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都会将黄河长江作为生命的象征和寄托，也许没人知道那条小小的象峪河。象峪河，俗称向阳河，旧称小涂水、象谷河，是黄河支流、汾河支流、乌马河北岸的支流，也是山西太谷县境内第二大河。就是这条象峪河留下了何健生难忘的黑白人生记忆。
象峪河
何健生被打成军队右派后，被发配到山西太谷郭堡水库“劳动锻炼”。也就在那时，他认识了象峪河。象峪河上游分东、南、北三源。以东源为正源，发源于太谷、榆次、和顺三县交界的八赋岭；三源于郭堡村北汇流后向西偏北流经范村口出山。其间有南畔沟和马坪沟一带的支流汇入。出山后流向渐转正西，至下庄村北有小河支流汇入，复向西经中吾村，于北阳村西北过南同蒲铁路桥，再向西经新戴村北、小常村南折转西北，过洞门桥入清徐境，之后，流向渐转西南，至清徐县东罗村西北汇乌马河。20世纪三十年代前，象峪河下游南庄以下无固定河道，常夺旧官道渲泄洪水，水大时则经南庄村南向西南方向漫溢。民国二十一年(1932)后，经人工开挖和自然冲刷才逐渐固定为今日之河槽。
象峪河全长63公里，太谷县境内长45公里。河水流量平均0.151秒立方米，平均纵坡9‰。流域总面积341平方公里。多年平均地表径流量1 650.5万之方米。流域上游植被较好。河流年输沙量26.7万立方米。
何健生在郭堡水库参加“劳动锻炼”，郭堡水库以上的土石山区河谷深切陡流急，河谷大多呈V型。水库至范村口为黄上丘陵区。河槽逐渐开阔多呈厢形。范村口至孟高分水闸河道较宽浅，低于两岸呈宽浅厢沟。分水闸以下河道较顺直，河槽逐渐缩窄。铁路桥以下更狭窄。河床与两岸地面高差不大，行洪能力很低。
1958年春，反右派运动结束时，全国划定了右派约55万人。全军军官队伍里划出了约6000名军队右派，属于军委直属单位及各军事院校的右派有320人，何健生便是军委直属单位空司中的右派。这些军队中的右派于当年4月下旬，被陆续遣送到山西修建太谷郭堡水库，接受“劳动锻炼”。
郭堡水库完工后，何健生被分配到铸造厂“劳动锻炼”。时任太谷航空学校校长欧阳翼是何健生在东北老航校时的战友，当欧阳翼听说何健生在太谷，但特意去探望了他。令欧阳翼没想到的是当年意气风发的航校训练处长，现在却已是重病缠身。
后来，欧阳翼陪同何健生到当地一家医院作了检查。欧阳翼的妻子在这家医院工作，因此体检还算顺利。但体检报告却令何健生陷入了痛苦之中。
何健生患的是水肿病。水肿是指因感受外邪，饮食失调，或劳倦过度等，使肺失宣降通调，脾失健运，肾失开合，膀胱气化失常，导致体内水液潴留，泛滥肌肤，以头面、眼睑、四肢、腹背，甚至全身浮肿为临床特征的一类病证。
何健生好读书。知道自己被确诊为水肿病患者时，他查阅了不少中医书籍。知道了一些关于阳水和阴水的辨证要点。阳水：多因感受风邪、水湿、疮毒、湿热诸邪，导致肺失宣降通调，脾失健运而成。起病较急，病程较短，每成于数日之间。其肿多先起于头面，由上至下，延及全身，或上半身肿甚，肿处皮肤绷急光亮，按之凹陷即起，常兼见烦热口渴，小便赤涩，大便秘结等表、实、热证。阴水：多因饮食劳倦、久病体虚等引起脾肾亏虚、气化不利所致。起病缓慢，多逐渐发生，或由阳水转化而来，病程较长。其肿多先起于下肢，由下而上，渐及全身，或腰以下肿甚，肿处皮肤松弛，按之凹陷不易恢复，甚则按之如泥，不烦渴，常兼见小便少但不赤涩，大便溏薄，神疲气怯等里、虚、寒证。
医生也告诉了他一些治疗原则：根据上述所论，水肿的治疗原则应分阴阳论治。阳水主要治以发汗、利小便、宜肺健脾，水势壅盛则可酌情暂行攻逐，总以祛邪为主；阴水则主要治以温阳益气、健脾、益肾、补心，兼利小便，酌情化瘀，总以扶正助气化为治。虚实并见者，则攻补兼施。
欧阳翼的妻子告诫何健生：得了水肿病，应吃无盐饮食，待肿势渐退后，逐步改为低盐，最后恢复普通饮食。忌食辛辣、烟酒等刺激性食物。若因营养障碍致肿者，不必过于强调忌盐，而应适量进食富于营养之蛋白质类饮食。此外，尚须注意摄生，不宜过度疲劳。起居有时，预防外感，加强护理，避免褥疮。
但是，此时的欧阳翼却并不关注水肿病是什么病，他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帮助何健生改变生存环境。
在欧阳翼的四处奔走后，何健生终于离开了那个工作非常劳累的铸造厂，他被调往当地的太谷县饮食服务公司照相第二门市部当了一名暗房工，也就是冲印和放大照片。
欧阳翼对何健生说：“你被开除了党籍和军籍，我无法帮助你回到部队。因为你喜欢摄影，摄影又是你的专业，我托人给你找了这份工作，也许你能从中找回自己的一份快乐。我相信你，你从来不说谎，你的经历虽然很坎坷，但路还很长。你一定要保重。相信组织，有一些人与你一一样，经过申诉后得到了改正。”
何健生与欧阳翼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他没有料到这是一次话别。欧阳翼此时即将离开太谷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政治风暴已开始酝酿了……
如今的太谷，万物复苏，春天给大地带来一片生机。迎着初春的气息，伴着破土的春草，在沟壑纵横的黄土丘陵山地间，象峪河仿佛是一片生命之水，在这个朗朗的春日里，绽放出无限魅力。位于山西晋中太谷县一带的郭堡水库，和山西的其它水库一样，大都兴建于建国初期的五十年代里，为灌溉农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这里已成了休闲度假的圣地，周边建起了酒店、度假村，开设了许多休闲、会议、垂钓、滑雪、户外拓展等项目，到此游玩聚会的络绎不绝。
但当时的何健生仍然陷入在迷茫之中，在欧阳翼的帮助下，他暂时摆脱了繁重的铸造体力活。他的水肿病得到了控制，体力渐渐恢复。可是自从与欧阳翼分手后，他又一次感觉到孤单，家人远在广东连平，没有团聚的机会。
何健生在照相第二门市部的工作，全部时间是在暗房里度过的，整天接触的是显影液、定影液，还有照相纸和那些顾客送来的底片。他没有与顾客见面的机会，他无法了解外面真实的世界。但他从顾客送来的底片中，对外面的世界有了一个表象的理解，很多照片中的人物左胸前都 佩戴着毛主席的像章，穿军装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虽然他们没有帽徽和领章。何健生却从他们的眼神里，勾起了当年从军时的各种回忆，最难忘的还是在东北老航校时度过的那些岁月，他开始整理昔日的旧照片。
何健生的爱人邱淑仪，与他一起于1945年参加了新四军，她也是在东北老航校时参加了共产党。这是一张泛黄的合影照。邱淑仪在北京朝阳区双桥中心小学工作，而自己却被贬于太谷。夫妻不得团圆。坐在何健生、邱淑仪中间的是幼小的女儿何国贵。两个儿子何国胜、何国强都随邱淑仪生活在北京。
何健生感觉自己到太谷已四年多了，年岁较大，又患浮肿病二度多，至今未愈。家庭经济负担较重，妻子儿女尚在北京，母亲、弟弟又在广东，每念及此，就很难控制自己的情感。
何健生、邱淑仪与女儿何国贵
何健生由于个人的具体情况，忧心忡忡，不断地给空军司令部写信，恳请党和人事部门，根据他个人的具体实际情况，设法给予调整工作，允许和批准他调回北京去分配工作。期望全家团聚，疾病亦可得到家庭的照顾。但留给他的总是无奈和失望。
为此，何健生曾于1962年多次给周总理写信，请求设法解决。周总理收到信后，便责成人事局研究承办。
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何健生于1962年经空军司令部组织部门复审后，摘掉了“右派”帽子。但他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仍然如此，未得到妥善解决。
虽然，何健生成了摘帽“右派”，没能彻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但他可以自由活动了，他终于可以回到阔别20多年的故乡连平去探望亲人了。
1963年，何健生时隔22年后，回到了连平，与家人重聚，见到了母亲和弟弟、弟媳，特意去了当地的照片馆拍摄了一张全家福合影照。
1963年，何健生阔别家乡22年后，第一次回到老家连平的全家福。此前的1962年，何健生摘掉了“右派”帽子。
但何健生没料到厄运再次朝他袭来。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是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这篇文章的写作和发表是江青秘密策划的。文章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实际上涉及中央领导层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和北京各报在十多天内没有转载。北京市被批评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毛泽东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这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严重的政治色彩。此后，批判涉及的范围迅速扩大。
1966年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开会，起草《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试图对学术批判中已经出现的“左”的倾向加以适当约束。这个提纲经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并向在武汉的毛泽东汇报后，于2月12日转发全党。 就在“二月提纲”拟定的同时，江青在林彪的支持下，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的《纪要》，认定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这种严重的政治责难不仅是对着文艺界，而且对着一些中央领导人。 与批判《海瑞罢官》大体同时，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遭到诬陷，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被加以“篡军反党”等罪名，遭到软禁。
为了在全国发动“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对“二月提纲”进行了全面批判，并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些判断，把阶级斗争扩大到党的最高领导层。会议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进行批判，决定停止他们的领导职务。林彪在会上的讲话中大肆散布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的谎言，竭力鼓吹个人崇拜。会议决定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成立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使之实际上成为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此后，“文化大革命”异常迅猛地发动起来。
党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主持下作出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领导运动，力图使局势稳定下来。各地工作组在领导运动的过程中，得到多数群众的支持，却加剧了同造反派的对立。在如何对待运动的问题上，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同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分歧日趋尖锐。工作组被指责为“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
8月1日至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提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全会通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对于运动的对象、依靠力量、方法等根本性问题作了有严重错误的规定。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红卫兵运动迅猛发展。红卫兵运动最初是破除“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随后发展为抄家、打人、砸物。无数优秀的文化典籍被付之一炬，大量国家文物遭受洗劫，许多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干部遭到批斗。
10月初，党中央转发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由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下，造反狂潮全面扩展到工农业领域。为进一步克服运动的“阻力”，从10月上旬至下旬，召开了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林彪、陈伯达讲话，将党内不同意见升级为路线斗争。会后，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在全国掀起，中央文革小组策动造反派把攻击的矛头集中转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社会上出现“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和攻击邓小平的大字报。中央和地方的许多领导干部受到批斗，机关工作普遍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基层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组织生活陷于停顿。国家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
1967年1月初，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下，上海市的造反派组织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领导大权。这场夺权斗争得到充分肯定。1月中下旬，各地掀起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一月革命”风暴。夺权狂潮一经引发便不可收拾，很快发展成“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
“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在党的领导层内，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对“左”倾错误和极左思潮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抵制和抗争始终存在，并不断发展。1967年1月19日、20日召开的中央军委碰头会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坚决反对江青、康生、陈伯达鼓吹军队应和地方一样搞运动的主张。在激烈的争执中，叶剑英、徐向前义愤填膺，奋起抨击江青等人。2月中旬，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再次爆发了老一辈革命家和中央文革小组一班人的激烈斗争。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同志，围绕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广大老干部、要不要稳定军队等“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拍案而起，接连怒斥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乱党乱军的做法。这些老同志的抗争，被江青等人诬为“二月逆流”，受到严厉批判。
全面夺权使派性斗争激化。各造反派组织为争权夺利，拉帮结派，争斗激烈，发生无数的纠纷和冲突，以至酿成残酷的武斗。1967年夏秋，谢富治、王力、江青等人乘机提出“彻底砸烂公、检、法”、“文攻武卫”等口号煽动武斗，北京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严重涉外事件。这几个月是“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国家动乱最剧烈、社会灾难最严重的阶段。
也就在这一时期，何健生也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罪名是参加过国民党空军，是汪伪汉奸和混入军内的“右派分子”。何健生受到了残酷的批斗。
山西在“文革”开始后，出现了许多造反组织。这些组织后来相互联络，形成了两大派：“兵团派”和“总站派”。当时两派都在竭力争取陈永贵，但开始时陈永贵并不主动去支持哪一派。1967年7月中央在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上传出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六十九军在山西文化大革命中，地位很重要，要跟六十九军的同志说一下，要站在刘格平同志一边，坚决支持刘格平同志。”陈永贵一向是紧跟毛主席的，为此，他坚定地站到了刘格平的“总站派”一边。这一站，就把自己置身于派性斗争之中，并由此越陷越深。
两大派在全省各地都建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武斗队的出现使山西各地武斗不断，高潮迭起，局势异常混乱。
1967年8月初，晋中地区的两大派组织在平遥县开打。7日，陈永贵奉命代表山西省革委会前往平遥，调解当地两派造反组织发生的武斗事件。
陈永贵是第一次去平遥。平遥城共有6个城门，是座著名的“龟城”，南门为龟头，北门为龟尾。当时，“总司派”占领着5个城门，只有南门由“联络站派”控制。陈永贵支持“联络站派”，自然是从南门进城，这无形中加大了两派的对立情绪。陈永贵一行一进南门，“总司派”就连打3枪，伤了3人，并很快占领了南门。陈永贵和“联络站派”的人员迅速转移到了城隍庙。直到8月9日，陈永贵等人才在六十九军的帮助下离开了险境。其实，陈永贵和刘格平接触并不很多，他支持刘格平完全是因为有毛泽东主席的最高指示。之后，陈永贵除参加山西省革委会集体领导的集体活动外，仍把主要精力放在昔阳和大寨，放在抓昔阳建成大寨县的工作上。
由于何健生是“历史”上定罪的“右派”分子，是一只早已被打倒的“死老虎”，因此他没有卷入任何派别之中，在派别斗争激烈的时候，他反而被撂在一边了。
何健生虽然成了“摘帽右派”，但期望彻底改正对他的错误决定不仅落空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又将他打入深渊。他的人生底片上全是痛苦的刻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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