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十分校旧址
抗大十分校共有2个：
1942年2月，以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随营军事学校为基础，组建抗大第1分校。李先念、任质斌、肖远久、郑绍文、余潜、杨焕民、冷新华、邝林等担任过分校领导工作。由于新四军第5师兼豫鄂豫湘赣军区部队较为分散，该校遂编成4个教导团分散办学。
1945年5月，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刻，新四军第7师抗日军政大学第10分校在安徽省无为县成立了。它的前身是新四军第7师教导大队。谭希林、曾希圣、陈仁洪担任过抗大第10分校领导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分校改称新四军第7师随营学校。
新四军第7师是1941年皖南事变后于5月1日在安徽省无为县东乡白茆洲正式成立的，全师近2000人。师长张鼎丞(未到职)，政治委员曾希圣。
第7师成立不久，组建了教导大队。为了培养更多的军政干部，以适应斗争形势的发展，成立了军事队和政治队，培训部队的基层军政干部。
1943年，第7师发展到6000余人，教导大队也扩大为四个队。这时，抗大华中总分校结束，干部和教员都分配到抗大各个分校。分到第7师的这批教员和干部，便分到教导大队。由于充实了这批教学骨干，教学工作越来越走向正规化，并准备在此基础上，创办抗大分校。
但由于日军与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相互勾结，不断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和进攻，斗争越来越复杂、严峻。根据这种情况，为了更好地保存干部和教员骨干，师部决定暂不开办抗大分校，教导大队的建制也暂时取消，采取分散办学办法，除师部留下一个队以外，其余三个队分赴含和地区沿江支队和皖南支队继续办学，培训干部。次年秋，以留在师部的教导队为基础，成立了干部培训班，主要培训部队的营、团职干部。
1945年春，随着国际反法西战争的节节胜利，和我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胜利发展，日军被迫紧缩兵力，实行战略退却。第7师领导抓紧有利时机，迅速发展和壮大自己的队伍，全师达3万余人。这时，干部数量少、素质低成了部队主要矛盾。为进一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迎接全国大反攻的到来，必须迅速培养大批优秀的军政干部。
为此，师部研究决定，并报经新四军军部批准，于5月间，以教导队和干部训练班为基础，在安徽省无为县的团山里村正式成立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皖江区第10分校，简称第7师抗大第10分校。第7师师长谭希林兼任校长，师政委曾希圣兼任政委，陈仁洪被任命为教育长，杜剑华任副教育长，阙中一任政治协理员(政治处主任)。
新四军第7师师长谭希林
兼任抗大10分校校长
谭希林(1908-1970)，原名谭载章，曾用名谭曦临。湖南省长沙市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谭希林1908年3月12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县铜官镇源嘉湖石头嘴村一个制陶工人家庭。6岁起入长沙县立第4小学读书。小学毕业后，先后考入湖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附属乙种工业学校、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学习。14岁时因家贫辍学，入湖南纱厂做工。
谭希林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6月，他因在“五卅”反帝运动中积极投身纱厂的罢工斗争，被厂方开除。后经省总工会介绍到安源路矿参加矿工俱乐部工作。翌年1月，受矿区中共组织派遣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并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4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工兵营。毕业后被分派到国民革命军叶挺独立团任排长，后调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任排长、副连长。
1927年9月随警卫团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转战至井冈山。后任工农革命军第1军1师连长，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副营长，参加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曾参与指挥黄洋界保卫战。1929年后历任红4军随营学校总队长兼教育长，闽西红军学校校长，红20军代军长兼第1纵队司令员，闽西新红12军参谋长兼34师师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警卫团团长。1931年夏，谭希林因率部攻打宁都附近的赖村失利，在苏区肃反中遭诬陷，被开除党籍并被降职为红军特科学校教员，后任该校学兵连连长、营长、副团长、主任教员等职。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特科学校编入干部团，任该团特科营工兵教员。征途中，曾发挥工兵技术特长，多次完成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艰巨任务。到陕北后，恢复党籍，任抗日红军大学地方干部营营长、抗日军政大学队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参谋长。1938年底奉调赴华中，先后任中共豫鄂边区委员会军事部部长，新四军第4支队参谋长兼第14团团长、江北游击纵队司令员、第2师6旅旅长兼政治委员、津浦路西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皖江军区司令员兼第7师代师长。率部参加了巩固发展津浦路西和皖江根据地的斗争和反顽、反“扫荡”作战。1945年春，报经新四军军部批准，第7师以教导队和干部训练班为基础，在安徽省无为县的团山里村正式成立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皖江区第10分校，简称第7师抗大第10分校。第7师师长谭希林兼任校长。
解放战争时期，谭希林任山东野战军第7师师长、豫皖苏军区第一副司令员、胶东军区代司令员、人民解放军第32军军长。1949年6月曾率部解放青岛。
新中国成立后，谭希林任山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青岛警备司令部司令员。1950年出任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1954年届满回国后重回部队，任训练总监部副部长。1958年至1969年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1970年2月11日谭希林在北京逝世。
第7师政委曾希圣
（曾兼任抗大10分校政委）
曾希圣于1904年10月11日出生在湖南兴宁县州门司牵牛拗村一乡绅家庭。1920年秋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在校期间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曾就读于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1926年7月，随军北伐，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团指导员、汉口教导团军事队队长等职。后赴苏联学习。
1927年回国，大革命失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调汉口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任秘书长。同年冬,调上海中共中央军委任谍报科科长,曾获取了国民党第三次“围剿”中央苏区的军事计划。1931年冬进入江西中央苏区,任红军总司令部侦察科长。1932年参与创建中共中央军委二局(情报局)，任局长。他领导的二局，多次截获并破译国民党军队的无线电密码，为红军反“围剿”作战和长征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1933年8月中央军委授予二等红星奖章。
到达陕北后,毛泽东称赞说:“没有二局，长征是难以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还多次对他表示慰问。甚至还说过，“没有曾希圣的二局，就没有红军。”毛泽东还先后两次为红军的侦察电台题词:一次是“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另一次是“你们是革命的鲁班石”。
周恩来称曾希圣为红军情报工作“创业的人”。叶剑英说:“曾希圣不简单，是个可以认识‘天书'的人。”并说，“毛主席用兵如神，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曾希圣等同志提供的准确情报。”
抗日战争爆发后，曾希圣先后到中共中央社会部、中央南方局、新四军军部等处工作。1940年起任新四军第七师政委(师长未到职),后又兼任中共皖江区党委书记,同时兼任过抗大10分校政委。负责筹建新四军第七师。多次指挥部队与日、伪军作战,开辟了皖江抗日根据地。同时,发动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创办了一大批军需民用工厂,为兄弟部队提供了大量物资和财政援助。所部有“富七师”之称。到1945年日军投降时，七师由创建时不足2000人发展到3万余人，收复领土达15万平方公里
1943年延安整风运动，曾希圣和康生、许建国三人组成中央保卫委员会，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曾希圣先后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参谋长、山东野战军第7师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国民党统治区工作部部长，第二野战军副参谋长兼豫西军区司令员。曾希圣参加了淮海战役。1949年3月任中共皖北区委书记兼第三野战军皖北军区司令员、政委。
新中国建立后,先后任安徽省委书记、第一书记。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先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济南军区政治委员等职。
50年代,他主持治理淮河工程时，提出了“蓄泄兼顾”的治水方针。还总结出“三改”方针,即“改变夏秋两季收成的比重，扩大夏季作物面积；改种耐水作物和高产作物；改变广种薄收的耕作习惯，实行精耕细作”。
大跃进中毛泽东多次纠“五风”，而曾希圣仍无改过，甚至处分了敢讲真话，赈济百姓的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恺帆，直接导致安徽饿死人在600万以上。曾希圣觉得对不起安徽百姓，于是同意下边搞包产到户。为了应付中央，他在名词上动脑筋，起名为“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包工包产责任制。从1961年3月6日起，在全省推行。到秋后，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占了全省的85.4%。据省里对36个县的调查表明，施行责任田后平均亩产比上年增长38.9%。农民得到了温饱，看到了希望；安徽各级干部增强了信心，遂继续普及推行责任田。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粮食产量为历年来最高。“责任田”被干部群众誉为“救命田”。
1961年12月，毛泽东到苏州视察，他打电话叫来曾希圣，明确地对他说:“生产已经恢复，是否把这个办法(指责任田)变回来?”曾希圣不解其意，恳求道，群众刚刚尝着甜头，再让群众搞一段时间?毛泽东沉默不语，但没有表示反对。毛泽东的沉默意味深长，曾希圣没有正确体会，或者他猜测这是一种默许，或许他过于沉浸在成功之中。
不久风云突变，曾希圣搞的责任田遭到灭顶之灾。1962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即所谓七千人会议)，会议期间着重批评曾希圣领导的安徽省在三年自然灾害时，饿死人甚多，同时批评曾希圣搞的责任制是“单干”，是复辟资本主义，犯了“方向性”的错误。中央派人发动大家“揭发批判”。当时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曾希圣连座位都没有，自己拉把椅子坐到会场边上。在会上，曾希圣做了深刻检查，但对其推广的责任制持保留态度。于是，会上有的人主张开除曾希圣的党籍；有人提出要杀曾希圣的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曾说过曾希圣应该开除党籍。
毛泽东没有表态。最后中共中央决定，免去曾希圣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职务，调离安徽，任华东局第二书记。安徽省第一书记由李葆华继任。1965年秋，曾希圣调成都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都知道，安徽70年代末的“包产制”与60年代初的“责任田”是一脉相承的。曾希圣的勇敢探索功留史册。
少将陈仁洪
（曾兼任抗大10分校教育长）
陈仁洪(1917年11月-1990年2月28日)，江西省铅山县人，1917年出生，原名王继祥。当过儿童团长。193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任共青团江西省铅山县王伯坂区区委委员、团县委书记。
1931年9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铅山县军事部赤卫军政治委员。历任班长、排长、连长、上饶铅山独立营政委、闽北军分区政治部青年干事。1932年10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3年秋起任铅山县独立营政治委员。
1934年2月起任江西省上铅县警卫营政治委员，11月起任闽北军分区政治部青年干事。参加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1935年2月起任闽北独立师三团一营政治委员，10月起任红四团一营政治委员，12月起任闽浙赣第二纵队一支队政治委员。
1936年9月起任闽浙赣第四纵队一支队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937年8月起任新四军一支队支队长。同年11月起任第三支队五团二营营长。1941年4月起任新四军第七师十九旅五十六团一营营长，7月起任五十七团副团长。
1942年5月入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二期学习。
1943年2月起任新四军第七师独立团副团长。
1945年5月起任新四军七师抗日军政大学(抗大十分校)教育长。11月起任新四军第七师二十一旅参谋长。
陈仁洪回忆抗大十分校往事时说：为了尽快培养出部队和地方急需的合格干部，学校从一开始便建立了较完整的组织管理系统，为教学工作的顺利实施起了保证作用。当时学校的组织序列是：在校长和政委的领导下，设立校务委员会，负责研究和处理学校的重大问题。校委会由我和阙中一、杜剑华以及党总支书记等同志组成，我和阙中一分别提任正副书记。校务委员会下设军事训练、政治教育、总务三个股，分管各项教学和保障工作。
抗大十分校当时共有五个学员队。第1、第2队是军事队，学员主要是部队的连、排长和优秀班长；第3队是地方武装干部队，学员多是地方游击队的战斗骨干，以及地方政府分管军事工作的干部；第4队是政工干部队，学员主要是部队的指导员和准备担任政治工作的排长；第5队是学生队，主要是来自上海等城市、地方的青年学生和部队中的中学生。另外，还为皖江地委代办一个地方干部训练班，学员大都是在敌占区暴露了身份的各级党政干部。
学校在办学开始，就把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摆在首位，立足于提高学员的政治思想觉悟，努力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武装学员的头脑。政治教育的内容，主要是学习掌握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学习毛泽东有关阶级斗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思想，学习党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还学习瓦解敌军、战时群众工作以及怎样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各种群众组织、宣传和动员群众等。学习的教材主要是参照抗大总校和华中总分校的课本和教学大纲，并结合新四军在皖江地区对敌斗争实际而制定的。在学习期间，每个队的学员都要系统地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以及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论述，明确我们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另外，各个队还根据自己队的专业制定了各自的教学内容，各有侧重地实施教学。
学校的军事教育是全体学员共同学习的重要科目。当时处在战争环境，学员们毕业就要奔赴战场，带兵打仗和做政治工作，所以对学习军事的积极性是很高的。我们也从实际出发，制定出符合部队准备情况和战术要求的教学方案。战术训练以连、排的战术动作为重点，单兵训练以射击、投弹、刺杀三大技术为重点。理论讲解以游击战、麻雀战、夜战为重点，并结合具体战例，深入浅出地进行形象教学。课程的安排非常紧凑，每天的教学内容都是结合演习和操练在野外进行。从单兵的技术训练到连以上的攻防战术训练，都经常反复地演练。当时正值夏季，天气十分炎热，学员们顶着烈日，在野外摸爬滚打，一丝不苟地进行练习,非常严肃和认真.由于学员大都是来自部队的干部或战斗骨干,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在学习期间又十分刻苦努力,所以他们提高很快，毕业时都取得较好的成绩。
分校的办学条件十分简陋，学员的生活很艰苦，大部分住在团山里村的祠堂里和民房里。村旁的场院和祠堂就是课堂，门板一竖就是黑板，学员们一人坐一只小凳，双膝一合就是课桌。大家非常珍惜这短暂的学习机会，刻苦学习。
每天清晨，东方刚刚发白，嘹亮的军号声就划破黎明前的寂静。学员们紧随着响亮的口令开始了操练。在日复一日的紧张学习生活中，大家始终保持着饱满旺盛的精神。夕阳落山后，村子里便响起激昂的歌声和欢声笑语，同学们三三两两，或漫步交谈，或唱歌做游戏。当夜暮降I临，学员们又围绕在昏暗的油灯下进行热烈讨论，相互交流学习体会和经验，或复习白天所学的课程，教员也深入到班组同大家一起讨论，听取意见解答问题。学校生活处处充满着民主、和谐、朝气蓬勃的气氛。抗大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传统校风，保证了教学任务的完成。
当时，学校的学制为三个月或半年的短期训练。抗大十分校校委会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决定发动全体教员和干部，出主意，想办法，共同努力，保证教学质量，培养合格干部。教员们自觉地把搞好教学与提高部队战斗力、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大目标联系起来，起早睡晚，一心扑到教学工作上。缺乏教学器材，大家不等不靠，自己动手，就地取材，因陋就简，制作出各种各样的简易教学器材，使军政教学课程得以顺利进行。对所教的课程反复备课，编写的讲义几经修改，精益求精。力求符合部队实际和学员需要，使每期学员在学校学到的知识能在斗争实践中发挥良好作用。学校始终注重提高学员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使学员既学到了一些急需的军事知识，更使他们具备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英勇作战、不怕牺牲的战斗作风，树立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坚强信心和建设新中国的远大理想。
新四军第7师抗大第10分校共培训学员1000多名。他们回到各自的岗位后，作出了很好的成绩。有些同志屡建战功，有些同志成为优秀的指挥员，有些同志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他们对在分校那段学习生活，都留有深刻的印象，以至终生难以忘怀。
陈仁洪回忆说：我与分校的同志们在紧张的工作学习中迎来了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时刻。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我党为了争取国内和平民主的实现，决定对国民党作出让步，将新四军从包括皖中、皖南在内的南方八个解放区撤出。9月间，驻皖江地区的新四军第7师遵照军部命令开始北撤，第10分校随同第7师师部一起撤退到苏北的淮阴。10月，第7师进行了整编，抗大第10分校改为第7师干部随营学校。我和阙中一、杜剑华及部分同志调到部队工作。大家满怀着抗日战争胜利的喜悦，离开了这所培养人锻炼人的革命熔炉——新四军第7师抗大第10分校。
抗大第10分校改称新四军第7师随营学校后，陈仁洪于1946年10月起任华中第六纵队十七师参谋长。1948年5月起任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十七师副师长，12月起任十六师代师长。1949年3月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二十四军七十师师长。
解放后，历任志愿军第二十四军副军长及陆军军副军长、陆军军长、政治委员。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济南军区副政治委员、区政治委员，军区党委常委、党委副书记，兼任军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0年2月28日在北京逝世。
杜剑华
（曾兼任抗大10分校副教育长）
杜剑华，1914年生，山东省沂水县人。1937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并入延安抗大学习，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抗大教员、军教科长、师教导大队训练处长、抗大分校副教育长等职。参加了皖江地区的反顽战斗和枣庄、泗县、淮阴等战斗。
1951年后，任炮兵师长、重庆炮兵学校校长。1957 年毕业于军事学院炮兵系。后历任炮兵技术部部长、副参谋长，炮兵军政干部学校校长兼党委第一书记、炮兵司令部副参谋长、炮兵顾问。曾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少将阙中一
（曾兼任抗大10分校政治处主任）
阙中一(1914-1995年8月8日)，原名阙桂兰，福建省永定县湖雷乡人。1914年出生于福建省永定县湖雷区增瑞村的一个贫困的农家里。
1928年6月，张鼎丞等在金砂领导了声势浩大的农民暴动，震撼了八闽大地。消息传来，阙桂兰倍感鼓舞，和村里的几个志同道合的小兄弟连夜翻越苍莽的金丰大山，投奔到张鼎丞的农民武装中，为了不至于连累乡亲，阙桂兰改名为“阙中一”。7月，阙中一等随同暴动队伍一起被编为闽西工农红军独立营，9月又改编为闽西工农红军第7军第19师。总指挥:王海萍，副总指挥:张鼎丞、傅柏翠。
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年初红四军入闽后，闽西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地方红军也成长起来了。6月，阙中一所在的闽西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十九师被编入了红四军，称为第四纵队。
1930年初，四纵一部被编入中央主力红军第一军团，5月，阙中一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由于各地红军番号不一致，经常引起混乱，因此，1931年10月，福建军区决定整编各地红军。这样，阙中一所在的红一军团第十二军在长汀与闽西红军新第十二军会师后，合编为红军十二军，兼称福建军区总指挥部，军长罗炳辉，政委谭震林。阙中一在101团当战士。
1931年6月，阙中一转为共产党员，又被提拔为干部，到红十二军司令部担任通讯班班长，以后还担任了临时中央政府通信连班长、中央通讯队分队长。1931年11月，中央军委警卫连专门建制了毛主席处特务班，阙中一被选调到特务班担任班长，执行警卫毛主席的任务。
潘汉年在设置交通线和联络站时想到了他在毛主席处遇到的特务班班长阙中一。那个大眼睛灵活转动、笑容满面、身手敏捷的青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1932年下半年，潘汉年找到了毛主席，打听这个青年的情况，商量“借用”的事宜。
毛泽东幽默地说:“借给你是可以，不过不能浪费人才，而且，我要的时候，就要还给我。”
潘汉年默契地说:“保证不会亏待，随时可以奉还。”
这样，阙中一到了中央外交人民委员会，担任联络总站协理员兼总支书记。阙中一以他在中央警卫连毛主席处特务班班长和中央外交部联络总站的出色表现，同样地赢得了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部长李一氓的青睐。1933年，阙中一到了国家保卫局执行部特务队，担任代理队长。 阙中一上任之初，执行部部长李一氓就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好的共产党员应该干最艰苦和最困难的事，好的共产党员应该把担任保卫工作看成是最光荣的。”
1935年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阙中一因为土地革命中的优异表现，深得军委领导层的器重。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一成立，阙中一就被派去“速成班”深造。毕业后，阙中一回到中央军委警卫连，担任政治指导员。由于阙中一在江西中央苏区时干过通信和外交联络工作，熟悉业务，因而不久以后，他就转到军委交通局外交联络站担任政治协理员兼总支书记。
“西安事变”的爆发，给阙中一多姿多彩的人生添上了浓重的一笔：毛泽东出于对周恩来安全的考虑，毛泽东推荐他在中央苏区时的贴身警卫、特务班班长阙中一接任陈友才的位置，担任周恩来的侍从参谋，对外称副官。这是阙中一唯一的在白区以公开、合法的身份从事革命工作。
在西安，阙中一不以“周恩来副主席侍从参谋”自居，妥善处理好与办事处其他同志的关系。对周恩来的安全周密安排，慎重考虑，贴身跟随，尽心尽职。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的地下工作，数西安地下党最为出色。毛泽东曾经说过:“党的情报工作，西安是最好的，要发勋章，该先发给他们。”阙中一利用他的“周恩来副主席副官”的公开身份，利用各种关系，或者同地下党联系，或者陪同周恩来看望民主人士，获取国民党重要机密情报。5月下旬，阙中一随着周恩来会见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带去了《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背信弃义，不但迫使杨虎城这位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做出特殊贡献的将军交出兵权，而且还逼着他出国“考察”，实际上是逼迫他流亡海外。国民党方面的顾祝同秉从蒋介石的旨意，派出特务对周恩来的行动进行跟踪、阻拦。阙中一命令司机机智地甩开特务的跟踪，终于促成了周恩来和杨虎城的再度会见。在西安办事处工作期间，阙中一面临十分复杂的斗争环境，出色地完成了周恩来等中央首长的警卫工作以及对外联络工作。
“西安事变”后，在红军驻西安办事处任周恩来副主席处侍从参谋。抗日战争初期奉命赴闽，任闽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三支队参谋长，随后改编为新四军，任新四军第三支队五团三营政委，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政治队指导员，新四军第二支队三团二营政委，新三团政治处主任。
1937年10月中旬，阙中一到达闽北。虽然旅途劳累，但阙中一顾不上休息，随即与闽赣军政委员会领导人黄道、曾镜冰、曾昭铭见面。在会谈中，他了解到，闽东北国共双方几经洽谈，已达成了停止军事行动的协议，闽北红军已停止军事行动，部队准备集中改编为抗日义勇军。然而国民党当局并不甘心闽北红军的存在与改编，仍然处心积虑，不断地制造事端与磨擦，对游击队妄图予以“收编”或消灭。由于国民党的破坏与封锁，闽赣军政委员会下达给各地红军关于集中改编的命令迟迟不能送达。
针对这一情况，阙中一和闽赣军政委员会领导人商量后，马上分别致函光泽、崇安等县县长，对国民党的敌对行动提出严正批评，要求电请福建省政府与军事当局，分别撤退铅山县属石塘、紫溪、杨林、车盘及崇安各处民团，以便红军经崇安大安进而向铅山石塘集中整编。与此同时，闽赣军政委员会要求闽北各区红军游击队为维护红军的独立与尊严，保护人民生命安全，保证闽北国共合作局面不受破坏，对于国民党的挑衅和进攻给予坚决的回击。
在石塘，阙中一和闽北红军领导人一边对红军进行整训改编，一边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和动员青壮年参军抗日，部队很快由500-600人扩大为1300余人。
1938年2月初，闽北红军独立师被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团长饶守坤，副团长曾昭铭，参谋长杨元三，政治处主任刘文学。五团下辖3个营，阙中一为三营教导员。2月25日，新四军三支队第五团奉命由石塘出发，开赴皖南抗日前线。3月，新四军三支队五团到达安徽歙县岩寺，接受新四军军部领导的检阅。看到这样一支洋溢着昂扬斗志的队伍，叶挺军长不由得赞叹:“五团基本上都是闽赣边过来的老红军战士，是很强的骨干力量。”面对抗日的严峻形势，谭震林召集五团的领导人召开作战会议，阙中一也参加了会议。阙中一认为日军川岛警备队装备优良，在兵力上占优势，所以应采取扩大正面的部署，对敌人形成包围之势。其他指导员对此都有相同的看法。谭震林采纳了大家的意见，下令:五团一营在马家坝附近山地以小部队作正面牵制，主力占领有利地形，打击日军侧翼;二营隐蔽在白马山附近，待机向繁昌城西北方向出击；三营在红花山、孙村附近加强侧翼警戒，随时准备打击荻港、铁矿山方向来援之敌；六团三营以主力扼守峨山头，控制日军，并以一部担任城防。敌人的活动规律被摸清了，行动方案很快就确定了。经过两天的抢渡，阙中一带领200多名突围出来的新四军战士，顺利地渡过了长江天险，到达江北抗日根据地无为地区。
皖南事变中，阙中一与新三团指战员一起浴血奋战突出重围。随后任新四军军部特务团政治处主任，7师独立团政治处主任、副政委、政委。曾兼任抗大10分校政治处主任。随后，阙中一于1942年进入华中党校学习，毕业后，先后担任新四军第七师独立团政治处主任，白湖独立团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新四军十九旅政治部主任，率部转战在皖南、皖中、皖北等地，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1946年7月泗县战斗结束后，阙中一和部队随师部撤回睢宁宿迁地区，沿睢宿公路附近以运动战形式防御和阻击敌人。这是一段异常艰苦的日子。每天夜晚行军七八十里以转移阵地，天亮了到达宿营地，要马上抢修工事，反击敌人的进攻。到了晚上，又向指定地点转移。这样艰苦的日子连续熬了一个星期，8月17日，阙中一和十九旅指战员顺利地完成了运动阻击的任务，奉命开进泗阳、淮阴一带休整。
1947年1月，鲁南战役后，华中野战军随即转移到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周围休整。依照中央军委的决策，1月下旬，华东全军进行了统一整编，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合编为华东野战军，下辖11个步兵纵队和一个特种兵纵队，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阙中一任七纵十九师政治部副主任。
1947年5月，阙中一参加了孟良崮战役。在战役中，十九师在特种榴弹炮团的配合下，阻击国民党第七军和敌八十四师北援。在阻击增援敌军的阵地上，十九师将士们，犹如安插在阵地上的一枚钉子，牢牢地挡住了敌人一波又一波的冲击，敌八十四师一度前进到离七十四师仅5公里的地方，但再也无法向前跨出一步了。十九师有力的阻击，为主力全歼国民党军创造了条件。不久，阙中一奉命到山东胶东军区五师任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成立后，他又任第三野战军三十二军九十五师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宿北、莱芜、孟良崮、淮海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皖南军区政治部主任，解放军海军政治干部学校副校长、校长，海军舟山基地政委，海军舟嵊要塞区政委。当选为上海市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5年8月8日病逝于上海，享年81岁。著有《跟毛主席过万水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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