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大学员做刺杀训练
毛泽东要求挺进东北时没有忘记建立自己的人民空军，他多次要求快速建立自己的航校，培养自己的航空人才，为将来建立自己的空军作准备。
伍修权作为中央任命的东北局最初的五位成员之一，与彭真、陈云等被派往东北。同时伍修权还有一项特殊的任务，那就是筹建航校，筹建人民空军。
林保毅率领的日本航空队在伍修权的感召下归顺了共产党的队伍；延安又抽调了一批富有经验的干部，加入了筹建航校的队伍。
1945年11月中旬，东北局决定成立了以伍修权为首的航空委员会，伍修权为主任，黄乃一为秘书长。
12月上旬，由于国民党大举进攻东北，“东总”决定航空队由辽阳、宫原迁驻通化。
12月下旬的一天，在通化城的上空突然出现了战斗机群，引起了众多通化市民仰头观看。这就是东北民主联军沈阳航空队从本溪转场通化机场。一位日本人在所著的《通化几山河》一书中，对这次转场做了如下描写：“那是一个有沙尘的日子，一架又一架联合编队的战斗机轰鸣声响彻通化上空……战斗机编队在上空绕一周、两周然后首机下降，依次在通化机场着陆。”驾驶这些飞机的不仅有日本飞行员，也有820机组的中国飞行员。不难看出，这次转场的场面还是很壮观的。
航空器材是从陆路运到通化的。
黄乃一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当时航空器材十分紧张，暂时不能飞的20余架飞机也必须转移到通化，但既没有火车，也没有汽车，我们只好把飞机的机翼卸下来，装在大板车上，把机翼绑在大板车后边，用牛、马和驴等牲口拉着大板车向通化转移……老百姓见了，风趣地说：‘马车拉飞机，真稀奇’。”
就这样一直到12月14日，陆路运送的航材才全部抵达通化。
12月15日，部队刚转到通化不久，机务人员修好了一架飞机，林保毅便决定亲自试飞。
不幸，飞机起飞时就发生了事故。飞机摔了下来，林保毅受了重伤。
黄乃一立即要求医院全力抢救。几个小时后，当林保毅苏醒过来，看到黄乃一、刘风等大家都守护在自己的身边时，感动得热泪盈眶。他进一步加深了对共产党、八路军的认识，对他以后的思想转变有很大影响。
沈阳航空队迁移到通化后，稍事休息，根据航空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伍修权提出的打破常规、加快航校建设的指导思想，即着手招收飞行学生。
航空委员会秘书长黄乃一迅急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航空人员汇聚到通化。根据蔡云翔的建议，急调已在山东解放区的白起、何健生一行到通化，共同参加航校建设。
不久，白起、何健生、吉翔、陈静山、秦传佳等从山东解放区辗转来到了通化。
当初沈阳航空队刚到通化时，首先就遇到住房问题。几百号人没有营房住，只能暂时分散住在老百姓家里。但市区中国老百姓的住房很拥挤，只有日本居民的住房较为宽敞。黄乃一就通过航空队的日本人，向日本居民交涉，经同意后，一部分人就住进了日本居民家中。
当时，黄乃一与白起一同借住在一个日本土木工程师的家中。
期间，黄乃一、刘风又去总部组织部要来了一批干部：他们是顾磊、白平、刘西科、张培根、张清贵等。
民主联军总部曾指示：沈阳航空队奉命撤出沈阳到通化后，要从部队中选调学生，建立学生训练队，再成立一个飞行队。第一次东北航空委员会会议之后，黄乃一当时面临一个棘手的招生问题。办校，就得要有生源。生源招生的标准又如何确定呢？
黄乃一又与伍修权讨论了多次。伍修权指出：培养什么人当飞行员，这是一件大事。东北在日本和伪满统治下有十几年了，目前是刚解放，不宜就地招考飞行学生。应该考虑从部队里选调。究竟选什么样的人，特别是飞行员需要什么样的条件，你可以征求起义人员的意见，包括日本飞行员的意见。你和他们研究后提出方案。
黄乃一就此事征询白起对新生要求的建议。白起谈起了自己在国外学习航空的经历。白起认为，关键是要让新学员尽快懂得航空知识，对飞机的构造、性能、航空原理等一无所知，又怎么能维修保养飞机，更不要谈飞上蓝天了。他的建议得到了采纳。
黄乃一就航校招生标准如何确定问题，还征询了蔡云翔和何健生的意见，两人的回答是：航空人员必须要有较高的文化，身体要好，年轻、聪明。
黄乃一又征询了那些日本飞行员的意见，也基本上相同。
唯有林保毅的看法，令黄乃一大吃一惊。
林保毅说：你们今天要选的飞行学生，应该是你们将来建设空军时的骨干。飞行员一旦上了天，他就是飞机的主宰，虽然空中有空域的划分，但那只是一种假设，空中并没有中国的万里长城。地面虽然也有无线电指挥，可是听不听你指挥，那是飞行员头脑里的事了。因此，你们要选的飞行学生，首先和最重要的的条件，是要让你们认为是绝对忠实于你们的人。
林保毅的话很有意思，他提出的是日本式用兵的条件，或者说是一种“武士道精神”，可实际上又是讲了“中国式的政治条件”。
林保毅在讲述了这些“政治条件”后，又就飞行学员的文化水平、年龄等条件，谈了要求和理由。
黄乃一通过细致地调查和征询意见，最后向伍修权作了汇报。东总和东北局很快就同意了研究成果，确定了招收飞行学生的条件：
1，要出身好，来历清楚，有较高的阶级觉悟；
2，要体检合格；
3，要年轻；
4，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
何健生具体负责了相关招生工作。
但是，后来在实践的过程中却发生了一些争论。因为当时的学员普遍问题是文化水平不高，学习时困难极大。有的中国教员和干部就产生了埋怨情绪，甚至主张淘汰这类学员。
不过，林保毅和其它主要的一些日本教员，还是比较服从黄乃一的安排，耐心地进行带飞教育，终于让这些学生飞上了蓝天，有的学生还在朝鲜战场上成了战斗英雄。
黄乃一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林保毅的这一席话和他后来的表现，可以看出，他为我们培训航空人才的意见是中肯的，态度是诚实的，工作也是积极认真的。
有关筹建航校的训练方针问题，黄乃一认为：目前我们处在非常时期，不能按正常情况办学。美国、日本、苏联，以及国民党，他们的航校训练飞行员，都要三、四年。革命战争和当前形势，需要我们在最短的时期内，培养出自己的飞行员和飞机修理人员。我们要从实际出发，针对部队选调来的学生文化水平不高的实际情况，开展师傅带徒弟的办法，进行实物教育。
但是这一建议，引起了争论。没有一定的理论知识，怎么能成为合格的飞行员？
航空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后不久，黄乃一犯愁了：
按照总部的要求和航空队的原定计划，飞行学员都要要从部队中选调。当时部队都要在前线打仗，上哪儿去选调学员？
正在此时，山东抗大一分校于11月底和12月初到达通化，他们带来了1000多名学生，都是战斗部队选送培养的青年战士，或在胶东老解放区吸收的青年学生。
这些学生正是选调飞行员的最好对象。
于是，黄乃一立即向吴溉之、朱端报告，并请示东北局，获得了批准，同意从山东抗大一分校选调合格学生到航校学习。
为此，还由航空队抽出政工、技术、医务干部，专门成立了新生选调小组，由白平、刘西科、何健生等组成。
选调小组，会同抗大一分校政治部和各队党组织查看了该校全体学生档案。原以为“十里挑一”，挑选120名学生问题不大。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初选的基础上，结合与学生谈话了解情况，然后进行体检和测验，最后合格的只有109人。
这些新生学员，大多数在十七、八岁至二十岁左右。又来自部队和老解放区的农村，都要经过战争环境和艰苦生活环境的锻炼，有较高的阶级觉悟，身体也基本健康。
但是，他们中有些在解放区农村上过小学或初中，有的是参军后来部队里学了点文化，多数人的实际语文程度，只相当于正规的高小。
何健生参加了新生选调小组工作后，非常努力。有一次，他就去见蔡云翔。谈起了自己在新生选调小组工作的事，并征询挑选新学员的建议。
何健生曾是蔡云翔在汪伪航校上司上校教务主任。
蔡云翔、何健生都是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又一起从扬州起义来到了这里，对航空人才的要求，自然很快就有了共识。当时的日本飞行教官也是这个看法。
航空队接受新学员后，人数有了很大增长，全队人员总数已近600人了。其中，领导干部、飞行人员、警卫人员和学员共有200余人；日本留用人员300多人；此外，还有20多名朝鲜人。
由于航空队人数剧增，为了加强领导和管理，黄乃一向东总请示：能否尽早解决组织人员问题。
总部的回答是：等常乾坤、王弼同志到达通化后再说。
当时东北局航空委员会由伍修权、王弼、常乾坤、黄乃一、刘风、蔡云翔、林保毅七人组成，王弼、常乾坤也是委员会成员。此时的常乾坤、王弼带领航空队伍正行进在前往通化的路上，因此没有参加航空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不久，常乾坤抵达通化后，他支持了黄乃一的主张。他说，学修理的，可用坏发动机拆卸解剖的办法，让每个学员知道每个零件的名称，应该装在什么部位，起什么作用，工作起来怎样算是正常的，怎么样又是不正常的，如何修理？知道怎么用就行了，少问为什么。
伍修权也指出，涉及到一些较深的基本原理，文化基础差，不易弄懂，形势紧迫，不允许花很多时间用在理论学习上。非学不可的原理，也只要求先知其当然，暂不要求知其所以然。先学实际操作，尽快学会修理飞机，驾驶飞机。以后环境和条件允许，再从理论上学习提高。
这些指示和要求，是当时航校的主要工作的重要方针。在贯彻这些方针的过程中，有的问题有过激烈争论，在实际工作中也有过反复，甚至走了弯路。但实践证明，这些方针是适合当时情况的，是正确的。
毫无疑问，东北航空委员会及时地统一了全体航空人员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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