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军政大学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解放区培养军政干部的学校。前身是抗日军政大学。
1945年10月起，抗大总校及第一分校、第三分校和延安抗大总校直属队和一、三、四大队先后于1946年1月前2019年12月24日到达东北通化山城镇。
奉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指示，抗大总校改名为东北民主联军军事政治大学。东北军政大学于1946年2月在吉林通化正式成立。
抗大军政大学改名为东北军政大学这是一件重大事件。东北军政大学全称是东北民主联军军事政治大学。
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东北各族人民的抗日武装，是中国人民反日军队的组成部分，是一支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它在中华民族危亡的时刻，奋起自卫，在长达14年之久极其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歼灭和牵制了大量敌人，为东北和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是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阶层人民掀起的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斗争的高潮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东北抗日联军是在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余部、反日游击队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的基础上产生和建立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我党在东北没有武装力量。在1927年中国共产党“八七”会议之前，东北地区甚至没有统一的党组织。
但在日本投降时，东北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并集中力量控制和发展东北，中共中央1945年9月15日决定派一百个团的干部去东北工作。中共中央12月28日又指出，在东北，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动向，对于我们建立根据地，同争取将来的胜利的关系极大，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根据地。为此，中共中央在派遣大批干部与部队进军东北的同时，令抗日军政大学总校由陕北开赴东北，执行培养东北青年知识分子和部队骨干的任务。
由东北抗日联军控制的通化要地也就成了组建东北军政大学的首选之地。
为了弄清将抗大改组为东北军政大学及校址设置通化的原因，还得从东北早期的党组织建设和东北抗日联军的历史源头说起。
抗联战士照片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北方局即派顺直省委组织部长兼秘书长陈为人到东北筹组东北地区党的统一组织——中共满洲省委。在陈为人、吴丽石等努力下，1927年10月，中共满洲临时省委正式成立。陈为人任书记兼秘书长、宣传部长。
陈为人（1899—1937），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百家尾村人。1899年9月26日出生于湖南省江华县百家尾村一户贫农家庭。父陈昌寿，幼年寄居外祖父家，后外出佃耕和经商，稍有积蓄，返回祖籍百家尾定居。
陈为人在家乡读完小学后，于1918年到衡州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他是学生反帝爱国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也是湘南学联代表之一。他协助蒋先云、夏明翰等湘南学联负责人，组织全市游行示威和抵制、销毁日货的活动。因他斗争坚决，工作十分积极，曾一度被学校当局开除学籍。随后于1918年6月投入驱辽北洋军阀、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斗争。
青年时代的陈为人
不久，陈为人回到县里申请到部分旅费，赶赴上海，想赴法勤工俭学，但受到当局阻挠，没有成行，羁留上海。这时，他遇到同乡李启汉<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经李启汉介绍，结识了张太雷、罗亦农、刘少奇等人，参与筹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并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批团员。与此同时，他还随李启汉到小纱渡等处开办工人劳动补习学校，分日夜两班教课；到杨树浦一带帮助烟草工人、机器工人、印刷工人组建工人俱乐部、工人游艺会等，广泛联系工人，做工人的革命启蒙教育工作。
1920年8月以后，陈为人在上海工作的一段时期里，还积极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劳动界》写稿，发表文章和诗歌多篇。其中在《我们底劳动力哪里去了》一文中，向工人指出“那般资本家、什么老爷们、太太们、小姐们一点没有劳动，他们偏媳有那丰富的衣食，高大的房子，美丽的器具使用”，而做工的人，“有时还连一碗糟米饭都没有吃”。他又说：“那好的衣、好的食，都是我们用劳力去换来的，却被资本家劫去了”。在《今日劳工的责任》一文中，他向工人发出呼吁：“兄弟们呀！我们要减轻我们的劳苦，要增高我们的生活，要脱离资本家的奴役，要得到那‘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的乐境，这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为什么还要‘饮恨吞声’的服从那资本家，不去实行社会主义不去打破那资本家的阶级呢?”为什么不，把这视之为我们工人自己的责任呢?他这些文章尖锐地揭露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并呼咛工人阶级为摆脱这种困境而斗争。
1920年底陈为人和刘少奇等二十余人，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外国语学社，学习一段时间以后，被第一批派去苏俄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并在这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陈为人是1921年底从莫斯科奉调回国的。他回国后，被派到北京铁路工会从事工人运动。不久，还担任了中共北方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为了迅速打开局面，他用“抓一个点，带一条线”的工作方法，先集中力量把始发站的工作做好，再伸展到全线。他先后在京绥，京汉、京奉三条铁路线的始发站——西直门站、前门西站以及永定门站建立党的基层支部，培养骨干，使备线的工运工作得以顺利展开。
1922年直奉战争后，陈为人等六人被中共北京执行委员会派到京汉、津浦、京绥，京奉，陇海，正太六条铁路上工作，以交通部的密查员(后改为“视学”)的名义，实际从事党的铁路职工运动工作。他主要在正太路，有时也去京奉路。在组建好党团支部和工人俱乐部以后，即着手在工人群众中进行革命宣传和扫盲，并进行罢免坏工头和打击反动势力的斗争。
此后，陈为人多次受中共中央的派遣，到各地从事党的组织、建设工作。就在这年9月，他以中央特派员身份来到济南，经过调查研究，充分肯定王尽美、邓恩铭在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作了许多有声有色的工作”以外，还指导帮助建立山东党组织的工作，先后发展马克先等一批人入党，在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的基础上，着手建立了中共山东区支部(—说叫中央直属小组)，推动各山东党组织各项工作的进展。与此同时，山东团的工作在他的领导下也日益开展起来。
1922年12月20日，山东社会主义青年闭书记王复元(工全)给团中央书记施存统写的一封信中曾说：“白1922年9月16日成立时，为人同志任主席，计十人出席，中央已接到报告，不再资”。
1923年3月，陈为人和李震瀛等第一次被派去东北工怍。他到哈尔滨后，选择具有“色彩比较鲜明、方向比较正确”的《晨光报》为突破点，首先给《晨光报》投稿，找机会结识了《晨光报》的发起人韩铁声等进步青年，然后又充当《晨光报》记者，进一步密切了同韩铁声等人的联系，再通过他们与市内务学校、各文化团体知识界进行广泛接触，因此，也很快展开了工作。6月，他作为满洲党的代表，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在哈尔滨先后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哈尔滨支部和中共哈尔滨独立小组。
9月初，陈为人在《晨光报》上发表文章，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攻击，《晨光报》也受到哈尔滨当局的警告。于是，陈为人和李震瀛、韩铁声被迫退出报社。这时，他改弦更张，倡议创办哈尔滨通讯社，“以宣传消息，介绍文化，拥护舆论，编纂各项统计调查为宗旨”，并报请官厅批准。通讯社成立后，由韩铁声任社长，李震瀛任新闻主任，陈为人担任编辑主任。他们与哈尔滨无线电台建立联系，由电台供给电汛稿以及英、俄文新闻稿，经由陈为人，李震瀛再译成中文或加以改编，供给哈市利外埠地方报刊采用。他还用通讯社记者身份，加强同各界人士和劳动群众的联系，因而，他的工作没有因离开《晨光报》而停顿下来。与此同时，他还“以研究学术，交换知识，宣传文化、改善社会为宗旨，通过韩铁声，向官厅备案，在道里外围二道(现中医街)创办东三省哈尔滨青年学院。学院设有政治经济、文学、哲学，实业和俄文等班组，他们几人分别到有关班组任教，使许多青年通过学习而走上革命之路。
为了加强对各项工作的领导，在同年1 2月间，陈为人主持召开了中共哈尔滨独立小组和哈尔滨团支部联席会议，决定将党团员混合编成两个小组，对劳工运动、学生运动、青年工商运动和团体运动，都确定专人负责，广泛开展工作。此外，他还组建了党在东北地区的临时交通线，负责护送赴苏同志的出境工作。
这年底，由于《晨光报》内部反动分子的告密，陈为人和李震瀛奉命转移到奉天、大连等地工作。他们在南满医大组织了“木铎社”，帮助中华工学组织与全国总工会建立联系；并常到中华青年会，增智学校、三一小学去做工作。关向应、傅景阳等一批先进分子，就是在这时由他培养入党的。
1924年1月，陈为人被调到中共上海区执行委员会从事工运工作。他先后在上海、杭州等城市恢复和建立工会组织，其间，他还一度调到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协助蔡和森等编辑《向导》周报，并为《向导》、《中国青年》、《平民周报》等刊撰写了四十多篇政论和通讯文章。
1924年12月，陈为人又被调到北京，任中央北京地方执委会组织部长，后又兼任职工委员会书记。
1925年3月，陈为人曾领导了北京市一千八百多名印刷工人举行的大罢工，迫使全市二十七家报馆停止出报多日。随后，他发动京汉铁路印刷工人在东琉璃厂外太平巷一号组织工人俱乐部，相继接纳人力车、搬运、五金、机械等行业工会和电灯公司，自来水公司、财政部印刷局、电话局等工会加入工人俱乐部，并在这个基础上于1926年1月成立了北京市总工会。
为适应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在李大钊的领导下，陈为人和陈乔年等着手创办党的印刷事业，即昌华印刷厂，后改名为明星印刷局，负责印刷《向导》、《政治生活》等刊物。在担任组织部长期间，陈为人还编过小型刊物《北京工人》，并以“伟人”、“陈涛”等化名撰稿。他同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部长赵世炎一起在石老娘胡同、北京大学三院办起中共北方区委的第一所党校，仅首届学员就有二百多人，他自己还担任了党校的教员。还有一件事，是他和农委书记李怀才一道，奉命前往顺义县，发动和组织农民进行抗捐斗争。原来京东一带的农民都养有母鸡，天津外商的打蛋厂却强迫降价收购鲜蛋，使农民蒙受损失。他们通过当地党员的工作，很快将养鸡户发动起来，将蛋西运送到北京去卖，不再向东送天津外商打蛋厂，并联络京东几个县的养鸡农户都参加了这一斗争。这时，天津外商串通顺义县衙门，在通往北京的要道，层层增设税卡，强征蛋户的苛捐杂税，妄图阻止农民将蛋西运北京。为了反击这一内外勾结的欺压行为，他和李怀才经过周密部署，在一个大集日子里，组织了用“八百条扁担打税局’的抗捐行动。他们将县税局围得水泄不通，要求税局撤销税卡，并砸了税局的牌子，然后举行示威游行。这事发生后，陈为人曾一度被捕，不久，经党组织营救出狱。
1925年11月，陈为人参加李大钊领导的行动委员会，负责工人的组织工作。月底，他带领工人、学生与市民连续在神武门，天安门等处举行国民大会和游行示威。特别是第二年“三一八”惨案发生的那天，在李大钊的率先引导下，他组织各路群众，参加北京各界两万余人的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在政府所在地铁狮子胡同遭到残酷镇压时，他随李大钊一面指挥群众退却，一面布置抢救受伤人员。当晚，他参加了李大钊召开的中共北京地委、共青团北京地委联席会议，部署做好慰问受伤者和为死难者举行追悼会等工作，并坚持地下斗争。
1927年4月底至5月上旬，陈为人前往武汉出席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这时，李大钊在北京渗遭奉系军阀杀害。他闻讯后十分悲痛，除出席武汉国民党政府及武汉各界人士为李大钊等烈士举行追悼会外，在大会结束后立即赶回北京，同北京地委负责人刘伯庄一画布置“善后事宜”一面将党的文件和人员妥善转移，而自己在燕京大学坚持斗争。这年8月初，第一届顺直省委在北京成立，他负责宣传和工运。“八七”会议后，他随顺直省委机关转移到天津。这时，他与韩慧英结了婚。
1927年9月，陈为人第二次被派往东北，筹组中共满洲省委。1927年10月24日，在哈尔滨道里区十三道街48号，由陈为人同志主持召开了有哈尔滨、大连、长春、沈阳等地共40名党员代表参加的东北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我们在满洲的政纲》、《满洲农民运动决议案》满洲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两个《决议案》，宣布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成立，选举陈为人为临时省委书记兼秘书长、宣传部长；决定“临委机关”设在奉天（今沈阳），同时向东北各地党组织发出了第一号通告，宣布中共满洲省临委成立，领导奉、吉、黑三省党委。
这次会议，标志着东北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是会议并没有决定建立革命武装。
1928年1月，陈为人在沈阳主持召开中共满洲临时省委扩大会议。他针对执行委员刘相宜被捕、省委通讯机关和长春、哈尔滨、大连党组织遭到破坏的情况，在向临时省委扩大会议作的《政治党务报告》中强调指出：“每个同志都要在支部学习组织工作与秘密工作。”要依靠农民群众的发动去“取得各县的政权”，对于各种武装队伍“要用党的政策去分化改造他们”，在职工运动中，“今后要用各种方法(如拜把)接近工人，兴奋工人”，使他们不要“怕与我们接头”。“在党的组织建设中，不仅注意发展工农分子，也要发展知识分子入党"。所有这些，对改进满洲省委的工作，都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党的六大以后，中共满洲临时省委在沈阳召开的党员代表大会上，再次着重检查和分析了临时省委过去在政治指导上执行盲动主义路线错误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不分析满洲革命的客观现象，不去考察革命的主观力量，很机械地拿别地暴动政策死板应用”。“政治路线既错误，工作的路线和策略也跟着错了。” 陈为人指出，盲动主义在满洲，虽不象其他省遭到严重损失，但是脱离群众，影响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发展，影响党内同志的革命情绪，给工作造成很大损失。大会确定今后的政治任务是：“加强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力量，在反日反国民党反军阀政权号召之下，发动群众的日常斗争，扩大党的政治宣传，提高无产阶级及一般贫民的政治觉悟，建立群众的广大组织，以巩固党在群众中的基础”，“使广大群众围绕在党的周围，促进革命的发展，以准备革命的高潮”。
1928年9月，中共满洲省临委改为中共满洲省委，从此，东北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党的领导机构，有力地推动了东北三省各地党组织工作的开展。
正由于陈为人能根据满洲的实际情况，制定党的正确政策，因而使党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到1928年底，恢复和建立了奉天市委，辽阳区委，关东县委、安东特支、抚顺特支，台安特支、营口支部、沟帮子支部、延边区委、哈尔滨县委和市委组织，—共有党员270多人。
陈为人经常深入到党的基层组织和工农群众中去宣传，去工作，指导革命群众开展革命斗争。此外，如指导出版《满洲通讯》《满洲红旗》《满洲工人》等刊物；还通过短训班等方式，培养了一批党的基层干部。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在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下，东北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运、军运的斗争，日益高涨，中共满洲省委成为东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领导核心。
1928年12月24日，陈为人等14人在沈阳大东边门外土坑举行满洲省委扩大会议时被捕。他们在长达7个月的关押期间，虽经各种严刑拷打，始终没有一人暴露自己的身份和组织的秘密，敌人因抓不到证据，到1929年7月，将他们全部释放。他出狱后，会见了来东北接任满洲省委书记的刘少奇，得知自己已调工作，便催促妻子韩慧英(当时任省委妇女部长)将儿子南红抱回来，至此他才知道儿子南红已染病夭折了。他沉静了好一阵，把头一抬，说：“走吧，组织调我们去上海!”
1929年8月，陈为人来到上海，在中央军委举办的中央军事干部训练班工作。来训练班的学员，多系苏区和白区的地方军委和中央机关直接选送的干部，每期30人。周恩来、项英等中央领导同志常来训练班讲课。1930年初，他夫妇俩奉命搬家，与谢觉哉，李求实住到一起，共同担负《上海报》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陈为人和谢觉哉等设法突破敌人的重重阻挠，使六易其名的《上海报》在群众中影响越来越大。如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所指出的：“我们的《上海报》成了上海工人阶级之唯一的读物，成了上海群众中的权威，久已使上海统治阶级吓得发抖。在发行方面虽然受尽了最艰：苫的压迫，但终于不能阻止我们《上海报》的发展。”
这年8月，陈为人又奉命搬到北四川路，驻守中央机关一个据点，保证党中央重要会议在这里召开。顾顺章叛变以后，他虽几经搬迁，但始终担负着驻守中央机关据点和中央特科分配的有关交通任务，而没发生失误。
1931年春，陈为人被法国巡捕房当作政治嫌疑犯逮捕，先关在上海法租界西牢，后被引渡到龙华警备司令部。在狱中。陈为人和刘晓、谢宣渠组成支部委员会，领导狱中政治犯进行斗争，对没有暴露身份的关向应等特别加以保护。到年底，敌人仍找不到他是共产党员的任何根据，经过党设法营救，他被释出狱。在这期间，他的第三个儿子，又在贫病交加中死去。
陈为人在狱中因受刑过重，两腿麻木，并染上了严重的肺病。按照组织决定，他到刘少奇家里休养，刘少奇离沪去苏区后，他看到韩慧英和何宝珍工作很忙，就主动担负起两家孩子的。教育任务来，特别是启发他们如何支持妈妈的革命工作，还教给他们一些对付军、警特务的办法。时间久了，这些孩子们真成了妈妈完成秘密任务的好助手。
党中央迁往江西后，1932年下半年，陈为人奉命担任中央文库的保管工作。按照党组织的布置，他以一个湘绣店作掩护，白天穿着入时，以富商的面貌出现；晚上就把三楼上窗子关死，密不透光，然后，通宵达旦地工作；把文件中纸厚的改抄在薄纸上，把大字改成小字，把文件的宽边空白剪掉，把密写在小说、报纸上的文件抄下来，然后按地区，时间、问题加以清理，重新装箱，放在通风安全的地方。经他这样清理好的文件资料，共有六箱，两万多件。为了文库的安全，他一般不参加任何会议，也不与外面任何人发生关系。文件的运进调出，都由韩慧英与代号“张老太爷”的张唯—发生联系。有个时期，他们夫妇还将文件箱混在家具里一起搬到霞飞路一个白俄人家里去住，这是敌人万想不到的。1934年，陈为人夫妇的小女儿就在这里出生，玛利这个名字，就是白俄老太太给取的。
1935年2月，“张老太爷”被捕，韩慧英去张家送文件亦被逮捕。陈为人立即高价租下小沙渡路(今西康路)合兴坊十五号一幢二层楼房，安全转移了中央文库。但从这时起，他和党组织中断了联系，除了一个人担负起保卫中央文库的重任外，还要养活和照顾身边的孩子，有时—天只能吃两顿红薯度日，但又不能让房东知道。到了7月，他的生活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只得写信给在河北省一所小学教书的姨妹韩慧如，要她前来看望“重病”的姐姐慧英。据韩慧如回忆：当时她将自己积蓄的三百块银元给她交了房租。因为按时交好房租是保证文库绝对安全的首要问题。所以他一家生活无论怎样困难，总要没法交付房租。这是他对党忠诚，保护中央文库的全部意义所在。
陈为人全家合影照
韩慧英被捕后，敌人因没有找到证据，将她关了近一年，也释放了。1936年春，她到培明女中附小教书，终于和上海地下党派来的徐强接上了关系。徐强是党中央专门派来寻找陈为人的。据徐强回忆：“当时在一家饭店楼上，他对上了接头暗号后，我看到他脸色苍白，身体十分瘦弱。他正在吐血，他不敢借钱，又不敢找朋友帮忙，身上的担子重啊!即使在同我交谈时，我也明显地看出他很警惕。”
陈为人按照党中央的安排，将中央文库的保管工作交给另一个同志时，他的病情已经严重地恶化了，每天大口大口的吐血不止．为了抢救他，党组织向韩慧英交代：“只要能保住为人，需要用多少钱，就用多少钱。”还派了一个中医纪纲给他治疗，但已不能挽救他的生命。
1937年3月12日晚上九时许，陈为人艰难地走完了他一生的战斗历程，与世长辞了。时年38岁。他的遗体入棺后，停放在上海斜桥湖南会馆里。
上海湖南会馆，位于今上海市卢湾区制造局路94号附近，原址大约在今上海军供站招待所位置。此地清代称为高昌庙，湖南会馆位于高昌庙斜桥南面，时人习称“斜桥湖南会馆”。会馆创建于光绪十二年(1886)，其创建与江南制造局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堪称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军工会馆。
湖南会馆占地四亩有余，建筑面积2885平方米，当时的《图画日报》将湖南会馆列为上海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会馆建筑包括头门、正殿、偏殿和丙舍。正殿是举行祭祀活动和议事的场所，偏殿是办公场所和临时住房，丙舍是安放湖南旅沪人士殁后灵榇的场所。
会馆正殿庑梁上有一块墨底鎏金大匾，上书“吾道南来”四字。与其他湖南会馆不同的是，上海湖南会馆的主祀神不是大禹，也不是关羽，更不是周敦颐，而是瞿真人。瞿真人封为神祗，在史料中并无记载，湖南地方志更无奉祀瞿真人之说。沪上传说瞿真人是长沙的一位名医，号飧苓，隐于明末，清顺治八年(1651)羽化。瞿真人医术高明，曾活人无数，上海人多以为神。
光绪十九年(1893)，湖南会馆出资在会馆附近另建瞿真人庙，占地五亩余，位于今瞿溪路447弄1号。庙貌有大门三扇，内有大殿、楼台、东西花楼。此庙一度成为沪南地区香火特旺的庙宇之一。1916年后，湖南人在瞿真人庙中另辟有“三公祠”，专祀黄兴、宋教仁和蔡锷。上海湖南会馆的丙舍又名敦义堂，是用于停放湖南同乡灵榇之所。生老病死是人之常事，旅居异地的湖南人多靠湖南会馆来解决亲人殁后灵榇的暂厝和安葬问题。进入民国以后，上海湖南会馆丙舍的殡仪活动逐渐向湘籍以外的士人开放。如1912年12月国民政府海军总长黄钟英逝世，其灵柩停放在湖南会馆丙舍，孙中山先生亲临湖南会馆致祭。黄钟英的灵柩在湖南会馆丙舍存放近一个月，后运回福州安葬。
到了20世纪20年代，湖南会馆连同瞿真人庙，先后改为“斜桥殡仪馆”，后并入龙华殡仪馆，成为上海的重要社会服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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