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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7日星期二

第62章 鲜为人知的“东北民主联军航空队”



              
曾克林


1945年9月,伍修权作为中央任命的东北局最初的五位成员之一,随彭真、陈云等被派往东北。16日,彭真、陈云、伍修权、叶季壮、段子俊、莫春和在曾克林陪同下,乘坐专机飞往东北。
1945年9月18日,曾克林陪同彭真、陈云、伍修权等回沈阳。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在沈阳成立。
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八路军的主要任务是利用苏联红军进踞东北之机,先于国民党抢占东北。在东北局的领导下,16军分区部队以沈阳为中心,兵分5路,赴东北各地收复失地,收缴敌伪武器,接管日伪政权,进行剿匪斗争和维持社会秩序。
在无数条公路和乡间土路上,10万军队和2万干部继续向东北疾进,一双双脚底板与国民党的车轮展开了竞赛。
曾克林被任命为沈阳卫戍司令部司令员。乘飞机往返于延安和沈阳,这对曾经用一年时间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的曾克林来说,是多么巨大的变化,于是他对飞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时,我16军分区21旅政委刘光涛率领一支部队,正在向凤凰城连山关一带追击敌人,他们在凤凰城西大约5公里的山中发现了一支日军飞行大队,于是迅速将他们包围。
刘光涛政委向曾克林和唐凯报告了这一情况,曾克林随即向“东总”(东北局成立后,东北我军领导机关改为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作了报告。
曾克林同时对这支日军飞行大队作了调查。
苏联对日宣战后,关东军被红军的万钧雷霆击得粉碎。接着,日本政府宣布投降。这一系列闪电般的变化,使得关东军所属部队顿时成了无头苍蝇,到处乱窜。当时在沈阳奉集堡机场,驻扎着日本空军第2航空军团第4练成飞行大队。
这是装备有重型轰炸机、99式高级教练机的飞行部队,任务是训练从日军其他兵种调来的初级将校军官和学生出身的特别操纵见习官兵。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这个飞行大队的人员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大队长林弥一郎把十几个部下召到了一块,开了一个秘密会议。
林弥一郎(はやし やいちろう)是日本陆军少佐。他是日本大阪府南河内郡人。
林弥一郎于1932年被征招入伍,成为一名航空二等兵。1932年9月到1935年,林弥一郎经历了三年多的刻苦训练,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和飞行教官,并晋升为航空兵曹长军衔。由于技术出色,1938年5月,林弥一郎成为一名少尉候补生,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受训。当年年底,以优等成绩结束了陆士的学业,正式以陆军少尉飞行员的身份被分派到飞行第54战队担任战斗机飞行员。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不久,54战队进入中国战场参战。
1942年8月,在桂林上空,林弥一郎驾驶的97式战斗机曾经与陈纳德的P-40展开过激战,并且飞机被打了34个窟窿,但他却成功的从战场脱离,飞回日军占领下的广州白云机场。
太平洋战争中后期,54战队长期驻守北千岛的占守、幌筵岛机场,负责防御从北方来袭的美军轰炸机。
日本军事力量最早的在本土防空作战中的的战绩和最早的空战损失都出在54战队。
林弥一郎在54战队期间,由少尉逐级晋升为大尉,并担任第3中队的中队长。在与美军的B-24、B-25轰炸机的苦战中,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战争经验。1944年11月,林弥一郎晋升为少佐。一名普通士兵出身的军人能够晋升到佐级军官,这在非常强调科班出身和论资排辈的日本陆军中属于相当少见的例子。随后,林弥一郎调往中国东北担任驻沈阳的第101教育飞行团第4练成飞行队队长,驻扎在沈阳奉集堡机场,负责新战斗机飞行员的战斗训练和中国东北地区的防空任务。    
日本宣告投降后,林弥一郎所在的关东军第2航空团第四练成飞行大队,既不愿向苏军投降,也不愿向我军投降。
9月9日,大队长林弥一郎带领300余人,抛弃机场和40多架飞机,在苏联红军、八路军和国民党军的夹缝里南逃,企图混作难民寻机回国。
9月底,当关东军第2航空团第四练成飞行队来到距凤凰城大约5公里的小山村上汤时,曾克林部21旅发现了他们。曾克林查明林弥一郎已经于9月29日流窜到本溪以南的摩天岭山区。摩天岭山高路险,日军因不相信八路军的俘虏政策,企图倚仗山势负隅顽抗。如果攻占摩天岭,这批日本空军技术人员必定会被消灭在炮火之下,但曾克林多次人派人送信上山,林弥一郎都不相信。一连僵持了几天。
曾克林分析林弥一郎的心理,他过去对中国人民犯下许多罪行,怕八路军将他们招降后不信守诺言,受到凌辱。于是他决定一面派人接管机场,一面派部队追到摩天岭,准备把这批技术人员争取过来,为我所用。
曾克林组织精干的谈判小组上山,21旅12团12连指导员聂遵善奉命上山劝降。希望说服这批日军,消除他们的顾虑……
为了组建航校,曾克林绝不会放弃这个意外收获。
   “东总”指示21旅组织了精干的谈判小组,上山劝降林弥一郎。
我方谈判小组由5人组成。八路军会谈小组组长是八路军16军分区(前身是冀热辽16军分区)第21旅12团12连领导员聂遵善。八路军16军分区的部队首长是曾克林和唐凯。这支部队是1945年后第一支进入东北的八路军部队,也是首支抵达沈阳的八路军部队。
12团12连指导员聂遵善带领谈判小组,由凤城县伪县长三桥(日本人)带路并兼翻译。  
谈判开始时,林弥一郎等深感侵华罪行严重,对向我军投降顾虑重重。
聂遵善先是指出,日军兵败军散,退路切断,下山投降是唯一出路。接着,又向日军交代了我军宽待俘虏的政策。他说:你们虽然参加了侵略战争,但那不是你们的意愿。过去你们是我们的敌人,现在战争结束了,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我们就把你们当作朋友,以礼相待。
谈判过程中,日方几次探询我方代表官衔,聂遵善回答:“我是旅政治委员特命全权代表,官衔不大,但言必有信。”
这番话使林弥一郎解除了顾虑,他召集几位日军军官商量后,决定接受我军提出的条件,下山投降。
于是,聂遵善对林弥一郎说:你们愿意和平投降,我们表示欢迎,并尽可能为你们提供方便。我们为你们选定了一个离这里不远,条件稍好的宿营地,请你们明天把队伍带到那里,交出武器,我军将举行受降仪式。
第二天,21旅派出一部分干部战士提前到达受降地点作了准备,在那里摆了一张6尺多长、3尺多宽的桌子。
当林弥一郎带队来到指定地点时,21旅的代表对林弥一郎说:请你们把飞行装具放在桌子上,武器放在地上,军官的指挥刀不愿交出来的可以不交,这是对你们的诚意作出让步。
于是,日本航空队员一个接一个走到桌子前把飞行装具和武器交了出来,受降仪式就在这平静的气氛中结束了。
10月上旬的一天,曾克林和唐凯在本溪16军分区司令部举行了一个欢迎会,由刘光涛政委将林弥一郎大队的十几名代表请到司令部。当林弥一郎等被带进一间教室模样的房间时,只见桌上已经为他们摆好了丰盛的中国菜。
曾克林和唐凯、21旅旅长杨树元及刘光涛等打着手势请他们入座。面对丰盛的酒菜,林弥一郎等10名代表迟迟不动筷子,担心这是“送行酒”。曾克林见状就先下筷子,边吃边重申八路军优待俘虏的政策。
三杯酒下肚,话就多了。林弥一郎对身边的唐凯说,我们不知何时才能回日本,能不能找点适当的工作给我们做,修路也行,下井挖煤也行,我们可以自食其力。
唐凯故意问道,你们到底是什么部队呢?
林弥一郎说是飞行部队,有飞行员、机械员和其他技术人员。
曾克林说,好,你们要尽快回到奉集堡机场,看管和维护好飞机,随时等待处置。
席间,曾克林发表了简短的讲话,重申了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并表示一定保证日军的生命安全,要他们安下心来,变敌为友,与我军合作。

 

林弥一郎

开始,林弥一郎等担心吃了这顿饭,中国人会处置他们。听了曾克林的讲话,看到我军干部又说又笑,不断地向他们劝酒,他们也就敞开喝酒吃菜了。
聂遵善对林弥一郎说,你们在中国境内参加了战争,这不是你们的意愿。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了这场战争,成为敌人是迫不得已,现在做敌人还是做朋友,你我有了选择的自由。
饭后,曾克林对他说,这次没有请大家都来吃饭,所以给你们准备了一点肉,带回去给大家分享。
当林弥一郎看到“一点肉”的时候,简直要惊呆了:这“一点肉”竟是5头牛和50只羊!
看着八路军官兵诚恳的笑脸和朴素的衣装,林弥一郎流下了热泪。他们缴械后,当地军民即送来了一袋袋稻米,还有蔬菜和鸡,而在日军统治下,老百姓吃大米是要按“经济犯”论处,重则要杀头的。
曾克林收降林弥一郎部队。几天后,一名东北民主联军的指挥官对林弥一郎说:“请你管好你的部队,我要护送你们到沈阳去。”
“为什么?”
“这是上级的命令,一定要照办!”
林弥一郎预感到了什么,告诉他的部下全部照办。
大约有一个排30多人的兵力,荷枪实弹地护送他们,一直上了火车。火车到了沈阳,又换上了两辆汽车。汽车一直开到了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林弥一郎一脸迷茫,他不知等着自己的是什么?
东北局书记彭真很客气地请林弥一郎坐到了对面的椅子上。还问了一下他的身体和生活情况,这是很随意的寒暄。
彭真接着转入了正题:“我们请你来,是想和你商量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林弥一郎正襟危坐,紧张地听着。
“我们想请你们协助我们建立一支空军!”彭真说,听说你们想找事做,今天请你们来,就是想和你们商量,请你们协助我们建立航空学校。
建航校?林弥一郎对此毫无准备。
林弥一郎吃了一惊:“可是,可是,我们都是战俘!”他审慎地说道,面带难色。
“这一点,请不要顾虑!”坐在一边的伍修权说。
“我们完全相信你!”彭真一副大将风度,落地有声。
“你们不要有顾虑。”伍修权说,我们一贯认为,日本侵华罪行应由少数军国主义分子承担。我们要求你们留下来,协助我们建航校,一定保证你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贵军承诺保证生命安全,我们深信不疑。”林弥一郎说,“这些天同贵军的接触已证明了这一点。”
林弥一郎见彭真点头赞同,便接着说,关于建航校,这是很复杂的事情,需要时间,还需要飞机、燃料、器材。这要具体谈,否则我无法说服我的同事们。我实际上已无权指挥他们了,只能靠说服,靠条件。
“你说得很有道理。”彭真接过去说,“关于飞机、燃料、器材等,相信在你们的协助下,在这么大的东北地区是会找到的。你所讲的条件是指什么呢?”
林弥一郎低头思索一番后,提出了三个条件:
第一,我们需要得到应有的尊重,学飞行生命攸关,没有正常的师生关系是不行的;
第二,必须保证身心健康,飞行体力消耗大,希望能考虑到营养和日本人的生活习惯;
第三,飞行教学周期长,因此要解决好生活中的种种问题,有家属的须保证家属的生活,独身青年具备了条件就得允许他们结婚。
听了翻译,彭真与伍修权交换了一下眼神,坦诚地说:“你所提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飞行教员就得享受飞行教员的待遇;年轻人结婚也没问题,八路军干部也是有家属的;至于你们喜欢吃大米,我们会尽量保证供应,不过在东北土地上搞大米比较困难,如果出现断顿,只好请大家委屈一下了。”
林弥一郎深受感动,“唰”地一下站了起来:“既然贵军如此信任我,我决不退缩,将竭尽全力,只是……只是……”
 
彭真

彭真看出他有为难之处,便说道:“有何难处,还请大胆讲!”
“我还有几个条件!”
“请讲!”
“作为飞行教官有下达命令的权力,这一点在俘虏和胜利者之间很难做到!”
彭真马上回答:“给你这个权力,我们能够做到。”
“还有,教官和学生之间,学生必须绝对服从,没有这一点就无法教学!”
彭真又说:“这是没有问题的,你的条件都是理所当然,如果担任我们的飞行教员,那就要有教员的权力和待遇。”
“那好吧,我同意来当!我也可以说服我的人帮助你们。”林弥一郎答应了。
彭真一听十分高兴地说:“我们共产党人会和你很好地合作的。”
    
伍修权

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伍修权此时开诚布公地表示欢迎他们协助我军创办航空学校,待条件成熟后再送他们回国。
谈话过程中,林弥一郎始终盯着伍修权腰间佩带的一支小手枪,他的这一举动曾引起了警卫员的高度警惕。当林弥一郎在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被说服答应协助创建中国航校,筹建中国空军时,林弥一郎在起身告辞瞬间,又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
谈话结束时,林弥一郎突然提出:“伍将军,您是否能把您带的这支柯尔持式手枪送给我作个纪念?”
这支勃朗宁手枪是伍修权的心爱之物,伴随他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出生入死久经考验。在一般人看来,将这支手枪送给刚刚放下武器的敌人,似乎不太可能。
但伍修权考虑到,林弥一郎之所以提出索要这支手枪,意在试探我方对他们的信任程度。伍修权大步走到他面前,拔出枪递到他手里,说:“这支枪从长征到现在,我一直带在身边,今日送给你作为纪念吧。”
这支漂亮的手枪是第三次反围剿时从张辉赞的一个副官手中缴获的。伍修权毫不犹豫地从腰间解下手枪,递到林弥一郎手中。
哪有刚交枪就索枪的道理?林弥一郎为八路军将领雄阔的气魄和富于人情味的举止所震惊、折服。这一举动使在场的日本军官又惊又喜、十分感动。
林弥一郎大队接受了协助建航校的要求。他们一致表示,愿意留下来为建设中共空军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后来,林弥一郎回忆说,他刚开始工作是“为了吃饭,为了活下去,为了安全回国;看到共产党人真诚地对待他,他认为只有想方设法完成培养飞行员和其他航空技术人员的任务,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抗日民主联军收编了林弥一郎的日本航空队,东总又将这支队伍暂名为东北民主联军航空队”。但又让谁来领导“东北民主联军航空队”呢?
那是1945年11月初,刘风和蔡云翔带着田杰、陈明秋、顾青,由张家口从地面来到了沈阳。因为蔡云翔曾是田杰、陈明秋、顾青的上级,他们称其为队长。但蔡云翔坚定地称刘风为队长,他认为刘风是共产党员,又在苏联学习过航空飞行,曾经在东北参加过抗联,甚至与金日成同在一个连队战斗过,刘风是连长,金日成是指导员。820起义机组人员刚到延安,对共产党的军事管理等都不熟悉,一切要重新学起。因此,蔡云翔要求田杰、陈明秋、顾青绝对服从刘风的领导,坚决完成刘风交给的任务。仅管当时没有正式任命队长的手续,但事实上820起义人员都认定刘风是真正的队长。

 

“沈阳航空队”负责人刘风

早在1932年初,东北抗日联军到达汪清县,在抗联干部张万林的宣传教育和介绍下,刘风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小汪清抗日根据地后来成为东满地区抗日斗争的领导中心。1933年3月,刘风被选为小汪清反日分会的会长,后被组织上抽调刘风到区里担任反日会的副会长,后又任汪清县游击队总部联络员。5月,中共东满特委书记童长荣介绍刘风参加中国共产党。9月,组织上调刘风任汪清县委巡视员。不久,刘风被调回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三团任连长,金日成任指导员,他们共同完成了多次重要的战斗任务。
刘风是个硬汉子,也是个心胸开阔的好领导。
刘风带着蔡云翔、田杰、陈明秋、顾青,由延安到东北途中,他从没有以老革命压人,对起义人员非常关心和照顾。
刘风认为: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正处在重要转折关头。在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中,汪伪空军中的这些有识之士,为追求革命,毅然脱离了反动阵营,驾机起义,投向光明。应该受到尊重和敬仰。他们都是筹建红色空军的航空技术人才。
到达承德时运气不错,正遇上苏军在撤走部队。刘风带有总部的中俄文介绍信,同他们交涉,坐上了苏军的军车,第三天半夜时分到达沈阳。
1945年9月末,刘风一行到达沈阳车站,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部(简称东总)派人到车站前来迎接。
刘风、蔡云翔等向东总参谋长伍修权报到,那天他也刚从延安飞到沈阳。向伍修权报到后的第二天,陈云、伍修权、吕正操等东总领导亲自接见了他们,陈云明确告知:你们的主要任务寻找搜集敌伪遗留下来的航空器材、设备和油料等物资,着手筹建人民的空军。
之后,刘风一行马上前往东北各地的机场进行调查清理航材,开始“抢”飞机,“抢”日军留下的各种航空器材。
刘风、蔡云翔和顾青、陈明秋、田杰,首先在沈阳市郊的北陵及西飞机场周围进行巡视。由于完好的飞机都飞跑了,剩下的都是一些零碎破烂,收获甚微。
吕正操副司令员得知情况后,就启示大家“东北地区很大,差不多到处都有飞机场,不但大城市附近有,山沟沟、森林里都有有。我亲眼看到营口、凤凰城一带小机场上还有些好飞机,要走出去,往外摸,向老百姓请教,请群众协助,才能开展工作。”
吕正操副司令员还为他们配备了马匹、大汽车及武装小分队,在当地农民的指引下,不久,在榆树镇附近的一个军用机场上就发现了一些日本隼式战斗机,其中一架比较完整。
机械员陈明秋、田杰二人喜出望外,经过初步检查后,决心拆零补缺,首先修好一架能飞上蓝天的飞机。
刘风、蔡云翔、顾青又深入附近农村,动员说服当地群众,将原先收藏起来的飞机零件、工具及油料等物资主动拿出来。
一天晚上,刘风异常兴奋地告诉蔡云翔:“我军在凤凰城附近山沟里俘获了大批敌航空人员,在党的政策感召下,这支日本航空部队全体人员向我军投降了。机场上遗留的飞机、器材,也全部归我部所用。现在,他们的部队长带着一名副官,已经到沈阳了。明天,我们去看望他们,我们要主动团结他们合作共事。”
第二天,刘风就领着大家去了十间房区的一所日本式住宅,见到了一位四十左右的日本人,他长得体魄健壮,中等身材。
刘风经过一番寒喧,得知他叫林弥一郎,现已改名为林保毅。
顾青感觉这林保毅虽然谦逊热情,彬彬有礼,但言谈稳重,简洁有力。
林保毅听说陈明秋、田杰正在维修一架日本隼式战斗机,由于起动机损坏,尚不能发动的情况后,当即提出回到他所在的奉集堡后,调人带器材来协助修理。
刘风向组织上请示后,就派车去大体上集堡将人员、器材,运到了榆树镇机场。中日双方的机械员同时进行检修。不到两天,飞机已能发动了,而且试运转状况良好。
这是原820机组人员与林保毅这些日本航空人员的第一次接触,也是留下的第一印象。
当飞机修复后已能发动时,蔡云翔主动要求试飞,林保毅却认为这是一架日本隼2式战斗机,机头重,性能不好,而且是刚刚拼凑起来的破旧飞机,有一定的危险性,最好还是让他或者是黑田飞行员先试飞。
蔡云翔与刘风商议后,蔡云翔就主动向林保毅请教,详细地了解飞机的各项数据,以及操作中的特性要领,然后他感谢林保毅的一片好心,很诚恳而坚决地提出:“第一次试飞,是有一些危险,正因为这样,我们不能把危险推给你们。你还有很重要的事去做,要负责带好飞行员队伍,我们千万要确保你的安全。我正年轻,身体也很好,应当让我学习学习,锻炼锻炼。”
第二天,在机场试飞时,林保毅亲自来到机场,协助蔡云翔仔仔细细地查看了发动机的运转动态,以及操纵系统的各项功能,犹如飞行教员对待首次放单飞的学生一样,叮咛嘱咐,关怀备至。
当蔡云翔即将滑行起飞时,林保毅又特意让懂得日语的顾青攀上机舱,转告他:“为了保证安全,第一次飞行不要收着陆轮,预防起落架不灵。”
当中日双方航空机械人员第一次合作修理飞机,又齐心合力第一次让修整的飞机送上蓝天,安然无恙地返回机场着陆后,林保毅随着刘风,满面笑容地朝蔡云翔迎去,他伸着大拇指说:“大大的,大大的,坚强勇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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