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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12日星期日

第78章 急赴上海军管会空军部任职



 

1949年4月《人民日报》头版报道

1949年5月起,何健生任上海军管会空军部秘书处办公室主任兼接受伪中央航空公司机航组军事代表,负责接受两航起义的航空器材和起义人员。
1949年4月21日,航空局接到中央军委通知,南京李宗仁政府到20日限定期满时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毛主席、朱总司令已于当日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第二、第三野战军已于21日晨强渡长江成功。军委向航空局发出指示:由于南京政府拒绝和平解决问题,不存在整编其陆海空军的问题了,应立即组织得力干部随军过长江,到宁沪杭和华中地区接管国民党空军,准备近日南下。        
常乾坤、王弼根据这一指示,已安排刘风、蒋天然带何健生等一部分干部从沈阳、北平先去徐州集中待命,开展华东接管工作。后又决定已抵北平的刘善本和吕黎平同去南京,还让他们物色几个航校干部和起义人员同行,以加强华东的接管力量。吕黎平当即提出了楼奇福、丛培民、何培元、赵思安、魏雄英等10余人的名单,得到常乾坤、王弼当面拍板同意。
4月22日,中央军委通知航空局,周恩来副主席要亲自接见去南京、华中、西北地区接管的负责人,作具体指示。4月23日上午10时,周恩来副主席在百忙中来到中南海紫光阁接见厅,被接见的有:常乾坤、吕黎平、刘善本、丁园、张孔修、欧阳翼、黄友寿等。周副主席问常乾坤:去华东、华中、西北接管空军的组织建立了没有?谁是负责人?常乾坤回答说,已经从东北航校抽调了一批得力干部去执行这次任务,拟仿效华北的形式组建华东航空处,由吕黎平当处长,刘风、蒋天然已先行出发。刘善本去搞统战工作,号召国民党空军人员起义。丁园、张孔修、欧阳翼分赴华中、西北负责搞接管工作。华东组准备明天飞徐州,争取早日到南京开展工作。华中、西北组亦近日出发。
周副主席听后高兴地说:好嘛!派得力干部,建立接管机构是很重要的问题。渡江的解放军进展很快,国民党军队正向上海、杭州方向逃窜,李宗仁也坐飞机走了,我军已经兵临南京城下,估计今明两日就可完全占领。你们应尽快到达,争取被接管的人员,物资少受损失。中央已经决定,南京解放后由二野接管,刘伯承同志任军管会主任兼市长,邓小平同志为市委书记,上海解放后由三野接管,陈毅同志任军管会主任兼市长,饶漱石为市委书记。这一决定与解放宁沪杭地区后的各项具体政策,中央已经当面同饶漱石谈过了,他正在奔赴南京的途中,会向你们传达的,这里不再重复。四野正兼程南下,解放武汉三镇指日可待,但有几点要再明确一下:接收空军的组织机构应受宁沪军管会和军委航空局双重领导,叫什么名称由这两个军管会去决定;要争取多接收一批国民党空军人员、设备,将来为我建立空军所用;要大力宣传党的政策。国民党空军人员多数是爱国,不愿打内战的,而且我们没有空军同它直接交锋,受的损失不像陆军那样大,因此应多作广播宣传,欢迎他们响应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号召,驾驶飞机到解放区来。刘善本同志要把亲身的感受向他们广播,说明我们党的政策是既往不咎,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号召他们过来同我们一道建设一个民主自由、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再不要替蒋介石卖命了。但广播的稿件统一由南京新华社审定核发,其负责人是石西民同志,你们到后立即同他接头联系。
刘善本听了,站起来喜气洋洋地说:我一定按周副主席的指示去做。并随手从口袋里拿出一份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念了一段。周副主席听后,接着说:很好。为了使中央军委及时了解你们的接管情况,决定给你们配三部机要电台带去,一部在南京,一部在上海,一部在武汉。在航空局没有建立机要电台之前,可直接向军委机要局李质忠同志那里发电报。
最后,周副主席饶有兴趣地说:接管国民党空军是件大事,为了欢送你们,同时又希望你们圆满完成这项重要任务,我代表毛主席、朱总司令并以军委的名义,请你们吃顿便饭。接着,一面要秘书给刘伯承、邓小平和陈毅及石西民写了三封介绍信。
4月25日下午,吕黎平、刘善本等乘坐的火车到达徐州车站,同在那里等候的蒋天然会合了。蒋天然告知:已得知我军于23日解放了南京城。为了及早赶到南京,刘风、王云清等数人已乘一辆中吉普先行出发了。
4月27日,吕黎平等按照傅秋涛司令员指定的路线,当晚抵达滁县城宿营。次日,两辆卡车继续沿公路向浦口开进。下午抵达江边。向渡江指挥员出示了军委介绍信后,才允许开上渡轮。到达南岸天已黄昏,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查找,才在新街口附近一座“中航”的小楼里找到了先一天到此的刘风、王云清。
29日,吕黎平、刘风、蒋天然携带中央军委给南京军管会主任刘伯承的介绍信,去军管会报到和请示工作。刘伯承看过介绍信说:“请宋任穷同志同你们具体商谈有关空军的接管事宜。宋是南京市委副书记,今后有什么问题就直接找他。”宋任穷把他们带到旁边一间接待室,又把当时担任二野特种兵司令员的孔从周找来。宋任穷说:“南京是国民党空军总部所在地,人员器材都会比北平多,情况也要复杂一些,你们要注意这个特点。”他想了一下说,“是否把组织机构的名称叫‘南京军管会空军部’?今后东北航校来的同志就是空军部的成员,空军部就是南京军管会接管国民党空军的全权代表机关。有关政策完全按周副主席的指示执行,我们没有新的意见。今后一些具体问题,就委托孔从周同志办理。有重要问题可随时找我。”当谈到刘善本亦已来南京,需尽快发表广播讲话时,宋任穷看了军委给石西民的介绍信后即在介绍信上加写:请按周副主席的指示,立即接谈办理。
当时空军部设在明故宫院内一座三层的楼房里。吕黎平、刘风、刘善本等就在那里办公。蒋天然则带领何健生等另一部分同志不久随三野部队行动。
 
1949年上海市军管会布标(臂章)

1949年5月,陈毅、粟裕指挥的第三野战军同驻上海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展开了激烈的“上海之战”。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积极配合下,里应外合,很快就解放了上海。为保护革命的胜利果实,维护社会安定,中共中央确定在上海管辖区内实行军事管制。
1949年5月27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告成立,由陈毅任军管会主任,粟裕为副主任。此后军管会派遣大批干部接管原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机关、学校及大中型企业等单位,开始了新政权的工作。
上海解放后,蒋天然亦进驻城内,请示陈毅批准后,成立了上海军管会空军部,蒋天然任部长。
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上海市军管会,是中国在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在新解放的城市或地区建立革命的新次序,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有关城市、局部地区或特定系统的单位进行接管,实行军事管制而设立的机构。他是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为了更好的接收与管理新解放的城市而实行的一种过渡性的政权组织形式,是新解放城市中的最高权力机关。
军事管制委员会一般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野战军总部、军区或前线司令部委任人员组成,受人民解放军总部(或军区)的领导。军管会的主要任务是肃清残余的敌对势力,恢复和维持社会的正常秩序,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各级政权机关和各种机构等。军事管制制度在中国革命政权建立和民主政治制度具有深远的意义。在军事管制下,中国共产党顺利地实现了对就政权的接收,稳定了城市社会秩序,保障了人民与社会生产的顺利进行;确立了党在城市中的领导地位,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重心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奠定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实基础。
1949年5月27日上海市军管会宣布成立,成为上海市军管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随着工作重点的变化,上海市军管会的机构设置也在不断的调整以满足工作的需求。
在干部人事安排方面,上海市军管会干部总体呈现两个特征:素质普遍较高、专人专用。在工作制度方面,建立请示报告制度、集体办公制度、分工负责制度、行文规范和收发文制度以及学习制度等制度。
在工作方式上主要采取发布、推行相关政策法令、召开各个阶层的代表会议、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及时进行工作总结等方式开展工作。
上海市军管会主政期间的主要活动包括两个方面,即完成了对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接收以及城市的管理和社会改造工作。上海市军管会入城后首先着手对旧政权的接收,随后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肃清匪特、收容散兵游勇、改造游民、打击银元投机稳定物价、镇压反革命等运动。
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市军管会充分发挥了群众路线的作用,积极动员群众,将群众纳入到了整个接收、改造过程中,顺利的完成了对旧政权的接收和对社会的改造工作和全国其他地方的军管会相比,上海市军管会有着其特有的特征。主要表现在组织机构的设置更加完备,对军管会的干部配置更加合理,财政系统和文教系统的接收工作更加庞大。
充分做好入城准备、严格纪律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注重制度建设建立良好的行政管理体制、密切联系群众、注重立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等经验都为我们当前执政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同时军管会在开展工作中也存在着不足,如外来干部、地下党同志以及旧职员之间关系的紧张、享乐主义思想入侵、领导工作缺乏健全而系统的制度和条例、党政关系不清、对上级依耐性强。
当时的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陈毅;副主任:粟裕。陈毅第一届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是曾山、潘汉年、韦悫、盛丕华。
第一届上海市人民政府设有秘书处、总务处、交际处。
市政府各局有民政局、教育局、财政局、地政局、工务局、公用局、卫生局、劳工局、工商局、公安局,另设有外侨事务处、公安部、警察局、特务机关接收处、警备司令部、警卫机构接收处、要塞接收处;公共房屋分配委员会、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接管工作队、复兴岛接管处、卫生处、
房地产接管处、公用事业处、工务处、航运处、邮政处、
电讯处、铁道处、农林处、重工业处、轻工业处、劳工处、
工商处、贸易处、金融处、财政处;文化教育接管委员会包括高等教育部、普通教育部、文艺部、新闻出版部。政务接管委员会则包括民政接受处、法院接受处、运输司令部。
当时还成立了军事接管委员会。下设军事部、政工部、后勤部、海军部、空军部、参谋部。
上海解放后,上海军管会空军部接管原中国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央航空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两航”留守人员和机构时,发现刘敬宜陈卓林两位总经理尚在犹豫不定,处于十字路口。粟裕司令员指出,我党必须采取正确的政策,以争取他们。为此,中共华东局便向中央军委写了《争取两航公司的工作报告》,提出策动两航起义的建议。
那年5月,何健生被任命为上海军管会空军部秘书处办公室主任,同时兼任接受伪中央航空公司机航组军事代表,主要任务就是负责接受两航起义的航空器材和起义人员。
6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根据国内时局的变化和两航的向背作用,作出策动两航起义的决策,并指定由李克农负责,罗青长(时任周副主席办公室副主任)具体办理。同时,电告我香港有关部门设法策动两航飞机、工厂迁返祖国。周恩来副主席经常检查进展情况,及时作出指示,指导工作。
1949年7月,中央军委为尽快发动两航起义,决定派遣吕明同志偕留在大陆的央航副总经理查夷平前往香港进行策动工作。行前,周恩来副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了吕明、查夷平,亲自向他们交待任务,并要他们代表党中央和他本人欢迎刘、陈总经理回来共商国家大事,参加新中国民航事业的建设。
何健生参与了两航起义的相关工作,同时也收集和保存了相关重要文件和图片资料,为日后研究两航起义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来源和佐证档案。何健生时工作量很大,涉及面广,责任性强。
何健生作为接受伪中央航空公司机航组军事代表,他也由于工作原因认识和结交了不少当年的两航起义人员。这段经历,也是何健生难忘的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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