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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18日星期六

第95章 永不割舍的兄弟手足情



  
何健生(1937年)

   1976年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和国家,亿万中国人民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场浩劫中蒙冤的大批干部群众和知识分子,陆续得到了平反,也给何健生带来了新的希望。
何健生翻阅起自己珍藏的一些旧照片,这是一张拍摄于1937年的泛黄老照片。那时,何健生参加了淞沪抗战,在对日空战中轰炸了日军上海司令部,还炸毁了停泊在长江口的日本军舰。何健生凯旋回到南京后,拍摄了一张凯旋照。
何健生将这张照片寄给了弟弟何俊生。同时还附了一封信。

弟弟:
你看我这张照片,觉得我的精神怎么样?好吗?这是我凌空杀敌前所摄的。
我的精神是寄托在这相片里了,这张相片是特赠给你留为永久的纪念,我要说的话哪里可以说的完呢?我是东走西奔,你又没有一定的地址,甚至我想写几句遗言给你都感到很困难。
弟弟:我希望你假如我殉国之后,你便要去吃苦读书,深造学问而救中国,同时要使母亲不要挂念我,用尽善的方法去安慰她!这是我希望的。
大哥
九月三日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到何健生征战时已决心以身殉国,他准备给弟弟留下自己的遗言,却没有弟弟的固定地址。他在信中说:我希望你假如我殉国之后,你便要去吃苦读书,深造学问而救中国,同时要使母亲不要挂念我,用尽善的方法去安慰她!这是我希望的。”这便是何健生的热血报国情怀。
此信发出于9月3日上午,同日下午,何健生仍不放心家人,又取出同一张照片,在照片背后作了亲笔留言:


      

弟弟:
这是我杀敌归来所摄的,赠给你作永久的伴侣吧!
我在杭寄的皮箱,在各处寄的信等你有收到了吗?为何你竟不听我的说法呢?我老早着你回乡侍母,你偏要东奔西驰。
我留京最多不过一天,便要回汉口了。你接收到此相须即详细函复我!地址:汉口武汉空军总站空军十九队。余衷后续。不尽所言,敬祝奋斗!
                     
你的大哥健生手上
九月三日下午

    阅读何健生同日给弟弟寄出的两信,可以清晰地看到何健生坚定的舍家报国决心,也可以体会到他对同胞弟弟,特别是对母亲的牵挂。这两封信其实也是他出征时留下的遗书。
何健生是广东客家人,客家人在生活风俗上保持了勤俭节约、聚族而居的特点。由于客家人多聚族而居,因此有事按宗房活动,往往一个姓有若干宗房。整个姓氏,传统有不成文的族规。凡是出现有损姓氏声誉的大事,由全姓氏出人商量解决。如果出现与外姓斗殴的事情,则每户出人前往解决,目的是防止吃亏。一般客家人不擅自动手,有理则据理相争,无理则和气解决,如果谁敢冒犯族规,势必被族人孤立。每逢宰猪,客家人都要设宴招待族人,小村的是每户请一人,大村的则是请有威望的老人和宗房兄弟。一旦家里有人考上中专、大学,或参军、出外工作,客家人都要设宴款待前来祝贺的宗房兄弟。为了维持宗房的团结,女方过房后,一般是三世、四世同堂,如果男方以下还有弟妹。新娘、新郎必须随老人居住合灶一段时间才能分灶。即使不和老人同灶,也必须承担赡养老人、抚养弟妹的义务。否则被视为逆子。分灶以后,每逢有好酒好菜,都要喊老人同吃或挟一份菜给老人。
    由于客家人重家族,所以老人极受尊重。来宾客家人俗规,吃饭时,老人座位面向大门,以示尊重,成年人次之,坐在两旁,小孩只能坐在对着老人的那一面的坐位。如果家里人太多,男的坐一桌,女的坐一桌。吃饭时,小孩要主动帮老人挟菜,小孩帮老人添饭时,接碗、递碗必须是双手伺候。老人讲话,小孩不能随便插嘴,或在旁喧嚣。吃完饭,小孩得讲一声“慢吃”。
    在客家人家庭风俗中,小孩的出生极受重视。来宾客家人孩子出生三朝,外婆和近房嫂子、弟婶(弟媳)和已婚妇女用竹萝装鸡蛋,来到新产妇家做“三朝”。半月后,外婆邀更多的妇女,担甜酒、鸡蛋、米、母鸡、背带给外甥做“半月”,俗称“吃姜酒”,这次酒席最热闹。小孩满月后,外婆又邀妇女给外甥(或外甥女)做“满月”。客家人一般不做周岁。
何健生是长子,因此严格按客家人家庭风俗要求弟弟必须孝敬和侍奉母亲。弟弟当时东奔西驰,是为了赚钱养家活口。弟弟何俊生曾当地的教师,由于时局变化,学校倒闭了。何俊生后来只得靠卖杂货而东奔西走谋生,撑起这个家。何健生不知道自己的弟弟名义上在卖杂货,暗底里还当了共产党的地下交通员,帮助游击队传递信息和邮件。
    何健生在战时虽然责怪弟弟,希望他能守候在母亲身边。但令何健生痛苦的并不是弟弟不能始终侍母于身边,而是因为自己的蒙冤受难却连累了弟弟及弟弟一家。
何俊生因受哥哥牵连,何健生被打成军队右派时,他1958年被扣上历史反革命帽子,流放到青海劳教。直到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他才于1978年摘帽。
何俊生虽然因受哥哥牵连被扣上历史反革命帽子,但他始终感谢何健生对他的教育和帮助。何健生曾教会了何俊生摄影技术。何俊生学摄影时原以为只是凭兴趣爱好,也就比较随意。没想到他被流放到青海农场劳教时,场部有一台照相机,但没人会使用。场长知道何俊生有文化,会拍照,就安排他负责农场的摄影。由于青海买不到胶卷和照相纸、冲印药水,何俊生就托哥哥何健生从山西邮寄胶卷、相纸和显影液。在这段艰难的岁月里,兄弟俩的通信交流,谈得最多的便是摄影技术探讨。
当年与何俊生一起被送往青海劳教的一车20多人,大都已死亡,何俊生是能活下来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何俊生在青海呆了三年,返回故乡连平后,他开始写申诉信,并将申诉信寄给了哥哥何健生。
何健生非常关注当时关于“右派分子”摘帽的时事信息。
为错划右派平反一事,华国锋早于1977年下半年就开始着手。同年年底,经华国锋批准,《人民日报》刊文发表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评论员文章,文中提到,要将那些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对象真正按照人民内部矛盾的标准方式处理,以激励他们为社会主义事业效劳。
1978年,开始对“右派分子”进行平反,这可是关乎中国知识分子的头等大事。中央针对此事向全国印发了两个文件,即“十一号文件”和“五十五号文件”。1978年初,根据华国锋提议,为更好更快的解决右派平反工作,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五人小组。随即,在烟台召开了由中央统战部、公安部牵头,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民政部五部联合参加的为右派平反会议。经过讨论,最终一致同意,在秉持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传统下,以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的名义报请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1978年4月5日,中央作出决定,将此报告列为11号文件,转发全国照此执行。这个文件精神就是摘掉错划右派分子帽子,为他们平反。
三个月后,即1978年7月,中央统战部、公安部等五大部在北京民族饭店再次召开会议,共同研究如何为右派摘帽的具体措施,会议中拟定了《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方案》规定,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将被错划的右派改正过来;改正过来的右派应恢复其名誉并且妥善安排工作,让其享受原有的待遇,其中生活困难的同志,国家应该予以补助;其中被错划的右派中为党内人士而被开除党籍的应恢复其党员的身份,同样原来是共青团员的,应予以撤销开除团籍处分。
1978年9月17日,经华国锋批准,中共中央以“55号文件”命名转发全党。经华国锋亲自审定的文件批语指出:对于过去错划的人,尽管事隔多年,也要坚持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做好改正工作。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人民日报》多次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强烈呼吁“冤案要昭雪,错案要平反,假案要纠正”,并相继发表《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与气魄》《公安部错划右派全部改正》等文章,改正“右派”的强旋风疾驰而来。为完成错划右派的复查改正任务,华国锋指示: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五部联合成立办公室,地点设在中组部。
1978年10月17日,审查改正右派工作办公室开始工作,领导全国的右派改正工作。11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一文,重申我党一贯的有错必纠的方针,明确指出:“不管什么人批的案子,如果发现批错了,同级组织完全有权纠正”,并具体规定在1979年上半年完成干部中的平反工作。
也就是在这时,何健生、何俊生这对难兄难弟,一直在交流如何写申诉信,希望历史给予一个公正的回复。
这是1979年3月3日,何健生写给弟弟何俊生的一封信:

弟弟:
您们好!2月23日信和以前你写的申诉我都收阅了。申诉写得很合理,文气也很好,是使人感到满意的。昨天是母亲诞辰九十五周年纪念日,我把母亲遗像设在南方,仅以香烛向母亲遗像三鞠躬致敬。你引古语“子欲养而亲不在”是十分感人的。二十多年来无端被人诬陷打落十八层地狱,受尽摧残和折磨之苦,简直有失地球的文明和人类尊严的生活,今天党打倒“四人帮”和他们高级顾问康生以及作恶多端公检法负责人谢富治之后,我们才能重见天日,得到第二次的解放。
空司情报部党支部来了几次电话,主要是慰问和问候的话,关于我的问题,党支部和党委已经做了决定:“经复查,属于错划,决定予以改正。”并有正式支部给我的信:“何健生同志:请接受我们衷心向你问候和亲切的慰问。关于你被划右派问题,经复查,属于错划,决定应予以改正。信件已寄太谷县饮食服务公司党委,近日即可转给你。有关结论等项工作,我们拟派人同公司党委协商,并征求你的意见。请放心,不要急。此致  敬礼!  空司情报部党支部二月十三日。”
平反是已经完全肯定了的,不会有什么反复变化了。但是象看戏一样,你看清前台也要看穿后台,看那些人粉墨登场表演,也要看那些人狼狈下场可笑。谁也不能担保,在我们工作中还有没有戏中人。我认为还是有的,所以必须要有警惕,可能还会有小丑之类出来捣乱。道路从来都不是平坦的,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相当代价的。
中央55号文件发表之后,申诉已经合法化,一切时机都完全成熟了,有党纪国法作保证了。但是我的申诉当时就被所在单位太谷县党委扣压两个多月不转交。直到我最后一份申诉,亲自交到空政和空司情报部党支部之后,附了一份给太谷县党委,这样才立即将扣压申诉转交空司。这说明了什么?只能说明拦路虎碰上了武松,“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你看空司情报部党支部给我的信,说得多么恳切和真挚,在电话告知我:“空司政治部的正式通知信件,是由太古你单位负责转给你的,内容和党支部一样。”党在许多文件、党报一再强调:对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太谷县怎样执行贯彻这一工作呢?二月十三日叫他转给我改正的通知,至今还扣压起来。空司几次电话问我收到通知那个正式文件否?我说没有。空司说没关系,我们通知你是一样的。事情到了这样成熟,几乎人所共知的时候,还会碰到拦路虎。象这样的拦路虎,一般是不会有吃人的能力了,这种虎你们说还要打不要打?我认为还是要给它当头一棒打死的,否则你忍让它,它以后还会吃人或吓唬人。
改正工作是分四步走:1.成立处理改正工作的专门机构,负责复审申诉、复查定案材料,做出建议的正确结论报党委审批。2.党委审批后,将决定改正的结论通知其本人的所在单位和其本人。3.正式办理恢复党籍、军籍、原职、原薪手续,妥善重新分配工作。4.恢复名誉消除影响。上述四步全军只走了两步。三、四步主要是第三步比较复杂,中央有具体规定之后才能办理。有人提出要求要补发过去的工资,恢复军籍不转业,二十一年应该提升两级等。这些问题中央还未批示。转业处理是有转业费的,困难补助怎样补法都得有具体规定才能执行。不补发过去工资是不合理的,转业费和补助总是要的,提两级也不过分。总之,很快就会决定下来,有可能在三月份就解决,最迟不会拖到上半年之前。我的级别,起义时是空军上校(等于十二级左右),未按起义政策给我16级待遇。“三反”给王秉璋报复降了两级为18级待遇,请党按政策办事,合情合理解决。“三反”开除党籍是不合理的,当时我曾提恢复党籍,现在还是这样有强烈的要求,请党考虑。二十一年被摧残折磨相当严重,株连全家,政治上从精神到肉体脱了几层皮,经济上弄得一无所有,生活上与禽兽无异,请考虑要给予必要的重建家园的安家费。恢复名誉消除影响方面有:东北老航校我是担任第一任的训练处长,航校培养出飞行一、二、三期,机械一、二、三期,领航班、气象班、教官训练班,共约一千人左右,现在都担任高中级干部分布在全国各军区空军,在上海防司培养出二百多人空军参谋,以及空司办了三期短期参谋训练班约三百多人,现在也分布在全军各地。东北老航校的日本飞行、机械教员约一千人,现在已回日本担任许多单位的领导工作,经常对我怀念,有几个同志出国访问,碰到这些老人都在打听问候我。有美国、香港等地还有一些旧同学和同事,在台湾凡是轰炸部队的老人都认识我,尽管这些事隔三十多年,从未联系过的人,对于华侨政策、祖国统一政策都关系着党的政策的威信。上述这些老战友、老朋友必须为我消除影响。家庭成员的单位:爱人邱淑仪在北京朝阳区十里堡中学,大儿子何国胜在四川中国矿业学院机械系,女儿在北京石景山八角中学,小儿在广东省连平县红阳镇,弟弟何俊生在广东省连平县田源公社田东大队下湾生产队。如何消除这些影响请组织上考虑。
立櫃图画好了,有空就做,这是可有可无的事。床、傢俬有条件就做,不要勉强。我待全部手续通知办好后会立即告诉你。我们希望暑假能领到钱就回家。这些事以后再说。
再见!

哥哥  
79.3.3

    从何健生写给弟弟何俊生的这封信中,可以详细地看到了何健生在平反过程中遇到的曲折过程。但空司情报部党支部给他的回复,已让他和他的弟弟感受到雾霾正在散去,阳光已开始射穿了云雾。光明就在眼前。    
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各地各单位紧锣密鼓的开展右派平反工作。1979年11月,原10万余名右派全部摘帽。何健生也被摘除了右派帽子。
1980年,一年多的时间,中央指示下的右派平反工作基本结束,改正错划右派分子共54万人,占原划右派分子总数的98%以上。其中失去公职的27万人也得到妥善的安排,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打成“反社会主义分子”和“中右分子”的31. 5万余人以及受到株连的亲属全部得以平反。
经过平反右派工作,众多人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为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建设储备了人才,在海内外产生了积极的政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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