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初，何健生与东北老航校的战友们在一起。右1为何健生；左1为侯书军，时任成都空军司令员；左3为王雪韵，革命先烈谭平山夫人；左5为方槐，时任武汉空军司令员；左6为郭浩，时任中国民航总局局长；左8为韩明阳，时任北京空军副参谋长。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何健生于1979年得到了平反昭雪，恢复了党籍、军籍。东北老航校的战友们奔走相告，相约相聚。
1980年代初，何健生与老航校的战友们又聚在一起，追忆起东北老航校那段难忘的岁月。
东北老航校在三年多的艰苦创业历程中，共培养出飞行员126名，领航员24名，通信员9名，气象员12名，机务人员322名，参谋人员23名，场站勤务人员38名。这些同志后来成为人民空军和民用航空建设的骨干力量。
东北老航校培养出抗美援朝一等功以上的战斗英雄18人，按立功颁奖确认时间先后顺序：华龙毅、邹炎、郑刚、张积慧、李汉、刘玉堤、王海、王天保、高月明、徐怀堂、褚福田、孟进、牟敦康、耀先、鲁珉、陈亮、侯书军、孙景华。
在抗美援朝空战烈士中孟进、陈亮、朱学才、吴奇、赵志才、牟敦康等都是东北老航校培养的飞行员。
据不完全统计，在东北老航校工作学习过的同志总共走出授将军衔及军队副军级以上干部和地方副省部级以上干部百余人，他们是(按汉语拼音排序)：安志敏、白云、常乾坤、陈明秋、陈熙、褚福田、丁园、方槐、方子翼、高月明、龚友源、顾光绪、郭浩、侯书军、胡溪涛、华龙毅、黄乃一、吉世堂、蒋天然、金生、黎明、李东流、李国治、李奎、李文模、李宪刚、李向民、林虎、林基贵、林征、刘风、刘鹤翘、刘洪德、刘善本、刘亚楼、刘玉堤、刘子立、龙定燎、吕黎平、马杰三、马文、孟力、欧阳翼、潘贵福、戚洁、阮济舟、申炳煜、施谛、宋文州、宋亚民、孙景华、王保均、王弼、王恩泽、王海、王天保、王子祥、魏坚、温奎、吴溉之、吴光裕、吴恺、吴元任、夏伯勋、夏炎、熊焰、徐昌裕、徐登坤、徐怀堂、许景煌、薛少卿、杨大伦、杨扶真、姚俊、姚长川、耀先、袁彬、云甫、张洪清、张华、张积慧、张开帙、张孔修、张毅、张执之、郑刚、周立范、朱火华、朱维斌、邹炎…… 其中张华和陈明秋都是与何健生一起参加820起义的战友。
何健生不仅与老航校的战友们又重聚在一起了，令他难忘的是又见到了东北老航校日本教官林弥一郎。
1980年何健生与东北老航校教官林弥一郎在北京留影
林弥一郎，1911年9月2日生于日本大阪府南河内郡。1932年被征招入伍，成为一名航空二等兵。1932年9月到1935年，林弥一郎经历了三年多的刻苦训练，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和飞行教官，并晋升为航空兵曹长军衔。由于技术出色，1938年5月，林弥一郎成为一名少尉候补生，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受训。当年年底，以优等成绩结束了陆士的学业，正式以陆军少尉飞行员的身份被分派到飞行第54战队担任战斗机飞行员。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不久，54战队进入中国战场参战。
1942年8月，在桂林上空，林弥一郎驾驶的97式战斗机曾经与陈纳德的P-40展开过激战，并且飞机被打了34个窟窿却成功的从战场脱离，飞回日军占领下的广州白云机场。太平洋战争中后期，54战队长期驻守北千岛的占守、幌筵岛机场，负责防御从北方来袭的美军轰炸机。日本军事力量最早的在本土防空作战中的的战绩和最早的空战损失都出在54战队。林弥一郎在54战队期间，由少尉逐级晋升为大尉，并担任第3中队的中队长。在与美军的B-24、B-25轰炸机的苦战中，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战争经验。1944年11月，林弥一郎晋升为少佐。一名普通士兵出身的军人能够晋升到校级军官，这在非常强调科班出身和论资排辈的日本陆军中属于相当少见的例子。随后，林弥一郎调往中国东北担任驻沈阳的第101教育飞行团第4练成飞行队队长，扎在沈阳东南的奉集堡机场，负责新战斗机飞行员的战斗训练和中国东北地区的防空任务。
日本宣告投降后，林弥一郎所在的关东军第2航空团第四练精飞行队不愿向苏军和中国军队投降。9月9日，大队长林弥一郎带领300余人，遗弃机场和40多架飞机，向南逃跑，于9月29日流窜到本溪以南凤凰城以北摩天岭山区。这时，八路军第16军分区21旅政委刘光涛率领一支部队，正在向凤凰城连山关一带追击敌人，他们在凤凰城西大约5公里的山中发现了林弥一郎飞行大队，于是迅速将他们包围。刘光涛政委向曾克林和唐凯报告了这一情况，曾克林随即向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作了报告。“东总”指示21旅组织精干的谈判小组，上山劝降。
中方谈判小组由5人组成，由12团12连指导员聂遵善带领，凤城县伪县长三桥(日本人)带路并兼翻译。谈判开始时，林弥一郎等深感侵华罪行严重，对向八路军投降顾虑重重。聂遵善先是指出，日军兵败军散，退路切断，下山投降是唯一出路。接着，又向日军交代了八路军宽待俘虏的政策。他说:你们虽然参加了侵略战争，但那不是你们的意愿。过去你们是我们的敌人，现在战争结束了，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我们就把你们当作朋友，以礼相待。谈判过程中，日方几次探询中方代表官衔，聂回答:“我是旅政治委员特命全权代表，官衔不大，但言必有信。”这番话使林弥一郎解除了顾虑，他召集几位日军军官商量后，决定接受我军提出的条件，下山投降。于是，聂遵善对林弥一郎说:你们愿意和平投降，我们表示欢迎，并尽可能为你们提供方便。我们为你们选定了一个离这里不远，条件稍好的宿营地，请你们明天把队伍带到那里，交出武器，八路军将举行受降仪式。
第二天，21旅派出一部分干部战士提前到达受降地点作了准备，在那里摆了一张6尺多长、3尺多宽的桌子。当林弥一郎带队来到指定地点，21旅的代表对林弥一郎说:“请你们把飞行装具放在桌子上，武器放在地上，军官的指挥刀不愿交出来的可以不交，这是对你们的诚意作出让步。”于是，日本航空队员一个接一个走到桌子前把飞行装具和武器交了出来，受降仪式就在这平静的气氛中结束了。
40多年后，林弥一郎在《我与中国》一书中回忆此事时感慨地说:“以前，在新闻片中看到的有关缴械的描述和画面，都是在对方刺刀威逼下被迫交出武器，那场面难堪之极。但在这里，我们没有看见一个端着刺刀的八路军战士，我当时最强烈的感受是:第一，一言为定的事情，对方百分之百地守信用，这使我非常感动，我钦佩这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第二，尽量回避使用'解除武器'这这个词，而用交出武器，为了不使我们感到难堪和悲哀，甚至为我们考虑了接受武器的方式。他们想得多么周到啊!”
日本航空队被解除武装后，分散居住在当地老百姓家里。这时的东北因遭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奴役达14年之久，人民生活非常困难，八路军官兵和老乡一样吃高梁米和玉米，但为了照顾日本人爱吃大米的习惯，部队千方百计到老乡那里筹买一部分大米给日军飞行大队送去。
10月上旬的一天，曾克林和唐凯在本溪16军分区司令部举行了一个欢迎会，由刘光涛政委将林弥一郎大队的十几名代表请到司令部。当林弥一郎等被带进一间教室模样的房间时，只见桌上已经为他们摆好了丰盛的中国菜。曾克林和唐凯、21旅旅长杨树元及刘光涛等打着手势请他们入座。席间，曾克林发表了简短的讲话，重申了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并表示一定保证日军的生命安全，要他们安下心来，变敌为友，与我军合作。开始，林弥一郎等担心吃了这顿饭，中国人会处置他们。听了曾克林的讲话，看到八路军干部又说又笑，不断地向他们劝酒，他们也就敞开喝酒吃菜了。
饭后，曾克林和唐凯找林弥一郎等人进行了坦率的谈话，一方面指出他们过去为日本军国主义效力，犯下了侵略中国的罪行;一方面对他们放下武器表示欢迎，要求他们回到辽阳奉集堡机场，看管和维护好飞机，随时听候我军的处置。当天，还留林弥一郎等人在凤凰城住了一夜。第二天在他们回去之前，曾克林又对林弥一郎说:这次没能请大家都来吃饭，所以给你们准备了点肉，带回去给大家吃。当林弥一郎看到是5头牛和50只羊时，惊讶得话都说不出来了。
在八路军优待俘虏政策的感召下，林弥一郎及其部下觉得生命有了保证，人格也受到了尊重，深受感动，心悦诚服地回到了奉集堡机场。
10月中旬，曾克林和唐凯将日本航空队受降的情况，向东北局书记彭真、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伍修权报告后，林弥一郎和航空队的主要人员被召到沈阳“东总”，彭真和伍修权接见并同他们谈了话。彭真说，我们共产党人一贯认为，日本侵略战争的责任，应由日本帝国主义去承担，不是一般日本军人的责任，中日两国人民都身受战争之害。这使林弥一郎等深受教育。为了表示诚意，伍修权还将长征以来一直就随身佩带的伯朗宁手枪赠送给林弥一郎，希望林弥一郎少佐能够带领尽可能多的部下加入东北民主联军。
这次受降，八路军共接收林弥一郎飞行大队各式飞机46架及各种器材和配件，此外还有17名飞行员，24名机械师，27名机械员，180多名各类地面保障人员。这些飞机、人员和装备器材，为以后人民空军的建立和发展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946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决定成立东北航空总队，林弥一郎担任东北航空总队的副队长兼参议。2月，由于发生了通化事件，林弥一郎的几名部下受到了牵连，中共通化分省委书记吴溉之曾经三次下令要求处决林弥一郎，但是反战联盟主任前田光繁坚定反对、航空总队第一副政治委员黄乃一出面做保，林弥一郎才免于错杀。同年3月1日，中共东北局成立了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林弥一郎再次被任命为主任教官。
那时，何健生是航校首任训练处长，与林弥一郎建立了很好的合作关系。林弥一郎为人民空军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航校所有人有目共睹的真实历史。
1956年8月，林弥一郎返回了日本。林弥一郎在日本也从一些过去的朋友那里听说了何健生蒙难受挫的一些消息。林弥一郎在北京见到了何健生，获知他已得到了平反后非常高兴。
林弥一郎告诉何健生：他返回了日本后，由于当时东西两大阵营对立极为严重，他及其下属处境非常微妙和困难。
林弥一郎被自己的同期生们非议帮助了中国空军建设，因而林弥一郎一直是保持沉默，很少谈及自己协助组建中国空军一事，也极少出席任何公开活动。据其下属转述，林弥一郎曾吐露其本人的真心话，说在当时二战日本投降后的极端混乱中，他的所作所为也是没有办法，他坚持说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也不后悔。
林弥一郎告诉何健生：1977年5月，林弥一郎夫妇受当时的第一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的邀请，首次访问了中国。在该次访问中，林弥一郎受到了廖承志的接见，并会晤了多名自己当年的学生。
林弥一郎访问回国后，在日本各地组织了“航七会”(即“七航校会”)，为创建“中国归国者友好会”(又称“日中友好会”，即后来的“日中和平友好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该会最多时曾有会员1000多人。
1996年，林弥一郎再次来到中国，参加纪念东北老航校成立50周年活动。1999年8月14日病逝，在他逝世一周年之际，“航七会”会员举行了隆重的追思会，称他是一位中国人民永远尊敬的空军之友。
1984年8月，北京。何健生（左一）与黄乃一（中央纪委）、华龙毅（空军英雄、广州民航局长，离休）、蔡演威（东北航校飞行丙班毕业，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专机飞行正驾驶员，离休）合影。
1984年8月，何健生北京与黄乃一、华龙毅、蔡演威再次见面叙旧。
1985年1月14日，何健生在北京饭店再次见到了林弥一郎。参加这次聚会的还有当年东北老航校留用的日本教官大隆国一。东北老航校旧好蔡演威、王中笑参加了这次聚会。
1985年1月14日，北京饭店，何健生与东北老航校旧好的合影。右起：何健生、蔡演威（东北航校飞行丙班毕业，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专机飞行正驾驶员，离休）、林弥一郎（东北老航校留用的日本教官）、王中笑（空军某师师长）、大隆国一（东北老航校留用的日本教官）。
何健生在1984年的北京聚会时曾向黄乃一询问过当年 820起义人员的情况，黄乃一无法一一作答。1985年1月聚会时，林弥一郎向何健生也提及了820起义人员的情况。何健生也无法作答。
曾在东北老航校飞行丙班毕业的蔡演威特别敬重何健生，这两次聚会，他都参加了。蔡演威曾担任过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专机飞行正驾驶员，人脉较广。为了寻找当年参加820起义人员的下落，蔡演威四处打听，终于陆续找到了于飞、张华。于飞时任国家体委处长职，十年浩劫被打断的尾巴骨已治好了，但他的爱人被迫跳楼自杀未遂，成为残废人并神经不正常。张华时任济南军区空军副参谋长。张华为人低调，处事谨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未受到冲击。
蔡云翔和吉翔于1946年6月间，相隔只有7天，先后为人民的航空事业贡献出自己的生命。牺牲后党批准为烈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员。
白起却被错划右派后被打成“反革命”，60年就被迫害致死，尸骨不知下落，死无葬身之地。78年为白起彻底平反，但故人已逝，只有永垂不朽了。
何健生与于飞、张华联系上了。于飞告诉何健生：
顾青曾在黑龙江农场劳动改造。1969年刑满后，被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留场就业。1979年摘帽。1985年，沈阳军区政治部联络部、军事法院对顾青一案反复调查核实，经总政治部联络部、解放军军事法院认定，这是一起错案，并给予平反和落实政策。同年，恢复了顾青公职，同时办理了离休手续。
顾青一案，让何健生陷入了痛苦的回忆之中，抹不去的记忆，让他寝食难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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