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8章 何健生在困境中重逢欧阳翼

　  何健生被错误地打成军队右派后，发配到郭堡水库“劳动锻炼”，1958年12月底，郭堡水库宣告结束时，他被分配到太谷铸造厂当了一名受“管制”的铸造工。何健生的人生坠落到了黑暗的谷底。

正当何健生感到前途无望时，他昔日在东北老航校的战友欧阳翼意外地出现在眼前，欧阳翼无畏地向何健生伸出了双手。何健生一辈子也忘不了欧阳翼在他危难时的施援。

说起欧阳翼，还得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作个引子。当时，中国共产党还不具备建立空军和航校条件，但仍不失时机地抓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利时机，有计划地安排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报考公开招生的国民党航空学校。中国共产党始终着眼未来，抓住各种有利时机，“借巢育鹰”扩大航空队伍。这批由共产党安排的储备航空人才，学成后，都陆续汇集到了延安。欧阳翼便是其一。

1932年至1942年间，郑少愚、吴恺（曾用名吴宝丰、吴凯）、梁帮和（曾用名梁建中）、薛介民、徐兆文（曾用名徐思义）、吕明（曾用名吕涛、吕云荪）、魏坚等相继受党组织委派考入国民党中央航空学校学习。他们中不少人因学习成绩优异被校方选送美国留学深造。但他们始终牢记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徐兆文在美国培训期间，为了既要隐蔽身份，又能及时缴纳党费，他特意购置邮票从美国寄给家中，转交湘西特委作党费。

1936年至1938年，党陆续选派共产党员张开帙、郭佩三和进步青年熊焰、徐昌裕、杨劲夫等人在南昌、成都考入航空机械学校。此外，还有一批热血知识青年如欧阳翼、顾光旭、郦少安等人先后受党派遣进入国民党成都空军军士学校学习。

成都空军军士学校是国民党在抗战初期创办的一所飞行学校，学校给学生灌输的是蒋介石的精神讲话，同时也秉承中央笕桥航校的校训：“我们的飞机和炸弹与敌机同归于尽”。大部分毕业生都参加过对日空战，并涌现出一批抗日英雄。但在抗战胜利后，这些毕业学员也沦为蒋介石打内战的工具。还有一部分毕业生在地下党的影响下，思想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由此投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成为人民空军的骨干。欧阳翼、魏坚、许景煌、薛介民、毛履武、谢挺杨、胡景廉和邹耀坤，就是曾在国民党成都空军军士学校学习过的代表。

欧阳翼是士校飞行二期生。1935年入南京伪中央军校教导队学员兵；1936年入南昌航空机械学校二甲班学习机务；1938年5月入成都军士飞行学校学习飞行（二期）；1939年经地下党员章安祥介绍到延安，先后在延安陕北公学、延安自然科学院、抗大三分校俄文大队等单位学习工作。 

欧阳翼于1945年10月2日，参加魏坚率领的第二批筹建航校人员赶赴东北。1946年5月，欧阳翼在东北老航校参加首批飞行教员训练班，恢复飞行；1946年10月，调任东北老航校材料厂厂长。1947年12月任东北民主联军汽车学校校长。 

建国后，欧阳翼任广州军区空军工程部副部长；1958年转业地方，任三机部西安航校、太谷航校校长，并参与“运十”我国首架大飞机的研制。

也就是欧阳翼任太谷航校校长时，他找到了正在太谷铸造厂当铸造工的何健生。当时欧阳翼听说太谷铁厂造出了一架飞机。制造飞机的都是空军右派，何健生也在这个造飞机的队伍之中。他十分惊讶。于是他就四处打听何健生的下落。

欧阳翼见到何健生时，何健生又黑又瘦，恰在此时他又病倒了。欧阳翼怎么也没有想年当年东北老航校的首任训练处长会有如此遭遇和厄运。

在东北老航校，所有人都知道：白起、何健生、蔡云翔等820起义人员。1945年8月20日，汪伪空军少校飞行教官周致和（蔡云翔），少尉飞行员黄哲夫（于飞）、赵乃强（张华）、管旭东（顾青），空勤机械师沈时槐（陈明秋）和黄文星（田杰）6人，从扬州驾驶汪伪政权的“国府”专机起义。毛主席还亲自撰写电报安排起义飞机着陆延安机场。由此八路军拥有了第一架飞机。地面起义人员白起、何健生、吉翔、秦传佳等人，则是经苏北、山东，渡海到达通化的。

820起义人员大都当上了领导。1946年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航空总队的基础上于通化正式成立时，白起任副校长，蔡云翔任教育长，何健生任训练处长，吉翔任飞行科长，于飞任航空理论科长，张华任翻译科科长，田杰任机务队队长，陈明秋任机务队副队长，陈静山任修理厂厂长。其他起义人员也都安排了适当工作。

初创老航校时的组成人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从延安来的，二是820起义人员，三是归降的日本航空人员。但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却很少有人知道从延安来的那些人员中，还有一批人员曾在成都空军军士学校学习过。

何健生总认为自己在国民党和汪伪空军呆过，在航校“整风”学习时的“讲清个人历史”中总要对以前的经历作反思和忏悔。在反右运动中，这段历史更是永远没办法洗白了。尽管他曾参加过26次对日空军，并为此负过伤，但他多多少少仍带有很强的自卑感。

欧阳翼规劝何健生放下历史包袱，一切重新开始。要相信历史会作出公正的答案。

欧阳翼告诉何健生，从延安来的那些人员中，有不少人曾与他一起在成都空军军士学校学习过，但并没有受到歧视。欧阳翼说，当时空军军士学校分初级、中级、高级飞行训练。第一期1937年入伍，1941年10月毕业；第二期1938年入伍，1942年毕业；第三期1939年入伍，1943年毕业；第四期1940年入伍，1944年毕业；第五期1941年入伍，第六期1942年入伍，第七期1943年入伍。

杨培光是士校飞行一期生。1937年12月入伍，1940年12月毕业，飞行技术一流，曾参加对日作战30余次。1948年9月23日驾驶P—51战斗机起义。参加东北老航校任飞行教员。1949年10月1日参加开国大典受阅飞行，任战斗机分队分队长（注：杨培光后任某航校付参谋长，离休。）

欧阳翼说，与自己同为士校飞行二期生的则有魏坚、许景煌、薛介民、毛履武。

魏坚于1935年入党，1938年5月受地下党派遣，化名邓庆春考入成都军士飞行学校学习飞行。1940年根据地下党指示回延安工作。1945年10月2日，率20余名航空干部从延安出发，长途跋涉赶赴东北筹建东北老航校。1946年5月任首批飞行教员训练班班长，后任老航校副教育长；1949年任第七航校校长。

许景煌，1938年5月考入成都军士飞行学校学习飞行。1939年9月经地下党同学张守益介绍，赴延安抗大一分校学习。1941年抗大总校文工团团员。1945年10月2日，随魏坚第二批赴东北筹建航校。1946年5月，参加老航校首批飞行教员训练班，恢复飞行。6月7日吉翔带飞发生飞行事故，受重伤；后接欧阳翼任东北老航校材料厂厂长。（注：1959年任空军后勤部油料部副部长、部长。1978年离休。）

薛介民于1938年，年底入成都军士飞行学校学习飞行。中共地下党员。1942年12月25日毕业，继续在国民党空军潜伏。1949年3月，介绍同期进步同学毛履武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薛介民继续在国民党空军中潜伏，并随国军撤退台湾。（注：1958年薛介民与爱人在台湾被捕入狱，1963年惨遭杀害。）

毛履武1938年年底入成都军士飞行学校学习飞行。1942年12月毕业，在国民党空军十一大队服役，参加过对日空战。1949年3月，经薛介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策动起义。1949年6月15日毛履武驾驶P- 47型战斗机起义，在解放区安阳机场安全着陆，后直飞北平南苑机场。1949年10月1日，毛履武作为赵大海的右僚机，驾驶P- 51战斗机参加开国大典受阅飞行。其后，在1950、1951年国庆节，先后三次参加国庆受阅飞行。（注：1961年转业民航。）

谢挺杨和胡景廉则是士校飞行三期生。

谢挺杨于1939年入成都军士飞行学校学习飞行。1940年5月经地下党员刘笃的介绍赴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延安大学外语系、延安外国语学校、十八集团军工程学校、俄文大队学习。1945年10月2日，随魏坚赴东北筹建航校。1946年5月参加老航校首批飞行教员训练班，恢复飞行。1947年7月调东北民主联军后勤部工作。1949年12月底调东北重工业部计划处副处长。（注：1977年任冶金部规划设计院副院长。）

胡景廉曾于1937年“八一三”后参加黄埔军校，毕业后留校任教。1939年入成都军士飞行学校学习飞行。1949年10月1日，参与国庆大典受阅飞行地面指挥。

邹耀坤则是士校飞行六期1942年，入成都军士飞行学校学习飞行。1944年，转到空军军官学校第22期特班，先赴印度学习，后又赴美国学习飞行。1949年1月14日晚，邹耀坤与志同道合的刘焕统、宋宏儒三人悄悄撬开C- 46运输机的舱门，驾机起义，安全降落沈阳北陵机场。随即在老航校担任飞行教员。1949年10月1日，邹耀坤作为正驾驶，担任刘善本的左僚机，驾驶C- 46运输机，参加开国大典受阅飞行；副驾驶为王恩泽（老航校一期乙班学员）。1950年、1952年、1954年又三次驾机参加国庆受阅飞行。

在以后的不完全统计中，在成都军士飞行学校毕业和学习过的飞行技术人才，有十余人先后参加了东北老航校和人民空军的建设。老航校首期教官训练班共有12人，其中有四人出自成都军士飞行学校。另，吴凯虽然是官校12期学员，但与其他四人同在成都士校入伍生团受训。

1946月6月26日，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刘善本上尉及其机组人员驾驶一架美制B—24重型轰炸机飞到延安，宣告起义。29日晚，中共中央举行隆重欢迎会，毛泽东、朱德等接见了机组人员。

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中共地下党通过各种渠道，在国民党空军中继续做宣传工作，秘密发展党员。1947年春，中共地下党员吕云荪将国民党空军飞行教官赵大海、邢海帆等人发展为中共党员。中共地下党员林城利用自己工作中与国民党军官兵接触多的优势，仅在空军中就发展了20余名地下党员。

谈起曾在成都空军军士学校学习过的老航校人，欧阳翼十分感慨。他说，新生入伍，先入空军入伍生团训练。该团设在成都北校场，训练内容有：内务条令、纪律条令、军人礼节；制式教练，打靶、劈刺、打野外、体能训练等。

成都空军军士学校入伍生团对学员要求极端严格，训练一丝不苟，多体罚打骂。时间观念极强，规定吃饭时间，时间一到教官一声令下，学员全部放下饭碗。凡在规定时间没吃完者，教官就将饭碗连汤带饭扣在其脑袋上；规定夜间睡觉不许打赤膊，发现违规者，罚赤膊在烈日下暴晒数小时。在士校严苛的管理下，因体格、技术、政治(共产党嫌疑)等因素，淘汰率极高。校方几乎每周都要宣布淘汰人员名单，以第三期为例，入校时将近三百人，四年后只有86人拿到毕业证书。能够毕业的人应该说在身体素质、文化素养、飞行技术、航空理论方面都是佼佼者。

  

成都军士飞行学校校门

成都军士飞行学校共举办了七期，1946年3月停办，毕业学生一千多人，大多分到国民党空军第五、第十一大队服役。很多毕业生参加了对日空战。解放战争时期，第十一大队执行了对延安的轰炸任务。

军士飞行学校与中央军官航校不同，培养出来的学员都是军士，其毕业后待遇与军官相差甚远。这引起了学员的强烈不满。学制一样，训练内容一样，为何待遇不同？因此在校学员及毕业飞行员闹事此起彼伏，一直闹到航空委员会；最后由宋美龄出面调停，决定学员学业结束后再增加六个月军官補训，即按军官授衔，与中央军官航校毕业生同等待遇。由此，士校一期改为官校十二期特班；士校二期改为官校十三期特班；士校三期改为官校十四期特班；士校四期改为官校十五期特班；士校五期、六期、七期尚未毕业，便送美国培训。

欧阳翼与何健生回忆一起在东北老航校的日子，谈到了1947年9月东总调整航校领导班子，成立了航校临时党委。任命东总参谋长刘亚楼兼任航校校长，东北军政大学副政委吴溉之兼任航校政委。那时，常乾坤改任副校长，王弼改任副政委，薛少卿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白起改任航空参议，刘善本改任飞行主任教官，原副教育长蒋天然改任机务处处长，训练处处长何健生改为副处长。马文、黄乃一调离航校另有任用。欧阳翼、许景煌为器材厂副厂长。

1947年12月下旬，航校开展了以“三査三整”为主要内容的整党整军运动。根据东北局指示，航校临时党委决定，紧密联系航校人员的思想实际，在全校范围内集中时间，集中精力进行一次思想整顿和组织整顿。航校党委书记、政治委员吴溉之在全校排以上干部大会上，做了动员报告。他在报告中，着重讲了办校方针、领导、政策、工作、思想、关系等八个问题，并列举了航校存在的错误思想的种种表现：一是在训练中，存在着急于参战、依靠外援、重技术轻政治、重实际轻理论、重飞行轻机械的思想倾向；二是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着平均主义、极端民主化、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山头主义、以及图享受怕艰苦，不安心航校工作的思想倾向。他要求航校各级领导和全校人员积极行动起来，全力以赴，扎扎实实地搞好这次整顿。    

以三查三整为内容的整党运动。整个运动分为学习文件，提高认识；暴露思想，暴露成份，暴露工作，系统检查反省；写历史自传，个别人的处理等几个阶段。其中包括对顾青的处理（注：这是一件20多年后平反的冤案）。

1948年10月，在航校召开的第二次政治工作会议上，为了进一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全面贯彻办校方针，克服重军事轻政治的倾向，会议经过反复讨论，统一了思想认识，重新调整了工作安排，增加了政治教育时间，规定在军政教育的比例中政治教育不少于百分之三十。会后，航校针对全校人员思想文化水平参差不齐的状况，把全校人员划分为五种类型，进行不同层次的政治理论教育。科以上干部主要学习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方面的论述，以提高思想水平和政策水平；机关干部和文化水平较高的党员干部，以学习革命导师和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党员修养方面的著作为主，增强党性观念和加强思想修养；预科学员以学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为主；新干部、新学员首先学习基本的政治常识，然后再学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勤杂人员和战士以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光荣传统为主，提高处理个人、家庭与革命之间相互关系的能力。

航校在对全体人员加强政治理论教育的同时，还根据东北军区组织工作会议精神的要求，针对党员中存在的思想问题，组织全体党员学习“七大”党章以及毛泽东同志的《反对自由主义》，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修养》等文章。各支部坚持每周半天的党日制度，严格组织生活，发扬党内民主和党管干部的优良传统。坚持做到党员有了错误要公开批评不袒护，组织处理不迁就，从而提高了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自觉性，加强了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何健生和欧阳翼都没有忘记：航校加大了对汪伪和国民党空军起义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航校领导经常教育干部、学员对起义人员要有全面的、正确的认识，提出这些人之所以驾机起义，弃暗投明，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国民党的腐败和中国共产党是民族希望之所在。他们有较好的航空理论和技术素养，教育好了完全可以成为航校的技术骨干。但是，又特别指出这些人过去由于受旧军队生活的影响，对我军的建军原则、优良传统还需要有一个学习和适应的过程，对他们的要求，在思想上不能操之过急、过高。当时，航校中曾一度对起义人员有“党外人士”的称呼，吴溉之政委指出，这种称呼有伤起义人员的思想感情，应使用“非党干部”的称呼，才有利于团结和教育起义人员。对起义人员，航校领导经常主动找他们谈心，教育他们自觉学习革命理论，解决为什么要革命，为谁革命和如何认识个人前途的问题，要求他们相信党，相信群众，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希望他们加紧思想改造，努力工作，不断进步，为中国人民航空事业贡献力量。每逢航校调整职务时，领导都要及时找他们谈心，教育他们正确认识职务升降调动，服从党的事业的需要。

1948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1949年3月17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委航空局，人员由东北航校中抽调，统一领导航空事业。3月下旬，航校第四次搬迁：由牡丹江迁至长春。

1949年3月30日，军委航空局在北平(今北京)正式开始办公。军委任命常乾坤为航空局局长(兼航校副校长)、王弼为政委(兼航校副政委)。之后，航校完成对234名国民党航空人员的初步审查工作，确定部分飞行和机务人员参加学习，部分人员到修理厂和机务队工作，部分人员参加各地接收工作。

1949年5月后，航校派人接收上海、南京、杭州、南昌等地国民党空军机构。

为了开辟器材来源，遵照东北军区的指示，1948年10月，航校派刘风、张开帙、张孔修、韩明阳等同志分别带领接收组，去沈阳接收国民党东北空军司令部所属的机场、工厂、仓库和人员。何健生和欧阳翼接受任务后，日夜兼程，于沈阳解放后的第二天进入市区。到达沈阳后，随即成立了航校办事处，全面负责接收国民党空军的航空设施和器材。

1949年1月，航校又派员组成接收组前往济南、徐州地区接收航空器材；4月，又派员前往南京接管国民党空军华东航空处。随后，约一百余人，随华东部队南下到宁、沪、杭等地区进行接收工作。何健生被派往上海参加接收工作。与此同时，欧阳翼、杨劲夫、赵志祥等20余人，派往西北和西南地区，张孔修、丁园等人前往中南地区接收航空物资及人员。

欧阳翼告诉何健生，1949年5月，古都西安解放，军委航空局西北航空接收队进驻西安，扩建为军委航空局西安航空办事处。当时欧阳翼任处长，沈晨（后任中国石油学会副理事长）任副处长，章奋任政治协理员。同年11月，军委致电西北军区，决定成立西北军区司令部航空处。

欧阳翼当时任军委航空局西安航空办事处处长，但这段时间很短。由于欧阳翼为人低调，极少谈及过往绪事，因此人们对这段历史也就知之甚少。

《兰州晚报》和《中国网》曾刊登过赵廉洁的回忆文章《回忆解放兰州时航空接收的情况》（2011年8月3日），赵廉洁在人民解放军解放兰州时曾任航空接收队队长，他当时的上级便是欧阳翼。赵廉洁的回忆文章，让我们能够从一个侧面了解一些相关情况。

青年时期的赵廉洁

　　赵廉洁回忆文章摘编如下：

1948年8月，我作为人民解放军解放兰州时的航空接收队队长，率队参加了接收兰州原国民党空军、伪中央航空公司和伪中国航空公司，并参加组建西北军区空军兰州航空站。今年我已88岁，是空军的一名离休干部，每当看到我军战机在蓝天飞翔，就会想起党领导下我人民空军发展壮大的伟大历程，也不由得回想起我军解放兰州时接收伪国民党空军的一幕幕情景。不少曾领导和参加接收的老首长、老战友近些年相继去世，为了缅怀和纪念他们，也为了使后人能够了解当时的情况，在有生之年把这段亲身经历讲出来，也为我人民空军在西北地区从无到有的历史画卷填上一笔。
　　1949年5月西安解放时，我是西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的干部干事，当时被派到刚解放的西安搞甄别接收国民党青训队人员和西安解放时的投诚起义人员的工作。1949年8月19日上午，我接到部里打来的电话，让我当天下午两点前赶回军区组织部接受新的任务。我立即交代了工作，吃完午饭后，就背着被包匆匆忙忙返回单位，先到军区组织部见了干部科朱凡科长，他向我简单地说了几句：“部里决定让你去兰州搞接收工作，部首长正等着你呢，具体情况首长会向你介绍的。”离开朱凡科长的办公室，我走到西北军区组织部谭生斌部长的办公室门口，见谭部长正在屋里看文件，刘奋生副部长也在。我赶忙敬礼喊了声“报告”，他们看见我，亲切地招呼我进办公室坐下。谭部长对我说：“有个重要任务要你去执行，兰州快要解放了，要你去兰州负责接收航空系统，本来不想派你去，因为你对这的工作都熟悉了，留在部里也是比较好的。但是情况紧急，今天早晨贺龙司令员打电话要我们选调一个干部带队去兰州搞航空接收，并要求今天下午五点到西安机场报到，这种情况从部队调人来不及了，只好从我们部里的干部中抽一个人去，我和刘副部长、朱科长议了一下，认为你去是合适的。”谭部长说着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用火柴点燃，吸了一口，接着说：“因为你带过部队，又搞过接收，相对熟悉，这个任务是独立工作，情况新，政策性强，接触面广，详细情况到机场那边还会有人给你交待。”他问我有什么意见没有，我答了声“没有”。刘副部长说：“你没意见的话，就赶快回去准备一下，一会儿有车把你送过去。”
　　我赶紧回宿舍准备东西，打好背包，收拾好个人物品，向一些要好的战友告别。不知不觉到了下午四点多钟，部首长的小车司机来叫我，路明远5等几个战友一起帮我拿行李，把我送上西北军区航空处来接我的一辆小车。汽车开动了，我向战友们挥手告别。坐在车里，我心情很不平静，惜别了熟悉的环境，新的工作将是怎样的呢？想着首长的嘱托，隐约感到有一种使命感。
　　小车沿西安西大街行驶很快到了西安飞机场，在那里由当时军委航空局从北京派到西安搞航空接收的负责人欧阳翼同志接待了我，他当时是军委航空局西北航空处办事处的处长，他把我让进他的办公室，给我倒了一杯水，说了些表示欢迎的话。他告诉我：我军马上开始攻打兰州，根据军委航空局和西北军区的要求，要立即组建一支航空接收队赶到兰州外围，在我军解放兰州时能够迅速接收兰州伪国民党空军，决定由你担任这支接收队的队长，由22人组成，其中包括各类需要的人员，也包括从东北老航校到西安机场搞接收的两个同志，组织上还给了他们些金子，要让他们去做伪国民党空军人员的工作，让我到兰州后要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接着，他介绍了兰州伪空军的一些基本情况。
　　接下来进行了一些出发准备工作。8月21日下午，欧阳翼又把从北京出发来西安搞航空接收时军委航空局首长关于航空接收的一些具体工作政策，专门来跟我讲述了一遍，也谈了去兰州接收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一直谈到夜幕降临，有人进来催我们去吃饭。

我们出了门外面黑洞洞一片，欧阳翼带着我深一脚浅一脚走到一栋两层小楼里，进到楼上，屋里已经坐满了人。  欧阳翼处长把我介绍给大家，他说：这是军区组织部给我们派来负责到兰州搞航空接收的赵廉洁同志，他在西安搞过接收工作，经研究决定：由赵廉洁同志担任兰州航空接收队的队长。说完，他举起酒杯说，为了欢送大家，备了一点饭菜，为祝你们一路顺利、胜利完成接收任务干杯！

当晚的气氛很热烈，这是我自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参加这么丰盛的晚餐。吃完饭，欧阳翼把我领到房间，交给我一封信，他说：“这是西北军区贺龙司令员写给一野彭德怀司令员的一封代电，你要把它交给一野彭总，听彭总的指令。你们明天早上五点就出发，一是早点走凉快好赶路，二是尽快找到一野前总，今晚你就早点休息吧。”因为也喝了些酒，我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天还不亮，四点钟我们就起床了，乘一辆军用道奇车带领着22个人从西安向西出发了。早上八点多到咸阳吃了点饭，继续赶路。路上全是向西行进的队伍和军车，车子开得很慢。到下午三点多钟，天下起大雨，车上虽有防雨帆布，但雨很大，还是淋湿了每个人衣服，汽车在大雨中又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了平凉。我决定在平凉住一夜，等天亮再走。可当晚整个平凉都已住满了十九兵团的部队，根本找不到民房，我只好派两个人去烧了点水买了点干粮拿回来大家在车上坐了一夜。等到8月23日天刚亮，我们就又出发了。有时我们的司机为了赶时间，按喇叭想要超过行军队伍，不时招来战士的喊声：“走得累死了，坐车还按喇叭，就不让路！”我们的车也只好一会儿超过一支队伍抓紧赶路，一会儿又跟着另一支部队慢慢向前开。
　　大约下午四点多钟，我们赶到定西华家岭东边的一个小村子里找到了一野前总，我把西北军区贺龙司令员写的介绍信交给前总的人转交彭总。彭德怀司令员立即接见了我，当时前总的首长们正在吃晚饭，彭总的秘书给我做了介绍，在场的有张宗逊副司令员、阎揆要参谋长、王政柱副参谋长、李夫克副参谋长、甘泗淇主任等。首长们生活很简朴，每人端着一碗汤面，没有菜。彭总让我也同他们一起吃面条。吃完饭，彭总对我说：“军委有指示，伪空军是个技术军种，一定要搞好接收工作，这对我们将来建设空军很重要，你们来了，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们去办，有什么问题可以找李夫克副参谋长。你们就随队一起行动，具体的由作战部门安排。”当天安排我们接收队在华家岭住了一晚，第二天8月24日又让我们赶到了甘肃榆中县的大柳树营村待命，那里离兰州近一些，大约四十多里路，我们在那儿住了两天。8月26日凌晨我军攻入兰州后上午就攻占兰州机场，当日下午肃清城内残敌，兰州宣告解放。
　　按照前总作战部门的安排，通知我们8月27日早八点乘车出发跟随进城部队去兰州。公路上部队分多路纵队前进，车辆只能跟随部队慢慢走，而且因为马步芳的部队在公路上设了不少路障，两侧还埋了一些地雷，先头部队一边清障和排雷，一边前进。队伍和车辆只能走走停停，中午前我们接收队进入到兰州机场。
　　兰州解放当日成立了兰州军管会。一野张宗逊副司令员任军管会主任，军管会军事处处长是一野副参谋长李夫克8，我任兰州军管会军事处航空组组长。我们进到兰州机场后，立即组织接收设备和人员。当时由于兰州解放比较快，在兰州有家的一些国民党空军人员大都潜藏回家，也有少部分人员结伙向酒泉和西宁逃跑，但大部分物资装备都留在原地没有遭到破坏，只有部分车辆被逃跑的人开走。为了守卫机场、营房和留下来的物资设备，需要有警卫力量。我立即找到兰州军管会，向张宗逊主任报告了情况。8月29日，派来了一个警卫营，担负兰州机场和接收物资设备的警卫工作。
　　航空接收队在兰州主要接收了七个伪国民党的建制单位，包括：兰州机场伪空军二五四供应中队，中队长是伪空军少校叫应占熬，下设电台、气象台、调度室、场务队、飞机发动机外场维修队、汽车队、财务会计室、食堂等，人员200余人；焦家湾伪空军第八油弹库，库内油料有100＃航油、85＃航油、航空附属油料、汽车油等，炸弹有美式苏式各种炸弹，有保管和警卫人员30余人；大红沟伪空军第五器材库，有美国C－46、C－47运输机的航材和少部分P－40等歼击机的航材，也有苏联伊－15、伊－16等歼击机的器材，各类人员40余人；飞机场南山根的伪空军第三修理厂，有飞机发动机、一些航材和各种机床，人员约150人；七里河伪空军探空台；还有在兰州的伪中央航空公司和伪中国航空公司，以及拱星墩和五里铺的伪空军宿舍。
　　接收包括物资设备和人员两方面。对物资设备的接收原则，是对各种物资、装备、器材，必须就地保管，逐件清查登记造册，严加看管，确保安全。物资器材方面，共接收各种炸弹500多吨、各种油料200余吨、飞机发动机1台和各种航材、各种机床20余台、收发报电台各3部、气象设备1套、汽车15辆。对于人员的接收，我们当时以兰州军管会的名义在兰州的报纸上刊登出了接收公告，要求所有原兰州伪空军的人员和伪中央航空公司、伪中国航空公司的人员，自公告之日起至1949年9月30日的期限内，到兰州军管会指定的接收地点办理报到登记手续，接收地点设在兰州市中央广场的原中央航空公司售票所院内，我带着4名接收队人员在那里值班办理接收登记。一些已经回到兰州家中的伪空军人员见到公告，相互转告，自动前来办理接收登记手续。在我军解放兰州前逃跑的部分伪空军人员跑到青海的享堂附近时，被我军派往接收西宁和酒泉机场的人员赶上，经动员教育又返回兰州办理了接收登记手续。经过一个多月，到1949年9月30日，也就是建国的前一天，接受登记结束。报到人员有500多人。

当年，欧阳翼在西北负责航空接受工作，何健生则在华东参与航空接受工作。何健生告诉欧阳翼：据不完全统计，仅华东地区，就接收了航空器材三万多箱，汽油三万余大桶。何健生时任空军司令部秘书处办公室主任，参加了接管两航起义人员和相关物资工作。没想到调到北京后，就在“三反”及后来的“反右”运动中受到了冲击。何健生说到此事时显得非常无奈。

欧阳翼心中却有了打算，他要设法让自己的师友和战友何健生摆脱困境。

欧阳翼安慰何健生：你先注意养生，一定要尽早恢复健康，活在当下，健康第一。欧阳翼留下了电话和联系方法，叮嘱何健生先到当地医院去检查一下病情，他的妻子就在医院里工作。

欧阳翼走了，何健生此时百感交集。患难之际，他感受到了真诚的友情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