌机连续4次集中对上海的电力公司和城市重要设施进行残暴的狂轰滥炸，其中尤以2月6日的轰炸最为突出。”
“2月6日中午12时25分，上海市民正在用餐和午休，突然警报声响起。国民党空军出动12架B-24、2架B-25、2架P-51和1架P-38型等飞机共17架，組成混合编队，疯狂地对上海市轮番轰炸。……此次空袭，敌机投弹60余枚，毁坏房屋2000余间，市民伤亡1400余人。”此即著名的“二六轰炸”。
对此，陈毅同志在一次会议上曾精辟地指出：“……1949年5月27日，我们只解放了上海，但只解放了领土，还未解放领空，所以，那时上海只能算是解放了一半……”
我军进入上海后，在清理国民党军事仓库时，发现有日军遗留下来的雷达部件。1949年9月，淞沪警备司令部防空处，在上海安国路建立了我军有史以来的第一个雷达队，于10月1日开始担负对空警戒任务。
同年12月，为了组建雷达部队的需要，防空处举办了第一期雷达训练队，学员30人。其中，国立同济大学附设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的雷克祥（照片后排右起第6人）、童有盛（照片前排左起第1人）、孙瑞庭、张恬安等4人，是响应虹口区团工委号召参军进入雷达训练队的。其余则是淞沪警备司令部文化干部训练团的学员，他们来自不同的学校，大多为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安国路雷达队虽然已开始担负对空警戒任务。有一段时间，敌机几乎也没来袭。雷达没有看到过任何目标，并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可是，在后来“二六轰炸”时，敌机来袭雷达竟然没能“发现”。给各级领导以很大的震动，雷达到达出了什么问题？
于是就有陈毅市长于2月16日，给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写信，“借调”大学生来部队工作的事。
中共交通大学总支委员会和学校领导研究决定，把此任务交给电机系电讯组毕业班的团支部。总支委员陈怀瑾同志，宣布这一决定后，大家纷纷表态，坚决保证完成任务，并以能投身“反轰炸”斗争而感到自豪。全班21名同学（其中2名中共党员、19名青年团员），顾不得当天正是除夕，二话没说，就前往淞沪警备司令部防空处报到。照片中后排的3个女兵：曹美琪、刘瑜和吴炯明（左起第5、7、9人），便是其中的3位。
他们到了雷达队后，先把21人分为7个值勤小组，轮流参加战斗值班。同时，日以继夜，边学边干，对雷达设备进行检查和调试。可是，仍然无法发现目标。于是不得不找来高人请教，一位是搞过雷达的交通大学讲师蒋大宗；一位是上海国际无线电台总工程师钱尚平，他们一致认为，雷达不能发现目标，最大的可能是发射、接收系统，两者的工作频率不一致。经指点，并在他们的具体指导下，进行反复仔细的调整，终于在显示器的荧光屏上，看到了近距离的固定回波。这个时候，可以想象，大家有多高兴！
在这群大学生，努力调试雷达的同时。为了协助上海防空作战，苏军的一个混合集团军，悄悄来到了上海。
1950年2月6日，上海遭到了国民党飞机最猛烈的袭击，被称为“二六大轰炸”——国民党空军出动飞机四批47架，投弹约48枚，造成上海的电力设施，损失高达80%，导致市区工厂几乎全部停工停产。自来水供应也遭到毁灭性的破坏，给上海市区的工商业和人民生活造成了空前的灾难。
由于建国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防空力量的薄弱，暂时无法战胜国民党飞机的空袭，也就是说没有能力保卫上海人民群众的安全。只能寻求躲避国民党飞机轰炸的策略。
时任华东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刘少奇又迅速转给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主席。
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莫斯科签字，中国方面提出了一条建议：“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这就确立了中苏两国军事联盟的基础。条约签订前，毛泽东收到电报后，中国领导人紧急约见苏联领导人，并请求苏联出动空军协助上海航空，苏联方面答应了的中国的请求。
秘密奔赴上海的苏军防空集群是由最精锐的莫斯科防空部队组成。莫斯科防空军区参谋长巴基斯基中将任司令。（1966年任苏联国防部副部长兼国土防空军总司令，1968年授予苏联元帅军衔）。
斯柳萨列夫将军任副司令，亚库申上校任歼击机部队指挥官，米罗诺夫上校为后勤部长，斯皮里多诺夫上校为第25高炮师师长。
苏联防空部队即将到上海的消息，使上海党政军负责人极其振奋。
莫斯科防空军区参谋长巴基斯基中将
2月19日，苏军领导指挥将官抵达上海。巴基斯基中将的指挥所设在上海市虹桥路。随后，苏联防空部队混合集团军各个梯队3500余人陆续到达上海。
3月1日，华东军区决定组建上海防空司令部，统一领导上海市防空的各项工作，并配合苏军为其提供一切保障。何健生被调任上海防空司令部作战科副科长。
苏军部队的两个歼击团——米格-15团和拉-11团，以及一个混合轰炸冲击团共99架飞机。分别进驻虹桥、江湾、大场机场。探照灯团和雷达营分别部署在上海市及其外围。
为确保苏军援华作战情报保密工作和保护苏军将士的安全。防止国民党潜伏特务破坏，上海警备司令部分别派第97师290团、第99师297团和第100师300团精锐部队担任警戒，苏军分散各地的探照灯以及雷达部队驻地也都派部队警戒。
上海警备司令部派出的警戒部队战士正在值勤
“二六轰炸”后，不到半个月苏军就来到了上海。2月中旬到3月上旬，陆续部署完毕，开始与我驻沪防空部队，共同担负起上海地区以“反轰炸”斗争为中心的防空作战任务。
经过调试以后，雷达队的雷达已能正常工作。1950年3月20日，终于捕捉到了“目标”。那天上午9时，担任值班任务的石松年、计燕华和曹美琪，发现了远在250公里之外的来犯敌机，立即通报给防空指挥部。
我高炮部队，由于事先作好了战斗准备，敌机刚接近上海领空，就给它来个迎头痛击。敌机碰到这一阵阵密集的炮火，被吓了回去。
过了3天，3月23日，国民党飞机入侵上海，这次来袭的敌机，也被我雷达及时发现。苏军战机迅速起飞，将正在轰炸扫射的一架p-51飞机击落，首战告捷。
米格-15歼击机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亚音速飞机，苏联空军也是刚刚开始配备，援华帕什科夫团是米格-15歼击机首次投入实战的部队。苏联喷气式飞机在高空、高速性能方面及机关炮武器比国民党空军的飞机要先进许多。
4月2日，国民党空军派出两架p-51型战斗攻击机，在上海市区轰炸扫射，苏军歼击机立即起飞迎战，苏军米格–15很快占据上风，国民党飞机掉头逃跑，苏写歼击机紧追不放将其中一架击落于杭州海湾中，又将另一架被重伤后，坠毁于浙东四明山区。
4月18日，国民党p-38飞机两架从海上进入上海地区，长机还没投弹被击落于横沙，僚机也被击伤，机身冒烟发动机起火，最后就落于国民党空军岱山机场的海边……
被击落的国民党空军飞机
5月11日夜，国民党空军1架B-24型轰炸机，企图利用夜色偷袭上海，被雷达及时发现。我中苏联合作战的防空部队，早就作好了准备，敌机刚临空就被我击落，坠毁于浦东塘桥镇。
上海空中设防，短短两个月的时间，苏军巴基斯基部队在上海警备部队配合下，四战四捷，先后连续击落国民党空军各种型号飞机六架，制止了国民党空军对上海的轰炸破坏，国民党将领惊叹人民解放军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具备防空和空中打击力量，百思不得其解……台湾当局只好采取飞机避免深入的方针，明确国民党空军的任务应转为防守。
根据中苏双方协议，苏军在半年内撤回。上海防空司令部雷达营（为保密称电讯营），受命负责接收苏军雷达营的5个雷达站。经过陈毅批准，上海防司于5月和7月，先后又成立了2个训练队——第二期雷达训练队和电讯训练队。招收大中学生150多人。来自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大同大学附中、复旦实验中学、上海市立工专、上海中学、敬业中学、格致中学、吴凇中学、虹口中学、文治中学等。为接收苏军装备和接替苏军任务作准备。
照片中第二期雷达训练队的有曾祖佑（中排左起4）、王孚仁（后排左起3）、顾大恒（后排右起4）。电讯训练队的有尤振国、沈仁珪、卫关沐、陶泽文、许卫晟（前排左起2、3、4、5、7、8），卢梓麟、孙曾经（中排左起1、6），高永昌（后排左起6），孙品（后排右起2）。
这2个训练队与第一期雷达训练队的人员，其中的大学生当技术员外，其余都成为上海防司雷达营9个雷达中队的“三大员”——观察员（后来改称操纵员）、标图员和电话员（后来改称记录员）。
纵观上述4批上海学生兵，有这样一些特点：
在不到半年时间内，先后有近200人参军；
人员集中在同一个营——上海防司雷达营；
一个学校的全班超过一半同学先后参军——上海交大电机系电讯组（1950年届）毕业班；
文化程度高，有大学生，大多是高中生；
上海著名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上海著名中学近10所：大同大学附中、复旦实验中学、上海市立工专、上海中学、敬业中学、格致中学、吴凇中学、虹口中学、文治中学等。
此外还有兄弟仨：高永祥、高永泰、高永昌；兄弟俩：李关生、吴馨；姐妹俩：吴积慎、吴积都，一起参军的。至于同班或同年级同学一起参军的，更是枚不胜举。参军人数最多的学校：交通大学近30人，上海中学为39人，敬业中学近30人等。
陈毅同志曾经语重心长地提出，要求上海防司雷达营：要起到“种子部队”的作用。
随着雷达部队的发展壮大，这批“上海兵”，成为“种子”，播向全国。1950年11月，1个中队调去抗美援朝前方，其中有史济民、汪春霆、孙松飞、乐荣明、傅魁林、范传育等人。为保卫首都领空的安全，1950年12月，华北成立第一个雷达营，一共为4个中队，其中3个中队是从上海调去的。这3个中队中，共达54人。有参加解放一江山岛的（如：陆志淳。），有参加援越抗美的（如：黄祥富。）等等。傅魁林和范传育作为志愿军雷达兵，1952年9月17日光荣牺牲在朝鲜前线——载宁雷达站。
回顾这段历史，还得说起我军第一个探照灯团。苏联派遣苏军巴基斯基中将率领的混合集团军来华协助防空时，苏军混合集团军中有航空兵、高射炮兵，还有一个探照灯团，里申科中校任团长。1950年3月上旬，探照灯团随苏军混合集团军达到上海，苏军很快制订了空军航空兵、高射炮兵和探照兵相协同的作战计划。
我军探照灯团于1950年8月10日在上海组建，共1100余人。团营领导全部从陆军部队选送的正在南京军政大学学习的干部中选任。主要号测手从军政大学本科班中选调790人，还从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应届毕业生中选调30人，作为技术骨干培养。这支部队全体成员的学历之高，在当时是少见的。
探照灯是利用强光束来照亮飞机、空降兵等空中目标，为歼击机、高射炮等防空武器创造有利条件的军用光学装备。作为配合夜间作战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广泛使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除配合歼击机、高射炮用于夜间作战外，还可配合陆军在夜间进行进攻战、防御战。原苏联在卫国战争中，利用探照灯配合空军打飞机，配合陆军打坦克，创造了辉煌的战绩，为敌所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雷达被引入探照灯装备，使探照灯有了“眼睛”，提高了及时发现目标的距离和跟踪空中目标的准确性。
上海防空部队领导对全团干部战士进行了教育、动员，还特地请来苏联专家和技术、操纵人员进行带训，仅用两个多月，全团干部战士就基本掌握了探照灯的原理、操作和维修，于1950年11月17日担负防空作战任务。
探照灯团的成立，使上海的防空兵器多了一把利剑。每当夜空中出现探照灯照中敌机、高射炮兵向敌机猛烈开火的场景时，上海人民无不拍手称快。
从1950年9月初至11月中旬，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在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兼上海防空司令员聂凤智的陪同下，先后3次到探照灯团视察。在一次观看探照团实兵演习后，陈毅市长紧握着团长吴瑞生的手说:“上海有了航空兵、高射炮兵，现在又有了探照灯，上海上空的安全，就有保证喽!”
上海防空保卫战是新中国防空力量一个重要的转折，它使新中国拥有了防空作战能力，并在装备技术方面压倒了国民党军队。
1950年5月30日，中央军委批准，将华东军区司令部航空处扩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空军司令部。8月1日，在南京成立。机关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工程部、干部管理部。9月，移驻上海与上海防空司令部合并，称华东军区空军司令部兼上海防空司令部。
1950年9月，巴基斯基部队接到上层命令逐步撤离上海，回国之前，苏军把全部飞机和装备、技术，移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并对解放军飞行员、机械师和地勤人员进行了培训，培训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具备了空中作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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