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春，全国反右派运动结束时，划定了右派约55万人。在全军的军官队伍里，划出了约6000名右派。其中属于军委直属单位及各军事院校的右派有320人，何健生便是军委直属单位空司中的右派。这些军队中的右派于1958年4月下旬，被陆续遣送到山西修建太谷郭堡水库，接受“劳动锻炼”。被送到辽宁省绥中县前所果树农场“劳动锻炼”的东北空军右派就有154人，送去劳动教养和留在工厂劳动的约十来人。还有一大批送去密山等农场劳动的空军中右分子，其数量更是惊人，其中第八航校去的就有20多人。
在反右运动中，全军有多少空军军官被错划打击？因档案至今未解密，总数仍是谜。其中白起冤案更是谜中之谜，从书刊和网络上找不到关于白起冤案的真相，甚至至今仍死不见尸。白起却是中国空军史上一个抹不去的人，他曾是张学良空军中的“八大金刚”之一，又曾是蒋介石专机班主任，汪伪空军署少将，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东北老航校）副校长，但却死于不白之冤。
令人遗憾的是那些将自己的上司、同事、下属打成右派的空军头面人物或参与者，除了继续为自己评功摆好外，没人承认过自己有错，即使是他们的后代也传承了这种特殊的“红色基因”。研究中国空军史的人除了歌功颂德，谁又会为那些冤死的空军前辈叫声屈？
对何健生来说，他与白起同在反右运动中，遭遇了“引君入瓮，罗织罪名”的圈套，白起的死，是他永远忘不了的。
何健生在流放太谷时，听到了白起受迫害致死的消息，起因是空军派人要他揭发和提供白起的政治历史问题和现行反动言论。
何健生心中明白，白起出事了。但他不愿对白起诬陷一字。白起是与他一起组织策划820起义时的战友。在创建东北老航校时，白起任副校长，何健生任训练处长。比起白起的遭遇，何健生只能选择忍耐和煎熬的痛苦。
何健生收藏了一张由他自己在东北老航校搬迁途中时拍摄的照片，照片中有何健生的一对儿女何国胜和何国贵，还有白起的儿子白戎凯和三个女儿白莉、玛丽、莉莉。他只能从照片中追忆对白起的思念和回忆。
左起：白戎凯、何国贵、白莉、玛丽、莉莉、何国胜。
关于这张照片和白起的故事，还是听听他的女儿白玛丽是怎么说的。白玛丽在空军新闻网（2016-08-16）上对自己的父亲作了以下回忆：
我的爸爸就是东北老航校的创始人之一、老航校第一任副校长白起。
我又一次翻开在牡丹江老航校时照的照片。那是1946年的春天，老航校从牡丹江到通化的搬迁途中，火车在梅河口遇到土匪袭击，航校发给学生队每个学员一支枪，30发子弹，他们英勇战斗，把敌人打跑了。我们几个干部子女都下了火车，在梅河口车站合影照了个照片。如今，这张珍贵的照片被收入在东北老航校建校40周年纪念册里。
在老航校那三年多时间里，虽然我只有3、4岁，但很多事都记得很清楚了。记得当时在我家的保板阿姨（是航校分配到我家的日本籍保姆）常背着我到机场去看飞行，看到我爸爸带着学员飞上天空。
我的爸爸生于1904年12月27日，是辽宁省盖平县杨木林于村人，曾用名：白茂贞、白景丰。
在爸爸的记忆里，盖平最大的特点是那里的风筝。盖州清代诗人于天墀曾写过《春风》诗：“寒消蜀谷莺先觉，暖入花林碟亦狂。何处儿童闲理线，争牵纸鸢舞斜阳。”这正是盖平风筝艺术鼎盛时期的真实写照。
爸爸小时候总爱抬头看着天上飘逸的风筝，梦想自己有一天也能像风筝一样在蓝天飞翔。
母亲刘宴如告诉我，爸爸自小好学，在学习上很有天赋。因为大姑和五姑都信天主教，因此把我爸爸送到沈阳教会办的中法学校读书。在那里他掌握了法文基础，还认识了同学高志航，两人都有报效祖国的共同志向，因此成为挚友。我爸爸在学校时就向往着将来有一天，能开着飞机翱翔蓝天，高志航也有同样志向。因此，在1923年他和高志航一同考上了张作霖航空队。
张学良在东北军官训练班的1000余名学员中，选中80人，准备送法国学习飞行技术。入学者首先要学习法文，才能入法空官校。根据法军规定，凡入官校者，不问中外学生，必须受过军队教育，且有文凭。也就是在这个时期，绝大部分学员被淘汰的情况下，我爸爸和高志航因为有法文基础，再加上刻苦学习，被张学良选中，连同一起的还有葛世民、王常之、朱长凯、孙继先等共28人，于1925年4月被送去法国留学。我爸爸高兴极了，立志要刻苦学习，当一名最优秀的飞行员。
这28名航空学员到法国后，分成两部分，有10名学员进入法国西南克鲁德亚的高德隆航空学校，另一部分则进入了对身体条件要求更加严格的巴黎莫拉纳航空学校，我爸爸就被分配在莫拉纳航空学校学习。
莫拉纳航空学校的教授方法是最优秀的，使用的教练机也是最新式的，教练机是“莫兰”工厂自己制造的。学习的科目有：机械、驾驶、学习法文等。在“莫拉纳”的学员中，高志航和我爸爸都是可圈可点的空军英才。妈妈对我说：“爸爸在那批学员中是第一个放单飞的。”巴黎中文版“东方日报”经常报道28名飞行学员的学习情况和成绩。
第三年秋天，我爸爸与其它学员一起都转入法国南部的伊斯特陆军航空学校学习高级飞行技术，学习驾驶和战斗。结业后又转道里昂的法国正规航空军三十五团，参加实际战斗演习，爸爸的成绩总是最优秀的。
1927年初，结束全部训练项目，爸爸与同学一起启程回国。这批留学生受到张学良的高度重视，在学习期间，就把他们的军衔由准尉提升为中尉。回国后，很快提为少校或中校。高志航当时是东北航空教育班少校教官，我爸爸获得了中校教官官阶，在张学良航空司令部任中队长，被称为东北空军的八大金刚之一。
民国十七年六月，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阴谋炸于皇姑屯，旋即去世。“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爸爸看不到国家前途何在，便随着张学良将军流浪关内。张作霖、张学良父子虽有宏伟的中国空军梦，但积贫积弱的中国，这只是个梦而已。
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阴谋炸死皇姑屯后，东北军全部归属国军统一管辖了。高志航经时任国民党军政部南京航委会航空大队长的留法同学邢铲非介绍，于1932年到了南京，找到中央航空署，见到了航空总队队长毛邦初，毛邦初高兴地接纳了高志航。我爸爸也在邢铲非的介绍下，去了国民党空军。
爸爸和高志航都到杭州笕桥中央航校高级班接受短期培训。高志航结业后因其东北军身份受到排挤，只能作为一名无单独飞行资格的空军少尉见习。这期间，爸爸曾任过蒋介石专机班主任，由于飞行技术高超，还受过蒋介石的嘉奖。因此在国民党航校当中校教官，刘善本、张受益都是他在航校第九期放单飞的学生。
由于爸爸为人耿直，有报效祖国的热情，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消极不抵抗，大片国土沦丧，东北有家回不去，爸爸心中一直愤愤不平。我爸爸最好的同学和朋友高志航，时任中央空军驱逐机第四大队长，在一次和日本战机作战中，英勇牺牲为国捐躯。对这样一位抗日英雄，蒋介石不管其家属的生活困难，竟让高志航的女儿流落上海街头（高的妻子离家再婚，两个女儿留给高的母亲）。
我爸爸和妈妈曾一起去上海见过高志航的老母亲，对她表示慰问，也表示了对蒋的不满。1941年夏天，航校召开“三民主义讨论会”，他在会上说，“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在这里一直没有实现，也不打算实现。”引起蒋的极大不满，会后他就被贬到保山小飞机场站当了站长。
我爸爸和其他从东北军去的空军飞行员，几乎都受到过排挤和打击，于是不少人就离开了国民党空军，无奈地到了汪精卫空军暂时避难。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父亲去了汪精卫航空署，由于他在当时的声望，挂了个空军少将军衔。
爸爸于1942年被任命为汪伪航空训练处上校处长，1945年任命为汪伪航空训练处高级教官署少将主任。我爸爸在当时只将汪伪空军当作一个临时落脚点，他的真正目标是将这里当作人生新的起飞点。
汪伪空军教导队从常州搬到扬州，并在扬州成立了航空处，最高长官航空处主任就是我爸爸，官阶空军少将。爸爸与上校参赞何建生是上下级关系，接触机会较多，二人对国民政府和汪伪政府都失去了信心。何健生告知我爸爸，他与教务主任周致和（蔡云翔）正在策划酝酿投奔共产党。爸爸同意和支持周致和、何健生的起义方案，愿意共同去延安。他还建议将扬州所有的飞机都飞到北边去。在他们的组织策划下，起义人员开始扩大。
参加这次起义的少尉飞行员吉翔（吉士志）、秦传佳、于飞（黄哲夫）负责寻找共产党。当时于飞因不满汪伪政权而被校方开除了军籍，行动自由些。秦传佳对新四军的情况比较熟悉，秦传佳与于飞找到了新四军后，他匆匆赶回到部队，于飞开始与新四军保持了很好的联系。
于飞见到了新四军首长粟裕、刘长胜、程明等，多次商讨起义事宜，并得知延安有了明确指示。
1945年7月20日，我爸爸等人在南京珠江饭店开会，主要是五人做了分工，负责各项起义的工作。初步分工由蔡云翔、于飞等驾机去延安，我爸爸、何健生和吉翔、陈静山等人从陆路到新四军军部。其中周致和、吉翔是中央航校十期的同学，也都是我爸爸的学生。
1945年8月20日，由蔡云翔担任主驾驶，张华担任副驾驶的“建国号”驾机起义成功抵达延安。中国空军司令部空军史编辑室编印的《中国空军史料》，其中第三辑《驾机起义大事记》开篇第一件大事就记载了“建国号”驾机起义：“1945年8月20日，汪伪空军航校中校教务主任蔡云翔（原名周致和）、少尉飞行员于飞（原名黄哲夫）。少尉飞行员张华（原名赵迺强）、少尉飞行员顾青（原名管序东）共谋起义，参加者还有空勤机械士陈明秋（原名沈时槐）、空勤机械士田杰（原名黄文星）。他们自江苏扬州驾驶九九式双发运输机飞向延安，安全降落。”“建国号”是八路军的第一架飞机，后改名为“820”。
文中记载：参与此次驾机起义策划的汪伪航空署少将白起、刘宴如夫妇，上校参赞何建生、邱淑仪夫妇，还有飞行教官吉翔、轰炸员秦传佳、机械士陈静山等一行20余人，则分成两批，也从地面起义成功，先后顺利到达新四军军部。
在举行地面起义前，爸爸专程去杨家庙见到了新四军军分区政委程明同志，先后见到了新四军军分区张云逸副军长，还有饶漱石、程明等首长，受到热烈欢迎。张云逸副军长还说，“对起义人员既往不咎，原级待遇”，我爸爸非常佩服人民军队的宽宏大量，更坚定了起义的决心。
1945年8月20日，蔡云翔等人驾机飞向延安的当天，何健生和夫人邱淑仪带着孩与机械师陈静山等，在游击部队护送下已经从地面到达了解放区，高兴地穿上了新四军军服。我爸爸白起、妈妈刘宴如带着我们几个孩子与吉翔等也出发了，奔走在去新四军杨家庙根据地的路上。
不久，这些陆路起义人员，就接到了延安总部的指示，要他们立即出发前往东北，参加筹建我军第一所航空学校。接到命令后，我爸爸与何健生、陈静山、吉翔四人满怀壮志立即奔赴东北。
途中不有一个小插曲，让我爸爸他们大显身手。路过山东海阳县时，正好碰上三个民兵，其中一个叫张吉俊的缴获了一架出了故障飞不了的日本飞机，他们立即前去查看。机械师陈静山等人把飞机修好后，怕被国民党和日本兵发现，我爸爸驾驶飞机飞到八路军驻地桃花村把飞机藏了起来，这是他们参加革命队伍后第一次执行的航空任务。
张吉俊与缴获的日军飞机
遗憾的是，当年考虑到820驾机起义人员的家庭和从陆路起义人员的安全，党中央要求新华社取消公开报道计划。“建国号”起义的全过程，也就成了历史之谜。但这个历史之谜现在已经逐渐解开……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起义人员不仅为人民军队提供了属于八路军的第一架飞机，而且他们还是真正懂得并掌握飞行、机务及航空管理等航空知识的专业人才，为党培养优秀的航空人才，为人民空军的创建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英雄不问出处。历史不会忘记空中起义人员的功绩，也没有忘记地面起义人员的功绩。这是一段飞向光明和真理的历史。
根据刘宴如对丈夫白起的回忆录，以及《航空知识》、《文物天地》、《航空杂志》、《东方纪事》和“东北老航校建校四十周年纪念册”等记载，还有何健生、张华等口述，白起在创建东北老航校的过程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1945年11月中旬，东北局决定成立以伍修权为首的航空委员会，伍修权为主任，黄乃一为秘书长，刘凤、蔡云翔、林保毅（林弥一郎）等人为委员，统一领导和协调各方工作，加紧为创办航校创造条件。
林保毅（林弥一郎）率领的日本航空队在伍修权的感召下归顺了共产党的队伍，这给创建人民空军带来了人才的保证。但这还不够，延安又抽调了一批富有经验的干部，加入了筹建航校的队伍。其中包括蔡云祥、张华、于飞、顾青、陈明球和田杰等从汪伪空军驾机起义的航空空地人员。
伍修权在第一次航空委员会会议上说：“我们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在东北创办航校，当务之急就是为创办航校创造条件。鉴于目前形势和具体条件，办航校不能照搬外国的办法，也不能照搬国民党的办法，我们没有那样的条件，不能等什么都有了再招生，再按部就班进行教学和训练。”
由此，伍修权提出打破常规、加快建校的指导思想，要求尽快接收学员；他还提出教职员一齐动手边建校，边训练，在最短的时间内，培养出我们自己的飞行员和机务人员。
但是，教员在哪里？学员又在哪里？委员会委员进行了明确分工：刘风负责组织人员抓紧时间，去各地搜集飞机和航空油料，为创办航校准备必要的物质条件；黄乃一负责提出招收学生的条件和来源、训练方针以及航校机构的设置等方案；蔡云翔、林保毅负责组织技术人员修理飞机。
黄乃一将自己的想法提了出来，要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航空人员都汇聚到东北。
蔡云翔提出，应该急调白起、何健生一行到东北，共同参加航校建设。
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9月，伍修权作为中央任命的东北局最初的五位成员之一，随彭真、陈云等被派往东北，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抢占东北。伍修权还有一项特殊的任务，就是筹建共产党的航校，筹建人民空军。
白起不仅是中国早期培养的航空人才，而且对创建空军的过程十分了解。早在1937年，就写过《空军与防空》一文，由重庆青年会国难工作委员会出版。伍修权负责创建人民空军，正需要这样的航空骨干。
当时白起和何健生一行，是从地面起义进入了新四军军部。白起很快接到了调令，飞抵东北报到。1945年11月末，白起和何健生、陈静山等人到达东北时，受到民主联军彭真、刘亚楼、伍修权等首长的热烈欢迎和接待。白起妻子刘宴如带着四个孩子，也由八路军联络处负责人柳央同志亲自护送到东北和白起汇合。
1946年初，在通化成立了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总队长是常乾坤，副总队长是白起。同年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航空总队的基础上于通化正式成立。这所航空学校，诞生在炮火硝烟的战争环境里，沿着党所指引的方向，冲破了重重困难，到底办起来了。朱瑞兼任校长，常乾坤、白起任副校长，吴溉之兼任政委，黄乃一、顾磊任副政委，白平任政治部主任，蔡云翔任教育长，蒋天然任副教育长，林保毅任校参议兼飞行主任教官，何健生任训练处长，吉翔任飞行科长，于飞任航空理论科长，张华任翻译科科长，田杰任机务队队长，陈明秋任机务队副队长，陈静山任修理厂厂长。其他起义人员也都安排了适当工作。
初建的航校聚集了很多人才，一批批革命干部和优秀青年从四面八方来到航校，以党的航空技术干部为核心，还有我党培养的飞行技术人员为骨干，团结一批蒋、汪起义的航空技术人员，和留用的日本飞行教官等，大家团结一致，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在解放战争的硝烟中辗转迁徙，顽强奋斗，坚持训练。白起深感党的恩情浩荡，自己得已重生，下定决心要为人民航空事业贡献力量。
白起作为航校副校长，负责飞行训练。他整天在机场，竭尽所能地干着一切可以干的工作。从在寒风怒号的露天里为学员讲理论课，到驾着“九·九”高级教练机带飞学员，考核学员放单飞。看着一个个原先文化程度很低，连风向、气流等起码知识都不易理解的年轻学员，登上飞机，在蓝天上自由翱翔，他比什么都高兴。
当时生活虽然艰苦，吃的多半是粗粮，住的是四面透风的破旧兵营。当时航校实行的是供给制，虽然困难重重，但白起心里充满了无限力量。他常对妻子刘宴如说，“我现在活的很充实”。党和军队对妻子的重用，给了他无限力量，让他感到自己真正成了人民航空事业的有用之人。
那个时候，航校什么都缺。缺训练用的飞机，缺飞机零件、器材，缺仪器，缺设备，连发动飞机都要动手摇，好不容易拼凑起来一架飞机，又缺轮子。这些还都好说，发动群众总能想出解决办法，最棘手的是缺燃料。当时我国自己还不能生产汽油，日本人留下来的汽油很快就用完了，没有燃料等于做无米之炊，飞机全停飞了，校领导号召大家想办法。
这时白起向领导提出，自己当年在法国留学时听老师说过，有人曾想用酒精代替汽油开飞机，不知试验成没，听说日本人也曾试过。白起又说，外国人试不成功，不代表我们试不成功，建议成立个试验小组。
常乾坤经过慎重思考，最后下决心：干！他指示：要先内场，后外场；先地面，后空中，保证安全，争取成功。
首先发动起来的是航校修理厂，厂长陈静山也是从扬州一起起义过来的高级机务人员，业务上有专长。白起带着他们组成了攻关小组，他们一方面努力提高酒精纯度，增强其热值，一方面设法改装飞机燃料系统。然而，一次次试验，一次次失败，发动机总像吃不饱一样没精打采的，用酒精燃烧总是转着转着就熄火了，停车了。
白起他们不气馁，一直在苦苦地思寻着，探索着。当把酒精纯度提高到95%时，寻找出酒精燃烧后在火花塞上积碳比汽油多、容易堵塞的原因，采取了扩大定流孔0.1至0.2毫米，调整进气阀的间隙和点火位置等办法，酒精燃烧和汽油燃烧的效果就大大接近了。试验效果表明，用酒精燃烧，发动机最大转速达到了2030转，而汽油燃烧转速允许在两千转左右，他们终于达到标准要求了。
地面上的试验都作了。空中呢？谁也不敢说是万无一失。尤其是拼凑起来的飞机残破陈旧，飞行中随时面临出现故障和发生事故的威胁。谁来进行空中试验？用一架破旧的日本飞机，烧着谁也没有用过的、用高粱米蒸馏出来的酒精代替世人都在用的汽油开上天去，今天听起来都有点离奇惊险！
白起自报愿意第一个试飞。在航校的海浪机场，白起和日本教官黑田一起跨上了飞机。黑田坐在前舱，白起坐在后舱。学校的领导、地勤人员，还有许多飞行学员，都静静地站在指挥台边，一个个紧张地盯着这架飞机。此举能否成功，关系着今后能不能有条件继续进行飞行训练，关系到几个月来航校同志共同奋战的努力成果，当然，更直接的是关系到试飞者的生命安全。
人们远远地看到他们沉着地操纵飞机，螺旋桨转动起来，飞机缓缓的滑动，转到了起飞线，加力，马达轰鸣，震耳欲聋，飞机沿着跑道向前冲去，飞上蓝天……试飞成功了！
酒精代替汽油成功啦！当飞机降落后，白起和黑田一起跳下飞机，人们欢呼着奔向前去，拥抱跳跃。此时白起心中异常激动，从留学法国以来，为报效祖国，多少年的抱负，多少年的愿望，终于通过这架破旧的“九·九”式高级教练机，通过这用高粱米蒸馏出来的酒精，体现出来了，也体现了他为航空事业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体现了他对党的赤胆忠心！
正如《航空杂志》1986年第六期中所说，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正义的事业所产生的感召力是伟大的。很难想象若没有对事业执着追求所焕发的无穷创造力，若没有为事业一往无前的献身精神，怎么会有航空史上的这一奇迹。白起也成为中国航空史上酒精飞天第一人。
后来，上级领导在经济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立即批示拨出一百万元作为生产酒精的基金。为了保证纯度高的酒精能大量供应，航校将日本人丢下的哈尔滨两家最大的酒精厂迅速复工。东北局和联军总部决定由蒋天然领导自办酒精厂，还批准了一项应急措施，拨给酒精厂大豆、玉米等作为原料，生产酒精代替汽油，解决了飞行和运输的燃料问题。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关心和支持下，1946年9月，位于哈尔滨市的两家酒精工厂生产出纯度为96%的酒精三千桶。直到建国前，这两个工厂不仅保证了航校的需要，而且使前方汽车运输所需的燃料也得到了解决。
从1946年到1949年，在短短的三年里，何健生见证了东北老航校的同志们克服工作困难，生活艰苦，待遇微薄，顽强的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也见证了老航校培养出100多名飞行员、领航员和400多名航空技术人员，成为抗美援朝击落敌机的战斗英雄有之，成为空军建军的骨干、栋梁有之。这些人才中，也有白起、何健生和刘善本等一批老航校开拓者们贡献的一份力量。
令人遗憾的是那些起义人员们后来大都道路坎坷。1946年春，周致和因飞行中遭遇机械故障、迫降失败而遇难，不久吉翔也因为坠机牺牲。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建国号”起义一事，才由《航空知识》等媒体披露出来。但真相仍然被掩盖了。顾青蒙冤20余年，于飞在文革中被错误批判和殴打致残。白起被迫害而殒命于“反右”运动。何健生直至退休后才被平反，秦传佳不知下落。但他们是中国空军的先行者之一，他也是中国空军史上不该被忘记的人。
白起究竟是如何被迫害致死的？至今成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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