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何健生在南京句容机场的留影
从1949年5月起，何健生曾担任上海军管会空军部秘书处办公室主任兼任两航接管军事代表，完成两航起义人员和物资接管任务后，调任华东军区司令部航空处。
1949年11月11日，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空军领导机关简称军委空军，初建时设置司令部、政治部、训练部、工程部、后勤部、干部部。军委空军是中央军委领导管理空军的业务部门，同时又是空军部队、院校、科研和工程、后勤保障等单位的最高领导机关。军委空军下设军区空军、军区空军指挥所、直属部队、院校、科研试验和保障单位等。
1950年7月13日，中央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人革军委）决定，成立东北军区空军司令部。
1950年8月1日，华东军区空军领导机关在南京成立，由原华东军区司令部航空处为基础组建，华东军政大学教育长聂凤智（后任南京军区司令员）任司令员，原华东军区航空处政治委员王集成（后任铁道兵副政治委员）任政治委员，南京警备区政治委员张藩（后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任副司令员，原华东航空处处长蒋天然（后任空军轰炸机研究所所长）任参谋长。在陆续组建各军区空军领导机关的同时，军委空军开始相继在重要战役方向组建空军军部。
1950年5月30日，中央军委批准，将华东军区司令部航空处扩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空军司令部。8月1日，在南京成立。机关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工程部、干部管理部。9月，移驻上海与上海防空司令部合并，称华东军区空军司令部兼上海防空司令部。12月，与上海防空司令部分编并迁回南京，仍称华东军区空军司令部。
8月20日，以东北军区司令部航空处和辽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辽西军区供给部以及陆军第171师部分机构等单位合编，在沈阳正式成立。东北军区副参谋长段苏权（后任军事学院政委）任司令员，辽东军区司令员胡奇才（后任工程兵副司令员）任副司令员，华东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王德贵（后任武空副司令员）任副政治委员，辽东军区副司令员欧阳家祥（后任总参防化部顾问）任参谋长，辽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赵正洪（后任国家体委副主任）任政治部主任。同年12月，中南军区空军司令员刘震调任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
1950年8月，中央军委还决定设立军区空军领导机关，下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航空工程部、干部部、军法处。军区空军是空军的战役军团，受军委空军和所在军区的双重领导和指挥。从1951年开始，各战役方向还相继建立了空军军和相当于军一级的空军指挥所。
司令员 刘亚楼 四野十四兵团司令员
政治委员 肖华 四野十三兵团政委
副司令员 常乾坤 军委航空局局长
副政治委员 王弼 军委航空局政委
参谋长 王秉璋 二野十七军军长
政治部主任 吴法宪 四野十四兵团副政委
干部部长 杨春甫 四野五十一军政委
训练部部长 常乾坤兼任
工程部部长 王弼兼任
后勤部部长 谷广善 四野后勤部运输部长
空军党委常委：
刘亚楼，吴法宪，常乾坤，王弼，王秉璋为空军常委；1951年增补杨春甫为空军常委。刘亚楼为党委书记，吴法宪为副书记。
华东军区空军机关成立后，首先接收并领导原由华东军区领导的笕桥航空预科总队和人民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空军第4混成旅。1950年10月~1951年10月，组建8个航空兵师等，分驻山东、江苏、安徽、浙江、上海5省、市。1952年8月和1953年3月，先后组建2个空军军部。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何健生奉命调任华东军区司令部航空处，担任六科副科长兼大校场航空站站长等职。
大校场机场修建于1929年(民国十八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航空基地之一，也是当时设施最好的飞机场之一，抗战前被定为中国最高级别的航空总站，在抗日战争中，许多中国空军飞机从这里起飞，与来犯的日军飞机搏杀。
1367年，南京明故宫建成后，朱元璋在宫城之南相继建立多处兵营，以保卫皇宫和都城的安全。并选择响水河和秦淮河之间的一片平地，辟建大教场，设置阅兵台，以阅兵练武。在长期流传中，“大教场”演变为“大校场”。
当年大校场建成后，不但附近兵营的人马来操练，朱元璋宫城里的卫兵，每天清晨三更就出正阳门，经过兵桥、七瓮桥，也到大校场来操练。后来，明朝的一些军事设施和军事机构也设在这里。据传，当时大校场内还设有两个十三四亩大小、一丈多高的点将台。一个是供一般将领操练之用，一个是专门用作皇帝出宫观看阅兵或比武选拔高级将帅所用。
后来到了清朝，满清把明朝的宫城改为“驻防城”，由江宁将军率领“八旗兵”驻守。这时，大校场又成为清军的军事基地，是驻扎城东南的八旗兵训练中心，他们也在这里进行操练比武和选拔军事人才。康熙和乾隆皇帝六次下江南，每次都在这里阅兵。
太平天国期间，大校场屡为太平军和清军交锋的战场，校场建筑遭战火焚毁，大校场的各种建筑和文物古迹毁坏殆尽，变成了一片荒地。
（《航空杂志》：《呈文:航空署长张惠长呈军政部请准扩充大校场飞行场地基征收附近土地请咨请内政部核准文》，1929年第1卷第5期卷）
大校场机场的历史起于1929年，国民政府在此建军队训练场所。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认为，发展航空“于国家前途，吾党前途，均至有裨益”。当时，同盟会美洲总支部募捐资金购买了6架柯蒂斯飞机，分两批运抵南京，支援临时政府。这是民国第一批空中军事力量。飞机场先是设在小营，条件极为简陋，直到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后，空军编制扩大，飞机场搬至明故宫。
1929年，随着空军的再度扩建，国民政府军政部航空署函请土地局，征收大校场土地703余亩，作为军队训练场所，并设立了当时全国最大的靶场。
1931年4月5日，在大校场建立航空学校，投资40万。同年12月2日，航空署以大校场校地狭小，迁建杭州笕桥航空学校。4月29日，交通部经考察，认为军用飞机场应在大校场择地另筑，明故宫机场留作交通部航空站使用。
（《航空杂志》：大校场飞机场附近，1931年第2卷第7期）
1934年，国民政府将大校场正式辟为军用飞机场，为国民政府唯一空军基地。明故宫机场成为民用机场。
为了组建新式空军，国民政府陆续购入美军机500多架，驻停于大校场的军机约有60架，大校场机场成了中国空军的摇篮。
当时兼任航空委员会顾问的宋美龄就经常驱车到大校场，看望这些年轻的飞行员，称这些天之骄子是“自己的孩子”。
抗战前夕，大校场机场已经成为中国最高级别的航空总站。
（《南京交通志》：1936年第二次扩建工程项目及工程量情况简表）
1935年既1936年，国民政府两次为大校场征地并开展扩建，工程由南京建隆营造厂及中华兴业营造厂承包，第一次扩建后，飞行场地达到了长1300米、宽1200米的规格。
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宋希尚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为大校场飞机场及各路各种工程进度》，1936年8月21日收
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被释放的蒋介石在战斗机的护航下，从洛阳飞抵大校场机场，随行的还有张学良。可以说，少帅的“囚禁之路”，是从大校场机场开始的。
抗日战争爆发，日军占领南京后，大校场机场也被日军占用。
何健生参加过“八一三”淞沪会战时的空中战斗，轰炸过日军上海司令部和停泊在吴淞口的日军战舰，因此对大校场机场并不陌生。抗日战争开始后，日本战机几次空袭南京，大校场机场首当其冲。1937年6月19日，日本海军航空队两次空袭南京，第一次就出动了45架飞机，空袭了大校场机场及兵工厂。“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后，中国空军和援华苏联志愿航空队一起，奋勇应战，重创日机。
日军占据南京后，自1939年起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日军对大校场机场跑道进行了改建。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对大校场机场进行了维修改造，增设了排水设施，并将跑道在原有基础上延长了400米，而大校场机场也继续承担了重要的交通运输职能，许多重要官员抵离南京都是通过大校场机场起飞的。
（《中央日报周刊》：抗战胜利国军接收大校场机场，1947年创刊号）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由冷主任欣率领一行一五九人，分乘美国军用运辙机七架，于下午二时至二时四十分安抵南京……午后来自芷江第一机，在光华门外大校场机场着陆。内载前进指挥所吴传薪上校以下官佐五员及通讯兵四名……”（《申报》1945年8月28日）
“法参谋总长余安上将及代表团，廿五日晨八时由马市长超俊，陆总部鲍处长静安陪同谒陵并敬献花圈，九时半即赴大校场机场乘机赴河内……”（《申报》1946年4月26日）
“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于今午十二时卅分抵京。司徒氏乃乘坐十三日下午飞平专程迎接之马帅五星专机而来，自上午十一时起，记者羣业已守候于机场，外交部礼宾司长李骏，马帅行馆柯义上校，美大使馆代办施麦斯，海军武官肯尼上校，中共代表董必武，及燕大校友廿余人，均陆续抵大校场机场……”（《申报》1946年7月16日）
“共产党代表团廖承志，甘六日上午自大校场机场乘美军专机飞延安……”（《申报》1946年9月29日）
（《申报》：《前日抵京之傅作义氏，在大校场机场与欢迎者合影》，1946年11月21日）
抗战胜利后，首批进入南京的部队，就是乘飞机在大校场机场降落的。此时的机场，经过炮火的摧残，破损极为严重。1947年，美国特使马歇尔来南京，飞机竟在降落时因场地问题差点出了事故，这让蒋介石极为尴尬。
此后，国民政府用了半年时间，彻底改造大校场机场，按照国际民航标准修建，建了新的候机楼，使之成为全国最大的一个机场。
何健生担任大校场机场场长后，对机场历史也有了新的了解。
1948 年，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中共南京市委根据上级指示，组织力量深入敌人内部，开展策反和瓦解敌军工作。市委书记陈修良和策反系统负责人史永安排在南京国民党空军第四医院当医生的地下党员林诚，秘密与国民党飞行员接触，发展他们加入党组织。
1948 年11 月，国民党空军八大队飞行员俞渤被吸收入党，以后又发展飞行员郝桂桥、轰炸员周作舟入党。根据党的指示，多次研究驾机起义事宜，并吸收飞行员陈九英、领航员张祖礼一起参加。他们的计划由市委报上海局，经李白电台上报中央。
12 月16 日，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空军俱乐部举行表彰大会，趁着大校场机场执勤人少，俞渤等5 人成功驾驶514 号B-24 型轰炸机，穿过厚厚云层飞向解放区，第二天凌晨3时安全抵达石家庄，驾机起义成功。两小时后，罗青长奉毛泽东、周恩来命令，赶到石家庄，代表党中央向驾机起义的5 人表示慰问。此后，又有7 架飞机先后起义。这是解放战争中国民党空军分崩离析的一个标志，也为我人民解放军空军建立打下了基础。
1949年4月22日，南京大校场机场上，一架架从上海来的飞机降落，国民党撤离人员匆忙登机逃窜。
此前，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作战，在荻港和江阴顺利渡江，使国民党上下为之色变魂惊。
油库来不及破坏，国民党为了不让解放军“捡漏”，特派飞机返回轰炸，却不料2万桶汽油早已被搬运一空。
上世纪30年代南京的大校场飞机场
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下野，实则利用其参谋机构和电台进行幕后指挥。
国民党空军总司令部撤逃后，在国民党空军431电台和南京大校场机场指挥塔台的基础上，成立了临时指挥所来指挥前线作战。
这天，国民党空军第四供应处分处处长罗中扬匆忙找到431电台代理台长罗贤朴，悄声说道：“马上要运来一架电台，你们做好抢修准备。”
不多时，一架军用飞机在大校场缓缓降落，里面装着的正是躲在浙江奉化的蒋介石所用的电台。
罗贤朴嘴上推脱着说：“他们修不好，我们恐怕……”实则内心却另有打算。很快，中共南京地下组织就得知了这一消息，并要求罗贤朴开展反搬迁斗争。
原来，在中共南京市委策反工作部空军组负责人张荣甫的策反下，罗贤朴早已加入共产党，并与指挥塔台代理台长徐佩新一起，利用国民党军队内部矛盾，对两台人员做了大量策反宣传工作。
1949年2月，整装准备撤退的国民党军队
第二天，急于邀功的罗中扬又来询问维修进度。
“还没查出毛病在哪，现在文电那么多，电台功率又小，忙得根本抽不出人来。”一番“抱怨”后，罗贤朴建议将空军406通信大队（即国民党空军首都通信总台）的大功率电台调来应急。
见他迟疑，罗贤朴又加了一把火：“任务一天比一天重，当前还有什么比固守首都更重要呢？一旦电台耽误了军情，这个责任谁担得起？”
罗中扬一言不发地走了，但很快，几十套原本装箱准备运往台湾的电台设备，都出现在了431电台处。
保留物资的目的达到，罗贤朴又怎会真的安排人修电台，这些设备都被他笑称为“老蒋的特殊照顾”。国民党空军总部几次下令要将编制外机组和人员运送至台湾，都被罗贤朴以指挥工作忙为由顶了回去，这一拖就到了四月份。
长江天堑，固若金汤。国民党依仗长江地势险要，仍试图做最后的挣扎，但这道天险终究还是破了。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在大校场机场登上“美龄”号专机，黯然神伤地飞离南京。
（《申报》：《蒋总统离京抵杭 今晨將乘專機逕飛台灣 行前召集中常臨時會宣讀引退文吿》，1949年1月22日）
1949年4月21日下午，罗中扬召开紧急会议，宣布了前夜解放军在荻港和江阴渡江的消息。大校场机场全体人员和器材将从水陆空三路分别撤退，其中电台和塔台随指挥所于22日最后一批从空中撤走。
在全场人都为之惊慌时，罗贤朴注意到一个重点：“油库来不及破坏，23日派飞机来炸毁。如果看到飞机机翼摇动，就是轰炸信号。”
回到电台后，他并未传达撤退的指示，而是要值班人员照常工作。并在和其余共产党员的商议之下，决定撤退前夕发动两台人员起义。
当晚，罗贤朴被叫到了罗中扬的办公室。罗中扬叮嘱道：“除留两部电台外，其余器材全部装箱。你们电台人员的撤退，我已专门配了一架运输机。”
“愿为党国效劳！”罗贤朴接过手谕和奖赏的辛苦费，“应承”着离开。
为了迷惑罗中扬这个老奸巨猾的狐狸，他特地将一些日本产的旧机器装箱，贴上431电台的标签，运到了停机坪上。
这时，得到同样命令的徐佩新也跑来商量起义细节。交换意见后，决定按原计划塔台人员撤至鸡鸣寺，电台人员撤至光华门外罗贤朴叔叔家。为防意外，徐佩新还特地将从机场供应部门领回的几袋大米，藏在了鸡鸣寺后殿，待其回到机场，已近天明。
4月22日凌晨，罗贤朴把两台人员召集在一起，动员大家弃暗投明，就地起义。由于平时的策反宣传，大部分都表示愿意留下。
把领来的银元散发后，大伙分批撤离到预定地点隐藏起来，留下两人坚持值班，监视敌人行动，罗贤朴则和徐佩新等人将机器重要部件卸下装上吉普车准备运走。
由于水陆两路的退路皆被斩断，只有空路可走，此时的大校场格外的繁忙，一架架飞机降落、起飞，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亲自在塔台上指挥。
国民政府从南京大校场撤退的最后三架飞机
上午十点左右，周至柔撤离，留守的两台人员伺机已久，当即切断电源，跳上吉普车，一行人凭着假证明驶出大校场，一路向光华门开去。
清点人员时，罗贤朴突然发现译电员不在，国民党空军全套通讯联络网的波长、呼号等密码都在他身上。顾不上危险，罗贤朴回到机场，只见译电员和他的妻子已被迫登上飞机，便叫人递上一张纸条，上写：“有急电要译，请留下。”
译电员看到署名罗贤朴就明白过来，提起装有40余种密码的箱子，以译电为借口带着妻子跳下飞机，后安全到达集中地。
直至11时左右，敌人才发现机场通讯联络中断，罗中扬怒吼着要抓罗贤朴立即枪毙。罗贤朴三次返回机场观察情况，都有惊无险地躲过了。
起义使机场联络中断，给两台人员预留的飞机上设有一架电台，但很快也因飞机发动机烧坏而无法使用，国民党军的撤退和炸毁机场的计划被彻底打乱。罗中扬提前乘飞机逃走，原计划最后几批从空中撤退的国民党官员，也在改乘汽车后成为了俘虏。
同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大校场机场由解放军华东军区接管，成为军用机场。
何健生任大校场机场站长时，还分管了句容飞机场。
句容市地处苏南地区，长江流域经济开发带，东连镇江、西靠南京、东北依长江并与扬州隔江相望，距上海200公里，全市总面积1387平方公里。素有“五山一水四分田”之说的句容市，南倚茅山，北濒大江，赤山湖横陈城西，宁镇山脉逶迤境内，地势高坦不一，山川纵横交错。茅山位于句容市的东南方向，山脉南北走势，北低南高，犹如一条绿色苍龙，横卧在江南的锦绣大地上。
句容于西汉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置县，迄今已有两千余年的建城史，是江苏省最早建县的13个文明古县之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将领张治中首先提议建句容机场拱卫南京。1932年，在距南京40余公里的省会镇江市句容县城北门1公里处(今江苏省句容农校校址)建造了句容飞机场。施工土方61万立方米，工杂费22万余元，停机面积为1平方公里。机场于1934年建成。
1937年12月5日，日军占领句容，飞机场逐渐沦为荒地。1948年8月，国民政府空军将其改为飞机投弹射击训练靶场，成为民国时期江苏省镇江地区的空军军事设施。
何健生考察了句容飞机场后，经上级决定，机场仍为护卫南京的空军军事设施基地。
1956年7月南京民航搬迁至大校场机场与空军合用。为了适应南京民航的客货运量的迅速增长，1987年大校场机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扩建。1997年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建成使用后，南京民航搬至禄口国际机场，而大校场机场则主要供军用，经过扩建，此时的大校场机场拥有了2700米的跑道，覆盖了西起大明路，东到绕城公路，北到秦淮河的范围，区域总面积约十平方公里。然而，随着空军南京新机场南京马鞍国际机场的建成投运，大校场机场于2015年7月30日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其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航空基地之一，却在历史上留下了诸多痕迹。句容飞机场早在解放初便已作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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