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何健生由上海调入空军司令部情报处。回到北京后，他和战友一起，领着儿子和女儿游览八达岭长城。右1为何健生。
1950年8月，中央军委决定设立军区空军领导机关，下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航空工程部、干部部、军法处。军区空军是空军的战役军团，受军委空军和所在军区的双重领导和指挥。从1951年开始，各战役方向还相继建立了空军军和相当于军一级的空军指挥所。也就是在1951年，何健生被调任军委空司当照相判读科长、侦察参谋。
何健生任职期间的最高直接领导是王秉璋参谋长。政治部主任是吴法宪。那时的司令员是刘亚楼。何健生曾经的直接领导常乾坤任副司令员、军委航空局局长， 王弼任副政治委员、军委航空局政委。常乾坤还兼任训练部部长，
王弼兼任工程部部长。
当时，军委空司设立照相判读科，应该说对航空照相判读的重视。这也是我空军最早正式设立的照相判读领导机构。
二战期间日军航空兵
二战中，日军海军航空兵都配备照相机。日本陆、海军航空兵使用的相机种类不少，如形同重机枪的“一五式写真铣”和“八九式活动写真铣”，还有九六、九九、一〇〇式数种所谓“极小型”的航空相机。何健生任职东北老航校首任训练处长时，与归降我空军航校的林保毅等日本教官接触很多，由于他喜欢摄影，也就经常求教一些航拍和照相判读知识，得到不少启示。美国出版的《日本航空器材1940-1945)》一书中介绍了不少日本航空相机的图片。这也是何键生当年的学习研究资料。
何键生与日本飞行教员的接触中还看到了1932年出版的日本海军《航空写真术教科书》和1937年日本陆军教导学校《测图教程》。日本陆、海军对航空侦察颇为重视，特别是航空照片的判读。《航空写真术教科书》中列举海军封锁战中提到的是我国青岛。而《测图教程》中的航空照片判读使用的是我国沈阳北老爷庙1:1.5万的航空摄影照片为例图。
日本航空兵合照
何键生从日军这些基础教材中看到了昔日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企图。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航空摄影更成为侵略者重要的侦察手段。如“卢沟桥事变”后，日军侦察机航拍北京我南苑兵营，“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时，海军航空兵侦察我吴淞阵地。何键生曾参加过淞沪对日空战，但中国空军的航飞作战图，精确度并不高。当年日军参谋本部陆地测量部在战争年代，利用航测制作中国地形图主要有1:2.5万，1:5万，以及1:10万等3种比例尺地形图。日军的航空摄影不仅用于侦察和校正地图，出于作战需要，也利用航测手段制作地形图。
后排右一是王秉璋
何键生的直接上司是王秉璋参谋长。
王秉璋，1914出生于河南省安阳县。1929年秋，年仅15岁的王秉璋考入冯玉祥的西北军无线电学校。1931年10月，在学兵连担任副班长的王秉璋被调往第七十四旅旅部任旅长季振同的传令兵。随后，所在部队起义，被改编为红五军团，季振同任军团长，董振堂任副军团长，王秉璋被提升为军团部传令兵班班长。1932年2月，季振同离职到福建长汀养病，军团长一职由董振堂代理。王秉璋在起义中的突出表现深受董振堂的赏识，董振堂迅即将其提拔为军团部通信队队长。
王秉璋在红军队伍里迅速成长，先后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司令部参谋、补充团团长、教导营副营长、红一军团司令部军事教育科代科长、红一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随中央红军参加了万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参谋处处长，鲁西军区司令员兼教三旅(三四三旅)副旅长，代旅长，湖西军分区司令员，冀鲁豫军区第六、第十一军分区司令员，冀鲁豫军区豫东指挥部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晋冀鲁豫军区第十一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十七军军长。
何健生在军委空军司令部任侦察参谋和照相判读科科长。因此与时任空军司令部参谋长的王秉璋接触较多。当时王秉璋对摄影很感兴趣，经常向何健生求教一些摄影知识。
何健生使用的是一架徕卡相机。这是他随身带了几十年的宝贝。徕卡相机是德国原装手工制作的相机。徕卡相机在现今生产的专业相机中，打开后盖可以看到，徕卡机身用料的厚度，真得用锤子碰才能毁坏。它以结构合理，加工精良，质量可靠。在20世纪20-50年代，德国一直雄世界照相机王国的宝座。
早期徕卡相机
1913年，第一部徕卡相机的原型(Ur-Leica)在韦茨拉尔市的恩斯特·莱茨光学工厂(E. Leitz Optische Werke)厂由奥斯卡·巴尔纳克(Oskar Barnack)制作。作为风光摄影使用的便携式相机，这台徕卡相机是世界上最早的使用35毫米标准电影底片的35mm相机。它把电影底片的18×24毫米画幅扩展到24×36毫米，纵横比也随之从4:3变为3:2。
徕卡经历了几次改良，在1923年巴尔纳克说服了他的老板恩斯特·莱茨二世制造31版的原型系列。在1925年的莱比锡德国展销会上，徕卡I(Leica I)一推出就立即取得成功。所用的爱尔玛50毫米f/3.5镜头由马克思·贝雷克博士设计，其4片4组设计受到蔡司天塞镜头的影响。焦平面快门速度可在1/20秒至1/500秒之间调整，此外还设有Z档(长时间快门，Z即Zeit，德语中表示时间)。
1930年，徕卡发布了带有39毫米螺纹可换镜头系统的徕卡I螺口版(Leica ISchraubgewinde)，除了50毫米标准镜头以外，最初还有35毫米广角镜头和135毫米长焦镜头可供选择。 拥有能与镜头对焦系统耦合的测距仪的徕卡II(Leica II)于1932年发布，这一型号装有分离的取景器和测距仪。
徕卡III(Leica III)的出现将快门速度的下限降至1秒，而IIIa则将上限提高到1/1000秒。徕卡IIIa是巴尔纳克去世前制作的最后一个型号。
对于喜欢摄影的王秉璋来说，第一次看到何健生使用的徕卡，就被这德国相机迷住了。他时常向何健生借用这台相机拍摄一些风光照片。
王秉璋真正喜欢上摄影还得从平型关战役说起。因为有不少拍摄于平型关战役的图片中都有王秉璋的影像。王秉璋也让何健生看过这些照片。但何健生并不知道拍摄这些照片的历史故事，照片中的王秉璋其实没有参加过平型关战役。
王秉璋在红军队伍里迅速成长，先后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司令部参谋、补充团团长、教导营副营长、红一军团司令部军事教育科代科长、红一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随中央红军参加了万里长征。当时由于山洪挡住了去路，徐海东和王秉璋错过了平型关战役，可是因为有了这些拍摄于平型关的图片，人们都以为王秉璋参加过平型关战役。
那么这些图像是怎么产生的？又如何流传的？
1937年七七事变后，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辖一一五、一二○、一二九3个师。一一五师领导成员分别为: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政训处主任罗荣桓。一一五师司令部是在红一军团司令部基础上组建的，王秉璋便改任一一五师作战科科长。
三原誓师的第二天，一一五师即开赴抗日前线。林彪、聂荣臻因参加洛川会议不在部队，一一五师便由陈光和罗荣桓率领，从禹门渡口东渡黄河到达韩城县芝川镇。王秉璋以“八路军运输司令”的头衔到侯马车站跟阎锡山的代表交涉，联系铁路运输事宜。当时，日军疯狂进犯，阎锡山感到形势严峻，急切希望八路军上前线。因此，整个交涉过程比较顺利。全师1万多名官兵从侯马车站登车，沿同蒲铁路北上，经太原到原平下车。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与王秉璋同乘最后一列车。他们在五台县下车后，住了一宿。第二天下了一场大雨，山洪挡住了去路。徐海东和王秉璋都不知道平型关战役的计划，于是决定再留宿一夜。这样一来，他们就错过了1937年9月25日震惊中外的平型关大捷。
王秉璋是1937年9月26日到达平型关的，并没有参加9月25日的战斗，可是人们却认为他参加了，原因是有几张平型关战役的历史照片上都有他。这些照片作为宣传平型关大捷的珍贵史料，早已家喻户晓。过去宣传说那些照片是战斗时现场实拍的，但王秉璋曾反复强调要实事求是，如实反映这段历史。王秉璋确实真实地讲述过这些照片的来历。
当时王秉璋赶到师部后，向林彪、聂荣臻报到，并简要汇报了与阎锡山方面代表交涉车运的经过。不久，国民党《扫荡报》的记者得知八路军在平型关打了胜仗，便带着电影摄影机要来拍新闻纪录片。林彪对《扫荡报》没好印象，说那是国民党最反动的复兴社办的报，不想接待。聂荣臻说：“现在搞统战，与过去不一样了，宣传我们打胜仗是好事嘛!”林、聂因王秉璋与国民党交涉过车运，有跟他们打交道的经验，就派他去接待那几位记者。
王秉璋向参谋长周昆和几位参谋了解了1937年9月25日的战斗情况后，就去接待《扫荡报》的记者。他带记者到战斗现场去拍摄，但记者们因大战已经结束，对拍现场兴趣不大。他们要求林、聂等人到战斗时的师指挥所位置，按当时的情景像演电影一样让他们拍摄。林、聂就按记者的要求来到现场。司令部的一些干部当时都很年轻，对拍电影感到挺稀奇，都赶来凑热闹。记者们在拍电影的同时，还拍了许多照片。
那时候，照相的机会并不多，王秉璋也趁此机会照了几张，当时自然不会想到这些照片的历史意义。回到师部，他要求记者将照片冲洗出来，记者当即就冲出了一套交给他。这套照片大约有20多张，记者走后，王秉璋将照片分发给了当事人。但拍的电影却始终没有公映过，也许是国民党当局不允许公开宣传八路军。那套照片在战争年代大部分丢失了，只有几幅保存下来。解放后，有关方面征集史料，这几幅照片就被当成当时战斗的真实写照公开发表了，恰好这几张照片都有王秉璋在内。
也正是由于这些照片的流传和影响力，让王秉璋体会到摄影的重要性，摄影也就渐渐成了他的爱好。何健生是个著名的军事摄影家，由于摄影交流，也增加了彼此的交往，不存在职位上的等级划分。
何健生对这位空军参谋长十分敬重，还由于他对王秉璋的渐渐了解。
1938年3月2日清晨，一一五师经过隰县以北的千家庄时，林彪走在最前面，晋军哨兵误以为他们是日军骑兵，开枪打伤了林彪。林彪中弹从马上摔了下来，王秉璋连忙下马将他抱起。林彪的伤势很重，在对林彪进行了紧急救护之后，当天就将他送往延安。当时由于一一五师参谋长一职长期空缺。也就在3月8日，林彪受伤后的第6天，八路军总部任命王秉璋为参谋处长，司令部的工作开始由他负责，实际上行使了参谋长的职权。
但是，没人知道，因为这架徕卡相机，居然分裂了何健生与王秉璋的关系，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在以后的反右斗争中，在十年文革浩劫中，何健生一生中遇到的厄运，都因这徕卡而卡住了。何健生将这架徕卡相机借给了王秉璋，王秉璋并没有归还，因为王秉璋将这相机送给了江青……何健生因找不回这架相机，反而成了“贪污犯”，为讨还真相，他蒙受了半世厄运。
聚焦那段时光 ，光影的底片处处是划痕，真相模糊不清。已经没办法弄清这架相机丢失的真相了。历史镜头留下的黑白胶片，在逆光时空中的大光圈光晕，在光圈收小后发生了改变。即使进入了彩色时代，生命的色彩饱和已不再明快和艳丽。留给何健生的影像记忆充满了悲哀和忧伤。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