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局航空委员会秘书长黄乃一
在回忆东北老航校创建史时，相关报道和研究资料往往会说中共中央曾从延安先后调动了三批赴东北的干部，这是事实。但不能忽略了还有一支由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人民自治军先后选派的干部队伍参与了东北老航校在通化的创建工作。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我们的军队吃够了敌人飞机轰炸、扫射的苦头。在无数指战员倒在敌机的轰炸与扫射的时候，我们多想有一支自己的人民空军。但是在艰苦的战争中，我们既没有起码的物质条件，也没有起码的技术人才，建立自己的空军，只是遥远的梦想。自9月开始，中共中央组织部从延安航空组、抗大机械工程班、中央自然科学院、俄文学校等单位，选调30多名航空技术干部，准备分批从延安快速启程开赴东北创办航校。
这支队伍共有20多名干部参加了创建航校的工作。当时毛主席、党中央决定调动军队和干部，挺进东北，建立东北根据地。在延安，号召大家报名，中央党校一、二、三、四、五部一千多人响应，黄乃一也积极报名参加赴东北干部团。彭真同志在延安主持会议，刘少奇致欢送词，欢送赴东北干部团。
在延安时期和东北老航校的筹建和发展过程中，黄乃一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见证人。黄乃一曾用名黄小平，1916年10月出生，重庆江津人，重庆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系肄业。1938先后在山西民族革命大学三分校、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大队学习，任宣传干事。同年9月任延安鲁艺戏剧系助理、党支部书记。1939年9月任太行第三分区辽县独立团政治处主任。1940年12月后任太行第三军分区武装部部长、第六军分区武装委员会副主任。1942年7月至1943年1月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党校学习。1943年3月至1945年8月去了延安，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二部学习。1945年11月至1947年10月任东北航校副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
蒋介石把宝押在了杜聿明身上。1945年8月31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收复东北各省处理办法纲要》，任命熊式辉为行营主任、杜聿明为保安司令；东北局势变得十分紧张。 “沈阳航空队”的工作也日渐困难。 同时，因为国民党军逼近沈阳，本溪也很不安全。
1945年9月2日延安赴东北干部团出发，经张家口，11月初到达沈阳。彭真已乘苏联顾问的飞机先期到达沈阳欢迎干部团的到来，并作了东北形势的报告，要求赴东北干部团克服各种困难，去争取胜利。
东北局组织部找黄乃一谈话，说伍修权同志写了一个条，要挑选一个干部去筹建航空学校，条件是“四条十个字”，即“政治强、身体壮、年轻、聪明”。东北局组织部推荐了黄乃一，伍修权同志“选中了”。听了这样的选择条件，黄乃一感到责任重大，如果真要自己去筹办航校，自己决不能辜负组织上的信任。
11月9日，东总任命延安干部黄乃一为航空队政委，与刘风、蔡云翔、林弥一郎共同管理沈阳航空队的工作。当时除正式宣布黄乃一为政委外，其它领导干部都没有正式任命。但当时都将刘风、蔡云翔叫做队长，将林保毅叫做林部队长。
11月10日，彭真同刚任命为新组建的沈阳航空队政治委员黄乃一谈话，要他带一批人到通化去筹备航空学校。彭真要他到航空队后，首要任务是先发动群众搜集航空器材，组织日本技术人员抓紧修理飞机，学过飞行的同志要尽快恢复飞行，熟悉和掌握飞行技术，为航空运输和建立航校创造条件。彭真交待了对日本留用技术人员的工作方针，指出林保毅的部队受法西斯和武士道的毒害较深。但他们既然答应帮助我们培训飞行员，就不能把他们当俘虏对待。在生活上要优待，人格上要尊重，工作上要严格要求，思想上尽力帮助。这批人究竟能为我们工作多久，能否尽力地为我们工作，一方面要看整个形势的发展，另方面更重要的是要看我们的工作。
当时，彭真已接到中央通知，一批从扬州驾机起义的飞行人员蔡云翔等，以及参与此次策划起义的何健生、白起、吉翔、陈静山、秦传佳等空地人员，地面起义成功后，也将到东北参加筹备航校工作。
彭真向黄乃一介绍了这些人的情况后，提出了对起义人员的工作方针，指出：对待起义来归的人，要始终保持热情欢迎的态度。有的人历史、社会关系复杂，最关心对他们是不是信任。我们须知，起义过来很不容易，要冒很大风险，起义后应该得到信任。工作安排要使他们有职有权，敢于大胆工作。我们应该信任他们，要深入了解他们的思想和经历，了解不是为了追究历史问题，而是为了帮助他们提高革命觉悟。我们一定要耐心细致地帮助他们克服缺点、弱点；对生活、作风上的问题，要教育启发提高觉悟，不宜操之过急，也不能听任自流。
为了做好这些起义人员的思想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和作用，在黄乃一到沈阳航空队任政委的当天晚上。总部参谋长伍修权找黄乃一谈话。他问了黄乃一的简历及工作情况后，同意他去沈阳航空队，并说第二天彭真同志还要找他谈话。可见东北局和党中央对筹建航空学校，对党的航空事业有多么重视。
彭真和伍修权谈话的内容大致相同。他们讲了沈阳和整个东北的情况及战局形势。也讲了中央对在东北办航校的条件分析和决心。
关于“沈阳航空队”当前的任务，他们提出：主要是发动群众搜集航空器材；组织日本机务技术人员抓紧修理飞机；学过飞行的同志要尽快恢复飞行，熟练和掌握飞行技术，为航空运输和建立航校创造条件。
他们着重对航空队当前的主要任务；对起义人员的工作方针；对日本技术人员的工作方针；以及对筹办航校在招生和训练工作方面的方针等，都有作了明确而具体的指示。但都对黄乃一特别交待了筹建航空学校的各种政策。
彭真指出：日本人十分强调“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林保毅能率部投降，部队也表示愿为我们效力，这说明他在部队中是有一定威望的，部队还是听他的话的。要教育争取所有的日本留用人员，关键是做好他的工作，使他心悦诚服。
伍修权指出：林保毅的部队，受法西斯和武士道貌岸然的毒害较深。现在之所以答应为我们效力，主要是由于日本战败，他们一时无路可走，为了生活，迫不得已，而不是自愿，更不是什么觉悟。他们是经我军说服，才向我们缴械投降的。尽管如此，但他们既然愿意帮助我们培训飞行员，当老师，我们就不能把他们当俘虏对待。
伍修权又特别提出了对日本留用技术人员的工作方针：生活上优待，人格上尊重，工作上严格要求，思想上尽力帮助。
伍修权还语重心长地对黄乃一说：这批人究竟能为我们工作多久？能否尽力地为我们工作？一方面要看形势的发展；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看我们的工作，看我们能不能按照党的正确方针政策，做好教育争取工作了。
1945年11月14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同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东北地区航空工作的领导，决定在原来“沈阳航空队”的基础上，正式成立 “航空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参谋长伍修权亲自担任，秘书长是黄乃一，委员有王弼、常乾坤、刘风、蔡云翔、林弥一郎。委员会主要任务是领导沈阳航空队，筹建航校，要求发扬抗大精神，尽快接受学员，边建校，边训练，用最快的速度，在最短的时间内培养出我军自己的飞行员和机务人员。
说起人民空军的建立，不能不说起伍修权。
许多人都知道伍修权在革命战争年代，曾给李德当过翻译，曾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任过处长，在延安中央军委作战部、东北军区工作过；解放后又在外交部、中联部和总参、中顾委工作过。但是不知道他与人民空军、海军的建立还有一段密不可分的经历。但更多的有关论述中国空军和东北老航校历史的研究报道，几乎都忽略了中共空军史上的东北局航空委员会。
彭真和伍修权的这些话，显然是针对如何正确对待“建国号”起义人员说的。因为这是一支在筹建航校时唯一的起义航空队伍。
1945年11月，彭真同志指示：“要尽快赶到通化筹建航空学校，注意争取日本航空人员，埋头苦干，培养干部。”
11月15日，国民党军杜聿明率第13军、第52军进攻山海关，10天之后攻克锦州，一路向北，兵锋直指沈阳。杜聿明迭电蒋介石，要求速派大军北上。蒋介石遂将其五大王牌中的两支精锐——新1军和新6军，都交给了杜聿明，一并被派往东北战场的还有卢浚泉的93军、陈明仁的71军、曾泽生的60军。
1945年11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全线进攻东北，挑起了内战，局势发生变化。随着山海关、绥中、锦州、锦西
的相继失守，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陆续退出一些大中城市，总部决定撤离沈阳。11月下旬，东北局和东总撤出沈阳，并迁驻本溪。后又迁抚顺。
此时，沈阳航空队也奉命撤出沈阳后，先驻辽阳，后迁奉集堡，并奉命再迁移通化。
在局势急剧变化面前，东北局航空委员会按照上级指示，作出了决定：全体筹建航校的空、地人员撤离沈阳奉集堡，先驻辽阳，后迁宫原，再移通化。
黄乃一刚到航空委员会和沈阳航空队，便与先行从延安到达东北的第一批航空人员刘风、蔡云翔、田杰、陈明秋、顾青，以及林弥一郎等投诚的日本空军人员一起，组织人力，寻找航材，他们从辽阳、营口、鞍山、大石桥一带，搜集了十余架飞机和一些航空器材。
沈阳航空队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就进行了几乎是连续的三次大搬家。
1945年冬，筹办航校的各路人马开始向吉林通化开进。
经东北局同意，常乾坤则率领从延安来的第三批北上航空人员王琏、刘玉堤、李汉、于飞等，迅速赶赴通化进行校址建设。
为赴各地搜集航材,由东总签发的中俄文军用证明书
为确保王弼等顺利赴各地搜集航材,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林彪于1945年12月给王弼签发了中俄文军用证明书：“兹有中共中央军委空军组主任王弼同志率领航空员二十八人由本部往本溪湖公中带，沿途军警机关部队查验放行并协助前进！”
此时，王弼率领刘风等部分人员，继续分赴延吉、牡丹江、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等东北各地搜集航空器材。
1945年11月底，龙定燎随常乾坤、王弼等30多人，从张家口场站出发，途径承德、阜新、法库……，行军途中，航空队人员深知白手起家办航校的艰难，沿途“捡破烂”，搜集日军和国民党废弃破旧飞机和航材，以备筹建航校之用。行至东北铁岭附近的平顶堡时，发现了一个日式发动机翻修厂。这个发动机厂是日军修建的，日军投降后，厂里留下了100多台活塞式汽油发动机，还有不少修理用的仪器仪表、设备、各种备件、航空时钟、铝管、消防器材等航材。航空队如获至宝。
常乾坤立即部署：由尹才升带领几个人清理这批航材，由龙定燎具体负责联系车辆和押运人员，并立即组建了一个7人航材运输队，尹才升和王琏牵头，留下龙定燎、林征、史久一、欧阳翼、刘耀西，负责将工厂有用的航材运往通化。其他人先行北上通化。
当时东北形势十分紧张，国民党部队已经进驻了铁岭县城，铁岭到通化有四五百公里路程，不通火车，又没汽车，这么多航材怎么尽快运走？成为了航材运输队的最大难题。
负责联系解决运输和押运安全的龙定燎，拿着路条首先找到了当地驻军24旅参谋长，部队虽然没车，但给了一个连的警卫兵力，一个排负责修理厂警卫，两个排负责押运。
龙定燎随后找到铁岭县委书记叶季壮，当时铁岭人民政府被迫也在往乡下转移，也没有车辆，但经过周转，解决了两千多元钱（红军票）作为路费和运费。
警卫和经费解决了，但部队和政府都没车，航材怎么尽快运走？经过反复考虑，运输队决定借用老百姓的大车。龙定燎又去找到了开原县委书记龚友源，解决了50辆大车和几百个豆饼（马料）。
在后来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运输队先后动用了300多辆大车，分批把航材先运到威远堡后，再用小火车运到西丰，在西丰又雇大车运到四平以西的西安，最后在东北民主联军后方勤务司令部协助下，装火车运到通化。
运输队的尹才升、王琏和刘耀西3人，在接受清理好航材运到威远堡后，就离开运输队追赶到海龙与常乾坤会合。
之后，运输队由龙定燎带领林征、欧阳翼、史久一，4人于1946年2月将全部器材安全送达到通化。这批运抵通化的航材是东北老航校建校初期最大一批航材，也是后来老航校修理飞机的主要备件和维修设备设施的基础。
黄乃一、刘风等人和林保毅大队组成的东北民主联军沈阳航空队在迁移通化时，能飞的飞机由蔡云翔、张华原机组飞行员和日本飞行员驾机进行转场。这些有经验的飞行员，承担了驾驶飞机转场的任务。那时的飞机质量很差，有的还没有完全修理好，但只要能飞，他们就毫不犹豫地驾机转场。
不能飞的20多架飞机，则由陆路转运。这支队伍的成员身穿中日混杂军装，用牛、马拉的大车倒拖着卸了机翼的飞机，浩浩荡荡地在雪原上行进。大车轱辘陷到坑里，这时大家就蜂拥而上，手推肩扛车帮、机头和牛马的屁股，向前推进。
大板车在盘旋曲折的山路上，顶着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和土匪的抢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这些航空器材运到了本溪、通化。首开了马车拉飞机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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