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北京。受衔后何健生的留影。
何健生因莫须有的“错误”，在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被连降几级，还口头传谕通知被开除了党籍。这对何健生来说是致命的打击，他不断地写信申诉，不是为了要求恢复原职原位，而只有一个心愿：保留我的党籍。唯一幸运的是他在1956年仍然被受军衔。
但是不久，何健生再一次陷入了政治运动的旋涡之中，这次可是遇到了灭顶之灾。
1957年的春天，阳光和煦，鸟语花香。在这个美好的春天,也就是在我国农村已经开展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即完成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在我们的邻邦苏联，却发生了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揭发、批判斯大林的事件。下半年，在匈牙利又发生了“反革命事件”。毛泽东看到这种情况，觉得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势不好，担心中国的知识分子也会跟着闹事，就定计设局，在全国城镇各企业事业单位中,酝酿和发动了一场针对知识分子的反右派政治运动。
说到这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派运动，那可真正是我国又一场惊心动魄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呢！
运动开展之初，在共产党中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号召下，在新闻媒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宣传诱导下，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怀着激动的心情，满腔热情地投入到这场上面假称的所谓“整风运动”中，对共产党和共产党的干部提出了各种批评和意见，试图以此帮助共产党改进工作。
在这一段时期，许多报纸也一反常态，大量刊登一些民主党派、知名人士向共产党提出的尖锐批评：储安平批评共产党是“党天下”；章伯钧提出了“政治设计院”的设想；罗隆基则提出成立“平反委员会”，为被共产党错杀、错判、错批的人平反。这些大胆的论点得到不少人的赞同，但更多的人对这些议论感到害怕、感到不安，担心会遭到共产党的清算和报复。
在“整风运动”开始的时候，全国上百万知识分子解除了各种思想顾虑，凭着一腔热血，满怀忠诚，参加到鸣放的行列里，帮助共产党整风。但是大家意想不到的是：“向共产党提意见”是毛主席采取的“引蛇出洞”的计谋。在运动后期，按照“以言定罪”的政策，凡是向共产党提出意见和批评的人，均遭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彻底清算、疯狂迫害，绝大多数人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或“中右分子”。
在这场激烈的反右派运动中，上到中央，下到地方，不仅划出了好多“右派分子”，而且还挖出了不少“反革命集团”或“右派集团”。比如，民盟中央有“章罗联盟”集团，全国文联有“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剧协有“吴祖光、二流堂反党集团”，“天府之国”有“四川省文艺界二十四人反革命集团”……。一时“集团”多如牛毛，真真假假不得而知。
在中央精心策划的这场血淋淋的政治运动中，一大批学有所成、有所建树的知识分子，一大批正直的、有才华的、敢于直言的社会精英，怀着赤子之心向中国共产党提了一些意见和建议，结果都被扣上了“企图颠覆共产党政权”和“反对社会主义”等莫须有罪名，遭受到严酷的迫害和打击。此后，“右派分子”及他们的家属、亲戚，都被踩在脚底下，历尽人间沧桑，二十年都翻不了身。好多右派分子的家庭遭到破坏，夫妻反目，父子结仇，搞得妻离子散或家破人亡。
运动结束时，对那些所谓“极右分子”，不仅开除了工作籍，而且将他们下放到边远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管制和监督，强迫他们参加农业体力劳动;对那些所谓“普通右派分子”，虽然还留在工作岗位上，但是也要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改造；至于对那些既是右派分子又是反革命分子的所谓“双料货”，当然是逮捕法办，该坐牢的坐牢，该枪决的枪决了。
在反右派这场政治运动中，不少人接受不了这场激烈的阶级斗争的残酷现实，对运动报有抵触情绪或心存恐惧，自杀而亡。
1957年4月以后发生的“反右派”运动，可以说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最沉重的一次打击。在这次运动中，自杀的知识分子达到了1949年以后的又一个高峰。这一时期被逼自杀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各文化单位、高等院校和中小学校比比皆是，中国许多知名作家和科学家即在这一时期自杀，对于许多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个绝望的时代，除了自杀没有别的路可走。当时自杀现象相对集中在大城市。
事实上在反右运动中蒙难的不只是中高层知识分子，还有很多庶民右派，甚至军队中的右派。一些右派知识分子平反后，陆续撰写了很难蒙难回忆文章，并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但庶民右派由于文化不高，撰写回忆文章的甚少。在军队中被打成右派的那些人，由于受过军事教育，以“忠诚”为“天职”，故虽然受尽了折磨，也大多不愿重提悲惨往事。
2000年10月，一批原空军右派军官到辽宁省绥中县前所果树农场故地重游，悼念在劫难中死去的战友，反思那场给国家、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政治运动。会后大家分别撰写回忆文章，并结集成《求索1957》。
九死一生的杨崇诚（1960年冬）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全军有多少空军军官被错划打击？因档案至今未解密，总数仍是谜。
仅《求索1957》记述，被送到辽宁省绥中县前所果树农场“劳动锻炼”的东北空军一部分右派就有154人，送去劳动教养和留在工厂劳动的约十来人。
还有一大批送去密山等农场劳动的中右分子，其数量更是惊人，其中第八航校去的就有20多人。
在反右运动中，这些空军右派军官遭遇的“引君入瓮，罗织罪名”的方式，大致有11种类型。
1962年果树农场的空军难友劳动间隙休息时的照片
以言定罪。整风开始时，领导号召帮助党整风，提出“给党提意见是对党的爱护，提的意见越多，说明你对党越是忠诚”，鼓励人们鸣放，并且一再宣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言者无罪”。绝大多数人因此入网。
郑全东，北京人，1930年生，18岁加入地下党，1950年参军，东北空军政治部宣传部助理，妻子在辽宁省总工会工作，鸣放时，妻子单位已抓出一些发言的同志打成右派，因此警告过他。但他坚信党的号召，也自信对党忠诚，提了一些意见，就坠入网中。
第八航校反右办主任周德润（校政治部主任）鸣放时找训练部材料制图系教员余凯成、周建文、姚茂松等4人座谈，上尉教员余凯成提出“现在政治运动宁左勿右，左也左得可爱”；周建文说“干部政策重德轻才”；姚也说“思想改造应潜移默化，要和风细雨”。结果这三人被定为右派，占全系教员人数10%。
沈阳东塔场站土木工程师朱尔刚，上海人，鸣放时，他响应号召提了几条意见：一是场站党委有事务主义倾向，提出党委应该是军队的灵魂，具有最高的领导和决定权，而不是琐琐碎碎的代替行政领导；二是选拔晋升人员有不均衡情况，应从制度上改进；三是各级选举都是等额选举，不能体现竞争选优。结果给扣上了右派帽子。
以文定罪。杨润桐，第三航校高级教练机飞行教员，江苏盐城人，1931年生，1946年（15岁）参加新四军，当过骑兵侦查员。1950年调入空军，培养成为飞行教员。鸣放中，他响应号召，写大字报反映家乡农村一些村干部工作简单粗暴，合作化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农民吃不饱等问题，被定为右派。
受命代笔获罪。王玉林，北京人，鸣放时是第三航校飞行员、中队整风组长。他所在飞行团直到1958年3月才开展突击整风。这时全国反右已近尾声。他心中已了解反右情况，未婚妻也曾告诫他不要乱说。因为大部分战友都在1957年回乡探过亲，座谈会上，大家将在农村的所见所闻“鸣放”了出来。空军派来领导整风的一位梁副部长，召集各组组长开会之后鼓励他说：“小王，你们相信党，没有顾虑，所以鸣放得好。”又号召大家向王玉林小组学习，并要求他们写出大字报，以便让其他组观摩学习。小组同志们推选他根据会议记录，综合归纳去写。于是他就写了“飞行员待遇问题”、“农民生活苦，粮食不够吃”、“地方干部欺下瞒上互相包庇，私设公堂，吊打百姓，逼缴公粮”等十几个方面的大字报。他坚信自己所作所为没错，对党一片忠心，坚决不服强加罪名，被定为极右分子。
第三航校飞行教员白孟秋，在帮党整风期间，因他是飞行学员组长，领导要他把大伙发言情况写篇报道反映上来，借此改进工作。大家推荐让他代笔起草，经全体飞行人员举手通过，以五组名义转上，谁料这篇文稿竟被诬为毒草，就此被定为右派。
随流签名获罪。许为南，空军第16师第46团电气特设师，1957年秋回浙江衢州老家探亲，得知一些老师、长辈在整风反右运动中落马，他感到茫然、心怵，所以在1958年春空16师开展反右派文件学习时他谨言慎行。为了打破沉默，发动鸣放，领导一再动员，并明确宣布：“根据军委批示精神，师以下战斗部队只学习文件，提高认识，不抓右派……”又组织排以上干部去第48团参观学习，他因值班没去。大家参观回来后，第46团维护组的干部写了一张小字报，大家都签名，责成他把小字报抄写成大字报。全文33个字：“团党委整风中顾虑重重，不敢引火烧身，希望师党委派工作组帮助四十六团整风。”因帮助抄这份大字报而被加上“不要党的领导”的罪名，定为右派。
汇报情况获罪。卢菊生，湖南桃江人，鸣放时，是空三军旅大高炮指挥部秘书。1957年夏末秋初，他回老家探亲，父老乡亲闻讯前来看望，言谈中向他反映：“近两三年，随着初级社转为高级社，产量一年比一年减少，农民辛苦劳动一年赚不回口粮钱，甚至还要倒贴，可农民哪来钱呀，就是写封信也得眼睁睁地等老母鸡下完一只蛋，才能卖出八分钱来买邮票。农村的干部今天县里开会，明天社里开会，回来就发号施令，下达指示。根本不听取群众意见，经济不民主，账目不公开，对上级奉承吹捧，对下面苛求卡压。谁要是提点意见就打击谁，甚至给扣上‘坏分子’‘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所以农民只有忍气吞声，消极怠工，出工不出力，以致地里杂草丛生，人民面黄肌瘦。”卢菊生出于对党一片忠心，回部队后写信向湖南省委反映。一个月后，湖南省委将信转给部队，他就被定为右派分子。
以隐私为据定罪。曲有盛，辽宁盖县人，东北空军组织部干事，因在日记中写了苏联红军1945年在东北强奸妇女、抢劫财物，质疑“这叫什么国际主义？”就把他定为右派。何燕，湖南衡山人，第八航校训练部飞机维修教员，有写日记习惯。鸣放时，按要求上交日记送审。日记中的小诗《空中的花》成了批判的靶子：“一朵小花，在绿草丛中/不安分地/摇晃着，挣扎着/一阵风，把它带上了蓝天/随风飘荡，呵！多好/我比谁都高，比谁都快乐/一场雨把它淋落地下/呵！呵！哎唷！/一辆车驶过，把它压成土末。”批判者说它是对积极分子的讽刺和谩骂。而攻击先进人物就等于攻击领导，攻击领导就等于攻击党支部、就是攻击共产党。如此层层引申，硬说这首小诗是大毒草，是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重要罪证。
被栽赃陷害。肖方，江苏人，1940年参加新四军，多次立功，任空军大连文化干校训练处长。鸣放中，他向领导提了两条改进教育方法的建议。主要领导借题歪曲，说他“看不起领导，对领导不满，反对领导，就是反党……”。于是就定他为右派分子、阶级敌人。
王景华，河北博野人，1939年入党，荣获过“一级战斗英雄”称号，鸣放时是第三航校团政治处主任。1956年返乡探亲，鸣放时反映一些统购统销情况被定为右派。
罗友乔，1948年在上海交大读书时加入地下党外围组织新青联。1951年参军，第八航校训练部教员，曾作为解放军代表参加过天安门观礼。鸣放中没有言论。只因曾同意部分军官向空军政治部反映对政治学习的意见，引起第八航校政治部个别领导人不满，借反右之机栽赃陷害，强加右派罪名。
无端怀疑定罪。汪业祥，安徽芜湖人，空军第十六厂电气技术员。1958年春，十六厂已宣布“本厂无右派”。可是突然有人检举，说他1951年在杭州预备总队学习时曾在睡梦中呼喊“国民党万岁”。无论他怎样辩白，最终还是定他为右派。
卓守鹤，浙江杭州人，东北空军机务学校教员，他9岁丧父，14岁开始打工，自学无线电技术。抗美援朝期间调到中朝人民空军联合工程部，完成任务又回到东北空军工程部。那时飞机上的罗盘故障多，为解决这个问题他做了一个无线电罗盘试验台。有位政工干部提出：“一个仅有小学文化水平的人，竟能掌握无线电技术，造出收发机仪器，这技术是哪来的？”“他天天深夜一个人在实验室里到底干什么？”怀疑他和国民党敌台有联系，受到审查。1957年整风时，他为肃反遭审提意见被定为右派。
顶替名额。邓衍杰，武汉人，第三航校飞行教员。在一次晚上宿舍拉亮电灯时，他说了句俏皮话“给我们带来了光明”，就被推理为“暗示我们的社会黑暗”。但这只是定他为右派的一个借口。真正的原因是，反右时，他所在的大队划了两名右派，其中一名的右派问题航校党委不能定，三次上报空军党委都没有批准。这样一来，空缺的一个右派名额就由父亲是右派的邓衍杰顶替了。
按预定指标凑数。反右时，从上往下，按照各单位人数下达右派指标，若达不到指标就会被批评为“右倾”。有些同志本没有言论或大字报，但领导为了凑数就把一些人凑为右派。第八航校教员赵竹侨，鸣放时被借调北京空司工作，未参加鸣放，主观认定他家属资产阶级而定为右派。
无妄之灾。袁德修，河北蔚县人，鸣放时是空三军第206团俱乐部主任，至今他还不知道自己为何被打成右派。还有一名右派，名字忘记了。给他摘帽时，翻阅档案，找不到有关材料。去信原部队询问，回答说他不是右派，误送到这里来了。就这样他被白白地折磨了这么多年。
1958年春夏之间，东北空军的154名右派先后被集中到前所果树农场，在农业工人们监督下“劳动锻炼”。名为“劳动锻炼”，实际与劳改相差无几。在农场工人和果农们的监督下，不仅要干最重的活，而且精神上还要受折磨，甚至受迫害。
第一个惩罚措施是先从经济待遇上给予打击。即根据每一名被迫害者驯服的程度，对其收入待遇给予不同的降级，对坚决申辩理由不服强加罪名者，定为“极右分子”，每月只给18元生活费，如王衍周、王玉林、杨崇诚等都是这样，卢菊生甚至只给15元，而对一位“认罪态度好”的则只戴右派帽子，保持原工资60元。用这种办法摧毁一些人独立思考、坚持真理的意志。
劳动上高强度摧残。右派们当时都渴望早日摘帽，抱着通过劳动表现自己对党忠诚的想法，从一投入农场就拼命干活，人人争先，劳动强度大大超过常人想象。
最严重的是饥饿。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右派们的粮食定量一降再降，每人每天8两毛粮，再被伙房克扣，人人都陷入严重饥饿，还得应对沉重的强劳动，天天都在死亡线上挣扎。冬天早晨6时起床，7时吃饭，一日两餐，早饭5两菜粥，晚饭3两，社员每日3两，领导就拿菠萝叶粉来补饮食不足。菠萝叶就是柞树叶。农场组织右派上山采收。采叶队伍的住地在秋皮沟，离采收地点有十多里路程，当时天寒地冻，大雪封山，环境极其恶劣。因为是吃的东西，质量要求很严，只准在树上摘，不准在地下拣，日定额30斤，完不成定额，就得不到晚饭的饭票，对我们老右的要求更苛刻，缺半斤四两都不行。早饭过后8时上班，每人背一个大花篓，踏着半尺深的积雪，向着十里之外的山区走去，到了采收的地点各自找地盘开始作业，天寒地冻，手脚冻得麻木不听使唤，到了下午2点半就得下山，到集中地点验收交货，足30斤者发给晚餐票，不合格者，得不到饭票，这是当时最残酷的处分。难友李玉泉在回忆录中写道:“每当我忍饥挨冻往回走的时候，就想，这真不如进监狱，我宁愿坐牢也不愿‘劳动锻炼’，坐牢每顿还有一个窝窝头，现在我比坐牢还苦。”
比肉体上的劳累、腹中的饥饿两者更加残酷的是精神上的折磨。我们走到哪里，背后总会有人指指点点，把我们视作魔鬼。在人前只有低头认罪、老实干活。而这仍不罢休，还玩出折磨我们的新花招。
还有从亲情上的折磨。反右之初就有多位军官的未婚对象突然告吹，就是已经成家的，也要施加各种压力伤害其感情。“文化大革命”中，对右派除揪斗陪斗外，又强迫家属一律回原籍，汪业祥是1965年在林场时找到一个对象结婚，妻子被遣返还乡，丈母娘家不能住，只能租一间小房，丢人丢到丈母娘家门口去了。妻子受的委屈和世俗的压力无比沉重。许为南1962年已摘帽，被安置到绥中县电影院当放映员。1970年夏天某日，雨后天晴，他正带领着一群所谓有问题的人，在电影院清扫，搞卫生，一位领导把他找去教训说：“……要有主人姿态，积极主动地去找工作，不能像现在这样拨一拨动一动。”因回答的话不顺这位领导心，就组织人对他进行批斗，一连斗几个晚上，说他没有改造好，说这是场改造与反改造的斗争。不久又要给他重新戴上右派帽子，遣送到绥中农村继续改造。因他妻子是临时工身份的农村供销合作社售货员，可随时辞退。他为了妻子的工作，更为了孩子的前途，便和妻子商定做出了最痛苦的抉择——离婚，回原籍当了农民。
农场还利用一些人的人性弱点，以“靠近政府就是积极”为钓饵，唆使右派打右派。王玉林1960年得了浮肿病。医生给他开了证明建议到北京治疗。场部书记佟庆学已批准，可是五队书记就是顶着不准。王玉林无奈，为了活命，他还是回了北京，治疗一个月又返回五队，书记一伙愤恨他不驯服，就以“私自离队”为借口开会整他。当夜，组织16名右派斗他，有两名右派打他。
右派沦落为社会贱民，阶级斗争的反面教员、活靶子。每来运动就把右派揪出来斗。1968年8月“文革”高潮中，王玉林在黑山林场挨斗时，众专政队轮番用皮鞭木棍猛打，从下午2点多开打，他被打得皮开肉绽；一鞭梢抽到他太阳穴，登时昏死过去，又被弃置无人管，直到夜里10点钟才缓醒过来。有的右派在生命受到严重威胁下，难舍地离队而去。如向同衡，原空军第五速中教员，到二队后很快适应劳动，但受不了饥饿，不久身体垮了，到1960年身患多种疾病，日渐消瘦，一日他说要外出看病，把行李捆好放在炕上，还把公家一把铁锹置于行李之上，匆匆去也，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从农场逃走的还有梁启俭、王兆彦、王锡山、季振均、姜鸿儒、傅喜堂、李森等一些人。
2000年，据幸存者互相交谈统计：改正时，已有10人被迫害死，18人残废，20多人逃跑生死不明，30多人失去联系。只剩下70多人侥幸存活，但也伤病缠身。
（1）肖方之死
肖方被宣布开除党籍、军籍，押送农场劳改时，痛不欲生，号啕大哭说：“我死也想不明白，我从参军，出生入死，保卫党的生命，怎么一夜之间变成了人民的敌人了？……”到农场后，拼命劳动。1962年，被摘了帽，但仍叫他“摘帽右派分子”，强迫留在农场劳动。1968年，“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高潮中，农场“毛泽东思想捍卫队”又把他揪出来，天天晚上批斗，指控他有“新的反党罪行”，逼他交代。
1969年冬，一天晚上召集200多人斗他，因他交代不出新反党罪行，就集体轮换用皮鞭木棍乱打，打得他皮开肉裂，全身鲜血，死去活来，满地乱滚，号啕大哭。深夜12点还逼他跪在屋外毛主席像前“请罪”2小时。回到冰冷的囚室后，他因流血过多，要求喝水。专政队不给，要他喝尿！他要大便，叫他便在自己血裤中。
灭绝人性的迫害，痛得他深夜里撕心裂肺地大哭大叫：“我实在没有罪……救救我吧！……”惨叫声惊醒了附近的职工，都说：“太残酷了。”第二天还强迫他下地劳动。他爬到门外，就倒地死了，时年43岁。肖方死后，专政队用一张破苇席把他尸身捆上，抛到海滩，让海潮冲走。
（2）汪庆凯之死
汪庆凯，湖北人，1957年被定为右派分子。送来果树农场第一天，就被农工队长厉声喝骂一顿：“把你那一身皮扒了！（因他穿着新军装），臭美什么？你们都是有罪的人，不是来享福的！”逼迫他下午挑水上山抗旱。从山下河沟挑水，要爬100多米的高坡。受到如此侮辱，他悲愤难抑，下午仅仅挑了2担水，就躲到静僻处，在一棵树上吊死。时年31岁。他死后，农场领导还组织大批判，说他“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死路一条，死了也好！……”
（3）刘庚尧、夏存国、于学航之死
他们都是先在陆军受过战火考验，1950年从陆军选送到空军航校学习修理飞机技术、分配到基层一线的青年骨干力量。反右运动中被定为右派，送到农场来劳改。1970年“文革”高潮中被“毛泽东思想专政队”追逼交代新罪行，交代不出，就日复一日，白天逼迫上山干活，夜晚开会反复毒打。在绝望情况下，他们被迫走上绝路。
刘庚尧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军的老干部。他被毒打多日后，一天又逼他给果树打农药。他料到夜晚必定还要受毒打，就躲进一个废弃的矿洞喝农药自杀。尸体被发现时，已高度腐烂。因为给他准备的土坑挖小了，专政队就用铁锹砍断他的腿，才埋入坑里。
夏存国则是遭反复毒打后，深夜躲进一座水泵房上吊自杀的。于学航是遭受毒打多日，见刘、夏二位难友已死，料定下一个必是自己，深夜就在家里上吊自杀。他的尸体被埋在一处山坡上。第二年修梯田，就把他腐烂躯体和泥土挖出作肥料，挖出他的头骨，专政队们叫喊：“把阶级敌人的脑袋挂到树上！”并在骷髅头上写上“于学航”三个字挂到一棵槐树上。
（4）黎明峰、孙昶、陈清萼之死
黎明峰，湖南人，文弱单薄。1960年5月，粮食定量下降至每人每天仅八两毛粮，加之食堂盘剥，吃到嘴里的更少，并且还要应付无休止的重体力劳动。人们的身体一天天垮下来，黎尤甚。1960年12月全体劳力上北山采柞树叶，黎因身体实在太虚弱，留在队里干些零活。这时他生命已呈现危殆的征象，表情木然，行动迟缓。一天吃完晚饭，他又在外屋灶坑用饭盒煮一个萝卜根儿和虫蛹。次日早晨，人们发现他已爬在灶坑前死去。死时26岁。孙昶则身高体壮，曾作为空军代表参加过全军体育运动大会。有一天晚上，领导发现他两天没上山劳动，让难友们批判他，大家等了一个多小时，他才走了进来，原本高大体壮的他，当时瘦得像一个只会出气的木乃伊。他站在那里，两眼望着房箔说：“李大夫叫我回家休息。”（这是他生前给我们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大家沉默无语，过了一段时间，他什么也没说离开了会场，领头人有气无力地宣布散会。第二天后半夜他就和我们永别了。当时我们都不在家，他的一块贵重手表被人掠去。听说他的遗体被装在一个小板柜里埋了。死时26岁。不久，27岁的陈清萼也饿死了。
（5）杨静波之死
杨静波，原是空军第五速成中学政治教员，1958年被划为右派，在前所农场二队劳动。1958年年底，农场集中右派修建三队水库，任务是取土运土。劳动时，一大块冻土塌了下来，杨静波被砸倒压在下面。死时年仅27岁。
（6）李德本之死
李德本系第八航校雷达教员，来农场不久即发现视力下降且日趋严重，请假求医，队领导认为他是借病逃避劳动，不批准外出。后来严重到走路不稳，经常摔跤，才获准外出诊治，结果查出脑部有瘤压迫视神经，随即赴京就医。在协和医院检查后认为治疗太迟，手术会有危险。结果1959年初死在了手术台上。时年27岁。
在22年苦难过程中，曾在1959年至1963年先后摘去约110名部队右派的帽子。所谓的“摘帽”，对右派们是一场新的折磨。
当年摘帽标准是认罪态度好，劳动成果突出。认罪好的具体表现是要经常递交书面检查材料，对自己过去的右派言行有深刻批判，对其他右派的改造要有帮助行为。事实上当年谁也没有反党动机，想不通、感觉冤屈是普遍现象，要认罪只有昧着良心，编造违心谎言上交。再就是在监督和批判其他右派时以激烈言行表现自己的认罪态度，是右派互斗的根源。劳动成果不仅与劳动态度有关，也与个人的身体素质和劳动技巧有关，以劳动成果衡量态度是不全面的。定出这样的标准，实质是逼迫人们养成说昧心假话、喝他人血活自己命的兽性。
即便摘了帽，绝大部分人仍在基层劳动，工资、党团籍和人的尊严都未恢复，所以基层领导又叫他们为摘帽右派；1963年在右派学习班结束时，有两人平时说了两句真话，如说了“我们摘帽，除非等毛主席死了”即被拘捕加罪判刑，另一人重新戴帽被送去劳动教养，有12人仍戴帽送黑山农场继续劳动改造。
在未摘帽右派中，张景岩是条值得一提的硬汉。他1949年毕业于北大法律系。被划为右派后，偕60多岁的老母同来农场，但他不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从不交检查材料，一直戴着右派帽子在前所和黑山农场劳动了22年，1979年获改正，1980年才回北京。
在研究反右运动历史时，若想进一步了解军队中被打成右派的那些人和那些事，那么杨崇道撰写的《军队右派流放北大荒》，提供了“一封死亡名单”，值得研读参考。
1960年12月初，中央考察团到了云山畜牧场并视察右派队。在一栋长期空着的鸡舍大房间里，召开了全体右派大会，考察团全体和右派见见面，接着考察团负责人讲话，她是一机部的一位唐姓处长，她是给山沟里的右派作当前形势报告，她大讲国际形势大好，东风已经压倒了西风！她特讲国内形势一派大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她面对台下一大片挨饿浮肿的右派，不得不说两句上面规定好的话：眼前我们国家粮食有点紧张，这是苏修要债，我们要勒紧裤腰带，暂时的困难很快就会过去！她在台上大声念稿子，满口喷白沫，挺幸苦，每讲到高潮时，台上报告人都给听者留出鼓掌时间；但台下右派一片寂静，即使台上考察团全体成员热烈拍掌，也启动不了台下的掌声。我是大会记录，腾不出手来，要不然我会给足唐处长面子的。右派为什么无动于衷？举一例说明。
章自新：33岁，教育部20级科员。一个月前他给周总理写信，反映云山畜牧场右派吃不饱，长期挨饿浮肿已有多人死亡。信件寄出后不久，莫名其妙的落到右派队党支部书记手里，正准备开会对章自新进行批判，中央考察团到了云山，没来得及惩处。
在开大会前，正巧他家里给他寄了一包饼干，按常理应当等开完会回来再吃，可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右派，只有迫不急待的吃掉，这才是挨饿者的“正常”。
他把饼干带到会场，按各排划分的地方席地而坐，不可自选坐地，他的位置在会场中间，离主席台有10米左右。他坐稳之后，把饼干包放在盘坐的两腿和裤裆间，一块一块地往嘴里送，把周围渴望、羡慕的眼球都吸引到他的每一块饼干上。完整的饼干吃完，剩下是饼干碎屑。他用右手把饼干屑捏到左手掌心，高抬左臂的同时，抬头张开大嘴，将左手掌心贴紧张开的嘴，右手掌紧跟左掌后接漏。一切就绪，停止呼吸迅速往后仰头，饼干屑被大嘴紧紧包住，然后低头细嚼，尽情享受。就在章自新仰头一瞬间，周围观众的眼睛同时一眨，都跟着空咽一口吐沫。
这样的场景，主席台考察团人员都看在眼里，还不时给我和指导员使个眼色。我当然明白“眼色”是什么意思，但指导员没有给我使“眼色”，我何必多事自找没趣。无人干涉，任凭章子新继续表演下去，好歹他的观众要比报告人多的多。饼干屑也快吃完了，最后，他把包装纸定形成圆筒用左手握住，把纸筒有饼干屑的一头对准张着的嘴巴插入，再用右手轻拍握着纸筒的左手背，让饼干屑随着拍打手背的震动徐徐进入口腔。章自新这么“旁若无人”的大动作，吸引了全场“观众”。这时主席台考察团人员有的站了起来，用不满的眼光看看我又看看指导员，指导员也站了起来往章自新方向看了一眼，这时，章自新已把饼干吃完了，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一切正常，指导员转脸看看考察团人都已坐下，自己也坐下了，继续听报告。
其实，章自新决不是故意也没有必要那样“表演”，他真是饿急了。只有挨过两年饿的人才会把章自新的“表演”看懂，看得很顺眼，觉得很自然。如果换位，也一定会“有过之无不及”。在饥饿世界里，对吃是非常敏感的，即使有美女送来秋波他们也无暇扫瞄。但对吃饼干的章自新，他们当然会目不转睛地死盯着不放！所以，会场报告听众自然而然地成为章自新“表演”的“粉丝”，不奇怪！
我担任大会记录，本应专心致志聚精会神地听报告作记录，但是，当章自新拿出第一块饼干往嘴里送时，我的注意力全被他转移了，我的眼球转动几乎和他吃饼干的动作同步。此时主席台上唐处长讲的大好形势，我也没记几个字。
唐处长把大好形势讲完，最后说：“我们是受中央各部委的重托，主要任务是了解右派劳动改造情况，要给一批认罪好、劳动表现好的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她哪知道，摘帽不摘帽并不重要，只要换个地方能吃饱就行。但是，只有摘帽才能离开这吃不饱的鬼地方的。因此，摘帽也很重要。
会后，考察团成员与各自单位来北大荒的右派见面谈心，他们和右派之间都相互都认识。来的都是反右打手，现在给右派的笑脸，是面具，笑里藏刀！一切都是走过场，这些打手的一举一动，对我们来说一点也不陌生。
考察团刚到右派队没几天死了4个右派，你听听，新影人事部门一位30多岁的干事对我这个摘帽右派说：“死几个右派不算什么，写个报告就行，别大惊小怪的。”
真不愧是反右打手！很普通的21个中国字，让这位干事用3个标点符号连成句，句句有杀气，我听了心滴血！
杨崇道披露了一份中共850农场党委于1960年11月30日下发的《通知》，《通知》内容如下：
各分场党委：
经支部提名，总场党委审核，并征求原单位的意见，最后由局党委批准，摘掉以下127人右派分子帽子。
杨崇道回忆说：
考察团来云山之后没几天，云山畜牧场右派队党支部收到摘帽《通知》。唐处长从李指导员手中把《通知》拿过来看了一遍又一遍，抬头问李指导员：“怎么没有潘功久？”李指导员随口回答：“排里上报没他的名字”。唐处长笑着说：“小潘右派是我打的，我了解他，爱耍个小聪明，没啥大不了的事，这次把他的帽子摘掉算啦！”李指导员为难的说：“摘帽比例数是有严格规定的，当时上报时就有点儿超指标，让分场党委给打回来重整的，去掉个把人没事，要增加很难办。”唐处不耐烦地说：“有啥难办的，去一个加一个呗，有什么责任我来承担。”李指导员自言自语：“把谁去掉呢？”唐处长站起来把《通知》还给李指导员，临走时撂下一句话：“小潘的帽子一定要摘掉！”
摘帽《通知》在全体右派大会上宣读之后，指导员交给我保管，至今还保存在我手中。《通知》上用钢笔划掉王明珩、王献、王加奇3个都是王姓右派，加上了潘功久和王大可。
摘帽，对右派而言是多么不易，千幸万苦，挨饿受累，到头来多数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真比登天还难；可对掌握右派生死大权的党领导来说又是那么轻而易举，弹指一挥间就决定了右派的命运。世道对右派多么不公平！
按党领导的说法：“摘掉帽子是回到人民队伍里来了。”
刚摘帽的126人，个个笑容满面异常兴奋！摘了帽不仅标志着回到人民队伍里来，而且马上就可以跳出吃不饱的苦海 ，走向能吃饱肚子的希望之乡，实在太高兴了！
郭冠军，对外文委20级副科长，29岁。他高兴地打开小皮箱，把自己所有东西拿出来，分给班里没摘帽的右哥儿们每人一份留作记念，大伙也衷心地祝福他摘了帽子，将要离开这饿死人之地，回到北京能吃饱肚子了。郭冠军一直沉浸在摘帽的喜悦中久久不能入睡。
第二天，班友们发现郭冠军死了，他是高兴死的。
为什么云山畜牧场右派饿死这么多？中央追问东北农垦总局，总局追问850农场，农场党委下令把云山畜牧场党委书记撤职，降职一级到宝东种子站任党支部书记。
云山畜牧场干部科魏干事到右派队来找我，要我把死去右派的死亡报告一个一个地都写出来，死亡原因不能写饿死，凡是饿死的都写上“心力衰竭”。我一共写了33份死亡报告，其中25人是饿死的，报告上都写成“心力衰竭”。因为写报告人落款是杨崇道，所以我问魏干事为啥不能写饿死的，魏干事说这是上面要求这样写的。我再也没敢往下问。
人死不能复生，我们还活着的右派有责任为他们讨个说法！他们是被迫害致死，我们有义务把真相告诉死者的亲属或子女，要牢记这笔血泪史！深信公道一定能压倒霸道！
我们再来看看杨崇道保存的军队右派流放北大荒八五零云山畜牧场时的“一封死亡名单”：
北大荒八五零云山畜牧场右派死亡名单
（1958年冬——1960年冬）
姓名 原单位 死亡原因 备注
1、 施宗仁 国家经委 伐木被大树尾撞死（1958年冬）
2、 刘 琛 商业部经理 1958年冬伐木被砸死
3、 曹作仁 轻工业部办事员 投井自杀（1959年10月15日）
4、 韩明德 国际书店 破冰修路时饿累病死（1959年春）
5、 吴中淮 纺织部科长 累愁致病死亡（1959年11月28号）
6、 王光浩 北京新华书店职员 排水连爆破冻土被炸死（1960年1月）
7、 罗相成 教育部科员 饿累（1960年）
8、 汪之淼 侨委归国华侨 连累带饿死在路上（60年）死时身有900元钱几十斤粮票
9、 张建淼 侨委干部归国华侨 挨饿浮肿死去（1960年）
10、邹执中 中央气象局讲师 饿肚期间排水劳动累死（1960年）
11、赵 琪 交通部干部 饿死于风雨途中（60年5月） 死后60年12月摘帽
12、王勤本 人民银行 夜里饿死天亮才被发现 死后60年12月摘帽
13、王九成 商业部干部 挨饿浮肿死亡
14、唐文彝 一机部会计师 饿死在云山水库水闸旁 死后60年报2月摘帽
15、韩俊廷 一机部科员 饿累死亡
16、佟霭成 一机部子弟学校校长 妻离子残，吊死在小云山（59年5月）
17、佟正温 一机部科员 饿累倒在路上（1960年） 死后60年12月摘帽
18、孔祥祯 军队 累饿死亡
19、屠 双 交通部杂志主编 冬季运木中饿累死亡（1960年春）
20、佘启明 交通部工资局科员 饿累浮肿（1960年）
21、安树伦 交通部 饿累病死（1960年）
22、任耀章 空军中尉助理员 饿累外加肺病（1960年9月）
23、杨 隽 轻工业部设计局 小云山大会战（60年10月13日）死后60年12月摘帽
24、马镜亮 国家经委科员 小云山大会战（1960年10月13日）
25、陈伯龙 中国银行干部 小云山大会战（1960年10月13日）
26、徐征明 人民银行教员 小云山大会战（60年10月13） 死后60年12月摘帽
27、孔宪中 商业部教员 小云山大会战（60年10月13日）死时口咬玉米面加榆树皮团子
28、刘湖琛 一机部编辑 小云山大会战 （60年10月13日） 死后60年12月摘帽
29、唐奕骅 军委测绘学院教员 小云山大会战（1960年10月13日）
30、杜恂凡 海军后勤部助理员 误食中毒（1960年11月）
31、郭冠军 对外文委付组长 听说摘帽高兴死了（1960年11月冬）
32、杨泰泉 总参科员 挨饿浮肿死亡（1960年冬） 从来不说一句话
33、王广谋 总军械部助理员 饥饿浮肿活活俄死（1960年冬）
除了这份《北大荒八五零云山畜牧场右派死亡名单》，那么其它“右派”分配去了哪里？杨崇道在回忆文章中作了以下陈述：
不管到那儿，吃饱肚子就行。这是所有右派的共同愿望。
1960年12月20日，召开全体右派队大会，宣布摘帽和没摘帽的一律分配。除850农场留用的，共计841名分配到山西、江西、吉林、辽宁、安徽、河北、四川、内蒙、湖南、湖北、江苏、贵州、山东、陕西、青海、甘肃、重庆计17个省市。其中有500多人回北京原单位后再另行分配。去向已定，分配去干什么没说。
分配名单宣布结束，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两年多没鼓过掌了，手拍疼了全不在乎。好事临头，心里高兴，强打精神，皮笑肉也笑。
谁也没想到，没摘帽也同样离开北大荒分配去处。
在考察团刚来右派队就死了４个右派时，唐处长向李指导员说过已向中央作了汇报。这次全部调离农场，就是中央采取的措施。
12月30日，国家机关发配到云山来的全部撤离，前往分配的去向。早饭每人2个纯白面馒头，个头挺大，２个加起来有半斤，是往日一天的定量，大伙都很满意。吃完就出发，大卡车、拖拉机牵引大爬犁，连人带行李拉到虎林县辉崔火车站。车站很小，只有卖票房没有候车室，也感觉不到有没有站台，右派哥们在铁道边坐在自己随身带的行李上，等候上车。
我和李指导员是坐最后一趟解放牌大卡车到辉崔火车站的，指导员到卖票房去烤火。我一下车就被一机部沈雅庭等一些已摘掉帽子的人群围住，拉着我的双手，问这问那，有说有时也笑。摘了帽子的不仅是有去向，而且还要安排工作的。所以他们的精神状态就好一些，回家见亲人的精神压力就小一些。这和没摘帽的就有区别了。
此时正值寒冬腊月，是撒尿带敲棍、吐痰落地开花的季节，北大荒野外白茫茫一片，冰天雪地冷风刺骨，候车者尤其是没摘帽的右哥们，个个捂得严严实实的，全身“密封”包装，也不露脸。分不清是男是女，看不出谁是谁。在人群中要找同班的哥们，也必需凭衣帽取人。不识穿戴者只有用高八度的嗓门儿去呼喊，那就费劲了。右哥们对北大荒寒冷已领教3年，每一个人都有冻坏过手或脚或鼻子或耳朵或脸蛋儿的经历，对于如何防冻人人都有经验。现在右哥们正坐在行李上候车，每坐2分钟就要站起来跺脚活动活动，不然脚丫子冻得生疼难忍。
后天就是1961年元旦，新春佳节倍思亲。
是的，离家3年啦，3年的日日夜夜，无时不在想念北京的家人。此时此刻，身外冰天冻地，体内热血翻滚，盼见妻儿老小格外心切；此时此刻，衣衫蓝缕，骨瘦如柴，面如死灰，又怕见妻儿老小会伤心。此时此刻，神情萎靡，忐忑不安，3年的熬煎，没摘右帽的愧见妻儿老小。３年总算饿着肚子挺过来了，活着就是胜利，活着就要想家。抬起头，往前看，火车来了！
大伙立即行动，听从现场指挥调动，有条不紊依次上车。
火车是日本人留下的小轨道小火车，属农垦局管理，人称农铁，由虎林开往密山往返，一天一趟。到密山再换乘国铁去全国各地。上小火车挺费劲，要爬一米多高的车梯，对于这帮走路都站不稳的右派来说，难度不小。中国人民银行发配来的张宣已到第二次浮肿，无人搀扶是寸步难行，他是右哥们抬上火车的。幸亏是农铁，停车2分钟为此延至半个多小时。要是国铁车站，一多半哥们都上不了车。
别了，北大荒，我们右派“脱胎换骨”的地方，3年修身，圣胎未成凡骨一把。是谁把我们搞成这副模样？是谁害死了33位抛尸野外的右哥们？是谁？造孽呀！
杨崇道当年参加过军队右派们的年终鉴定和摘帽子评议班组会，他在回忆中谈及了第二批军右摘帽的情况：
军队右派摘帽，是农场说了算，比国家机关右派摘帽简单，党支部提名分场党委审核，最后报850农场党委批准。
国家机关右派云山畜牧场一个未留，全部走光了。右派大队剩下的右派，都是军委各部开除军籍后发配到北大荒来的，有3个班不足50人，住在鸡队，没给干活任务，实际上都处于浮肿后的消瘦阶段，风一吹就倒，啥活都干不动了。
1960年12月31日，国家机关右派撤走的第二天，李指导员召开军队右派摘帽动员大会，要求每人都写个人年终总结，在此基础上每班评出一到两名认罪态度好劳动表现突出的，把材料送到党支部来，经党支部研究后上报，请求上级党委批准摘掉右派帽子。
我参加了军队右哥们的年终鉴定和摘帽子评议班组会，那个不说话的“哑巴”，五栋房的传奇人物杨泰泉，有气无力的半躺着说了三句话：“我表现一般，帽子是摘不掉了，恐怕命也保不住，”话没说完眼泪流出来了。他转过身去用棉被一角把脸捂住，再也不说话了。上级决定，没摘帽的军队右派都调到八五零农场直属队联谊畜牧队。几天之后的一个夜里，杨泰泉带着满满一肚子没说的话离开了人间。一位响当当的军委总参情报部中尉参谋饿死在北大仓。
当晚各班班长到队部开汇报会，指导员主持我作记录。散会时指导员收到9份摘帽材料。他过目后交给我６份材料，要我写个报告，附上各班送上来的个人材料，明天派专人送分场再上报总场批准。
上报摘帽名单中没有郑克杰。他“劳动表现差”，不可能被提名摘帽。但是，郑克杰是我一个单位的同事，军委总军械部发配到北大荒的3人中，老大哥王广谋前不久已经饿死了，眼前的郑克杰已进入高度浮肿后的消瘦晚期，离死亡很近了，再不抢救很快就会玩儿完。
于是，我私下找了李指导员，提出给郑克杰摘帽子。指导员很不耐烦，把眼睛睁得大大地说：“啥啥？给郑克杰摘帽？ 全队右派帽子都TMD摘光也轮不到他呀！表现也忒差劲了。”
关键时刻我也学会了运用辩证法。我向指导员解释说：“他劳动差但很卖力气，说明劳动态度好；他不大说话，从不说三道四发牢骚讲怪话，说明他认罪态度好。”
指导员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没等他开口，我把问题挑明说：“我们单位一共来三个人，王光谋死了，郑克杰也快了，请指导员开恩帮帮忙。”指导员听后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你给他整个材料吧！”
李指导员能如此痛快答应我的请求，不是没有原因的，一定是看在我曾经给他写过情书的份上，给了我这么大的面子，破天荒！
当晚，我和蒋同瑳、郝起新、罗晓棠、张寄四位排长商量后，很快就写好了郑克杰摘帽申报材料，加上已整理好的6份，总共７份申报摘帽材料。第二天呈交指导员签字后，由副指导员专程送报分场党委审批。
1961年1月3日，指导员接到电话，上报的摘帽材料，850农场党委全都批准，摘帽的7人是：王培津、李定国、李德鸾、林之光、王廷瑞、郑克杰。
郑克杰摘了帽子之后，第二天经李指导员批准，回到杭州到他父亲身边治疗饿病，父亲是浙江省邮电学院的资深教授。1961年4月，郑克杰身体调养好之后返回云山畜牧场，拿着上级调令去新疆建设兵团报到。不久，他来信说他在农五师中学教物理。
郑克杰是独子，父亲设法把儿子调到身边，并安排在浙江省邮电研究所工作。在工作中利用业余时间，在“物理数学”方面写出重量级学术论文。1970年，先寄中国科学院退回，接着寄国外，很快在瑞士国际物理学术专刊上发表。1980年，“国际物理会议”在北京召开，他被邀请以列席代表身份参加会议，和杨振宁同排就座。之后的“全国数学会议”在徐州召开，钱伟长教授点名邀请郑克杰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会议，从此，郑克杰在世界物理数学领域名声大振。
郑克杰不愧为人杰！但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2002年4月留下一堆未写完的科研课题，带着未能及时治疗的遗憾，死于肝癌晚期，时年69岁。他一辈子没结过婚。一门心思搞科研，不晓得男人为什么要找老婆。
从这些空军右派的蒙冤经历可以看清何健生的不白之冤也绝不是个例。
何健生参加民国空军时曾对日空战26次，后组织策划了“820”驾机起义，参与了东北老航校的筹建，是老航校首任训练处长。但在残酷的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从听到这个定罪决定到最后，何健生始终从容镇定。他说:“我只要活着，就要上诉到底!”
何健生是个宁折不弯的汉子，曾经一次次给上级写申诉信，但这些信无疑深深刺痛了一些人，尤其涉及到军委空军司令部参谋长王秉章，这成了加重对党“不满”的重要原因，也成为他的一大罪名。
何健生难捺心中的痛苦，开始不断地在会上会后作检讨。但他仍然为自己蒙受的冤案昭雪奔波。
“整风”有时也叫“整党”，有时说是“审干”，有时也叫做“肃反”。这是马列主义武库中所没有的，所以说“毛泽东创造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整风”的内容是随着各个时期的需要而有不同的。在毛泽东的斗争史上，开始最早的反左倾机会主义，其次是反右倾机会主义，再就是反自由主义，反主观主义，反个人主义，反英雄主义，反宗派主义，反教条主义；三查三整，三反五反，反高饶，反胡风，反宗派，反右倾，反……
“反”这个字眼，有时会使人害怕，所以在说法上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自我检讨”，“坦白反省”，“忠诚老实”，“向党交心”，还有什么“抢救运动”……还有什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等等。
“整风”的范围，开始只限于党内领导集团，后来扩大到全党、全军，后来又扩大到党外。
何健生在那个荒诞的年代必定给自己铸下悲惨的命运。有一点是清楚的，得罪上司，是直接导致他被蒙冤的原因之一。
在反右斗争中，何健生划为极右分子。
1958年，军委空司对何健生进行了“彻底清算”。根据中央批准总政治部关于在军队中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国家薪给人员和高等学校中的右派分子处理原则的规定》的具体办法第一或第二类实行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为宜，于是“研究决定”对何健生作了惩处。
何健生在1958年3月被开除军籍，剥夺军衔，撤消原有职务，降为副排级，还莫名其妙地口头宣布“开除党籍”。转送山西省太谷县郭堡水库“劳动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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