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太谷郭堡水库
1958年春，全国反右派运动结束时，划定了右派约55万人。在全军的军官队伍里，划出了约6000名右派。其中属于军委直属单位及各军事院校的右派有320人，何健生便是军委直属单位空司中的右派。这些军队中的右派于1958年4月下旬，被陆续遣送到山西修建太谷郭堡水库，接受“劳动锻炼”。
何健生从未对家人和昔日战友们谈及这段苦难的经历，家人对此也知之甚少。也许是怕再惹上灾祸，也许是不想再重温人生苦涩。但历史真相总有大白天下的时候。《炎黄春秋》杂志于2020年1月28日刊登了一篇陈挺执笔，由陈通鉴、余慰明、章士寰、黄养光、江铸原、周永熙等同志提供资料或参与修改的文章《劳动直属营的军队右派》。责任编辑 为黄钟。这篇文章真实地揭露了军队右派在“劳动锻炼”大队改造时的内幕。
《劳动直属营的军队右派》还原了那段历史：
一
1957年4月，毛泽东在《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曾许诺：“不论错误大小，除严重违法乱纪者外，一概不给组织处分。”仅仅半年多时间，1958年春全国反右派运动结束时，就划定了右派约55万人。“阳谋”带来的阴影，也笼罩着军队，在全军的军官队伍里，据说划出了约6000名右派。其中属于军委直属单位及各军事院校打出来的右派中的320人，于1958年4月下旬，被陆续遣送到山西修建太谷郭堡水库。
郭堡水库建在太谷县的象峪河上游，位于东沟、小西沟和佛峪沟三流会合处，计划建一座集灌溉、防洪、养鱼、发电为一体、容量为3000万立方米的中型水库。1958年正处在大跃进的岁月，在号称“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形势影响下，太谷县委提出：要求水库工程在1958年年底竣工，并做到当年受益。就当时的设备条件和技术力量而言，这是个非常大胆而困难的设想，但郭堡水库却成功了，为什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郭堡水库来了这不同凡响的320名右派。
这320人，按照到达水库时间顺序，编成了三个锻炼大队。
第一锻炼大队：由原海军直属机关、装甲兵、炮兵、工程兵及驻山西第十、第十二航校、山西军区的135人组成，大队长彭承楦，副大队长周湘生、戴沂蒙、张丕泉。
第二锻炼大队：由原空军直属机关的105人组成，大队长沈保民。
第三锻炼大队：由军委三总部及直属五院、防化兵学校的80人组成，大队长陈挺，副大队长周宏达、华涤。
大队下设中队和小队，每个小队10人左右。各级干部都是由组织上从这320人中指定的。
这320名右派中，原系党员的有92人，原系团员的有135人。许多人原来在部队时都是政治、军事、技术、文艺等方面的骨干和人才。有几位少年时即从军，是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年轻的老八路、新四军干部，在抗日及解放战争的战场上，都曾印下了他们的足迹，他们是陈挺、周宏达、戴沂蒙、张丕泉、常征、陈广、张文炜、聂荣廷、郑淑芹……还有留学苏联军事院校，刚刚回国就积极参加整风的，如朱兆极；驾机起义，为建立人民空军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何健生；不久前还在朝鲜战场立有战功的飞行员杨时瑞、坦克手唐廷雄；活跃在部队文艺界的著名诗人公刘，音乐家欧阳枫（李祯祥）、陈志昂，舞美设计家赵森林……全部人员中大部分是在建国前后参军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初、高中生到大学毕业、留学的都有。从年龄上来看，从20来岁到30来岁的占了绝大多数。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集体，排起队来很像兵却又不是兵，因为没有领章帽徽，政治待遇上像犯人，却又不是犯人，他们干活的积极性不但犯人无法比拟，而且远远超过了一般劳动者。他们积极热情，拼命干活，只怀着一个可怜的期望：早一天能被承认是“人民”。
二
有这样一个传说，据说在1958年初，反右运动结束以后，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曾要求国防部长彭德怀支持部分技术力量，以修建郭堡水库。部队当时没有转业干部可派，就将这320名正待处理的军中右派支援了山西。从当时郭堡水库对锻炼大队的使用来看，这个传说也许是可信的。三个锻炼大队在水库建设中，确实发挥了技术骨干的作用。如苏祖德、陈维衡参与了大坝的设计，朱文明指挥大坝施工，唐廷雄、葛福两位坦克兵则驾驶着拖拉机、碾压机驰骋在大坝上，乌维达、赵森林、邢从周等从事机械维修，李淑琴负责质量监控，可以说，水库建设的每一个重大环节，都有锻炼大队成员的贡献。他们不但亲自参加工程管理及技术设计，同时还培训来自各县的民工，使得工程的进展有了更可靠的保证。
郭堡水库工地总指挥是太谷县副县长要进之，政委是太谷县县委书记靳广杰，他们都是老革命，经历过政治运动的风雨，对于我们这些“犯了政治错误”的人是理解的，相信我们能够通过劳动改造自己，因而，在劳动中，大胆放手地要我们进行自我管理。
三个锻炼大队中，除少数人参加技术工作外，绝大部分人还是从事与土疙瘩打交道的劳动。如铲土、装车、拉平车、上坝、卸车等等全是力气活。可以说在水库上任何艰巨的劳动场合，都少不了这些穿着褪色的军服，咬着牙、挥着汗干活的右派们的身影。
随着形势的发展，来水库的民工越来越多，最多时据说曾达到上万人，附近各县都按照民兵连的组织形式，投入到水库工地上来，有些公社青壮年强劳力另有他用，但又不敢不派人，于是派了些老婆婆老妈妈和十六七岁的小姑娘来充数。另外又调了不少的劳改队，在水库旁安营扎寨。实际上玩的就是人海战术。任何有头脑的人都可以看得出来，如果整个水库建设中没有一支强劲的突击力量发挥作用，想按预定计划建好这个水库是不可能的。这支突击力量，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其中就有似军非军，似民非民，似囚犯又非囚犯的这三个锻炼大队。
三
在修建水库的过程中，三个锻炼大队都留下不少生动的故事。
先说一大队，郭堡水库大坝合龙后，一部分归国志愿军将来太谷参加建设，太谷县决定在乌马河上再修一座小型水库——庞庄水库，一大队副大队长戴沂蒙带领10多人先期前去搞测绘和设计，他们组成一个小分队，住在庞庄村口，分测绘和设计两个组，安顿下来之后就干了起来。地形测绘之精确，设计图纸之严整，在省里博得一致好评。当时主持水库工作的要进之知道后，亲自赠送一大筐太谷饼以示慰问。几位打前站的归国志愿军领导同志，更是深受感动，看完设计后，有位领导拍着老戴的肩膀轻声说：“你们的情况我们都知道……谢谢……再见……”他们走后才发现他们悄悄留下了两条香烟。
又如二大队，其主要组成人员来自空军部队，当时适逢全国各地都在大放卫星，一位太谷县的工业口负责人知道锻炼二大队来自空军，其中有会造飞机的人才，他心血来潮，异想天开地提出太谷县要放特大卫星，要造架飞机飞上天！于是他去二队挑选了15个人，集中在太谷铁厂，讨论和研究造飞机。这15人明知困难很大，但迫于形势，只好表态要以最大的努力来完成任务。以黄养光、吴亦寿、余慰明、林大任、徐力等5人为主，黄、吴二位任正副组长，加上其他10人，由原空军订货部的李基地回空军去求援，空军订货部热情支援了一台发动机、一副机轮和一些仪表等，就利用铁厂仅有的几台打铁炉和皮带机床，因陋就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用手工制成了一架飞机，听起来仿佛是天方夜谭，但确确实实是架能飞的飞机。
1958年12月20日11时20分，由昔日的战斗机飞行员、二队的杨时瑞驾机飞上天空，飞行了29分钟，圆满完成试飞任务。《山西日报》上还登载了有关自制飞机上天的新闻报道，但又不说明是谁造的。因而民间盛传：三个农民造出了飞机。现在想想，有点后怕，如果这架飞机飞不上天，或者上了天却又栽了下来，这15位造飞机的战友将会遭到什么样的命运！
再说三大队。1958年8月，大炼钢铁的火焰燃遍全国，郭堡水库分出部分劳力，转向找矿石，炼钢铁，第三锻炼大队首当其冲。大队长陈挺，根据他幼年找金矿的经验，煞费苦心，终于找到了可以投入冶炼的矿石，这一发现，使工地总指挥大喜过望，当即表扬三大队为太谷县找矿石立了头功。随后副大队长周宏达和队员赵森林用坩埚最先炼出一块仅重250克的生铁。这是太谷县炼出来的第一块，为此，县里开着披红挂绿的汽车到省城去报喜。
随后，又砌出一座一米多高的小高炉，几经周折，终于从这座小高炉里淌出点铁水来。各队纷纷效法。采矿、运矿的队伍迅速扩大，既有三个大队，也有民工。很快紧靠大坝下面广场上竖起一排小高炉，营造了顺应形势红红火火的氛围。
出了点生铁，就考虑炼钢了。传说，炼钢需要枣木，于是就兴师动众，大砍枣树，不管是谁家的一律砍下作贡献。胡折腾了一顿，只炼出来一些不成形的碎渣。大炼钢铁不仅本身劳民伤财，而且殃及了农民，秋收季节颗粒未收，这是导致以后发生大饥荒的直接原因之一。
1958年12月底，郭堡水库按计划及时竣工了，三个锻炼大队的“劳动锻炼”也宣告结束。1959年元旦后，全体人员集中到太谷县招待所作劳动总结，有10人被当众摘掉右派帽子，其用意不言而喻，是敦促其他人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改造，争取早日回到人民中来。然后无论摘帽与否，统一分配到当时的晋中地区各县（包括阳泉市和后来吕梁市的大部分县）及太原市工作和劳动，继续改造。
四
当劳动正处于高潮时，从河南省参观回来的郭堡水库工地副总指挥曹汉英，很欣赏河南用捆绑、打骂的办法强化劳动，在他召集的大队长会议上，批评我们锻炼大队右倾、心慈手软、连打人都不敢。他决定在工地展开批斗，要找几个对象以现行反革命罪来逮捕法办。
一天晚上收工后，批斗会开始。第一个被批斗的人叫徐中行，原是文化教员，在水库劳动中干活还是卖力的，只是牢骚话多，批斗他的主要罪行是在建高炉时，他敲的弧形砖碎的多，浪费大，诬陷他是有意破坏，被当场逮捕。后来听说他竟然冤死在狱中。接着批判了刘惠民和张世彩，也是小题大做，批斗拖到深夜，劳动一天的人们感到疲倦，批不下去了，只好收场。但刘、张二人照样被逮捕押监。
在建设水库期间，这三位战友突遭横祸，是一些水库负责人事前策划和安排的，也是来郭堡水库的320人中最先受到迫害的。但当时大家都还没意识到这已是一个信号，说明了厄运将长久地附着在这些右派的身上，避也避不开，甩也甩不脱！
从1959年初水库工程结束以后，晋中各县陆续都有不少战友被摘了“右派分子帽子”。本来大家对摘帽都寄予极大的期望，在想象中，摘了帽就是回到人民队伍，所有的屈辱都将一扫而尽，降了级的以后可以再升上去，荒废了的业务以后还可以拿起来，想到了甜美处，则觉得恢复党籍、团籍、军籍也是指日可待之事。但现实是残酷的，1958年以后，运动不断，任何一次政治运动中，一开始的打击对象总少不了右派分子，已摘帽的被称为“摘帽‘右派’”，同样在打击之列。在一些自封“左”派的人们眼里，无论摘帽与否，右派仍是右派，永远是一些没有做人尊严的政治贱民。
在这不幸的320人中，据近年不完全统计，已辞世者约占全部三个大队人员的四分之一以上。其中很多人都是非常悲惨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如佟惠林，水库建成后他被留在水库工作，在“文革”中，因不堪受辱，最终饮恨跳入自己建造的水库淹死；还有帅学立，水库建成后先是留在水库工作，“文革”中被遣返贵州老家，因出身不好挨批斗后又送回山西，往返三次。在水库身无分文，不得安身，无可奈何，投水自尽。
在“文革”中，分配到各地的右派们在其所在单位无不成了被斗争的对象，被迫害致死或经不住折磨而自缢的，有朱士增、孙友乙、吕惠民、徐恭寅、谢金星、张宇洲……曾在朝鲜战场上，奋勇战斗的坦克手唐廷雄，“文革”中不堪凌辱而惨烈地头撞钢刃自杀……“文革”中没有死的，活着也极艰难，不少人有戴两次右派帽子的经历，陈挺、张英敏还戴过三次右派帽子。至于再次戴了右派帽子后又加戴反革命帽子或坏分子帽子的，那就更是大有人在了。
1979年底，改正的一刻来临了，当然，人所周知，改正不是平反，这里面有什么玄虚，不是我们说得明白的，但我们深信历史是公正的。
《炎黄春秋》杂志刊登的《劳动直属营的军队右派》明确指出了当时这320名军队右派中，原系党员的有92人，原系团员的有135人。许多人原来在部队时都是政治、军事、技术、文艺等方面的骨干和人才。还指出了何健生
也是其一。这对何健生的家人和后代来说，第一次从媒体中了解到何健生被遣送到山西修建太谷郭堡水库，接受“劳动锻炼”时的真实遭遇。
1958年12月郭堡水库竣工，锻炼大队全体人员留影
何健生生前不愿谈及那段痛苦的经历，但历史总会真实地发声。如果人真有在天之灵，相信何健生魂归蓝天之后，也总算有了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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