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8月，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常乾坤为空军第二副司令员兼军事学校部部长。那时苏联专家逐步撤走，是新中国开始自办航校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是整顿、消化从苏联专家那里学来的东西。主要措施是，把原来的既训练飞行人员，也训练地勤人员的综合性学校，分建为单一的飞行航校和地勤航校。
常乾坤带领军校部的同志，按照空军党委的要求，扎扎实实地做了四项工作:第一，组织实施分校工作。将10所航校分成7所培养空勤人员、3所培养地勤人员的航校。后来，经中央军委批准，又先后于1954年成立第12航校，1956年成立第13航校，1957年成立专门为民航培训飞行人员和其他干部的第14航校，使空军各类航空技术人员的培训成龙配套，形成不同层次的网络。第二，努力提高航校的教学质量。组织人员再次修改了教学制度、飞行训练提纲及教学大纲，统一编写了教材，并制定了5年的训练计划。第三，1954年筹备召开了第一次教学代表会议，系统地总结了航校的教学经验，还宣扬了模范飞行教员邵长源、徐庆春等先进事迹，推广了他们的教学经验，对提高航校的教学质量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第四，建立预科教育制度，规定学员进入航校以前，先经过预科学校训练，从而进一步保证了学员的质量，使航校能集中进行专科教育，对加速培养飞行员起到了重要作用。
根据常乾坤的指示和组织安排，并经中央军委批准，白起于1954年被调任解放军第十二航校副校长。解放军第十二航空学校的代号是空字027部队，正师级建制。校部设山西临汾市，当地俗称北机场。解放军第十二航空学校是空军第十二飞行学院的前身。
其实在1952年9月30日，经空军党委批准，便由赖达元、刘明鉴等人组成临时党委负责领导部队的转移和航空学校的筹建工作。解放军第十二航空学校是以陆军原川南军区机关为基础组建的。川南军区是一支具有光辉历史的老部队。抗日战争时期为八路军129师771团，1937年曾东渡黄河，挺进敌后，创建晋东南革命根据地。解放战争前期，扩展为刘邓大军第二纵队，挺进大别山，为战略反攻做作出了重要贡献。淮海战役结束后，整编为第二野战军第十军，参加了横渡长江、解放大西南等重大战役。西南全境解放后，十军兼川南军区，歼灭残匪31万6千余人，完成了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的光荣任务。1951年初，川南军区“一分为二”，一部分恢复十军机关，率部赴朝作战；一部分为军区机关，1952年9月归空军建制。
刘明鉴历任参谋、作战科长、团和军分区参谋长、第2纵队作战处长、第29师副师长、内江军分区副司令员、川南军区参谋长、空军第12航校校长、空军第6军副军长、空军工程学院副院长。1955年授大校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副兵团职待遇。因病医治无效，于2010年7月9日在西安逝世，享年95岁。
刘明鉴、赖达元在空军第12航校
赖达元(1917.10~2010.07)，江西省石城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南京市人民政府原顾问、副市长，原中共江苏省顾问委员会委员，南京市革命委员会原副主任，原民航总局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雷达兵部原政治委员，老红军、享受正省级医疗待遇离休干部。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曾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先后任团政治处宣传员，卫生队政治指导员、师政治部宣传队队长。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随部队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途中，渡湘江、四渡赤水和大渡河，两次翻越雪山，三次过草地，先后参加了高夫脑、土城、金沙江阻击战和山城堡等战斗。
赖达元同志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七七一团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教导员，新四旅教导大队政治委员，第十团政治处代主任，第十一团政治处主任，新四旅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冀南军区骑兵团政治处主任，第二十六团政治委员，大名县县委书记，大名县大队政治委员，第二十三团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宜宾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党委书记，川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干部部部长，空军第十二飞行学校政治委员，空一军副政治委员，空军雷达兵部政治委员，民航总局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73年任民航总局副政治委员，后任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顾问。1984年当选为中共江苏省顾委委员。
白起是东北老航校副校长，是老航校的创建者和人民空军的开拓者。白起曾是张学良空军的“八大金刚”之一，与高志航是战友；还曾任蒋介石专机班主任；汪伪航空署空军少将。1945年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策划了“820”驾机起义，八路军也由此有了第一架和第二架飞机。白起对第十二航空学校的筹建和发展，毫无疑问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第十二航空学校的筹建和发展历史上抹掉了白起的作用和地位，不符合历史的评价。
事实上也有史料证据可证实白起在第十二航空学校的任职情况。以下这张图示就是实证：
图示中“政委”栏中的“白景峰”即“白起”（注：白景峰是白起的曾用名），从图示“副校长”一栏中也可查阅到白起的名字。
第十二航空学校发展鼎盛时期，十二校下辖五个飞行团，其中两个初级教练机团，三个高级教练机团:
一团(初级教练机团，飞初教六)驻山西运城；
二团(初级教练机团，飞初教六)驻山西侯马；
三团(高级教练机团，飞乌米格、米格十五)驻山西临汾，当地俗称南机场；
四团(高级教练机团，飞乌米格、米格十五)驻山西永济；
五团(高级教练机团，飞乌米格、米格十五)驻山西武寨。
第十二航空学校是一代名校，在人民空军中享有盛誉。
1959年1月，空军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编写出适合我军情况和需要的条令、条例的指示，召开了各军区空军党委书记会议，作出广泛发动群众，认真组织力量，切实地编写自己的条令、条例的决定，并成立了空军党委条令编审委员会。
为了推动空军的科研工作，1959年1月30日，常乾坤负责筹备召开了空军第一次科研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明确了空军的科研重点应放在对新武器装备的研究提出建议和要求，研究使用新武器的战术，改进维护修理，延长使用寿命等方面。各研究所按照这一重点，结合空军作战、训练开展研究。航空技术装备研究所首先取得了成果。他们研究改装了米格-17飞机，1959年5月29日夜，用这种改装的飞机将国民党空军窜犯大陆的一架B-17型飞机击落。
1960年9月，常乾坤调任空军工程学院院长、政委，主要是组织领导学院的筹建工作。空军工程学院的地址定在陕西省西安市，是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航空系为基础组建的。
在此段时间，白起依然与常乾坤经常联系，保持着很好的友谊。但常乾坤并没料到，白起居然厄运来临。
当时，白起接到了去北京开会的通知，他与同校的副校长张孔修一起赴会。这次会议是谁主持？会议内容是什么？已无从知道。
只能了解一下当时的空军建设和变化情况。
中红网于2017-07-21刊发了一篇题为《空军前辈及专家回忆早期历史》文章，其中摘编了空军首任司令员刘亚楼在空军正式成立后，就“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的讲话稿。中红网备注：此讲话发表于1951年。现摘录如下：
空军首任司令员刘亚楼在空军正式成立后，就以什么原则建设空军和怎样建设空军撰文，他告诫空军官兵说：中国人民军队，在二十几年来的革命战争中，是在没有空军配合的条件下，取得了伟大胜利的。主要是靠陆军而且基本上是靠步兵作战，我们战胜了国内外的装备优势于我军的敌人。我们的志愿军又在朝鲜沉重地打击了号称装备最好的美帝国主义军队。这二十几年的战争经验说明了步兵始终是主要的兵种，正因为我们在这个主要的方面是优越的，所以我们虽然还缺乏其他兵种，但仍然战胜了具有现代化各兵种的敌人。人民解放军的步兵战士用手榴弹、炸药包与敌人的坦克肉搏，端起刺刀直接向敌人的炮兵阵地冲锋，那是很通常的动作，这也说明了我们的步兵是善战的，它在以劣势的装备与装备优势的敌人的作战中，发挥了高度的智慧，创造了各种巧妙的办法，使敌人的技术兵种常常处于无用武之地。它锻炼出了“小米加步枪”，打败敌人飞机大炮坦克的一整套的作战艺术和战术。当然，二十几年的战争经验，并没有否定除步兵以外的其他兵种的作用。在过去的革命战争中，由于没有技术兵种尤其空军的配合，曾使我军遭遇到若干困难。如果我们强大的陆军再加上空军，那么敌人将会遭到更大的歼灭和更快的失败。正因如此，中国人民老早就渴望着一支空军。当革命刚刚在全国范围取得胜利时，毛主席就指示：“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党和政府两年来用了很大的力量来建设人民空军。这是国防建设的一件大事，也是我们参加空军建设的每个同志的光荣任务。
怎样来建设我们的空军呢？应该依据什么基础来建设呢？人民空军是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因此，人民军队的本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保卫祖国和人民权益的热忱、为正义的人民事业而献身的高度革命英雄主义、不怕任何困难的艰苦奋斗精神、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的纪律等等，所有这些我军建设的基本思想和原则，对于人民解放军的一切军兵种是毫无例外的，这也就是人民空军建军的基本思想和原则。在这里，任何强调空军特殊或表现空军突出的想法都是错误的。当然，人民空军是一个技术军种，由于它所具备的技术条件、所担负的战斗任务、所处的战斗环境之不同，所以在军队建设的许多具体问题上是与其他军兵种应有所不同的。然而，就是在这些方面也一定要靠陆军做基础，一定要向陆军学习。只有把陆军的传统、经验、机构、人员，结合空军建设的具体条件，加以正确运用，才能使人民空军很好地建设起来。比如：
（一）坚强的政治工作，这是人民军队的生命线。人民解放军中的党委制、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工作机关、政治工作和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是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人民军队的革命品质，保证我们能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基本因素。建设人民空军，就必须以我们陆军的久经考验的这些政治工作制度、方法、经验作为基础，在既估计到了相同又估计到了特点的条件下，灵活应用到空军中来，建设空军部队的政治工作。
（二）二十几年来，毛主席在各个革命战争时期规定了人民革命军队的科学的战略战术。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科学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结合。空军作战在作战艺术上和战术范围内与陆军有若干的差别，然而要以陆军的战术经验、战术原则为基础，是毫无疑义的。尤其是，各军兵种协同动作在现代战争中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而这种协同动作又必须以主要兵种——步兵的利益为基础来组织。因此空军的最主要任务，就是给陆军部队以有力的协助。这更加说明空军战术必须以陆军（步兵）的战术为基础，每个空军人员同时必须很好地学习步兵战术。
（三）为建设人民空军，中央从陆军中调来了一批整师整团的步兵部队作为组成第一批空军部队的组织基础。这批经过了战斗锻炼和工作锻炼的组织机构，把解放军陆军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带到空军来了。我们必须很好地利用和发挥这批宝贵的组织机构之作用，并使之迅速适应空军的条件和环境，以便在这一基础上来建立大批的有战斗力的空军部队。
（四）为建设人民空军，中央从陆军调了大批干部来空军担任各种工作，又调来了大批航空学员，培养成为飞行、机械人员。这批具有战斗经验、工作经验的干部和学员是人民空军建设的干部基础，是空军最宝贵的资本，是空军战斗力的核心。
上述这些以及其他许多方面，就是建设人民空军所要依据的基础之基本内容。
在谈到建设空军的基础这一个问题时，我们必须反对两种偏向。一种是脱离我军建军已有的优良基础而企求另搞一套，他们以为空军是新的军种，陆军的建军原则和经验不适用，要另起炉灶；另一种是满足于已有的陆军经验，忽视对新军种的认识，或机械地搬用陆军的经验，不注意空军的具体条件。这两种偏向都是错误的，都会妨碍人民空军的建设。应该了解，我们所要建设的是人民的空军，它是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人民军队的本质是肯定不移的。我军的建军思想、原则、传统、作风对于空军是宝贵的资本，不以这些为基础，脱离这些基础，而企求另起炉灶，其结果不是使空军建设搞不起来，就将要犯大错误。当然，空军是新的军种，是技术军种，有其具体的特点，因此不应而且不能满足于陆军的已有经验。如果不在已有的基础上，充分估计到空军的具体特点，向前发展一步，那么我们将不能解决空军建设中所必然发生的新的问题。此外我们还必须虚心向苏联空军学习。苏联空军是先进的、人民的武装，它也是在陆军基础上建设，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它经历了艰巨的考验，已成为世界上最坚强的空军，它是我们空军最好的榜样。
总之，靠陆军做基础，以苏联空军为榜样，这就是人民空军建设应走的道路。
目前空军的成员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来的：从陆军来的人员，新参军的青年学生和曾在国民党空军工作过的技术人员。空军的建设，应该以从陆军来的人员为骨干，团结新参军青年和旧空军人员一道前进。
目前空军的成员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来的：从陆军来的人员，新参军的青年学生和曾在国民党空军工作过的技术人员。空军的建设，应该以从陆军来的人员为骨干，团结新参军青年和旧空军人员一道前进。
为建设人民空军，中央从陆军调来了大批干部及战士，其中除一部分已入航校学习，准备培养成飞行、机械人员外，大部分担任着空军的军事、政治、后勤等工作。这批人员是建设空军最主要的基干力量。这批人员中有很大数目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们是在解放军优良传统下培养教育出来的。其中最大多数受过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经历过艰苦的战斗考验，长期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这就锻炼了他们优良的政治品质，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英勇顽强自我牺牲的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作风。特别重要的是其中大部分人在作战指挥方面，在政治工作方面，在部队管理教育方面，均经过了较长期的实际工作，因而在掌握军队领导工作上具有一定的经验和能力。这些同志只要能对于空军这个新的军种的具体条件和特点有正确的认识，只要能下定决心努力钻研，搞通一般的技术常识，是能很快成为空军中很好的技术干部、政治工作干部、参谋干部、后勤干部的。已入航校学习的同志，只要他们有决心努力学习，是能很快成为党的技术干部，成为人民空军空勤、地勤人员的骨干的。建设人民空军应该珍视他们，以他们为骨干，以他们为种子，来承受和传播解放军的优良传统，以他们为核心来锻炼人民空军的战斗力。这点应该成为不可动摇的方针。
从陆军来的人员的一个短处，是他们中间很多人暂时还不懂技术，对空军的工作还很生疏。我们必须了解，技术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是可以学会的。苏联空军的许多干部，过去也是从陆军调来的。当时他们对航空知识同样毫无所知，但经过努力学习和锻炼，很多同志很快成了航空专家。我们人民解放军的一批干部，尤其抗战时期中央送到新疆学习航空回来的一批干部，他们经过了一定时间的学习以后，今天已经逐渐成了内行，成了党的技术干部了。可见其他同志只要能努力钻研，积极学习，也一定可以学会技术，成为内行。
人民空军的建设中涌进了千万的优秀青年学生。其中不少是优秀的青年团员，他们中间的一部分是经过了革命斗争的教养和锻炼的，富有革命热情，有朝气，对新鲜事物有敏锐的感觉，又有一定的文化知识，这是人民空军建设的新生力量。我们必须以极大的热忱来欢迎他们，关心和教育他们。但是他们还有许多缺点，他们缺少革命的实际锻炼，并带着旧社会不良思想的尾巴，这就是小资产阶级自由思想的残余。有的对于自己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缺点认识不足，忽视了思想改造对自己的必要，由于经历和锻炼还不够，还缺乏领导经验，工作中常常出一些岔子。因此他们应该踏实虚心，决心改造自己，向陆军来的干部学习，学习他们的斗争经验和优良作风，学习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学习领导工作的各种方法。
人民空军的成员中还有一批过去曾在国民党空军工作过的技术人员。他们有一定的文化和技术知识，大多数都愿意力求进步并积极参加人民空军的建设，这是人民空军建设很需要的一批力量。但是他们还带着许多旧的思想和旧的作风；意识上还有个人主义打算、享乐观点、单纯技术观点等；作风上还有虚浮散漫、不够老实的地方。他们有的瞧不起陆军来的干部，以为是“土包子”，而不知道这些干部可贵的政治品质、崇高的革命精神，正是自己所欠缺所应该学习的东西。但是，他们绝大多数是可以改造教育成为人民空军很好的技术干部的，而且有一批目前已经成为很好的技术干部。空军对这批人员应该是团结教育他们一道前进，而他们应该努力学习政治，切实改造自己，洗清自己的旧思想旧作风，牢固地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发挥自己的技能，使自己成为对国家对人民对人民空军建设有用处的人才。
总之，我们新老干部间、各种人员间，应该是彼此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取长补短。既尊重和学习掌握领导工作的知识与经验，又尊重和学习掌握技术业务的知识与经验。这就是全体空军人员在建设人民空军的目前阶段上应当遵守的一个原则。
在毛主席和中央、军委领导之下，将近2年来，人民空军的建设事业已经有了初步的规模，取得了若干成绩。但是我们工作中还有很多缺点需要改进，更重大的任务还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应该团结一致，发奋努力，在强大的陆军基础上为建设人民的空军而努力奋斗。
仔细通读这篇讲话，可以很清楚地明白为什么当时要“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也清楚地知道这一做法是效法苏联的空军建设。刘亚楼说得很直白：“我们还必须虚心向苏联空军学习。苏联空军是先进的、人民的武装，它也是在陆军基础上建设，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它经历了艰巨的考验，已成为世界上最坚强的空军，它是我们空军最好的榜样。”
值得关注的是，刘亚楼在谈到队伍建设时，说道：“人民空军的成员中还有一批过去曾在国民党空军工作过的技术人员。他们有一定的文化和技术知识，大多数都愿意力求进步并积极参加人民空军的建设，这是人民空军建设很需要的一批力量。但是他们还带着许多旧的思想和旧的作风；意识上还有个人主义打算、享乐观点、单纯技术观点等；作风上还有虚浮散漫、不够老实的地方。他们有的瞧不起陆军来的干部，以为是“土包子”，而不知道这些干部可贵的政治品质、崇高的革命精神，正是自己所欠缺所应该学习的东西。但是，他们绝大多数是可以改造教育成为人民空军很好的技术干部的，而且有一批目前已经成为很好的技术干部。空军对这批人员应该是团结教育他们一道前进，而他们应该努力学习政治，切实改造自己，洗清自己的旧思想旧作风，牢固地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发挥自己的技能，使自己成为对国家对人民对人民空军建设有用处的人才。”
作为空军首任司令员刘亚楼的这番讲话拉开了解放初期空军队伍整顿的大幕。
这番讲话对何健生来说，他“曾在国民党空军工作过……应该努力学习政治，切实改造自己，洗清自己的旧思想旧作风……”，何健生时任空军司令部情报处参谋，他在扩大化的镇反中平安过关了。但却在接下来的三反运动时中枪了。“三反”运动高潮期间，部队开展了揭批和自查。何健生被子虚乌有地“蒙冤”连降数级，还被口头告知开除了党籍。为了讨还公道，何健生曾多次上书，希望讨回公道。等待他的却是更残酷的政治迫害。因为他的上书，他在反右斗争中被划为极右分子。1958年3月被开除军籍，剥夺军衔，撤消原有职务，降为副排级，后又送山西省太谷县郭堡水库劳动锻炼。甚至连累了家人。
在声势浩大的反右派运动中，全军军官队伍里，划出了约6000名右派。其中属于军委直属单位及各军事院校的右派有320人，何健生便是军委直属单位空司中的右派。
何健生没有料到，在反右派运动即将结束时，他的老上司老战友白起也中枪了，被打成了漏网右派，后又加大罪状，被打成了反革命，直至迫害致死，死不见尸。
白起究竟是如何被迫害致死的？至今成谜。
我经多年调查了解，并与白起昔日共同举义人员及其后代的接触中，只能理出一个大概的线索：
白起时任第十二航空学校校长（另说是副校长），他接到上级通知去北京开会，与他同去的还有张孔修。白起在东北老航校任副校长时，张孔修任航校保卫科科长，何健生则是航校训练处处长。
至今无人能说清这次开的是什么会？是谁主持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白起是从北京被押送到唐山的一个劳改农场接受“劳动锻炼”，罪名是“漏网右派”。其中的一条罪状是“反对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提出的“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的指示，曾胡说“对起义人员要与老红军、老八路一视同仁，不能卸磨杀驴”。另一条罪状就是“反苏”，在反右派斗争中，“反苏”是一顶吓人的大帽子，很多罹难者死于这顶大帽子。白起被捉时是1960年冬天，反右运动从某种角度上说已经结束了，但给出的新理由是“反右补课”。
白起当初被关押在“唐山劳改农场”，这个农场到底在哪里？
1948年12月12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唐山。13日，以东北野战军的名义发布《入城守则》，并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对唐山市立即实行军管。1949年6月15日，唐山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李一夫任市长。唐山解放时，冀东行政区属东北行政委员会辖区，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1949年2月26日，改由华北人民政府领导。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前，唐山市归属华北人民政府。在1958年4月至1962年3月，杨远、 马力、张伯英先后任市委第一书记。
当时的“唐山劳改农场”实际上就一个，那就是柏各庄农场。《人民日报》社驻上海记者季音被打成右派后，就在“唐山劳改农场”接受“劳动锻炼”。季音撰写的《我的右派劳改生活》详细回忆了这个“柏各庄劳改农场”的磨难生活经历。从1958年到1961年，季音在渤海湾边的这个“柏各庄劳改农场”度过了两年半苦涩的岁月。
季音回忆：
尽管历史已经翻过近半个世纪，但这段沉重的往事，至今未能忘却。
人们通常都把上世纪50年代的反右派斗争视为是1957年的事，有人曾称之为“沉重的1957”。其实，反右派斗争是1957年发端的，但到1958年并未停止。根据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反右派“必须克服温情主义”的指示精神，全国各地仍继续大抓右派，一直延续到1958年，斗争规模比1957年毫不逊色，当时称为“反右补课”。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就是在1958年被“补”进右派行列的。
人民日报社也不例外。1958年又抓出了包括副总编辑黄操良（已自杀）、国际部西方部副主任胡骑等一批右派分子。我这个驻上海的记者，也名列其中。
1958年深秋，我凄怆地离开北京，和青年作家蓝翎等一起被送往河北唐山柏各庄农场劳动，改造思想。车站上凄凄清清，我的弟弟谷斯涌赶来为我送行，带来了亲人的一丝温暖。
柏各庄农场是在一大片盐碱荒滩上新开辟的一个规模很大的国营农场，我和蓝翎等几个同行人，被分配到农场的三分场，农场工人都是附近各县的青年农民。先后来到三分场的右派共有28人，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工人们都很淳朴，对我们这些老右毫不歧视，甚至还多少有些同情，在劳动中对我们十分照顾，使我很快消除了走入一个新环境的陌生感。
我不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从小没有干过农活，虽说在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中也种过菜，担过水，劳动量毕竟是轻微的。而农场则大不一样，那里主要种水稻，又是在盐碱地上大面积的种植，劳动量很大、很累。干了一天活，傍晚回宿舍，人就如同瘫了一样，倒在铺上不能动弹，连饭也不想吃。
人民日报社也不例外。1958年又抓出了包括副总编辑黄操良（已自杀）、国际部西方部副主任胡骑等一批右派分子。我这个驻上海的记者，也名列其中。
1958年深秋，我凄怆地离开北京，和青年作家蓝翎等一起被送往河北唐山柏各庄农场劳动，改造思想。车站上凄凄清清，我的弟弟谷斯涌赶来为我送行，带来了亲人的一丝温暖。
柏各庄农场是在一大片盐碱荒滩上新开辟的一个规模很大的国营农场，我和蓝翎等几个同行人，被分配到农场的三分场，农场工人都是附近各县的青年农民。先后来到三分场的右派共有28人，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工人们都很淳朴，对我们这些老右毫不歧视，甚至还多少有些同情，在劳动中对我们十分照顾，使我很快消除了走入一个新环境的陌生感。
我不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从小没有干过农活，虽说在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中也种过菜，担过水，劳动量毕竟是轻微的。而农场则大不一样，那里主要种水稻，又是在盐碱地上大面积的种植，劳动量很大、很累。干了一天活，傍晚回宿舍，人就如同瘫了一样，倒在铺上不能动弹，连饭也不想吃。
我们这些只会舞文弄墨的知识分子，来到农场以后，一些重头农活实在拿不起来，比如挖排水渠、割稻、插秧等等，怎么也赶不上那些年轻力壮的农工。
……
说实在的，从事体力劳动固然累乏，但是倒头睡上一大觉，第二天体力也就恢复了。像我这种从未参加过体力劳动的人，在劳动中体会人生，改造自己的思想，多少还是有些自觉性的。在农场里最折磨人的，是没完没了的所谓思想改造。
分工管理我们的干部在会上说：“你们到农场来是改造思想的，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对罪行必须心服口服。”他给我们规定了几条制度，一个星期开几次学习会，汇报思想，月末要作改造小结，到年底写改造总结；要相互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反改造的言行要展开毫不容情的斗争。这样，干了一天活，已经劳累不堪，工人们都呼呼地睡了，我们还经常得硬撑着开会，尽管眼皮子打架，也不敢打瞌睡。后来，为了开会方便，干脆把右派集中起来住在一起。
分到三分场的28个右派，大体上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来自各中央直属机关，包括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中央监察委员会、《人民日报》、《中苏友好报》等单位。还有一部分是文艺界人士，他们人数较多，其中很有些大名鼎鼎的人物，如所谓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二号人物陈企霞，因《电影的锣鼓》一文而获罪的电影评论家钟惦斐，著名作家与记者萧乾，另外还有《文艺报》的几个负责人杨犁、唐因、唐达成等。看来，《文艺报》的头头几乎一锅端了。我在和他们接触中，感到这些人都是令人敬爱的好同志。钟惦贫寒出身，小时曾以拾垃圾为生，后来发奋自学成材，抗战初期就去了延安，曾任鲁艺教员。他写得一手好字，农场的大标语都让他写。唐达成温文尔雅，为人随和，谈起文学来滔滔不绝，仿佛忘掉了身在农场。其他如《文艺报》总编室主任唐因，《文艺报》党支部书记杨犁等，都才气横溢，各有特长，皆深深吸引了我。
我到三分场，第一个认识的右派是《中苏友好报》的总编辑廖经天，他曾经担任过《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后来调到《中苏友好报》任总编辑，他们单位共送来三个右派，据说罪名都是反苏。在反右派斗争中，在“反苏”这顶吓人的大帽子下，不知道有多少人罹难，其实他们只是说了一些完全符合实情的对“老大哥”的看法，这些话现在看来，只不过触及“老大哥”种种弊端的一点点皮毛，而在当时却成了弥天大罪。廖经天因为与我相识，背地里问我是如何被打成右派的，我简要地告诉了他，他听了长叹一声：“真是不可思议！”廖经天是个入党很早的老同志，抗日战争年代一直在晋察冀等敌后根据地做新闻工作，矮矮的个子，团团的脸，一副忠厚相，看起来年龄比我大很多。对这样一个老同志，就因为这么一条莫须有的罪名，就开除党籍，送到这盐碱荒滩上劳动改造，这不同样是“不可思议”么？
在农场待的日子长了，渐渐听说了同伴间不少底细，有些事听了，真让人不可思议。在我们的同伴中有个最年轻的妇女，她姓姜，年仅20岁左右，是个现役军人家属，丈夫所在部队驻在外地，她在北京中央机关工作，长期分居两地。大约1956年，报上曾刊出过一幅漫画，画的是牛郎织女隔着一道天河，两人遥遥相望，不能聚首。漫画道出了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的苦恼。这位女难友看了漫画，深有同感，她对周围人称赞漫画画得好，再联系自己，不免发了些牢骚。反右派运动一来，经人揭发，认为是反党言行。于是，她被划为右派，送到柏各庄农场来改造。
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以为右派必定一个个都是罪恶深重之辈。其实，情况完全不是报上所宣传的那样。在我们分场的右派，据我所知，他们获罪的根据，几乎都是捕风捉影，无限上纲，听了只能让人叹息。
分工管理我们的干部在会上说：“你们到农场来是改造思想的，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对罪行必须心服口服。”他给我们规定了几条制度，一个星期开几次学习会，汇报思想，月末要作改造小结，到年底写改造总结；要相互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反改造的言行要展开毫不容情的斗争。这样，干了一天活，已经劳累不堪，工人们都呼呼地睡了，我们还经常得硬撑着开会，尽管眼皮子打架，也不敢打瞌睡。后来，为了开会方便，干脆把右派集中起来住在一起。
分到三分场的28个右派，大体上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来自各中央直属机关，包括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中央监察委员会、《人民日报》、《中苏友好报》等单位。还有一部分是文艺界人士，他们人数较多，其中很有些大名鼎鼎的人物，如所谓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二号人物陈企霞，因《电影的锣鼓》一文而获罪的电影评论家钟惦斐，著名作家与记者萧乾，另外还有《文艺报》的几个负责人杨犁、唐因、唐达成等。看来，《文艺报》的头头几乎一锅端了。我在和他们接触中，感到这些人都是令人敬爱的好同志。钟惦贫寒出身，小时曾以拾垃圾为生，后来发奋自学成材，抗战初期就去了延安，曾任鲁艺教员。他写得一手好字，农场的大标语都让他写。唐达成温文尔雅，为人随和，谈起文学来滔滔不绝，仿佛忘掉了身在农场。其他如《文艺报》总编室主任唐因，《文艺报》党支部书记杨犁等，都才气横溢，各有特长，皆深深吸引了我。
我到三分场，第一个认识的右派是《中苏友好报》的总编辑廖经天，他曾经担任过《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后来调到《中苏友好报》任总编辑，他们单位共送来三个右派，据说罪名都是反苏。在反右派斗争中，在“反苏”这顶吓人的大帽子下，不知道有多少人罹难，其实他们只是说了一些完全符合实情的对“老大哥”的看法，这些话现在看来，只不过触及“老大哥”种种弊端的一点点皮毛，而在当时却成了弥天大罪。廖经天因为与我相识，背地里问我是如何被打成右派的，我简要地告诉了他，他听了长叹一声：“真是不可思议！”廖经天是个入党很早的老同志，抗日战争年代一直在晋察冀等敌后根据地做新闻工作，矮矮的个子，团团的脸，一副忠厚相，看起来年龄比我大很多。对这样一个老同志，就因为这么一条莫须有的罪名，就开除党籍，送到这盐碱荒滩上劳动改造，这不同样是“不可思议”么？
在农场待的日子长了，渐渐听说了同伴间不少底细，有些事听了，真让人不可思议。在我们的同伴中有个最年轻的妇女，她姓姜，年仅20岁左右，是个现役军人家属，丈夫所在部队驻在外地，她在北京中央机关工作，长期分居两地。大约1956年，报上曾刊出过一幅漫画，画的是牛郎织女隔着一道天河，两人遥遥相望，不能聚首。漫画道出了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的苦恼。这位女难友看了漫画，深有同感，她对周围人称赞漫画画得好，再联系自己，不免发了些牢骚。反右派运动一来，经人揭发，认为是反党言行。于是，她被划为右派，送到柏各庄农场来改造。
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以为右派必定一个个都是罪恶深重之辈。其实，情况完全不是报上所宣传的那样。在我们分场的右派，据我所知，他们获罪的根据，几乎都是捕风捉影，无限上纲，听了只能让人叹息。
……
我们分场的28个右派，被编成一个大组，设一个大组长，下边又分成几个小组。农场干部规定三天一小会，五天一大会的制度，在会上我们翻来覆去地翻腾自己的“罪行”，挖掘思想根源，务必做到对罪行“心服口服”，大彻大悟，以便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现在想来，这就像是在演戏。谁都明白，对硬扣在头上的帽子，要做到口服心服，是办不到的，可是谁敢当面顶撞？于是不得不做出沉痛状，转弯抹角地进行自我批评。也有少数几个表现积极的人，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仿佛他从娘肚子里生出来就姓“右”。我听了大不以为然，这分明是说的假话。但继而一想，觉得这些人也情有可原，在那种政治高压下，为了早日跳出右派苦海，说几句假话也是被逼出来的。
被改造的右派，在内部被划分为口服心服、口服心不服和心口皆不服三类。我是属于口服心不服一类。我家里老小一大家子，都眼巴巴地盼望我能早日改造好回去，我在这里硬顶行吗？不行。可是要我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心里实在痛苦，我何尝有过一丝反党之心？每次写个人改造总结，我就转弯抹角地写上一大篇，左一个“错误”，右一个“错误”，就是绕开了 “右派”这个刺人的字眼，我不愿意自己给自己扣上这顶帽子。我的文字游戏瞒不过明眼人，农场干部对我说：“你在劳动中表现还不错，还比较老实，思想改造进步不大，恐怕还是没有做到心服口服。”我回答说，我在思想改造上确实还要继续努力。
农场干部指出，对右派改造不能和平地进行，这是一场改造与反改造的严重斗争，对一切反改造言行必须展开无情批判。于是，在我们的思想检查会议上，斗争越来越激烈了。一些人把反右派斗争中自己吃尽了苦头的那一套极左、粗暴的做法，又搬到我们中间。批判的重点经常是三个人：陈企霞、钟惦斐、萧乾。陈企霞是一个资历很老的共产党人，抗日战争初期就到了延安。他坚持原则，对“罪行”是心不服口也不服，常常与批判者当面顶撞，反驳对方，看来他是横下一条心，坚守阵地到底了。有一回，有人揭发他曾背后发牢骚说：“同是右派，相煎何太急！”这种公然反改造的言行，岂能容忍！少数积极分子奋起痛斥，气氛十分紧张。有些人在旁默不作声，我是其中之一。我从心眼里佩服这位年长者的硬骨头精神，自愧不能做到像他那样。
萧乾也是经常挨批斗的一个。其实他并没有像陈企露那样硬顶，相反，他在会上一再表示“服罪”，平时寡言少语，小心谨慎，惟恐出错。在劳动方面他显得吃力，一则年岁大，身体又胖；二则不谙农活，干活时看起来笨手笨脚，为此不断受到批评。一次，我们下地割稻子，这是个累活，要不停地弯腰，他的身体实在支持不住，干脆跪在地上干活。收工回来后，他受到尖锐的批判，说他是“丑化劳动人民形象”。批评者说，你看周围哪一个工人像你那样干活的？俗话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可是在这里，起码是人道主义精神和同情心都荡然无存。
萧乾在他的回忆录《我这两辈子》的一篇文章里，回忆了他在农场劳动的一件事：他的夫人文洁若十分关心老伴的健康，有一次，她在信里附来一小包灰锰氧，要萧乾吃生菜前用它消消毒，免得生病。萧乾拆信时不小心，小纸包掉到了地上，被一个一起劳动的积极分子发现，报告了农场干部。那干部批评萧乾，说他是“资产阶级劣根性的表现”，并为此专门开了个批斗会。萧乾在文章里说：“当时我心里一点也不服，难道无产阶级就该让蛔虫在体内自由繁殖？在批斗时，能保持缄默，或者说上几句不痛不痒的话来敷衍，就需要很大的勇气，但是季音在发言时却说：我看灰锰氧本身并没有阶级性，在劳动中避免生病，也是为了省得给组织上添麻烦。一席话说得那位复员军人也哑口无言了。”
萧乾说的这件事，我已经忘了，看了他的文章，却让我想起了另一件事。
农场负责管理右派的是个转业军人，他原来是新四军6纵队的排级干部，我原是新四军4纵队的，我们有时倒还谈得来。当然他要站稳立场，不能和我套近乎。也许由于他知道我的根底，虽然对罪行口服心不服，在劳动中还比较老实肯干，就任命我为一个小组的副组长，萧乾就编在我这个组里。那时，农场把几个体力较弱的人分配到菜园劳动。菜园里的菜，经常在夜间被附近老乡偷割，队上为此就在园里搭了一间草房，派一个人夜间在那里住，看守菜园子。这份差使就落在了萧乾头上。萧乾年已五旬，在漫漫黑夜里一个人蹲在野外草棚中，万一遇到情况，叫他如何对付？他为此紧张得整夜不敢睡觉。他找我说，自己委实干不了这活。我觉得他说的是实情，就自己作主，把他换下来，另派一个年轻些的人去。这件事传到队上，领导上老大不高兴。他们说：萧乾是重点批判对象之一，他干活叫苦，你不但不批判他，反而护着他，是何道理？类似的事连续发生了几起，不久，我这个副组长就被撤了职。
……
被改造的右派，在内部被划分为口服心服、口服心不服和心口皆不服三类。我是属于口服心不服一类。我家里老小一大家子，都眼巴巴地盼望我能早日改造好回去，我在这里硬顶行吗？不行。可是要我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心里实在痛苦，我何尝有过一丝反党之心？每次写个人改造总结，我就转弯抹角地写上一大篇，左一个“错误”，右一个“错误”，就是绕开了 “右派”这个刺人的字眼，我不愿意自己给自己扣上这顶帽子。我的文字游戏瞒不过明眼人，农场干部对我说：“你在劳动中表现还不错，还比较老实，思想改造进步不大，恐怕还是没有做到心服口服。”我回答说，我在思想改造上确实还要继续努力。
农场干部指出，对右派改造不能和平地进行，这是一场改造与反改造的严重斗争，对一切反改造言行必须展开无情批判。于是，在我们的思想检查会议上，斗争越来越激烈了。一些人把反右派斗争中自己吃尽了苦头的那一套极左、粗暴的做法，又搬到我们中间。批判的重点经常是三个人：陈企霞、钟惦斐、萧乾。陈企霞是一个资历很老的共产党人，抗日战争初期就到了延安。他坚持原则，对“罪行”是心不服口也不服，常常与批判者当面顶撞，反驳对方，看来他是横下一条心，坚守阵地到底了。有一回，有人揭发他曾背后发牢骚说：“同是右派，相煎何太急！”这种公然反改造的言行，岂能容忍！少数积极分子奋起痛斥，气氛十分紧张。有些人在旁默不作声，我是其中之一。我从心眼里佩服这位年长者的硬骨头精神，自愧不能做到像他那样。
萧乾也是经常挨批斗的一个。其实他并没有像陈企露那样硬顶，相反，他在会上一再表示“服罪”，平时寡言少语，小心谨慎，惟恐出错。在劳动方面他显得吃力，一则年岁大，身体又胖；二则不谙农活，干活时看起来笨手笨脚，为此不断受到批评。一次，我们下地割稻子，这是个累活，要不停地弯腰，他的身体实在支持不住，干脆跪在地上干活。收工回来后，他受到尖锐的批判，说他是“丑化劳动人民形象”。批评者说，你看周围哪一个工人像你那样干活的？俗话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可是在这里，起码是人道主义精神和同情心都荡然无存。
萧乾在他的回忆录《我这两辈子》的一篇文章里，回忆了他在农场劳动的一件事：他的夫人文洁若十分关心老伴的健康，有一次，她在信里附来一小包灰锰氧，要萧乾吃生菜前用它消消毒，免得生病。萧乾拆信时不小心，小纸包掉到了地上，被一个一起劳动的积极分子发现，报告了农场干部。那干部批评萧乾，说他是“资产阶级劣根性的表现”，并为此专门开了个批斗会。萧乾在文章里说：“当时我心里一点也不服，难道无产阶级就该让蛔虫在体内自由繁殖？在批斗时，能保持缄默，或者说上几句不痛不痒的话来敷衍，就需要很大的勇气，但是季音在发言时却说：我看灰锰氧本身并没有阶级性，在劳动中避免生病，也是为了省得给组织上添麻烦。一席话说得那位复员军人也哑口无言了。”
萧乾说的这件事，我已经忘了，看了他的文章，却让我想起了另一件事。
农场负责管理右派的是个转业军人，他原来是新四军6纵队的排级干部，我原是新四军4纵队的，我们有时倒还谈得来。当然他要站稳立场，不能和我套近乎。也许由于他知道我的根底，虽然对罪行口服心不服，在劳动中还比较老实肯干，就任命我为一个小组的副组长，萧乾就编在我这个组里。那时，农场把几个体力较弱的人分配到菜园劳动。菜园里的菜，经常在夜间被附近老乡偷割，队上为此就在园里搭了一间草房，派一个人夜间在那里住，看守菜园子。这份差使就落在了萧乾头上。萧乾年已五旬，在漫漫黑夜里一个人蹲在野外草棚中，万一遇到情况，叫他如何对付？他为此紧张得整夜不敢睡觉。他找我说，自己委实干不了这活。我觉得他说的是实情，就自己作主，把他换下来，另派一个年轻些的人去。这件事传到队上，领导上老大不高兴。他们说：萧乾是重点批判对象之一，他干活叫苦，你不但不批判他，反而护着他，是何道理？类似的事连续发生了几起，不久，我这个副组长就被撤了职。
……
时间过得很快，到农场劳动改造已经一年多了。1959年9月，从北京传来消息，为庆祝国庆10周年，9月14日，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犯特赦的建议。9月17日，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的建议。接着，国家主席刘少奇颁布了特赦令。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开会的这一天，即9月1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指示说：“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决定在庆祝国庆10周年的时候，摘掉一批确实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帽子。”《指示》规定：“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的数目，以控制在全国右派分子的10%左右为好。”
听到了上述两个消息，我的心情是复杂的。摘帽子有了希望，固然可喜。可是把摘帽子与特赦战犯并列，作为庆祝国庆10周年实施宽大政策的一项内容，心中实在不是滋味。
柏各庄农场很快落实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国庆节后不久，在总场的大礼堂召开大会，传达了中央指示的精神，宣布给第一批改造好的右派分子摘帽子，全农场摘帽子的共10人，基本上符合中央规定的10%的比例。在宣读摘帽子名单的时候，下边都加上了“同志”二字，证明他们已经回到人民队伍，由此台下响起了一阵掌声。
摘帽没有我的份儿，这是我事先早就估计到的。我对罪行口服心不服，这正是中央文件中指出的不能摘帽子的类型之一。如何才能口服心服，真正改造好呢？我茫然。我被指责为“口服心不服”，又对在一起改造的右派中的重点人物批斗不积极，必然会被认为是思想改造不到家，没有彻底“脱胎换骨”。
1960年夏，农场又摘了一批右派分子的帽子。这次摘帽子没有开大会，只由各分场分别宣布，摘帽的人比上回略多些。当然，人数还是严格执行中央规定的比例。
摘帽子仍然没我的份儿，这还是预料中事。
我原以为将无限期地在农场改造下去，但出乎意料，1961年6月，报社忽然发来通知，把我调回北京。在柏各庄农场改造了两年半，接到回去的通知，心中既高兴，又不免惆怅，因为右派帽子依然戴在头上，颇有“无颜见江东父老”之苦。但能回到家中和妻儿团聚，毕竟让人兴奋。我背着简单的行囊来到唐山火车站，车站上空荡荡的，什么食品都买不到，连开水也喝不上，幸亏我从农场带来几个馒头，只好啃着干馒头聊以充饥。
周围一片萧瑟的景象告诉我，人民共和国正处在严重的困难中。
……
听到了上述两个消息，我的心情是复杂的。摘帽子有了希望，固然可喜。可是把摘帽子与特赦战犯并列，作为庆祝国庆10周年实施宽大政策的一项内容，心中实在不是滋味。
柏各庄农场很快落实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国庆节后不久，在总场的大礼堂召开大会，传达了中央指示的精神，宣布给第一批改造好的右派分子摘帽子，全农场摘帽子的共10人，基本上符合中央规定的10%的比例。在宣读摘帽子名单的时候，下边都加上了“同志”二字，证明他们已经回到人民队伍，由此台下响起了一阵掌声。
摘帽没有我的份儿，这是我事先早就估计到的。我对罪行口服心不服，这正是中央文件中指出的不能摘帽子的类型之一。如何才能口服心服，真正改造好呢？我茫然。我被指责为“口服心不服”，又对在一起改造的右派中的重点人物批斗不积极，必然会被认为是思想改造不到家，没有彻底“脱胎换骨”。
1960年夏，农场又摘了一批右派分子的帽子。这次摘帽子没有开大会，只由各分场分别宣布，摘帽的人比上回略多些。当然，人数还是严格执行中央规定的比例。
摘帽子仍然没我的份儿，这还是预料中事。
我原以为将无限期地在农场改造下去，但出乎意料，1961年6月，报社忽然发来通知，把我调回北京。在柏各庄农场改造了两年半，接到回去的通知，心中既高兴，又不免惆怅，因为右派帽子依然戴在头上，颇有“无颜见江东父老”之苦。但能回到家中和妻儿团聚，毕竟让人兴奋。我背着简单的行囊来到唐山火车站，车站上空荡荡的，什么食品都买不到，连开水也喝不上，幸亏我从农场带来几个馒头，只好啃着干馒头聊以充饥。
周围一片萧瑟的景象告诉我，人民共和国正处在严重的困难中。
……
季音的回忆文章揭开了柏各庄农场的内幕，似乎可以揣测一些白起当时的生活面，但又不能正确地判定。因为白起被送往柏各庄农场时是1961年，在柏各庄农场劳动改造的不少右派，陆续回到了社会。因此再以“反右补课”关押白起这个“漏网右派”，其“罪名”难以自圆其说。
更重要的是，白起在关押时态度非常强硬，死不认罪。他在劳改农场经常给朱德、陈毅写信，反应情况。这些信显然全都被他曾经的上司们扣押了。这些人又作出了一个新的更狠的决定：白起不老实，将他的“右派”罪名改为“反革命分子”。并将白起从劳改农场移送到唐山监狱。
白起被关押在哪个监狱呢？
河北省唐山监狱始建于1950年1月，原名为冀东区唐山市监狱，1995年5月更名为河北省唐山监狱。该狱现位于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韩城镇，系一所中度戒备等级监狱。但没有人能证明或说明白起就是被关押在这所冀东区唐山市监狱。
白起的孙女白玉说，她的三姑白丽丽曾对她说过关于爷爷的事。
那是1960年的冬天，天气非常严冷。奶奶刘晏如接到了唐山监狱找来的电话，监狱方告知：白起定罪为反革命，已从唐山劳改农场移送监狱。因为冬天到了，允许家属前往监狱送寒衣。
刘晏如为此病发，哭着嘱咐三女儿白丽丽去办这件事。白玉的三姑白丽丽当年是个初二中学生，全家居住在北京。
白丽丽从北京坐车到达唐山，然后从车站步行了几十里地才到达了监狱方的指定地点。至今回忆起来，那不象一个监狱，没有围墙，只有几间破房子。
看押人员将白丽丽带进了一间黑暗的小屋。不一会，白起被押进小屋。白丽丽看到又黑又瘦的父亲，忍不住泪水哭了。她将母亲交给她的一件军大衣和一把雨伞递给了父亲。白丽丽对父亲说：“爸，这是你的军大衣，还有雨伞。妈妈说，让你能驱寒避雨。”白起咬了咬嘴唇，没有说话。
白丽丽又给父亲递上了几只苹果。白起手里拿着一只苹果，却没有吃。白丽丽对父亲说：“爸，吃呀，妈希望你平安。”
白起终于张开了嘴。这时白丽丽才看到父亲的牙齿已经全没了，只剩下两颗。父亲不说话和不吃苹果，其实是不想让女儿看到自己的牙齿已全被施酷刑时打掉了。
当时天色已晚，看押者对白丽丽说：“你应该回去了。”这时白起对看押者说：“天黑了，能不能让我女儿在这里住一个晚上，明天再回去。”
看押者粗暴地说：“就这几间房间，住哪？上面有规定，家属送完东西就必须马上离开！”
白丽丽无奈地告别了父亲，独自从小路摸黑往车站去了。她一路上在寒风中哭泣。
白丽丽到达车站时，一辆军用吉普已停在了那里。车上跳下来两军人。其中一个就是那个看押者，他对白丽丽说：“你再到我们那里去一次，领导有话对你说。”
白丽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心想，也许是让我明天再回家了。
白丽丽随车回到与父亲见面的小屋时，一个年轻的“领导”对她说：“白起突然发病，死了。”
“死了？我父亲死了。”白丽丽再想说什么，那个“领导”对她大声说：“让你回来，就是告诉你这件事，他是罪有应得！”
那个“领导”不让白丽丽与刚死去的父亲再见上一面。白丽丽被几个军人硬拽着上了吉普车，送回到车站。
那个看押者终于软了口气，在车上告诉白丽丽：你父亲已用席子包了，就地埋了。
父亲白起的死，给白丽丽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痛苦记忆。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直至今日，也没有任何人能说清白起被突然打成右派和升格为反革命，是关押在哪里？又是死在哪里，就连尸体也不见踪影。白起的家属至今也找不到他埋尸的地方。
唯一能知道白起在北京突然被打成右派和关押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与白起同去北京的张孔修。
张孔修，河南确山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参加新四军。曾任新四军第五师连指导员、营教导员。 在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时，白起是副校长，他是保卫科科长。 张孔修后任中南军区航空办事处主任。建国后 任广州军事管制委员会航空处处长 空军团长、副师长。1958年毕业于军事学院空军系。后调任空军第十二航校，白起被打成右派后，张孔修升任校长。张孔修对白起应该非常了解。
张孔修后历任空军军校部副部长、基建工程兵副主任兼参谋长。曾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但张孔修从未说过任何有关白起的事。张孔修因病于1984年8月21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一岁。张孔修走了，关于白起的那些往事也悄然走了。
白起、刘晏如夫妇留影于东北老航校
白起毫无声息地走了，这对何健生来说是莫大的悲哀。何健生、邱淑仪夫妇和白起、刘晏如夫妇有着特殊的友情，然而残酷的现实使两个家庭都蒙受了巨大的灾难。
1947年，何健生夫妇留影于东北老航校
何健生、邱淑仪夫妇和白起、刘晏如夫妇的后代也有着难舍的友情，他们自小生活在一起，几乎都在东北老航校艰难的创业期长大。
1947年，何健生一家子在东北老航校的留影。左起：何健生、长子何国胜、女儿何国贵、夫人邱淑仪、小儿子何国强。
白起二女儿白丽君抱着何健生的女儿何国贵在密山留影
白起的孙女白玉说：“我的爷爷走了，他没有留下一句话，也没有留下一间房，更没有留下一分钱，但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景泰蓝花瓶，这是东北航空大队于孙中山奉安典礼时为白起特制的纪念品。”
东北航空大队于孙中山奉安典礼时为白起特制的纪念品
白玉不忘祖父、祖母曾经为航空事业的付出，收集珍藏不少当年有关前辈和空军历史的图片，从这些图片中也能寻找到白起的足迹和家人的团聚。
第十二航校的前身是陆军川南军区，于1952年转移入驻临汾创建航空学校。部队先后沿用过第十二航空学校、2542部队、空字027部队、86152部队、第十二飞行学院等番号。1992年部队建制撤销，和同时撤销的第六飞行学院组成新的六飞院，院部迁往河北涿州。
在该校40年的存续期内，共组织飞行训练113万多小时，培养毕业中、外飞行员3680余名，培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3500余名。该校毕业学员中涌现出200余名空军师、军及以上级别的领导干部，数十名肩扛将星的将军，原空军司令员马晓天上将曾是该校24期甲班学员。50年代在福建前线防空作战中牺牲的空中勇士杜风瑞、航天英雄景海鹏、航天员张晓光都是从该校毕业的。众多名人曾在该校工作、任职，其中有人民空军初创时的吉林通化老航校副校长、起义将领白起，新中国击落美机第一人李汉，抗美援朝空军特等功臣、被毛主席誉为“孤胆英雄”的华龙毅，还有驾机回归的徐廷泽、黄植诚等。除了完成教学任务，该校还积极协助地方政府完成各种急难险重任务，参加抢险救灾等，为当地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前排中为白起，右为高志航。他俩是结拜兄弟。
白起在东北老航校成立大会上讲话
白起原本有一个和睦的大家庭。白玉的父亲白戎凯为抢救国家财产而牺牲。
何健生妻子邱淑仪和白起小儿子白戎凯（白玉父亲）留影
白玉现为宋庆龄牼演员，但她不忘实初心，积极参加东北老航校研究会各项公益活动，寻找和探望空军老前辈和烈士后代。
通过对历史的回忆，不忘过去，昭示现在，镜鉴未来，弘扬和传承老一辈空军英雄模范人物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优良的革命传统，能鼓舞和教育后人自觉向先进模范人物看齐，让爱国、爱党、爱人民军队的红色基因传承下去。
但我们也不应该忘记那些为创建人民空军而作出过贡献的起义人员，将他们一棍子打成国民党旧军人、汪伪汉奸，甚至是历史反革命。这是对历史的不公。
千秋功过，谁与评说，日月轮回，历史鉴真。不管历史如何被人涂鸦，白起的名字，依然写在新中国人民空军初创时的史碑上。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为航校建设做出过贡献的前辈和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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