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章 参加上海军管接受两航起义人员亲历记

两航起义飞机北飞示意图

1949年5月，何健生在上海亲历了接受两航起义的航空器材和起义人员的那段历史。当时，他被任命为上海军管会空军部秘书处办公室主任，同时兼任接受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机航组军事代表。

1949年11月9日，发生了两航起义。两航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次成功的爱国主义革命斗争。“两航”系原中国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航空公司”或“中航”)与中央航空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央航空公司”或“央航”)的简称。

中国航空公司，1930年8月1日正式成立。由国民政府交通部与美商中国飞运公司订约合营，总资本为国币1000万元，中方股份占55%，美方占 45%。1933年4月，飞运公司将股权转让美国泛美航空公司。1945年7月中、美双方合约期满，12月续签新约5年，中方股份增至80%，美方减为 20%。公司最高权力机构为董事会。1947年5月起，刘敬宜任第11任总经理。中航在其成立、存在的20年间，始终得到国民政府的支持和所给予它的优惠条件。在技术设施和业务经营方面都领先于其它航空公司。

中央航空公司前身为欧亚航空股份有限公司，1931年2月正式成立。由国民政府交通部与德国汉莎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合办，总资本为国币300万元，分 3000股，中方认购2000股，德方1000股。1933年8月资本增加到510万元，中方持3400股，德方持1700股。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1941年7月，中德两国中断外交关系，同年8月，国民政府交通部接管了“欧亚”的德方股份，并改为国营。1943年2月，国民政府交通部与航空委员会合作改组“欧亚”为中央航空公司。同年3月，中央航空公司正式成立，陈卓林为总经理。

经过抗日战争后期的“驼峰空运”和抗战结束之后的“复员运输”，到1948年，两航的运输业务已有很大发展。这一年年底，两航共拥有C-46、C- 47、DC-3、DC-4和CV-240型飞机近百架，空地勤人员6780人，成为国民党政权的重要空中交通工具。因此，当时两航的动向对国民党军事运输乃至整个国共双方的战场形势起着至关紧要的影响。

当时，停在香港启德机场的两航飞机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这一重大事件使饱受战争创伤的广大民众要求停止内战的呼声日益高涨。上海工商界人士、爱国民主人士亦呼吁尽快恢复北平—上海间的航线。

2月，中共中央香港分局负责人潘汉年、夏衍及驻香港的中共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张骏祥、蔡景超、于伶等人，通过中航香港办事处处长、我党地下工作者何凤元，与刘敬宜商谈中航飞机通航北平事宜。此时，陈卓林与营运组主任邓士章商议归向人民阵营，并利用派飞机送民众团体商谈代表之便，密托央航南京站专员雷仲仁到北平接洽。

3月，中共中央社会部上海情报委员会书记吴克坚通过央航副总经理查夷平，与陈卓林、陈文宽(副总经理)、邓士章取得联系。

4月，国民党方面和谈代表团成员张治中等人，由南京飞北平参加国共和谈。和谈破裂后，该团代表经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劝慰留居北平。我党通过关系，利用央航飞机于4月23日秘密将张治中的夫人和家属共9人从上海送到北平。为此，国民党追查此事，由于我党事先已有预防和安排，查夷平19日借病回苏州，陈卓林20日避居香港，邓士章在沪被拘留一天后保释。

其实，何健生对陈卓林并不陌生。陈卓林与何健生同为广东人。陈卓林原是华侨巨贾之子。早年毕业于美国寇蒂斯航空学校。1923年旅美华侨飞行家杨仙逸受孙中山先生委托，在美购置飞机和航空器材，陈卓林与在美学习飞行的林伟成、黄光锐、聂开一等人应邀一道回国。后任广东航空局飞行师。1924年，孙中山在广东大沙头创立广东飞行学校，陈卓林任飞行教官，何健生曾是这个飞行学校的学员。1928年，陈济棠控制广东，重新改组空军，陈卓林任空军司令部参谋处长、参谋长。两广事变时，陈卓林对陈济棠联络桂系军阀反蒋不满，遂与蒋介石派的陈庆云、周至柔联系，1936年7月18日广东空军六个中队，飞机70余架北飞投蒋。何健生是广东空军轰炸员，也随队归附了国民党空军。陈卓林与董光锐则于同一天分乘五架教练机从广州到香港，后转到庐山，得到蒋介石的口头嘉奖。1943年3月，中德合办的欧亚航空公司由交通部接管，并更名为“中央航空公司”。陈卓林由空军方面委派担任总经理，查镇湖由交通部委派任副总经理。陈卓林也与我上海地下党组织达成默契，成立了央航保管委员会，计划隐藏一部分器材并拆散一些飞机，但被国民党情报人员发觉，留守委员会主任顾乐邨等被捕，国民党派军警强押央航器材南迁，致使原计划未能全部实现。

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机构纷纷南迁，中共地下党组织积极开展反搬迁、护产迎接解放的工作。刘敬宜撤离上海。

刘敬宜，字本义，河南开封人。1897年出生于一个小作坊家庭。1914年小学毕业后，适逢河南省政府招考留美预备生，他以优异成绩被录取。后考入密西根大学攻读航空工程学。1922年回到祖国。他立志要开创中国的航空事业，以此拯救中国。初在东北大学任教，后出任河南省实业厅长。1928年结识了张学良，在奉军三四方面军任参谋。刘敬宜的生平夙愿是：希望有一天看到中国人自己制造的飞机在祖国的蓝天上翱翔。抗战爆发后，刘敬宜主张在武昌南湖边上建立飞机制造厂，先装配训练机，然后再制造战斗机。因各方面的牵制破坏无法实现。1941年12月日军袭击珍珠港，日美宣战。刘敬宜作为中美航空问题的首席联络员绕道飞往华盛顿，并兼任中国驻美使馆航空顾问。1947年秋，国民党交通部给新上任的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敬宜发来急电，要求中航除了维持主要的航线外，其余的飞机投入抢运军用物资。刘敬宜为人生性耿直，不畏权势，自尊心极强。在国内的几番变故，已使他领教到在国民党政府中办事难的滋味，对官场中的黑幕亦有所认识，他渐渐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产生不满。

早在上海解放前的5月1日下午，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敬宜离开上海，飞往香港。他给在上海留守的人员留下了一些美元、黄金和银元。刘敬宜撤离上海时，采纳机航组副主任赵际唐的意见，给公司顾问杨柳凤预留了在上海解放后才能启封的一件密示，嘱届时将中航公司留沪的设备、财产清点造册，妥善交给当地新政权，并指定人员负责联系、交接等工作。

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后，上海军管会空军部成立，蒋天然任部长，并兼任中央两航空公司起义首席代表。何健生任秘书处办公室主任，还兼任“两航”接管代表。何健生在整理相关资料时发现了这封信后即上报蒋天然，蒋天然将这封信上报上海军管会主任陈毅和副主任粟裕。陈毅和粟裕判断刘敬宜是一个可以争取的对象。粟裕司令员指示蒋天然和军管会空军部：我党必须采取正确的政策，以争取刘敬宜、陈卓林两位总经理。

陈毅和粟裕并上报中央，建议接管两航留守人员和机构时，设法组织“两航”同时起义。

周恩来接到陈毅和粟裕的上报后，他让华东局寻找认识刘敬宜的人，结果发现了吕明同志和查夷平先生。

吕明是浙江永康县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考入国民党空军，曾在杭州笕桥机场学过飞行轰炸，何健生与他是校友。吕明随后被选送美国学习驾驶B—25型轰炸机。其时刘敬宜任国民党空军在美国训练飞行员总领队，所以吕明称刘敬宜为老师。吕明于1945年回国后任杭州笕桥航校飞行教官。1948年为配合上海解放，打入上海市警察局。

查夷平先生原是中央航空公司的副总经理，和刘敬宜先生有过来往。

周恩来召吕明和查夷平到北平。周恩来亲自向吕明、查夷平布置了从香港策动“两航”起义的任务，要查夷平代表他欢迎刘总经理和陈总经理回来参加祖国建设。周恩来还告诉吕明、查夷平到香港后有事可与张铁生先生取得联系。那时张铁生是中共港澳工委书记，乔冠华是早于张铁生的香港工委负责人，对策动“两航”事业起义都做过大量的工作。

受周恩来委托策动这次起义的吕明和查夷平一起秘密到了香港。此前，中共上海地下党已通过各种渠道与“两航”内的党员取得了联系。1949年6月，乔冠华通过中共香港地下党组织与中航内部的党员见了面，具体部署策动起义的计划。乔冠华并在一次秘密地安排下，与刘敬宜进行了一次交谈。吕明、查夷平到达香港后，就和何凤元（中航香港办事处主任）等组织了一个领导起义的工作小组。鉴于蒋介石下令“两航”迁往台湾，他们给“两航”上层做工作，鼓励他们发动职工成立港九民航工会，延缓和阻止“两航”迁台。

6月，吴克坚接到中共中央指示后，布置中共中央社会部驻香港工作人员朱汉明与陈卓林取得联系，做争取工作。吴克坚、祁式潜将工作关系转给中共中央华南分局香港工委外事委员会支部书记任以沛及朱汉明。任以沛、朱汉明与何凤元联系，并布置了策动两航起义的任务，开始着手做争取刘敬宜的工作。6月10日，港英民航处通知中航，须于一个月内将中航飞机大修厂与发动机修理厂迁出启德机场。原以上海为基地的两航，于1948年年底起陆续迁离。中航总公司一部分迁往台南，总经理率主要部门机航组等则迁到香港。央航总公司迁往广州，发动机检修股迁往香港。

何健生非常清楚：当时中共华东局便向中央军委写了《争取两航公司的工作报告》，提出策动两航起义的建议。周恩来根据国内时局的变化和两航的向背作用，作出策动两航起义的决策，并指定由李克农负责，时任周副主席办公室副主任的罗青长具体办理。何健生则同时兼任接受伪中央航空公司机航组军事代表，负责接受两航起义的航空器材和起义人员。

7月，新华社驻港分社负责人乔冠华报经中共中央同意，通过何凤元的安排会见了刘敬宜，向他指出，“搬回去，是中航唯一的出路”。

8月，央航总公司又迁到香港。此时，两航的航线急剧萎缩，运输业务比 1948年下降了60%。两航迁到香港后，同英资航空运输企业之间业务利益的矛盾更加尖锐化了。港英当局又先后下令征用中航两处厂房，并限于8月15日移交港英当局。8月17日中航被迫停航两天，以示抗议。经国民党政府和美方董事交涉无效后，刘敬宜通过《大公报》费彝民先生主动与香港我党工作人员交换意见，希望借助我党的力量与港英当局抗衡，《大公报》发表了陈耀寰以“姚驰原”笔名写的《透视中航公司——看迫迁修理厂问题》文章。这期间，刘敬宜曾拒绝泛美航空公司欲将中航并吞的阴谋。8月24日，吕明、查夷平到达香港后，与港澳工委和香港地下党的有关部门取得了联系。

1949年8月25日当天，从香港赶往广州白云机场的李福遇准备去观察机场警卫状况，之前经过中共地下党的成功策动，他已开始着手驾机起义准备。

李福遇时任国民党中央航空公司副驾驶。抗战期间，李福遇曾任国民党空军轰炸机中队长和蒋介石专机的副机长，1945年10月11日，结束重庆谈判的毛泽东搭乘“美龄号”返回延安，专机机长正是李福遇。

李福遇在机场停机坪溜达时突然发现，自家航空公司1架C-47型客机舱门大开。他四下张望，警卫杳无踪迹，上机看油表，居然满格。没人知道年轻的李福遇当时真实的心理状态，或许是归乡的情愫压倒了对前路艰险的预估，他没有一刻犹豫，即刻强行起飞。塔台呼叫、劝阻、警告均无效，C-47直刺苍穹，消失在南国湛蓝的天空中。经5个多小时飞行，李福遇在南京安全降落。李福遇起义后，受到蒋介石训斥的央航总经理陈卓林大为光火。

李福遇在上海龙华机场讲述其归来的心迹

1949年9月26日，上海龙华机场。狭长的礼堂陈设稍显寒碜，然而气氛却是热烈。李福遇身穿簇新人民装、左胸佩戴部队番号标志，走上讲台：“我是国民党的空军人员，干了十年，1945年我从重庆驾驶飞机送毛主席回延安，在那里住了一夜，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8月25号上午九点二十五分，当我安全的在白云机场起飞后，心中快活得无法形容……”何健生参加了这次大会。

李福遇归来后，两航策反地下组织接到周恩来总理的直接指示：两航起义的方式必须从之前的单机策反向整体起义转变，以防打草惊蛇。

9月初，吕明和查夷平、朱汉明、何凤元、陆元斌、陈耀寰组成起义工作核心小组。吕明向他们传达了周恩来和中央军委对策动两航起义的指示。核心小组进行了分工，吕明、查夷平负责争取两航总经理和飞行员的工作；何凤元负责争取刘敬宜、中航总公司的中层干部和中航香港办事处人员的工作；陆元斌负责争取飞行人员和中航机航组人员的工作；陈耀寰负责争取央航中层人员和两航基层及港九民航工会的工作；朱汉明负责与北京的通讯联络工作。对两航公司的上、中、基层人员同时开展策动工作。上海军管会空军部部长蒋天然则亲自布置相关接受任务，秘书处办公室落实具体工作，何健生由此与陈耀寰、朱汉明接触较多。

9月12日，国民党政府交通部长端木杰等到港催逼中航迁台。9月13日，港英当局又征用07号跑道以南中航仓库，步步逼驱。中航员工从上到下都不愿迁台，营业难以继续。9月下旬，何凤元及刘敬宜的秘书、联谊课负责人吴景岩建议刘敬宜去找共产党。经费彝民介绍，吕明、查夷平与刘敬宜洽谈起义事宜，刘敬宜没有明确表态，犹豫不定。在此期间，上海市军管会主任、市长陈毅派出工作人员张志鹏、中航顾问杨柳风到香港，也对刘敬宜做过争取工作。

起义工作核心小组在中航对总经理刘敬宜做争取工作的同时，开展做中层人员的工作，通过中层骨干所掌握的业务部门和系统，以行政渠道的合法形式推动执行，为面上的工作开展提供了隐蔽性。这些中层骨干，有党的工作基础，爱国、事业心强，具有专业技术特长，深受上层信赖，与基层关系密切，形成策动起义的中坚力量，配合核心小组，以下促上，争取刘敬宜总经理，促使刘敬宜终于下定决心参加起义，率众北飞。

央航的情况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推动中层，形成合力，控制全局的。对央航的策动工作，开始主要是对上层和基层做工作。吕明、查夷平到港后当天就会见了央航总经理陈卓林，并转达了周恩来副主席欢迎陈回国参加祖国建设之意。在广州解放前后的有利形势下，陈卓林谨慎地向本公司上中层人员布置准备起义的工作。但出乎陈的意料，在上中层及飞行人员中遇到不少阻力。央航召开基层骨干会，研究依靠基层，团结中层，争取上层的策略。在陈卓林总经理的直接授意下，央航成立了迁建委员会(后更名为“非常委员会”)，逐步把上、中、下三层力量凝聚一起，成为统一行动的领导组织，有力地推动了起义的思想发动和组织工作。

在起义的发动工作中，在党的领导下，核心小组通过港九民航工会的配合做工作。纠正某些单纯福利主义倾向，把工会工作纳入两航起义行动，使工会的执、监委员和积极分子成为起义工作的骨干，形成一支重要的力量。

起义领导核心小组除反复研讨行动方案，确定方法步骤和实施措施外，还深入两航人员中召开骨干会，指导技术行动部署，协调各部门的行动配合，排除各种困难，顺利完成北飞前的诸项准备工作。起义前，两航设法陆续将在外地的飞机调回香港，撤回在台湾的技术骨干；起义前一天下午，对留港的所有飞机按预先准备的方案进行技术停飞处理，起义当天两航全部班机停航。11月5日，吕明、查夷平搬进九龙半岛酒店，成立起义指挥部，并在机场附近的太子酒店设立联络点，一切准备就绪。

北京时刻在关注两航起义准备工作。周恩来总理多次召开会议研究有关问题，最后一次会议是10月底，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北京市军管会主任聂荣臻、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副政委、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军委华东航空接管委员会主任兼上海军管会空军部部长蒋天然等领导参加。周恩来总理传达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决定，批准了两航起义时间、飞机降落地点、具体飞行计划、机场选用的安排； 批准了接待刘敬宜、陈卓林两位总经理和北飞人员的工作方案； 安排了届时由新华社发布两航起义的消息； 研究了对两航的政策及其总公司、分公司设置、机场使用和经营方式等。为防止国民党空军破坏，有关地区部队专门做了充分准备。

会后，蒋天然立即在上海军管会空军部作了布局，具体任务由秘书处落实，办公室主任何健生深深感受到任务的艰巨和责任重大。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香港各界爱国人士欢欣鼓舞，客观形势对发动两航起义工作更为有利。在何凤元的建议下，电讯课课长华祝等中航中层筹划起义的骨干借讨论中航前途之机多次劝刘敬宜起义，刘敬宜仍迟疑观望，没有表态。

10月25日，刘敬宜应蒋介石电令赴台“述职”，险遭不测。接着，端木杰又电令刘敬宜、陈卓林11月5日赴重庆“商谈问题”，陈卓林已获悉国民党要对他们二人下毒手，拒不受命，刘敬宜也不敢再入虎口。当时已有蒋介石要撤换刘敬宜、陈卓林的风声，加之传闻英国政府将承认新中国，中航在港资产会受到保护，使刘敬宜彻底放弃了对国民党的幻想。在此期间，吕明等反复向刘敬宜陈述利害，陈卓林也以两公司休戚相关，催刘敬宜速作抉择。  

11月7日晚，何凤元、吴景岩拿着部分中层骨干已签名的中航起义宣言文本，找刘敬宜恳谈，言明已联络好了200多名骨干员工，控制了中航各主要部门，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完成，表明举事的坚强决心，敦促刘敬宜领导起义，否则“我们将被迫采取单独行动”，才促使刘敬宜首肯。刘敬宜同意起义，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殷切召唤和中航员工由衷敦促的结果，也是其身受港英当局和国民党政府威胁的结果。他终于在爱国心、事业心的驱动下，作出脱离国民党政府、归向人民的正确选择。

11月8日晚9时，陈达礼主持召开中航北飞人员预备会议，传达了北飞日期、时间、航线安排等事项。

起义人员名单

1949年11月9日，4时半，中航陆维森、华祝、央航楼阅秉、徐文良等到机场担任现场指挥送飞机，并妥善地避开局外人，使机组和随行人员顺利办完起飞前的各种手续，登上飞机。6时，12架飞机陆续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中国航空公司10架，中央航空公司2架。刘敬宜、陈卓林、吕明、查夷平等人乘央航潘国定驾驶的CV-240型(空中行宫)XT-610号飞机，于当日12时15分到达北京西郊机场，其他11架飞机由陈达礼领队，飞抵天津张贵庄机场。两航在香港的2000多名员工通电起义。

部分起义人员和家属在抵达天津后合影留念

中央人民政府和周恩来总理到北京西郊机场欢迎的有李克农、刘亚楼、空军参谋长王秉璋、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和民航局局长钟赤兵等领导及有关人员。当晚，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宴请刘敬宜、陈卓林一行。

11月12日，毛泽东主席电贺刘敬宜、陈卓林和两航员工，赞扬他们“毅然脱离国民党反动残余，投入人民祖国怀抱，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希望他们团结一致，为建设人民航空事业，并为保卫留在香港的祖国财产而奋斗。

毛泽东主席电贺刘敬宜、陈卓林和两航员工的信

同日，周恩来总理致函两航员工，宣布两公司受中央人民政府管辖，任命刘敬宜、陈卓林分别任中航、央航总经理。

新华社、《人民日报》发表了《欢迎两航空公司起义》的社论，并指出：“对于将在两公司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民航空事业，表示无限的信心。”周恩来总理特电嘉勉参与策动两航起义的同志。

周恩来电贺刘敬宜、陈卓林和两航员工的信

11月15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会见并宴请两航起义北飞全体人员，他说：“我们欢迎两公司的起义，因为这是具有无限前途的中国人民民航事业的起点。”他号召“两公司的全体人员努力克服前进途中的困难，坚持自力更生，而不要对帝国主义者存任何幻想”。

两航公司在起义北飞成功后，立即通电国内外各办事处、航站，电令保护好财产，号召尚待解放地区和海外员工策应来归。中航澳门电讯课、工厂、材料库员工积极响应，庄重签名加入起义行列。央航曼谷办事处员工致函，绝对拥护起义。中航、央航昆明办事处员工，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秘密响应起义，进行护产斗争，迎接解放。台湾、海口的部分两航员工闻讯后，冲破国民党的阻挠，赶赴香港报到参加起义行列。中航曼谷、仰光、海防、加尔各答、旧金山等办事处和航站员工，纷纷响应起义，相继策应归附人民祖国。

起义后，中央人民政府民航局即着手两航留港、澳人员复员事宜。何健生主要负责和联系中航复员上海人员，同时负责两航在上海的护产抢运任务。从1950年1月16日起，央航复员广州，中航复员天津、上海。到1950年底，累计香港两航公司复员广州、上海、天津的员工共1725人，直系亲属2474人，总计4199人。

何健生回忆这段往事时，难忘当初起义人员对他讲述的故事：

那是1946年盛夏，国民党空军的5位飞行员走进新街口的一家冷饮店，发现里间一张桌子旁坐着的两人十分面熟。这不是周恩来先生和邓颖超女士吗?飞行员们对共产党主张和平民主的真诚态度非常敬佩，早就想见见中共代表周先生，不想在这里巧遇。他们推选一位叫林雨水的飞行员作为代表，一同前去面见周恩来。林雨水对周恩来说:“我们都是归国华侨，是回来参加抗战的，现在日本人已经投降了，可是国民党又要打内战，我们都不愿意中国人自相残杀。”周恩来客气地给他们让座，并说:“为了实现和平民主，我们正在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你们这些年轻人都很爱国，解放区也有许许多多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希望你们有机会到解放区看看。”谈话进行得愉快而随和，5位飞行员很想请周恩来签名留念，但因为身上都没有带笔记本，只好从口袋里掏出5张全新的500元法币，请周恩来在上面签字。周恩来欣然应允，掏出笔在法币上写下了“周恩来”3个字。这次偶遇，让5位飞行员进一步了解了共产党的和平主张，同时也坚定了他们向往光明、要求进步的决心。内战全面爆发的第二年，他们都毅然脱离了国民党空军。在香港，林雨水进入了中央航空公司工作。1949年11月9日，原属国民党政府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爱国职工发动震惊中外的“两航起义”，驾机从香港飞回大陆。驾驶中央航空公司525号客机的正是林雨水。当年底，周恩来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两航起义”人员。席间，周恩来说:“让你们那位带着亲属一起起义的同志坐到我的身边来。”林雨水高兴地起身向周恩来走去。周恩来立刻叫出了他的名字，并像老友重逢一样紧握着他的手高兴地说:“你到底到解放区来了。”

1949年11月15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宴请两航起义北飞人员。

何健生回忆说，两航起义归来的大批技术业务人员，后来成为新中国民航事业建设中一支主要技术业务骨干力量，两航人员是新中国民航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1950年，“北京”号（两航起义原“空中行宫”CV－240型XT－610号）机长、军委民航局总飞行师潘国定与“北京”号飞机执行“八一”开航时的情形。在两航起义中，时为央航机长的潘国定驾驶该飞机搭载两航总经理由香港直飞北京。机身上的“北京”两个字为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

中国民航在1950年8月1日开航，1956年5月试航拉萨成功，盲降设备试制，改建天津张贵庄机场、武汉南湖机场，兴建首都机场中，无不体现两航起义人员钻研技术和勤奋工作的优良品质。

两航起义两航起义的成功，轰动了港九各阶层，震撼了蒋帮，引起国际注视。两航爱国员工首先高举义旗，直接影响了港九的资源委员会、招商局和中国银行等27个国民党在港机构相继起义，起了示范和带头作用，加速了蒋帮的分崩离析。在政治上、经济上给予国民党政权以有力打击。对国民党在政治上、军事上是一个重大打击，切断了国民党政权的西南空中运输线，为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创造了条件，加速了解放全国大陆的进程。

全部起义飞行人员抵达天津后，在天津市人民政府睦南道招待所合影

令何健生感到痛心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有“两航”起义人员，几乎无一漏网地从精神到肉体地遭到摧残。 造反派们说，你们所谓“起义”回来，是因为在香港混不下去了。
　　事实是怎样呢？何健生说，公司南迁到香港，“两航”员工大部分在香港是租住房屋，但是飞行员们租住的都是别墅。他接触过的潘国定此时收入已经是2400多美金了，其他人员的收入也在1000美金以上.怎么会还有混不下去的问题。
　　

1950年8月1日，“北京”号机组在广州白云机场起飞前合影，史称“八一开航”，左五为潘国定。

当时何健生负责中航复员工作，对那时的情况十分了解。你若不想回大陆、也不想去东京，只想留香港，那也好办，到英国人那里，照张相，填一张表，上午去，下午就给你香港身份证。他们在国外、本地，到处可留，但无人问津，相反，都争先恐后地回到一贫如洗、一穷二白的新中国，难道真是被“共产主义”理想所折服？也不是很多航空公司员工，根本就不知什么是“共产主义”，自然也不会有那么高的觉悟。最重要的是，他们愿意放弃优越待遇、条件，目的只有一个：回家，回大陆，只有回到新中国，航空公司和个人才有发展前途。
　　很多起义人员对何健生说：当年刚一迈过罗湖桥，回到新中国，就感觉处处是新气象，每个人都兴奋得很。在从广州开往上海的火车上，很多女同志就扔掉高跟鞋、换下旗袍、剪掉卷发，什么口红啊眉笔的，都扔了。革命了，从此不再颠沛流离了，多好啊！
　　起义归来不久的两航人员，都安排进学习班学习，何健生也为他们讲过课，讲共产党的历史和新中国的建设。

不久，正好赶上抗美援朝，上边号召捐款，很多起义归来不久的两航人员把金笔、金表、金边眼镜都献出去了。那时的人，没私心，党怎么号召怎么就怎么做。每个人都拼命工作，希望早日洗脱在旧社会中的污点。
　　可悲的是两航人员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到了整肃。 如果问“两航”人是什么时候开始遭难的？有的说是在“文革”，也有的说是在“反右”。实际上，“三反五反”时，就开始了。只是在“文革”中，普遍受到的是“肉体”上的催残。

实际上，何健生也没能逃脱政治厄运。他记住了当年一位起义人员对他说过的话: 在喧嚣和浮躁中，需要沉静和淡泊。高山无语深潭无波，绚烂至极归于平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