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大活动
1939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抗大总校离开延安到华北抗日前线办学，1940年2月，总校来到武乡，驻蟠龙镇。抗大第六期在武乡开学。抗大总校来到武乡后，为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决定开办特种技术训练，在各地抽调人员组建了特科大队，大队长兼政委刘鼎，副大队长邓国卿，政治处主任铁坚，下辖参谋连、机枪连、通讯连、工兵连、兵器研究所等。
特科大队驻扎在温庄和大陌村，并参加了温庄战斗。由于大队长刘鼎是八路军军工部部长，军工部机关设在黎城县上赤峪，为方便工作，1940年8月，特科大队迁往黎城。1941年，以特科大队为基础成立太行工业学校，解放后发展成为中北大学。
中共地下情报人员刘鼎
（曾任抗大特科大队大队长兼政委）
刘鼎(1902-1986)，四川南溪人，原名阚思俊，字尊民，曾用名阚泽民、甘作明、戴良等。1902年1月8日生于四川省南溪县一个小知识分子的家庭。他自幼喜好劳作，爱舞弄锯子、刨子、凿子等工具。他最心爱的玩具是一只破闹钟，反复拆装，乐此不疲。小学时对于图画、手工、算术、理化常识就很为爱好。
1920年，刘鼎离开家乡到杭州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工业学校电机科学习。学习期间，刘鼎继续对数理化功课有极浓厚兴趣。他在1943年写的《关于技术的自传》中这样描述:“到中学读书，数理手工、图画是我爱好的、熟悉的，有最好成绩的功课。特别是在有实验可看的时候，对于实验本身就尤其心爱了。下课之后，我尽可能设法自己实验。我自己的一些理化实验，在我家里，我的父母只觉得是玩把戏。”“实验室吸引我丢开一切娱乐和嗜好，许多礼拜日我也在那里。因为我实验做得好，细致，小心爱护仪器，管理人信任我。因此我更有一些多余的机会进实验室，帮着照护仪器、调整仪器，使我对各种仪器更加熟悉。物理与化学两实验室中，我更喜爱物理实验室。这对我以后学习机械、电气机械以及从事技术工作大有帮助。”这种习惯奠定了他一生作风。在几十年工作中他除了宏观地规划和领导外，对具体技术工作，他总是作到手到、眼到、心到。
高中末期，刘鼎接受苏联十月革命成功的影响，思想日趋进步，开始自学社会主义。他在江安第三中学和宜宾联合中学读书时，积极宣传劳工神圣和新文化运动，曾经担任学生自治会主席。与此同时，他对科学与技术仍然挚着追求，他认为科学与社会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他同时信奉它们，爱好它们，并愿意矢志于它们，献身于它们。
他在技术自传中写道:在大学期间，刘鼎继续学习并探索社会主义。对科学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他逐渐认识到科学虽有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分，但毕竟都是科学、都以客观实际为基础，社会主义是社会科学，不是自然科学;但自然科学对于科学地了解和研究社会是大有帮助的。他自学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他觉得这本书对他以后学习社会科学很有帮助，但对于学技术则帮助不大。
刘鼎于1923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早在家乡上中学时，刘鼎就结识了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孙炳文。1924年，他在孙炳文的指引和帮助下，到德国勤工俭学，先后进哥廷根大学与柏林大学学习。在柏林，他又结识了为追求真理、寻找中共而到达欧洲的朱德。经孙炳文和朱德介绍，刘鼎在德国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任青年团书记。
1925年上海爆发震动全国的“五卅”运动之后，中共在国内急需干部，决定从旅欧总支部抽调50名党员回国工作，刘鼎是其中之一。回国路线经过柏林和莫斯科，党指派他在柏林负责组织、接待工作。在此期间，刘鼎参加了中国旅欧留学生进驻北洋政府驻德国大使馆的行动，逼迫大使签字，致电国内，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声援“五卅”运动。事后，他和朱德、孙炳文都被德国政府驱逐出境。经组织同意，刘鼎暂不回国，转赴苏联学习。
到苏联后，刘鼎进莫斯科东方大学和空军机械学校学习、任教并兼作翻译，还担任过东方大学中国支部书记。
1926年到1928年在苏联学习和工作期间，刘鼎在东方大学和空军机械学校都担任过军事课程的翻译。这些课程包括兵器构造、爆破原理、无线电技术、电报电话等。为了做好翻译工作，也为了切实掌握这些专业技术知识，他孜孜不倦地学习这些军事技术课程，这就为他大半生从事军事工业，特别是兵器工业，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1929年，刘鼎奉调回国，因发生中长路事件被阻于苏联远东的伯力几个月。这期间，他认真研读了一本从苏联带回的《迫击炮学》，并参加了刘伯承领导的远东游击队，担任指导员兼武器教员，向战士们讲解枪炮弹药。
1930年，刘鼎从国外回到上海，被分配在中央特科第二科担任副科长，科长为陈赓，为陈赓的副手。在此期间，他扮作文件鉴定专家，利用租界巡捕探长的关系，将关向应营救出狱。在顾顺章叛变时，陈赓等人不得不隐蔽起来，他负责掩护钱壮飞和李克农转移，事后又说动钱夫人去上海找徐恩曾“要人”，使得徐相信钱家不知钱壮飞的下落而避免了再受迫害。
1931年10月，刘鼎在一次接头时被特务抓住。他只承认自己是跑交通的，其他一概不知。顾顺章闻讯跑过来来劝降。他不知刘鼎的具体工作。刘鼎说：“你是顶头上司，我做什么你都知道。你不在了，我什么也干不成，在家无事可做。”
刘鼎的话正中顾顺章下怀。他很得意地对特务吹嘘说：“共党离了我，情报工作全完了。”
之后，刘鼎被轻判两年徒刑，关在监狱。
刘鼎的妻子吴先清是他在莫斯科的同学，也在特科工作。她利用自己与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的关系，把刘鼎营救出来。随后，刘鼎去了中央苏区。
在1933年途中，他却被方志敏留下来，担任闽浙赣苏区任军区组织部长兼任红军第五分校政委。在反“围剿”作战中，红军打不下敌军的碉堡，方志敏说：“你是大知识分子，去负责造小钢炮吧！”
刘鼎说：“我对炮的结构一窍不通，只是仅仅见过炮而已。”
方志敏说：“你还见过炮，我们见都没见过，就你啦！”
于是，应方志敏要求，刘鼎被派去洋源兵工厂当政委，负责制造小钢炮。就这样，他走向了后来干了大半辈子的兵工工作。
洋源兵工厂是闽浙赣苏区刚从修械所基础上组建起来的，主要靠手工作业生产地雷、手榴弹，并修理枪械。厂里没有技术人员，刘鼎既是政委，又是技术员。他带领几名老工人，自己设计，没有条件创造条件，充分利用几台破旧机床，经过几个月的日夜奋战，终于制造出三门35毫米口径的小迫击炮和铸铁的迫击炮弹。经过几个月后，刘鼎带人终于造出了红军的第一批三门小钢炮——被称为“红军第一炮”。后来，方志敏在狱中遗著中专门记载了这批小钢炮，并说：“他们乐得像发狂一般吼叫起来了！”
刘鼎还从红军第五分校中挑选学员组成小炮兵队，加以培训。他亲自带领这个小炮兵队，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组织领导老工人制造35毫米小迫击炮3门和迫击炮弹，用以攻击敌人碉堡。这是中国人民兵工史上，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自己制造的较早的一批火炮。
方志敏离开江西北上后，刘鼎等人在戈阳县打游击。一次，他们在偷越封锁线时被敌人包围，刘鼎第二次被捕。敌人审问时，刘鼎称自己是杭州一家电器厂的技术员，被红军抓住，当了化铁技师。敌人问他会不会修收音机，他说会，果真修好了。
随后，敌人押送他们去南昌俘虏营。路上，十几辆囚车抛锚了。敌团长急得团团转，听说刘鼎会修汽车，把他叫过来。刘鼎果真把汽车修好了，于是敌人更相信他是个“技术员”了。
在俘虏营，敌人经常叫他修理收音机、钟表，一次他借口买零件，寻机跑了，再从九江跑到了上海。
在上海，他找在中央特科时认识的大老板蔡叔厚。在蔡的介绍下，他自称是大学教授，认识了美国人史沫特莱，和路易·艾黎住在一起。不久料，一个自称工程师的人来艾黎家巡查“电表为什么跑得快”，艾黎很警觉，把刘鼎送到宋庆龄家。刘鼎在宋家住了七天，又随红色牧师董健吾去了西安，住在张学良处。一次在张学良与中共会谈时，刘鼎终于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1936年，刘鼎任中共驻东北军党代表，对张学良将军进行深入有效的思想工作，并协助张学良以团结抗日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东北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在第一时间就收到了刘鼎的报告，刘鼎的信息对于党中央掌握“西安事变”和国民党内部的情况，以及以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有着重要价值。毛泽东曾多次指出:“西安事变，刘鼎同志是有功的”。
1937年，刘鼎回到了延安。5月，被任命为延安摩托学校校长，随后负责创办抗大特科大队，任特科大队队长，负责培训八路军的通讯技术人才。
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实现了联合抗日。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挺进华北，深入敌后。1938年春，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进驻太行山区，开辟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同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游击战争的军火接济是一个极重要问题，……每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的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
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兵工，到1939年6月八路军总部成立军工部时，在刘鼎的努力下，已经组建了兵工厂7座。
1940年4月，经朱德总司令提名，刘鼎被任命为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负责八路军的军工生产。于是，刘鼎成为了八路军的兵工之首。
总部首长对他抱有殷切期望，亲切接见，并反复阐明自力更生、自制军火的极端重要性。刘鼎到军工部后，深入调查研究，根据中共中央坚持持久战、游击战的战略思想，结合太行山煤铁资源丰富，从实际出发、从全局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发展壮大太行山兵工生产的方案，并逐步实施。
针对太行地区三个枪厂生产的步枪规格不同、性能各异、零件不能互换，且生产效率低、质量差、成本高的问题，刘鼎到职后首先抓了步枪生产的标准化、制式化。他从我军常年山地作战的需要出发，组织技术人员和老工人刘贵福等反复研究，结合太行根据地设备、技术与物资供应条件，吸收国内外各种步枪的优点，提出了一种枪身短、刺刀长、重量轻、能与日军"三八式"步枪抗衡的新枪设计方案，并立即组织试制。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工作，一种自己设计制造的、制式化的新步枪诞生了。全枪重3.36公斤，口径7.9毫米，射击准确，刺刀锋利，且能自动弹出，枪体轻巧，外形美观。1940年8月1日，当刘鼎等背着新枪到总部汇报时，受到彭德怀、左权、刘伯承等总部首长的高度赞扬，定名为"八一式"步马枪。彭总当即责成军工部迅速组织批量生产。组织批量生产比设计试制更为困难，刘鼎组织技职人员与老工人设计制造了新枪的成套样板和检测工具，并反复培训工人，扭转手工作业、单件生产的旧习惯，终于将一大批来自农村的手工业工匠、青年战士和农民，培养成适应专业分工、使用样板生产的熟练工人，从而保证了整枪的质量，零件均可互换，并大大提高了产量。仅1940年下半年就生产了3300多支，八路军战士领到这种新枪都笑逐颜开，精神百倍。
百团大战后不久，刘鼎在彭总处了解到，八路军在阻击敌人发起的近距离冲锋时，常常遭到日军掷弹筒的轰击，难以发挥八路军的近战优势。彭总提出“敌人有掷弹筒，我们也必须有”的要求，要军工部考虑试制。
掷弹筒是日军步兵装备的一种单兵小型火炮，配以钢质炮弹，口径50毫米，射程500米以内，适于山地作战，具有一定的杀伤力。刘鼎组织军工部有关人员从原材料、加工条件、可能碰到的困难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太行兵工试制掷弹筒和弹是有可能的，但不能照搬，只能结合根据地资源进行改制。
刘鼎经过调查研究，把在国外学到的科学技术知识，与根据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统一武器的规格和质量标准，提高生产水平。他亲自设计步枪、掷弹筒、炮弹草图，并组织技术人员和老工人反复进行研制，在太行山上开创了八一式步马枪、单响短枪、五零掷弹筒、炮弹、枪弹发射药和烈性炸药的批量生产，保证了部队作战的需要。他还编著了《地雷制造使用法》、《地雷触发装置法》等教材，亲自向地方政府武装干部讲授，在根据地反"扫荡"中开展了群众性的地雷爆破运动。
太行兵工制造掷弹筒和弹必须解决两大难题:一是筒身与弹体原料;二是加工方法。刘鼎依靠群众力量和集体智慧，奇迹般地解决了这两大难题。掷弹筒筒身需要粗大钢材，根据地没有，就用从敌占区拆毁的铁路道轨来代替;而弹体需要量大，道轨难以为继，只能考虑用太行盛产的白口生铁为原料。加工问题，筒身内有来福线，需专用设备加工，根据地无此设备，经技术人员研究，将筒身改为滑膛结构，适当增加长度，以保证射击精度和距离。最困难的是解决弹体加工。白口生铁是农民用土法冶炼出来的，含碳量高，质硬而脆，在机床上无法加工。如何将白口生铁处理成能够加工的铸铁，这是解决掷弹筒弹生产必须解决的技术关键。刘鼎在柳沟铁厂组织了试验小组，派留学德国的冶金工程师陆达和技术工人孙兆熙相结合，把国外关于铸铁韧化处理的工艺与太行民间的烟火技术结合起来，经过多次反复试验，终于研制成功火焰反射加热炉。用这种加热炉对白口铸铁弹体进行焖火处理，弹体表面由硬而脆变成软而韧，可以进行车削加工。这一技术关键的突破使试制掷弹筒和弹的难题得以解决，1941年4月，太行兵工的第一批掷弹筒与弹试制成功，射程最远达到700米，实现了彭总“敌人有掷弹筒，我们也必须有”的要求。
1941年5月，在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左权副总参谋长亲自关怀和指导下，八路军总司令部在太行抗日根据地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八路军第一所兵工学校--太行工业学校，刘鼎担任第一任校长，该校发展成为后来的著名高等学府--中北大学。
从1941年5月学校建立起，太行军工部组织成批生产的掷弹筒和弹源源运往前线，八路军有了与日军抗衡的火力，经常打得日军措手不及、感到震惊。日军惊呼，八路军“在太行山上兴建了现代化兵工厂，拥有先进设备与外国专家”。
1944年1月奉调回延安，任陕甘宁军工局副局长。抗战胜利后，奉命带领大批人员前往东北，途经热河受阻，即留在晋察冀解放区，任军工局副局长。在晋察冀负责接收张家口、宣化地区重工业，并在宣化机器厂建立生产线，大批量生产82毫米迫击炮弹，支援前线。张家口撤退后，又在河北灵邱县上寨建立新的兵工生产基地，大批量生产枪弹、炮弹、手榴弹，并创制了炸药包抛射机和迫击炮长弹，用以攻击敌人碉堡和城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鼎任中央重工业部副部长，分管兵工、机器制造等行业。1949年10月，政务院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组织以刘鼎为团长、沈鸿为副团长，各大行政区重工业部门负责人参加的重工业考察团，到东北、华北、华东地区进行考察。同年12月，重庆解放刚一个月，刘鼎便飞往重庆，考察了刚刚接管的国民党兵工厂。他对每个工厂的地理环境、规模、厂房设备、主要产品、职工状况以及遭受国民党特务破坏等情况，一作了仔细了解，绘制成图表，回部后向中央军委和中财委作了汇报。1950年1月，他又到太原对接管阎锡山的兵工厂进行了考察。从这些考察中，刘鼎对建国初期全国兵工的实际情况以及重工业的概况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尔后，他着手为新中国兵工的发展和建设、构思远景“蓝图”。同年7月，他与总后勤部杨立三部长联名向中央军委提出建议，建议内容包括:制定中国制式武器系列；建立兵器科研机构，开展新型武器研制；制定更新兵器工业生产纲领，改造生产条件等内容。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敌人，急需大批武器弹药。建国初期，全国兵工正在调整、改组，面对这一突然转折，形势十分严峻。刘鼎把正在召开的全国第一届兵工会议转为战备动员会，他说:“我们要全力以赴地支援抗美援朝，否则就是犯罪!”在他的组织领导下，全国兵工厂都紧急动员起来，不分白天黑夜，加紧生产，支援前线。当得知前线急需反坦克武器时，刘鼎立即组织有关工厂研制生产了57毫米无座力炮和炮弹，90火箭筒和火箭弹，以及反坦克手榴弹和反坦克地雷等新型武器弹药，送往朝鲜前线，有力地挫败了美军的攻势，深受志愿军指战员的欢迎。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刘鼎领导的十万兵工大军建立了特殊功勋。
中共中央根据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英明地作出了兵器工业应先于其他工业提前建设的决定。1951年5月，刘鼎随同以徐向前总参谋长为首的中国兵工代表团赴苏谈判援助我国兵工建设问题。历时半年，几经周折，苏联政府终于同意交付第一批援助我国武器装备的图纸和工艺资料。回国后，他立即组织兵工总局制订了兵工《现有工厂调整大纲》、《四年新建工厂大纲》等文件，上报中央军委。1952年5月，中央军委兵工委员会作出《关于兵工问题的决定》，确定了我国第一批18种制式武器型制(其中15种为仿苏武器)以及配套的弹药、光学仪器等;同时批准了工厂调整大纲与新建工厂大纲。1953年大规模展开的我国国防兵工的制式化武器弹药的试制生产、老厂的调整与改扩建，以及新厂建设的筹备工作，基本上是在中央这一决定的基础上建设发展的。中国人民兵工创业者之一的刘鼎构思了新中国兵工建设的第一批“蓝图”。
1957年，刘鼎被重新任命为二机部副部长。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国防工业要“平战结合，军民结合”、“学会两套本领”的方针，刘鼎以其广博的知识和对全国重工业的了解，深入各兵工企业，指导并帮助工厂选择国家急需、又是短线缺门的民用产品。许多兵工企业生产的民品填补了全国机械工业的空白。724厂和127厂用“蚂蚁啃骨头”的方式，试制成功氮肥厂一直依靠进口的大型气体压缩机，受到刘鼎的高度赞扬。1960年刘鼎组织东北地区的军工大厂，配合富拉尔基重机厂的建设，以重机厂为主力，自行设计制造了万吨级水压机，攻克了重型、大型设备制造中的许多难关(如电渣焊)。直到今天，12600吨的大型水压机仍然屹立在工业重镇富拉尔基，为社会主义建设继续作贡献。
1960年9月，国防工业从一机部中分出，组成三机部，刘鼎任副部长，主持科学技术工作。他受三机部党组委托，起草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分析和论述了中国国防工业技术水平与国外先进水平相比的十大差距，提出了加强技术基础建设，重点扶植精密机械加工、电子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狠抓科研以及大力培养人才等一系列政策性建议。1961年至1963年，他组织三机部院、所、厂先后推广了电解加工、机夹刀具、组合夹具、金刚石工具、滚压加工、高能成型、振动光饰、喷丸强化等大批新技术和新工艺项目。
在“文化大革命”中，刘鼎惨遭迫害，倍受磨难。他被林彪、“四人帮”诬陷为“大叛徒”、“大特务”，关押进监狱达7年之久，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他虽身陷囹圄，并未磨灭革命意志；相反，他时时刻刻没有忘记军工建设与发展。他在无辜被关押期间，利用各种纸张，凭着惊人的记忆力，写出10多万字的技术总结与建议，其中大部分是有关兵工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刀具等。令人敬佩的是手稿中竟无一字一句涉及到个人的遭遇和是非荣辱，充分体现出他胸怀博大，对祖国、对人民忠贞不逾的高尚情操。
建国后，刘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工业部副部长，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总工程师，航空工业部常务副部长兼航空研究院院长。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和中国兵工学会顾问。他担任航空工业部顾问和中国兵工学会顾问时，对开展兵工科学技术活动，提出了许多积极建议。终其一生，刘鼎对兵工的挚着情感是始终不渝的。
刘鼎投身中国革命60多年，为党为人民为祖国作了大量工作，他具有高度的党性原则、全局观念和组织纪律观念。不论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还是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论是一帆风顺或身处逆境，还是受到不公正处分的时候，他始终对党忠诚，对人民兵工事业信心十足，忍辱负重，从无怨言。他一生虚心好学，挚着地钻研技术知识，善于吸收世界各国新兴的科学技术，结合我国工业发展的实际，加以推广应用。他对兵工的许多贡献都是在最困难、最简陋的条件下做出来的，体现了我国兵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他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与群众共同探讨和研究技术问题。他广博的知识来源于实践，来源于群众，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刘鼎同志的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兵工工作，为我国的人民兵工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86年7月25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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