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0章 何健生人生底片上最痛苦的刻痕

 

                    文革留痕

何健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再次被打入深渊。让他更为痛苦的已不再是个人的遭遇了，他的母亲和弟弟都受到了自己的牵累。

红卫兵关押何健生时，从他的住处收缴了何健生于1962年给周总理写信的手抄记录，还有周总理责成人事局研究承办的批件手抄本。红卫兵将这些信件交给了他所工作的单位造反派组织。造反派定性他是企图翻案，是“右派翻天”。

造反派根据何健生给周总理写信中说明的家庭情况，还派人专程到广东连平去取证。连平造反派随即对何健生旧宅实施抄家，又将何健生的弟弟何俊生打成了历史反革命。

何健生平时与弟弟何俊生的通信，以及早年拍摄的大量空军图片都被毁掉了。其中有记录民国空军及与日军空战时的图片资料，还有他在东北老航校时拍摄的珍贵照片。令何健生更为恼怒的是那些暴徒们粗暴地打压了他的母亲，还砸烂了1950年时政府赠送给他家的《光荣夫妻》匾额。

那是一张何健生的母亲谢石荫和家人在解放初拍摄于广东连平老家门前的旧照片。

照片用图像记录了政府派人送来了“光荣夫妻”的匾额。党和政府充分肯定了何健生与妻子邱淑仪的历史功绩。家人也感到无比的荣幸。母亲不久成为广东连平县人民公社的社员。但文革中的何健生却无法了解母亲当时的近况。

 

何健生、邱淑仪夫妇均为人民空军，1950年春节，连平县政府向何健生的母亲谢石荫（持牌匾者）授予“光荣夫妻”牌匾，此匾在“文革”时被“造反派”砸碎。

何健生是客家人的后裔。客家人的祖先源自中原地区，是从中原地区迁徙到南方各省，主要生活分布广东东部北北部福建西部江西南部。是汉民族在中国南方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客家文化一方面保留了中原文化主流特征，另一方面又容纳了所在地民族的文化精华。客家人常常以那些英才男儿为榜样，启发教育儿孙，向功勋事业有成的前辈们学习。
    客家人是一个坚强且积极进取的汉民系，容忍能力极强。尊文重教，宗乡爱国，客家人是在南方最没有区域观念的民系，是最有“国家兴忘为己任”观念的民系。从太平开国运动开始到推翻满清王朝起的中国近代史，再到新中国，可以说就是一部客家史。因为创造近代史的领军人物绝大多数都是客家人：洪秀全、孙中山、朱德，彭德怀、叶剑英……

何健生的祖上曾生活在连平县大湖镇，那是一独具特色的古老小镇，位于在南粤古驿道的沿线上，驿道的通畅带动了商贸的繁盛。位于大湖镇西南方向客家古村落中的何新屋，是粤赣古驿道沿线驿站的重要历史遗存。

何新屋始建于清康熙年间，是一座典型的客家半圆形围龙屋古村落，里面有着完整的“花灯、铜钱、官帽”等石砌图腾，寓意人丁兴旺、花开富贵，为这座围龙屋增添了更多的客家气息。

 

连平县大湖镇围龙屋古村落

该围屋的人家，皆姓何，虽称新屋，却距今近300余年，据《何氏族谱》记载，之所以称其为新，是因为何氏十三世廷任公与叶氏婚后先合创忠兴围，后由何氏十三世廷任公遗孀叶氏携4子续建新基，并将这座围龙屋取名“何新屋”。

何新屋也是独具特色的岭南客家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和红色革命文化的摇篮。

何秉钧(1878～1911)，字子衡，连平大湖油村何新屋人。何秉性刚烈，爱好武功，原是清末武秀才，因参加过“洪门”组织，当地办清乡时-逃亡到广州。后来，考入虎门武官学校。在该校就读期间，加入了孙中山先生组织的兴中会，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受到校方注意。校长曾带人到宿舍搜查他与革命党人往来的密信，幸而何为人机警，才没有出事。何秉钧从虎门武官学校毕业后，被委任为一名哨官，在广东阳江县供职。清宣统三年(1911)三月十二日，因参加反清斗争，在阳江县壮烈牺牲。国民政府成立后，何被追认为烈士，并在广州公祭。公祭后，国民政府发给抚恤金300元光洋，并置一烈士牌连同骸骨一起交其家属带回连平立墓纪念。

早在大革命时期，河源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举起了革命大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可歌可泣的战斗篇章。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河源地区爆发了闻名遐迩的紫金“四·二六”武装暴动和龙川鹤市暴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建了“海陆惠紫”“五兴龙”“惠紫河博”等革命根据地，并在紫金、龙川等地成立了苏维埃政权，成为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农民运动、举行武装暴动、建立工农革命武装、成立苏维埃政权的地区之一，因此河源又被称为“中国革命的策源地之一”。

      

图为何新屋保存完好的东门楼角，布满弹孔的楼角为抗日战争年代抗击伪军狙击战旧址。

何健生的曾祖辈从大湖镇迁移到河源后，依然保留了客家人的传统和文化。客家人是所在居住地的后来的群体,大部分肥沃的土地已被当地人居住，所以客家人的居住地都是较贫瘠的，而且为了防御外来敌人骚扰客家人的居住地，大部分客家人是靠山而居，居住地贫瘠，由此发展了抱团群居的土楼。客家人因贫穷而吃苦耐劳，客家弟子的出路就只有从军和发愤读书，所以客家人打仗勇敢、好读书且聪明。何健生自小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也就最终选择了从军之路。

客家的祖先受到“厚本抑末”或“重农轻商”的儒家思想影响，非常重视教育，受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影响，大力推崇耕读文化。因此，客家祠堂家庙横梁与檐顶之间都挂有匾额和楹联，除了一部分是颂扬先人辉煌的功绩外，大多是考取功名后炫耀族人举业和仕途的匾额。客家门匾，也是客家人的文化习俗之一。客家门匾融书法、绘画、艺术于一体，可谓是“雅俗共赏”的集中体现。而匾框里面的题词虽然只有四个字，却是经过各姓先人拟定代代相传的“姓氏成语”，具有丰富的历史和姓氏文化内涵，因此有人把它称为“微型家谱”。其内容或展示客家人迁徙发展的历史，或叙述先辈的嘉德懿行，或表达房屋主人的行为处事准则，意在褒扬先辈功绩，垂训后人创业，在造就一代又一代客家人的优秀品德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设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国家最高军事领导机关，统一领导、管理和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其他武装力量，制定军事战略方针。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是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另外，还设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一职，由朱德任总司令。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成员，除中国共产党的著名军事将领外，还包括少数党外著名军事将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设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

建国之初，新生的人民政权肩负着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政权建设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等繁重任务，国防和军队建设千头万绪。为了推动人民解放军尽快转入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制定了人民解放军第一部《队列条令》，同时对《内务条令》和《纪律条令》进行了修订，并于1951年2月颁发全军执行。这三部共同条令的颁发，对建立军队良好的内部关系和正规的内务秩序，维护和巩固军队的纪律，培养整齐划一，令行禁止的作风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为有利于领导国防和军队其它方面的建设，从1949年10月至1953年先后制定颁发了《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优待暂行条例》、《革命残废军人优待抚恤暂行条例》、《革命军人牺牲、病故褒恤暂行条例》、《民兵民工伤亡抚恤暂行条例》、《战时军法纪律暂行规定(草案)》、《志愿军战时军法条例》、《保守国家军事机密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兵组织暂行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立功与奖励工作条例(草案)》、《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任免暂行规定》等国防法规。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优抚安置立法及这些条例都对优抚对象应该享受的优待、抚恤待遇作了规定。与革命战争年代的优抚法规相比，建国初期制定的这些条例不仅更加详细地规定了优抚对象应该享有的实物、劳务、现金待遇，而且在许多民事权益和社会权益方面，为优抚对象规定了优先权。例如，《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优待暂行条例》规定，分配、出租、出借、出卖公有土地、房屋、场地等，烈军属有优先分得、承租、借用、购买权；企业、机关、学校等雇用员工，应优先雇用烈军属；政府举办社会救济、贷粮、贷款、烈军属有领取与借贷的优先权等等。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何健生、邱淑仪夫妇作为连平地区唯一一对解放军空军夫妇，给连平带来了荣耀，也是客家人的荣耀。连平县政府非常重视。连平是“原中央苏区县”，具有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于是连平地方政府决定给何健生、邱淑仪夫妇授予《光荣夫妻》“门楣匾”。

在当地每一种匾额都代表了独特的客家文化，“堂号匾”是客家人寻根意识与祖先崇拜的体现；“功名匾”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见证，充分体现了客家人崇文重教、耕读为本的精神；“商号匾” 则是匾额世俗化的一种标志，反映了客家人在崇文重教的同时亦官亦商或亦工亦商等。“门楣匾”则彰显了宅主的家世家风、政治地位、文化修养和精神面貌。因此，政府给何健生、邱淑仪夫妇授予《光荣夫妻》“门楣匾”，是对他们及他们的家人进行表彰，也是对党对军队的热爱。

遗憾的是，这块《光荣夫妻》“门楣匾”在文革中被砸烂了，何健生兄弟都蒙受了残酷的迫害，邱淑仪带着三个孩子在苦难中挣扎。何健生的母亲和亲属都沦为社会的最低层。

为了对文革混乱状况加以约束，毛泽东号召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正确对待干部，并派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还批发了多项命令、布告，以制止武斗蔓延，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国家财产。经过20个月的社会大动乱和错综复杂的夺权斗争，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批准了关于刘少奇问题的“审查报告”，给刘少奇加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主流媒体到处是宣传“文化大革命”的辉煌胜利，何健生也突然感到自己得到了解放，至少自己不再受到批斗时的皮肉之苦。他也能与家人通信了。

何健生看到一批批受冤案牵连的老干部及老领导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心中燃起了希望，开始重新提笔写申诉信。但他没有将这些申诉信寄发出去，他在残酷的政治运动中，感觉到了路线斗争中的诡异政治状况。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九大从始至终被强烈的个人崇拜气氛所笼罩。林彪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核心内容是阐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报告极力鼓吹这个理论的“伟大贡献”和这场“革命”的丰功伟绩。

何健生原以为动乱结束了，但作为“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标志着文化大革命仍然将继续下去。大会通过的党章没有关于党员权利的规定，却把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大会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林彪、江青的骨干和亲信占半数以上，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许多功勋卓著的革命家被排斥在外。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

何健生在任职空军司令部参谋兼照相科长时，是因将徕卡照相机借给时任空军参谋长王秉璋，王秉璋又将徕卡照相机送给了江青，王秉璋不仅否认有此事，他的属下反而认定是何健生贪污了这架徕卡照相机及部分胶卷，在“三反”和“反右”斗争中将他打入了地狱。这件事，对何健生来说，是永远忘不了的。何健生注意到林彪、江青在九大的地位变化，也注意到王秉璋仍然位居高位。

何健生停止了他的上诉，其中另一个原因，他得到了白起受迫害致死的消息，白起是与他一起组织策划820起义时的战友。在创建东北老航校时，白起任副校长，何健生任训练处长。比起白起的遭遇，何健生只能选择忍耐和煎熬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