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拉飞机运输队启程
何健生回忆自己一生的经历时，总会说起昔日东北老航校的历史和那些难忘的经历和共同为筹建老航校而奋力拼搏过的战友。
从1945年10月至1946年5月，王弼发动全校师生分头深入东北各地收集飞机和航空器材。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早已撕破和平的假面具，大举进攻东北，形势异常紧张。北满、东满与苏联接壤，是日伪关东军空军重地。日伪残余反动势力尚未肃清，土匪、敌特活动猖獗，铁路不通，给收集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
何健生动情地说道：那时王弼带领航空队干部及航校的学员和职工，冒严寒，踏冰雪，走遍了东北三省的30余座城市，70多个机场，共收集到各类飞机120余架，发动机200余台，仪表200多箱，油料数百桶以及其它航空器材和医药用品。
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航空队干部及航校的学员将陆续收集到的飞机、器材、汽油、航材物资，动员了大批民工用牛马大车将这些“庞然大物” 分别运到了通化。
东北老航校从筹建时，到迁移通化，已经创下了三次大“搬家”的奇迹。
在转场中的东北老航校人员
东北老航校在通化成立之初, 由延安赴东北的第二批航空干部是一支非常重要的队伍。在队长魏坚和副队长林征的带领下，他们刚到通化就接受了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军政委员会会议要求的第一项任务，领导决定由张开轶和几位同志一起去抚顺搜集汽油，飞机所用的汽油就快耗尽了。
张开轶一行很快就完成了任务，在抚顺煤矿矿长唐南平的支持下，他们打开了仓库。当时没有油槽车，都是50加仑的大桶。足足装了20多个车皮，拉回到通化。
张开轶一行运油刚回到通化，又被派到东丰机场去拆运那里的飞机。东丰机场是集中日本飞机比较多的地方，有近30架飞机，约占老航校飞机总量的三分之一，这里的“九九高练”也占了老航校同类机的二分之一。
由于拆卸飞机工具不够，这支队伍就分成了若干小组，包括拆卸、装车、拉动、卸车等。吴之一率领的一批日本技术人员，担任了主要的拆卸任务。欧阳翼、王琏等又从铁岭接收到一些仪表和附件，也就给这些飞机补上了“五脏”，有的还更换了“心脏”。
为了运送这批物资，经梅河口东北联军总部参谋长肖劲光和后勤部长叶季壮的批准，调来了一批民工、马车和车皮。
经过一个月的努力，这批飞机装上了火车，但不是运往通化，而去了牡丹江。当时的老航校正在由通化向牡丹江迁移。
当时，通化至牡丹江沿途火车站尚未正常运行，车站、机车，沿途各站均为苏联红军控制，几乎站站都要费力交涉。长长的列车，越过老爷岭山坡时，只有一个火车头，开足马力仍拉不动，于是全车所有的人都得下来，在列车两边推车，整个列车就象挣扎似的，慢慢地向前移动，最后，好不容易才过了这个高坡。
大家上得车来，衣服弄脏了，汗湿了，人也累了，但毕竟胜利了。有人高兴地说：“人推火车，牛拉飞机，我们算是亲身经历了，等我们有儿子的时候，和他们吹起来，恐怕他们还很难想象哩。”
后来又组织了两趟列车转移，那时的困难更多，途径梅河口，那是一个铁路交叉点，均遭到国民党空军的轰炸和扫射。但不管敌人如何疯狂阻挠和破坏，都有无法改变航校人迁移的决心。
张开轶
张开轶又接到了一个命令：赶快到长春搜集器材。因为当时四平正在打仗。
当张开轶一行经吉林到长春途中，遇到了也去长春的朱瑞，因为朱瑞曾经担任过航空总队队长，所以到了长春后就安排这些航空人员与他住在一起。
原先因为四平在打仗，所以去长春。但到了长春后，航校又下达了命令：火速到激战的四平前线去，四平机场有飞机和航材。
队伍到达四平后，找到了林彪的指挥所。但未能见到林彪，林彪已经传下话来：迅速离开四平！
其实，此时林彪的部队已经陆续撤出了承德、朝阳、山海关、锦州、沈阳等地，国民党展开了大举进攻。
张开轶一行只得赶快回公主岭，并迅速由车站跑到机场。
此时，看到了机场四周的土围机库里，有一批“九九高练”用的八-13发动机、螺旋桨和其它一些器材。
张开轶几个就在第二天找到了一家小型机械加工厂，那里有10多台各种机床。几个人当即和工厂负责人尚信谈妥：机器让我们搬走，你也随机器到航校去参军。
尚信高兴地答应了，他后来成为老航校机械厂的一名技术干部。他提供的这批机床和后来从哈尔滨搜集来的机床，后来组建了老航校机械厂。老航校机械厂不仅能做一般的机械零件，还能加工活塞销、活塞环、汽化器定油孔等。
这些航材设备对老航校的发展至关重要，当时却面临了一个困难，无法将它运到车站。
在公主岭的林彪刚从四平战役撤下来，也许是几昼夜未眠，两眼通红，正坐在一所中学走廊上的长板凳上听取有关公主岭搜集航材情况的汇报。当获知需要一批马车、民工和钱时，林彪马上叫来管后勤的同志，责成他完全按要求去解决。
就这样，在没有起重条件下，队员们将笨重的发动机弄上马车，又从马车上卸下搬上火车。由于火车是撤运部队的专列，航材运输也只能是算搭个便车，每次只能运载一部分航材，结果不知装了多少列火车，才将这些航材汇集到佳木斯。随着局势骤变，这批航材又转运到北大荒的密山去了。
何健生回忆那段往事时，显得有些激动。他讲述了老航校曾广为流传的一则故事：
航材运走后，张开轶一行从范家屯登上撤退的火车，第二次来到长春。下车后，立即雇了一辆小马车到大房身机场。到了那里后，才发现老航校的日本技术人员也在那里工作。
大房身机场除有10多台破旧机床外，显得很空荡。
张开轶一行得知欧阳翼住在城里，就决定回城去找他，并向他说明前方的情况。欧阳翼同意了。
事也凑巧，那天半夜，突然接到部队紧急通知，要求立即离开长春。可是，那些还在机场的日本技术人员怎么办？路远，又是半夜，既没有车也没有电话，没办法通知他们了。
队伍完全转移后，大家一直为这些日本技术人员的安危担心。没料到，十几天后，这批日本人竟然步行几百里，回到了牡丹江。
何健生感叹地说道：
是什么力量使这些日本人一定要回到老航校的怀抱？
事隔几十年后，何健生与当年的日本友人又见了面。那些经历过通化事件后的日本人对何健生说，是你们的公正待遇，是你们军队为人民的宗旨感染了我们。我们不愿意做国民党的俘虏，愿意跟着共产党的信念不会变。
令何健生感到一生荣耀的是老航校培养出了无数空中骄子。何健生时任老航校训练处长时，尽职尽力，鞠躬尽萃，得到了师生们的一致好评。
空军司令员王海曾是何健生的学生。王海先后担任过飞行大队长、副团长、团长、副师长、师长、副军长，1975年王海同志49岁时，中央军委任命他为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党委副书记。 1985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党委副书记。1988年我军恢复军衔制后第一次授衔中，被第一批授予空军上将军衔。先后被选为中共十二、十三、十四大代表，第十五大特邀代表；第十二、十三、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是第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何健生逝世时，王海空军司令员参加了追悼会。
战斗英雄王海
东北老航校自1946年3月1日在通化成立后，即开办了飞行教员训练班，老航校从通化迁移到牡丹江后，在同年5月下旬开始正式开班了复飞教员训练班、飞行训练班。
最令何健生感到自豪的是从训练班开训至1949年12月航校分编为止，开办的飞行教员训练班和3期飞行班为红色空军和民航培养出大量的干部，有相当数量后来走上了军以上领导岗位。据不完全统计如下：
飞行教员训练班：
刘风（后任国家体委军事体育局局长）
魏坚（后任空军司令部科研部部长）
吴凯（后任武汉军区空军顾问）
张华（后任济南军区空军副参谋长）
谢廷杨（后任冶金部规划设计院副院长）
欧阳翼（后任广州军区空军工程部副部长）
许景煌（后任空军后勤部油料部部长）
王琏（后任朝鲜空军上将司令）
飞行1期甲班：
姚峻（后任空司副参谋长）、吴元任（后任福空副司令员）、阮济舟（后任空6军副军长）、吉世堂（最后职务为空6军军长）、龙定燎（后任2航校校长）。
飞行1期乙班：
刘玉堤（后任北空司令员）、白云（后任空司副参谋长）、张积慧（后任空军副司令员）、刘洪德（后任武空后勤部长）、林虎（后任空军副司令员）、韩明阳（后任北空副参谋长）、陈继发（后任空1军副军长）、王恩泽（后任空11军副政委）、李宪刚（病逝前任空12军副军长）、徐登昆（后任兰空司令员）、马杰三（最后职务为昆指主任）、李向民（后任武空副政委）、高月明（后任南空工程部顾问）、李国治（后任空11军副军长）。
飞行2期：
姚长川（后任兰空参谋长）、侯书军（后任成空司令员）、邹炎（后任空军副司令员）、杨扶真（后任空司副参谋长）、王海（后任空军司令员）、郑刚（后任成指副主任）。
飞行3期：
赵明（后任空2军副军长）、耀先（后任北空司令员）、刘鹤翘（后任广空司令员）、褚福田（后任北空副司令员）、张洪清（后任空3军军长）、王子祥（后任济空司令员）、王天保（后任海航顾问）、孙景华（后任南空司令员）、宋文洲（后任济空副司令员）、宋亚民（后任空11军参谋长）、段祥录（后任空6军副军长）、林基贵（后任北空司令员）、李文模（后任海军东海舰队顾问）、吴光裕（后任福空副参谋长）。
老航校培养出来的飞行员，大多参加了抗美援朝空中作战，他们当中涌现出了不少英雄模范人物。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经受过抗美援朝空中作战洗礼的这批相对年轻的航校毕业生开始陆续走上师、团职领导岗位，开始成为空军建设的中坚力量。
抗美援朝期间，志愿军空军部队继承和发扬了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不畏强敌，不怕困难，英勇奋战。总共战斗起飞2457批26491架次，实战366批4872架次，由373名飞行员开过炮，212名飞行员击落或者击伤过敌机。共击落侵朝美国空军，海军和参与朝鲜战争的其他国家的空军的飞机330架。作战中，志愿军空军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开展立功运动，涌现出三等功以上的功臣8000多名，立集体三等功以上的单位300多个。其中立集体一等功的单位6个，立集体二等功的单位2个；特等功臣16名，一等功臣68名，其中有21人获得英雄模范称号。王海、刘玉堤、孙生禄、赵宝桐、张积慧、鲁珉为一级战斗英雄、特等功臣。获得二级战斗英雄称号，分别是王天保、李汉、韩德彩、范万章。
到了1960年代中后期，老航校毕业生逐渐走上了军一级的领导岗位：
张积慧任空1军军长；
邹炎任空2军军长；
孙景华任空2军副军长，后调任空3军军长；
侯书军任空2军副军长；
耀先任空3军副军长；
吉世堂任空4军副军长，后任空6军军长；
郑刚任空4军副军长；
王海任空5军副军长；
褚福田任空5军副军长；
阮济舟任空6军副军长；
马杰三任汕头指挥所副主任，后调任昆指主任；
林虎任空7军副军长，后调任新组建的兴宁指挥所主任；
刘玉堤任空7军副军长，后接任军长职务；
刘鹤翘任空7军副军长；
徐登昆和吴元任双双担任空8军副军长；徐登昆后升任空8军军长；徐离任军长职务后，接替他的是副军长王子祥，同样是老航校毕业生；
姚长川任空11军首任军长；
李国治和王恩泽分别任空11军副军长和副政委；
李宪刚任空12军副军长。
老航校学员中，最先走上军区空军领导岗位的，是林虎和吴元任，1968年5月，他们相继被任命为广空副司令员和福空副司令员；随后，徐登昆在1969年12月被任命为兰空副司令员。
“文革”初期这批干部有些也受到了一些冲击和波及。
1970年代以后，这批干部的政治生涯开始逐渐进入黄金期，他们当中最快的邹炎和张积慧，1973年5月走上了空军副司令员的领导岗位；刘玉堤、王海、王子祥3人相继担任北空、广空和济空司令员（正兵团职）；耀先、林基贵、刘鹤翘、李向民等4人担任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宋文洲、张洪清、褚福田、侯书军等4人分别担任军长或军区空军指挥所主任。
空军第5任司令员王海上将
1980年代是大多数人任职的极限期。
王海继1982年11月调任空军副司令员后，1985年7月接替张廷发出任人民空军5任司令员，1988年被授予空军上将军衔。
空军副司令员林虎
林虎1985年9月任空军副司令员，3年后授衔空军中将。
刘玉堤在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任上，授衔空军中将。
孙景华、刘鹤翘、林基贵和侯书军，分别以大军区副司令员兼军区空军司令员的职务，被首批授予空军中将军衔。
褚福田、耀先二人，在北空副司令员任上，也被授予空军中将军衔。
岁月如流行如风。
尽管何健生从没有夸耀过自己曾为东北老航校的筹建和发展作出的贡献，但那些与他共事过的老航校人，并没有忘记这位老航校首任训练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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