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校参议兼飞行主任教官林保毅
1946年3月中旬，黄乃一接到总部通知，与通化地区的四所军事学校的领导一同去汇报工作。航校三委书记黄乃一和军大校长何长工、炮校校长朱瑞、炮校政委邱创成一起到了抚顺，当时工兵学校因故未到。
由于国民党向南满发动进攻，通化地区形势日益吃紧，总部领导只简单地问了几个学校的情况，还没等大家详细汇报，就明确告知：总部决定4所军校，立即到南满选址，准备转移。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黄乃一在总部专门去找了伍修权，提出自己年轻，缺乏领导经验，不懂航空技术等，希望能委派原中央军委延安航空组组长王弼同志任政委。
伍修权告知：王弼已经带着十几个人去了北满，准备办航空机械学校。这也是王弼当时没有安排在老航校领导班子名单之中的原因。
黄乃一就建议，应该先集中人力、物力，空、地勤在一起，先办好一所航校，以后条件具备了，再分开办。
伍修权答复：待航校转到北满后再说吧。
黄乃一回到通化后，向航校领导班子传达了总部有关要求航校迁移的情况。按照总部指示，航校立即派人去北满的齐齐哈尔、佳木斯、牡丹江等地了解机场情况。
通化老航校在通化刚成立时，不仅要面对国民党飞机的轰炸，而且生活非常艰难，来不及修建校舍，不少人仍分散住在老百姓家里，有些是住在日本人家里。航校后经过努力，才借到一些空房当集体食堂，但里外通风，不等吃饭，菜都冻得冰凉。
各地党委知道这些情况后，对航校迁移北满都表示欢迎并愿意予以协助。最后经总部批准，航校选址选择牡丹江。当时牡丹江机场的房屋虽然全被炸毁了，但跑道完好。
牡丹江省省委大力支持，将伪满时的市公署办公大楼和附近一些小楼房，划为航校做校部。
这些房屋都遭到了严重破坏，木制门窗、甚至有些木制隔墙和地板都被拆走了，需经修理才可以居住。不远处的一栋较好的楼房划给了学生队。
东北老航校初创时开办的飞行教员训练班和机务教员训练, 于1946年3月在通化同时开班。航空飞行教员训练班和航空机务教员训练班开办时，老航校的教学条件极端的简陋、艰难和困苦，在世界航空史上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正当东北老航校在通化准备开始飞行训练之时，国民党军队向东北大举进攻，侵占了沈阳、辽阳、铁岭，直逼四平，形势骤然恶化。国民党空军的飞机频繁地轰炸通化机场，企图把初生的航校扼杀在摇篮里。航校教学训练更需要有个比较稳定的环境。
为了保存实力，避免损失，“东总”决定通化地区所有军事学校立即向北转移。
1946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提出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指示精神。中共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急令航空学校迅速撤离通化，向北转移到牡丹江一带。航校坚持了边疏散、边防范、边进行训练的方针继续工作。
4月15日通化航校开始分别从空中、地面转场牡丹江。在转场期间，航校遇到敌机轰炸、铁路中断、敌特破坏等困难。数十架敌机在我航校机场上空盘旋扫射，轮番轰炸，将航校能飞的十余架飞机炸毁了六七架。因航校于4月迁移牡丹江,训练班无法正常运转。
准备起飞转场的三菱“九九”式高教机
但是在1946年4月中旬，在四平战役吃紧的情况下，东总决定：航校由通化搬迁到牡丹江。航校军政委员会研究决定，将暂不能修复的飞机，大部分航材、航油等，先装上一列车运走，到牡丹江后，迅速准备机场和房屋，为飞机转场和训练做好准备。
于是航校校长常乾坤带领全校人员从空中、地面同时进行转移。航校被迫从通化开始向牡丹江搬迁。
4月21日，常乾坤在通化机场指挥飞机转移。突然，国民党空军15架轰炸机，在战斗机的掩护下，轰炸扫射半个小时之久，老航校有7架飞机受损和几个人受伤。
留在通化的航空飞行教员训练班同志继续组织飞行训练，然后把能飞的飞机分批转场至牡丹江，剩下的人员和物资，随后撤离通化。航空机务教员训练班中断了办班。
张华回忆说，当时通化航校开办的这个航空教员训练班，鉴于当时的形势变化，已经无法顺利进行了。训练班没有实质性运作，又临时更名为飞行班，张华被临时指定为班长，这个没有学员的飞行班承担了飞机转场的主要任务。张华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协助中日航空人员之间的语言交流互动，身兼翻译科长。其中一个原因是面对工作和生活的艰苦及敌机的轰炸，航校在沈阳临时吸收的两个充当临时翻译的伪满国高学生，相继脱离部队逃回了沈阳。
因为当时距离通化暴动刚过两个半月，留用的日本人刚刚恢复自由，他们惊魂未定，地面没有雷达和导航，通讯设备，让他们驾驶飞机空中转场，太危险了。
发生通化事件后，林保毅一度被怀疑是暴动主谋之一。
黄乃一等航校主要领导，不相信林保毅会是“暴动的主谋”。他以自己对林保毅的认识和感觉，举出许多实例来说明暴动与林保毅无关，黄乃一坚持要尊重事实，因为误杀好人是违背毛泽东同志教导的。上级几次表示要处决林保毅，都被他拒绝了。当时在黄乃一出面作保下，林保毅才免于一死。
在航校校长常乾坤的建议下，经过航校领导的慎重研究，认为这些日本友人既是经过了严格审查决定留用，那就应该信任他们，不能怀疑和歧视。
参加飞机转场的飞行员都是日本人，日本飞行员驾机转场是一件大事，常乾坤校长亲自负责，他让张华协助配合相关工作。临时担任飞行班班长的张华，只是以这个名义可以参与安排日本飞行员转场。常乾坤校长叮嘱张华要信任日本航空人员，同时对他们的思想动向予以关注。
航校领导最终作出决定：让日本飞行人员参加空中转场。于是飞行技术很好又懂得日语的飞行员张华、顾青直接参加了驾机转场工作。并努力与日本飞行人员加强沟通。
对于共产党在通化创办航校一事，国军十分害怕。在通化迁移牡丹江时，他们经常出动飞机对航校通化机场营区进行扫射和轰炸。
有一天，林保毅在转场时刚刚降落，4架国民政府战机就从远处迅速飞来，一阵扫射过后，林保毅座机的尾部中弹起火。
此时，林保毅突然想到还有一架转场的飞机没有落地。他拿出信号枪，拼命对着天空打信号弹，同时还摇动小红旗，但空中的飞行员没有看到，继续下滑。
这时，4架国民政府战机轮番攻击，转场飞机随时有被击落的危险。
就在这紧急关头，林保毅看到50米外停着一辆用于启动发动机的特种汽车。他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向汽车，跳进驾驶室，将车开进了跑道，并加大油门飞驰起来，汽车排气管随之冒出股股黑烟。
国民政府飞行员以为是飞机降落，都追着向他开炮。
驾驶转场飞机的飞行员在空中发现敌情后，用超低空钻山沟的战术悄悄溜走，飞到了预备机场安全降落。
林保毅的英勇行为被传为中国空军史上的一段佳话。林保毅也用自己的行动在证明自己的清白。
在从通化飞往牡丹江的转场过程中，不仅是飞机的转移，还有一些文件、档案和报刊信息资料的转移。张华在接受任务和转移相关资料时，根据自己的预测是直线航行，但日本航空人员测定的是S型航线，需在中途停留。并告知张华中途机场旁边有一片桦树林，可作为转场中途定位目标。
张华驾机转场时到达了中途定位点，但找不到那片桦树林，因为时值黄昏，当地居民点燃了炊烟，浓浓的炊烟掩盖了那片桦树林。
张华驾机绕着机场定位点转了一圈后，开始低空飞行，终于目测到那片桦树林，也看到了停机跑道。飞机平安落地，完成了任务。
在将近一个月的空中转场中，所有的日本飞行员都认真负责地把飞机从通化安全地飞到指定的地点：牡丹江航校的海浪机场上。他们中间还有几个空地航空人员在这次驾机转场中献出了生命。大冢机组的4个航空人员驾机转场飞向牡丹江时，中途撞山遇难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从通化向牡丹江驾机转场接近尾声时，张华与一名日本飞行员驾机转场时，飞机刚起飞，尾部就发生故障，机翼左右晃动，飞机不得不下降，放弃了这次行动。
能飞的飞机都已经转场牡丹江了。这个临时转场飞行班的“光棍班长”张华就在通化机场找到了修理厂厂长陈静山。当时，从延安派到通化航校的有关单位领导干部，各带一批日本航空人员到东北各地加紧搜集飞机、油料和航空器材。期间，张开轶等人在吉林的东丰飞机场搜集了30多架九九高练飞机，在朝阳(今辉南)机场搜集了10多台发动机、20来架飞机(九九高练和少量隼式飞机)，在公主岭搜集一批发动机和螺旋桨，并接受了一个愿意参加革命的私人小机械工厂。在哈尔滨孙家机场搜集了一批战斗机，又接收了两个小机械工厂。在抚顺搜集了一批油料；在铁岭日军的秘密仓库抢运了几百箱航空器材和设备。但通化仍有一些待修的飞机和航材零件。
张开轶等人又赶到通化，准备运回待修的28架飞机和临江的两车皮零件。
张华指着那些待修的飞机问陈静山：这些飞机中有没有修好的？
陈静山指着一架英格曼初级教练机说：这是刚修好的，但还没有试飞过。
张华对这架英格曼初级教练机反复查看了几次，并询问了相关技术参数。
这时，校长常乾坤走了过来。张华就对常校长说：我想驾驶这架飞机转场，能多转场一架就多转一架。
常乾坤对张华说：你开过英格曼吗？
张华说：没有。这架飞机刚修好，还没有试飞过。早晚都得试飞，我就算是提前试飞吧。
常乾坤非常相信张华的飞行技术，也非常相信陈静山的修理技术。他想了想，说：好吧。我们一定要在牡丹江见面。
张华坐上了英格曼初级教练机，挥手告别了常乾坤、陈静山，也告别了通化。
这架英格曼初级教练机后来成了牡丹江航校复飞时的主要教练机。也是从通化起飞转场牡丹江的最后一架飞机。
经过航校全体同志的努力，终于在短短的几天内，把绝大部分能飞的飞机从空中转到了牡丹江，不能飞的飞机和器材也陆续抢运到了敦化、延吉等地。张华也完成了常乾坤校长交给的飞机转场任务。
林保毅等当时归降的这支日本航空队，共有飞行员近20人，机械师20多人，机械员70多人，通信、气象等其它各类地面保障人员近200人。他们在创办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搜集飞机、航材的工作中，拆、卸飞机、搬运航材、把这些航材装、卸马车、装、卸火车、从火车上把它们卸下来，再装、卸马车等一系列又脏又累的体力工作和技术工作，开始时主要也都是日本人做的。
由日本航空人员共同参与的通化航空飞行教员训练班和航空机务教员训练班，也就此划上了句号。
英格曼初级教练机
当时牡丹江原有三个机场，但均被苏联红军破坏，只有海浪机场跑道依然完好，适合航校使用。航校即于1946年4月全部转移到牡丹江畔的海浪机场。
1946年5月15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从通化转移到牡丹江后，黄乃一到东总汇报请示工作。
在这期间，东总确定王弼调返航校，任航校政委。常乾坤仍任校长。他们都是曾在苏联学过飞行、领航和航空工程的专家。东总同时拨给航校电台及所需机要、报务人员。
黄乃一闻知这一消息，非常高兴。他在回校途中与王弼带着电台人员及机器，一起绕道去了佳木斯察看机场。
王弼和黄乃一在佳木斯拜会了时任佳木斯市市委书记张闻天，并提出，如果形势发展需要时，航校很有可能迁往佳木斯。张闻天对我党有了第一座航校，十分高兴。他表示，航校如搬来佳木斯，将给予大力支持。
从佳木斯返回牡丹江途中，当王弼、黄乃一乘坐的火车抵林口时，前面铁路已被土匪切断，不能再继续前进了。
黄乃一就用所带电台，向牡丹江军区发报，请他们通知航校派飞机到林口来接行。
在等待飞机的时候，王弼一行察看了当地一家最大的火锯厂，也就是木料加工厂。这个厂原先同日本人掌握，现在与其它厂一样，都有停工了。
王弼说，我们修理牡丹江校舍时，缺乏木材，以后这个厂不仅可以为修建牡丹江航校提供木材，还可为将来迁往东安修房提供木材。
黄乃一于是就决定派航校管理科科长蒋金庭到林口组织这家火锯厂恢复生产。
没过多久，蔡云翔、何健生驾驶一架运输机飞到了林口，将王弼、黄乃一一行人员及电台等接回到航校了。
转场牡丹江后，白起副校长和蔡云翔教育长、副教育长蒋天然，向常乾坤校长、王弼政委建议：培养我们自己的飞行员和航空技术人才，这是党中央和东北局的意图，也是我们的光荣任务。要飞机上天，首先要有各种航空技术人才，要有飞行教员，要有教领航、机务、维修、气象等方方面面的人才。为了争取尽早开始航校教学和训练，应该在现有人员基础上选择一批曾经懂得并有实践经验的航空人员进行复飞训练。
常乾坤校长、王弼政委同意并支持这个建议，但一连串的难题也摆在航校领导们的面前。
当时通化航校已开办了一个飞行教员训练班和一个机务教员训练班，但由于迁移牡丹江，因此没有实质性运作。
常乾坤、白起和蔡云翔等校领导于是确定在此基础上先开办飞行教员训练班和机械教员训练班。这两个训练班的学员其实都有驾驶飞机或领航、机务、维修、气象方面的实践经验和实际技能。只要经过短期复飞训练，就能立马恢复技能，重返蓝天。
蔡云翔对常乾坤说：“820机组人员原先就是经验丰富的飞行员、领航员、机械师和地勤人员，让他们复飞是很简单的事。问题是我们需要培养更多的飞行教员，有了飞行教员才能带教出更多的航空人才。因此，我们开办这两个复飞训练班，是培养自己的航空教员。能开飞机，并不一定能成为飞行教员。”
常乾坤非常支持蔡云翔的想法。因为当时使用的基本上都是日式教练机，因此可由留用日籍人员担任教员，进行教学训练。
常乾坤与白起商定，仍然按东北老航校在通化成立时的飞行教员训练班的架构办法，进行组织管理和教育训练。
带飞训练可仍然由林保毅、蔡云翔、吉翔三人负责。
当时通化航校已开办的飞行教员训练班，由于迁移牡丹江，这个班并没能正常运作。现在这个班可以在牡丹江继续办下去。名称改为复飞教员班,学员仍然是通化成立时的飞行教员训练班12名飞行员,他们是刘风、王琏、魏坚、吴凯、张成中、许景煌、谢廷杨、欧阳翼、张华、于飞、顾青、秦传佳。
担任复飞训练班的教员由校参议兼飞行主任教官林保毅和教育长蔡云翔、飞行科科长吉翔三人负责。其中带飞训练的日本教员有林保毅、黑田正义、平信忠雄、系川正夫、长谷川正、加藤、宫田、山本、大澄、木暮，带飞训练的中国教员是蔡云翔、吉翔。
这两个训练班由训练处长何健生具体协调和落实相关业务。
复飞教员班的培训目标是未来的空军高级指挥员。为了加强党组织对这个训练班的政治指导和思想教育,王弼政委提议让副教育长蒋天然兼任这个训练班的班长，刘风担任训练班的党小组长。
复飞训练的飞行教员训练班是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最早的空军教员培训班，目标是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让这些曾经的飞行员重新复飞跃上蓝天。训练班党小组长刘风除了与党员密切联系,也经常关心非党学员的思想,邀请他们参加一些政治学习活动。王弼政委还专门讲过课。
王弼政委说,参加首批复飞训练的飞行教员,大部分是来自延安的干部，其中还有一些地下党员,曾经在国民党的航空学校学习过,这些干部可以成为骨干力量，政治强，技术好。还有就是820起义的那些同志，他们原先就是飞行员、机械员，复飞时间不用太长。他们能从汪伪空军起义到我们的队伍，要相信他们、帮助和支持他们。
王弼政委说,蒋天然要带好这个班，就得注意关心学员的团结。刘风不仅要多关心全体学员的政治思想工作，还要协调和处理好与日本教员们的关系。
在东北老航校全部从通化转到牡丹江前后，常乾坤校长除了一面进行安顿，一面立即挑选原来学过飞行，估计能在最短时间内就能担任飞行教员的人员，同时也挑选航空机械和机务管理人员。
那时航校的领导班子很团结，很快就达成了一致意见。经过认真仔细的挑选，这些人被确定后就组成了两个教员训练班。即复飞教员训练班和机务教员训练班。机务教员训练班也是在通化时开班的机械教员训练班基础上组建的。
王弼政委说，6月1日是航校在牡丹江正式开学的日子，这两个复飞教员训练班和机务教员训练班也同时正式开课。
急于想复飞的副教育长蒋天然兼任复飞教员训练班的班长, 蒋天然便提出，这几天，我们都闲着，能否现在就开班？蔡云翔也说，已经落实了参加复飞训练的学员名单，随时都可开学。何健生认为，这两个复飞教员训练班和机务教员训练班的学员都急于开班，关键是教员和教材不足。
对此，王弼政委征询常乾坤的意见。
常乾坤对王弼说：为解决教员和教材问题，我们可以带头并动员全校所有懂航空理论和飞行技术的干部，兼任一些课程，并动手编写新的教材。
王弼政委同意并支持这个建议，表示自己也可在这方面支持和配合。
副校长白起则提出可让训练处处长何健生为整个复飞训练提出训练计划，包括培养目标、学习课目、时间安排和教学进度。同时进行相关协调，并物色和挑选未来需要培养的新学员。
何健生不负众望，经过精心组织安排，因此在1946年6月1日牡丹江航校正式开学前，飞行教员训练班和机务教员训练班便在5月下旬提前正式开课了。何健生还特邀蔡云翔和吉翔兼任复飞教员训练班的飞行教员。复飞教员训练班开班后，学员为能重上蓝天，都十分激动。
1946年5月下旬，在通化航校二个航空训练班基础上，开始复飞教员训练班和机务教员训练班讲课。
由于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有些从延安来的八路军学员，刚上课时很不适应，对日本教官存有民族仇恨情绪和抵触心理。飞行教员训练班成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成员，原是汪伪和国民党空军起义飞行员，有些八路军学员与这些起义过来的学员，在思想上和生活细节上也存在不少隔阂。
如何正确对待日本教员和起义过来的学员，这已是一个必须明确的事。为此，王弼、常乾坤也请示过伍修权。
在通化筹建东北老航校的过程中，伍修权在布置飞机器材及航空油料的收集、组织日方技术人员修复破损老旧飞机、航校学员选调等事宜时，就作了明确强调。伍修权曾在第一次航空委员会会议上说：“我们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在东北创办航校，当务之急就是为创办航校创造条件。鉴于目前形势和具体条件，办航校不能照搬外国的办法，也不能照搬国民党的办法，我们没有那样的条件，不能等什么都有了再招生，再按部就班进行教学和训练。”
由此，伍修权提出打破常规、加快建校的指导思想，要求尽快接收学员；他还提出教职员一齐动手边建校，边训练，在最短的时间内，培养出我们自己的飞行员和机务人员。
伍修权多次强调：在东北老航校创立和建设的过程中，除了中国共产党自己培养的航空人才，以及归降的日本航空人员外，还有一支重要的力量，那就是从汪伪空军起义而来的飞行员及相关的技术人员。
由于航校中构成人员复杂，为团结全体干部学员办好航校，伍修权还就正确对待起义人员和日本留用人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针。
伍修权说：“对待起义人员要始终抱着热情欢迎的态度。我们要知道他们起义过来并不容易，要冒很大风险，起义后应该得到信任，安排工作后要有职有权。要真心关心他们，深入了解他们的思想和经历，帮助他们提高革命觉悟，使他们早日站到革命立场上来。对他们的缺点、弱点和生活作风上的问题，不要求全责备，不要操之过急，要做好耐心细致的工作，但也不能放任自流；对他们的历史和社会关系，要客观分析，正确对待，不要追究历史责任。”
正是在伍修权的支持和鼓励下，林保毅担负起航校参议和主任教官之职。林保毅还担任了飞行教员训练班的教员。在他的带领下，这些日本航空技术人员，以后又有不少人分别担任了飞行和机械教员。白起、蔡云翔、何健生、吉翔等起义人员也放下了包袱，全力投入航校队伍建设。
党小组长刘风和班长魏坚根据伍修权和王弼的指示，认真对来自延安八路军的学员做思想工作。要求这些学员虚心向日本教官学习航空知识，对起义人员也要团结帮助。
但意想不到的事却接二连三地发生了。
在飞行一期乙班学员们基本掌握飞行理论后，6月开始了正式飞行训练。当时根据实际情况和学员的各自特点，训练班的12名学员分为3组，有的飞英格曼初级教练机，有的飞九九高级教练机。
1946年6月7日，飞行一期乙班接校部通知：“今天飞行”。
飞行一期乙班学员们在中灶饭堂（当时的空勤灶）吃完面条后，都回宿舍穿上了布飞行服，戴上了白帆布飞行帽，乘车到了机场。
由于当时形势紧张、条件艰苦，各种航材和飞行设备都非常缺乏。教员和学员们只好用普通的风镜代替飞行眼镜，自己动手用布缝制飞行服和飞行帽。飞行学员穿上了布飞行服，戴上了白帆布飞行帽，便都是自己动手制作的。这在世界航空史上也可算是一个奇迹了。
其实，就连那些所谓的教练机也是世界之最了。没有保险伞，就用麻绳做保险带；坐垫和靠垫是用麻袋填上谷草做成的……如此简陋的航空设备和条件，当登上飞机时，飞行员就已经与危险为伴同行了。
那天的飞行科目是“航线起落”，规定每人飞四个起落。
由日本教员林保毅带飞的学员是魏坚，飞的是九九高级教练机。
飞行训练开始时， 飞行科长吉翔教员带飞的学员是许景煌，飞的是英格曼初级教练机，他让许景煌试飞，当飞第三个起落时，他发现飞机发动机转数不够，于是就飞下来检查修理。
当检修好后，吉翔准备带飞许景煌第四个起落时，学员王琏说话了：“该我飞了，你已飞了三个起落了，如飞机再坏，我们今天就飞不上了”。 王琏是朝鲜人，后来担任朝鲜空军司令员。
当时，其他学员也和王琏一样，都想先飞，都想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迅速掌握和恢复飞行技术。
这下，许景煌急了：“按规定每人飞四个起落，我才飞了三个，应该再飞一个才对啊”。
最后，飞行科长吉翔决定仍带飞许景煌。没想到飞机起飞后，在第一个转弯前，飞行高度还不到100米，发动机就又发生了故障，油门已推满了，好长时间，飞机还拉不起来，失去了动力。待飞机快要冲出跑道时，才渐渐地离地上升。
转第一个弯时，飞机还很正常。可是，转第二个弯时，飞机发动机就停车了，螺旋桨不动了。
这时应该利用飞机的余速，顺着飞行方向降落在宽阔的田野里。但吉翔一想田野还是有些不平，虽然人不会撞伤。而飞机一旦被碰坏，碰坏一架就少一架。这时，他想到的是爱护飞机比爱护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航校飞行科长吉翔 带飞学员许景煌
吉翔为了保全飞机，就告知许景煌做一个180 ْ转弯，回场着落。因而许景煌就转向机场，准备飞向机场降落。但是当转弯时，飞机的余速已消失，随着飞机立即失速，操纵系统失去了作用，飞机朝向机场上的洋灰铁筋筑成的飞机堡，这一撞，飞机撞扁了。前座舱的仪表撞到吉翔的脖子上，吉翔为培养人民空军自己的飞行员，为开拓和发展人民航空事业而当场牺牲。
后舱的许景煌被大家抬到地方医院，医生看到许景煌满脸是血，胸脯、下腹的血也把飞行服湿透了。医生检查了一阵说：“不要住院啦，没有希望了”。
这话把校务处处长李连富同志急坏了，立即向医生问：“他死了没有”？
“还没有”。
“没有死为什么不收”？
“收也没有用，迟早问题”。
“既然还没有死，一定要收留”。
院方终于把许景煌抬上二楼病房里。
经过三天三夜的检查、治疗，许景煌终于慢慢的清醒了。看到魏坚、谢廷杨二同志在病房里日夜轮流照顾许景煌，使许景煌十分感动。连续守护他的日本女护士是日本教员黑田的妻子。
苏醒后的许景煌，这时想起的第一件事，就是焦急地问训练班班长魏坚：
“吉翔同志怎么样？”
“稍微受点伤，很快就会好。”
“飞机一定撞坏了，坏一架少一架，对不起党。”
“飞机稍微撞了一下，修理厂已修好了。现在，同志们天天飞啊。”
“我的伤好了，还要飞行，不知身体还适合飞行不？”
“医生说你身体很快就能恢复，可以再飞行。”
魏坚这些回话使许景煌感到无限慰藉与希望。
政委王弼、副政委黄乃一、校长常乾坤、副校长白起
和刘风、何健生等许多同志经常来看望许景煌，首长和同志们的关心与爱护使许景煌念念不忘。
许景煌躺在病床整整25天，经医生鉴定：内脏受到重创，多处骨折，胸廓已经变形。已不适合飞行。
许景煌是随常乾坤和延安抗大工程队的同志一起来到航校的，他是在延安时期就最早参与中国航空事业建设的开拓者。航校迁到牡丹江后，航校领导决定让他学习飞行，将来当飞行教员。
当许景煌深沉在失望之际，校长常乾坤给许景煌对他说：“参加建设人民空军，什么工作都需要，飞行没有油料、器材的保障，也是飞不成的。现在飞机、器材和油料很缺，需要很多同志来做这工作，经研究安排你今后去做这项工作。”
于是，许景煌就接受了这项工作。
吉翔是820起义时的地面起义人员。他的飞行技术在当时的中国飞行员中也是较好的，所以让他担任了航校飞行科科长和飞行教员训练班的带飞教官。
没想到，吉翔牺牲才一个星期，航校教育长蔡云翔在飞行中也出了重大事故。
当时，国民党继续进攻南满，通化地区吃紧，原在通化的东北币还没能北运，北满又急需钱。由于梅河口铁路交叉点屡遭敌机轰炸破坏，铁路运输经常处于中断堵塞状态。总部指示航校派飞机去通化往北满运东北币。
航校领导研究决定并报东总总部同意，派飞行技术最好的蔡云翔去执行这项重要任务。
蔡云翔驾驶双发运输机从牡丹江起飞后，到中途站敦化着陆加油。
敦化军分区司令部正好有几个干部南调，顺便搭机去通化。由于人和行李较多，还带了几桶准备回程用的汽油，飞机超载了。从敦化起飞后，飞机爬高就很困难了。
蔡云翔便选择在一片原是森林、后失火烧光，从空中看来似乎较平坦的地方迫降。不幸飞机撞在一棵树桩上，飞机随即爆炸起火，全机人员遇难。
事故发生后，航校派副政委顾磊率领事故调查组前往敦化，在敦化军区的协助下，沿航线地面及现场做了详细访问、调查，得出了上述判断，并带回骨灰和遗物。
蔡云翔、吉翔的牺牲，是东北老航校的重大损失。
航校报请东总总部批准，追认蔡云翔、吉翔为共产党员，定为烈士。老航校召开了追悼大会。两人都安葬在牡丹江的北山南麓，并在面对大路的位置上修建了墓碑，纪念他们在人民航空事业奠基工作中所作出的贡献。
蔡云翔、吉翔双双折翼魂归蓝天，使老航校沉寂在悲伤之中，与蔡云翔、吉翔一起生死与共举义参加人民军队的昔日同事，更是悲痛欲绝。
航校教育长蔡云翔葬礼
兼任飞行教员的蔡云翔、吉翔先后牺牲，给教学又增添了难度。为了继续坚持复飞训练，尽早培养出自己的飞行教官，副校长白起和训练处处长何健生主动请缨，两人都是与蔡云翔和吉翔一起从汪伪空军起义来到东北老航校的同事。白起、何健生都有熟练的飞行经验，丰富的航空理论，也都担任过航空教官，因此他们完全能胜任复飞教员训练班的飞行教官任务。
在校长常乾坤和政委王弼、副政委黄乃一的支持下，白起、何健生替补了蔡云翔和吉翔复飞教员训练班的飞行教官空位。白起、何健生与林保毅等日本带飞训练教官一起，担任了第一期复飞教员训练班的教学任务。
老航校从通化转移到牡丹江畔的海浪机场后，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校长常乾坤和政委王弼、副政委黄乃一为了能培养更多的飞行学员，让他们尽早得到系统学习，决定提前结束飞行教员训练班和机械教员训练班。于是在通化开学的飞行教员训练班和机械教员训练班于6月初结业。飞行教员训练班使用的飞机为“英格曼”初级教练机和“99高级教练机”。飞行时间每人平均约41小时。
东北老航校由此完成了第一批飞行教员和航空机务教员训练培训。经过短期训练后，这些曾经飞翔过蓝天的飞行员很快重新飞上了蓝天；一些曾经具有机务专业技术知识的专业人员，结合当时的航材、设备等条件，学习到新的知识。这二个班的学员都是老航校培养的航空教官，有些教官在训练班学习期间还同时担任学员训练班的教员，并承担执教任务，开始培养第一批飞行学员和航空机务学员。这是中国空军史上，完全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前所未有的航空人才培养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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