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4章 在“三反”中蒙冤之迷雾

 

1953年，抗日战争的爆发地卢沟桥。何健生为铭记这段历史，专程到此存照。

何健生在1950年1月任上海防空司令部作战科副科长兼上海防空司令部参谋、训练大队长。同年9月任华东军区空军司令部领航科长。在1951年1月至1958年4月，何健生调任军委空司情报处照相科任科长、侦察科参谋，在党内一直担任党小组长、支部委员、党委副书记等职务。令何健生怎么也没想到的是自己在当时的“三反”运动中受到了不公正的打击，从而经历了20多年的蒙冤生活，直至67岁时，收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直属政治部的平反通知（司政字第074号）后，才知道自己受冤屈的主要起因，却是緣由那台借给空军参谋长王秉章却又无法索回的徕卡相机。

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镇压反革命运动(简称“镇反运动”)。1951年11月，镇反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随后继续深入，至1953年9月结束。

新中国成立之初，各地反革命活动猖獗，严重危及新政权的巩固、社会稳定和经济恢复。针对反革命活动有增无减的情况，1950年3月18日，刘少奇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简称“3·18指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第一个关于镇压反革命的专项指示。指示指出，对反革命活动“必须给以严厉的及时的镇压，决不能过分宽容，让其猖獗”，“有确实证据者，须处以极刑或长期徒刑。为了反革命的目的而杀害我们干部，破坏工厂、仓库、铁路、轮船及其他公共财产者，一般应处以死刑”。

“3·18指示”发出后，刘少奇接连对镇反工作做出重要批示，指出：“近来各地对于反革命分子的镇压有些不够。”“对这些破坏分子必须严办，不严办，不给以恐怖是不对的。公安部及铁道部即商讨出办法通知各地，批评各地麻痹现象。”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主要领导人较早明确表态，批评镇反不力。

随后，中央对镇反工作提出明确方针。6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将解放战争时期对蒋方人员“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方针，确定为镇反方针，即：“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不可偏废。”7月23日，毛泽东批准发布《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重申上述方针，规定对几种类型的反革命分子分别处以死刑、长期徒刑。

内敌未靖，外患又起。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受其影响，国内反革命活动更加猖狂。面对这种严峻形势，中央有关部委、各中央局不断向中央反映，认为镇反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右的偏向，“不办首恶，误解宽大政策”，“偏差到‘宽大无边’，宽大到灭自己志气，长匪特威风，宽大到助长匪特气焰、脱离人民大众的程度了”。公安部方面分析认为，反革命活动日趋猖狂的原因，一是残余反革命力量仍大量存在，二是朝鲜战争的刺激，但最主要的原因则是对反革命活动的镇压不够，严重存在“宽大无边”的右的偏向。8月5日，刘少奇在十八个专业会议代表会上指出，司法机关的中心工作是镇压反革命活动，对民事案件和反革命案件应区别轻重，“对于反革命案件，一定要赶快处理，绝对不能压，因为两种案件的性质不同”。对有组织地进行破坏活动并有确凿证据的反革命分子，应当“严厉镇压，绝不该宽大”。根据刘少奇的讲话精神，7月26日至8月11日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司法会议，把镇反工作确定为司法工作的首要任务。

面对内忧外患，1950年10月，中共中央接连做出重大决策。10月8日，毛泽东下达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命令。10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镇反问题，决定必须对反革命采取坚决进攻的方针。10月10日，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刘少奇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简称“双十指示”)，揭开了全国镇反运动的序幕。为了贯彻“双十指示”，10月16～21日，公安部召开第二次全国公安会议，部署镇反运动。10月28日，刘少奇起草中央批语，转发了罗瑞卿关于第二次全国公安会议的报告。经刘少奇修改的公安部报告，着重批评了右的偏向，对镇反运动作了总体部署，提出了处理方针：对于已捕未捕的反革命分子，按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的原则办理，三者不可缺一。对于反革命谣言，必须实行讲、驳、追的政策。清理积案与侦捕新案相结合，纠正久押不问的现象。必须以镇压现行犯为主，即对于现在正进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必须先办、严办。刘少奇频繁起草中央电报、批语，批准、批转各地的镇反计划。12月10日，刘少奇致信罗瑞卿说：为切实执行“双十指示”有关规定，“请你即检查哪些地方的报告已经送到?哪些地方尚无报告来?作一总结通知各地，并催那些尚无报告者，即送报告来。此件请即写好送我，并请你以后每四个月作一总结给我。”

在运动发起阶段，毛泽东、刘少奇都强调要放手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经过周密部署，各地短时间内在一个地区或多个地区统一行动，有计划、有准备地集中搜捕了大批反革命分子，同时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怙恶不悛、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大张旗鼓地宣传解释镇反政策，广泛动员干部群众包括民主人士在内的社会各界参与，形成了对反革命“人人喊打”的统一战线。镇反运动终于打开了局面。

当各地镇反运动逐步展开，渐入高潮之后，刘少奇协助毛泽东领导运动，处理了一些关键问题。

镇反运动展开后，由于据以判处反革命案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下称“条例”)迟迟没有公布，各地审判权限不一、量刑标准不一、执行程序不一的现象比较突出。为了给干部和群众以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法律武器，以提供审判反革命罪犯量刑标准，克服或防止右的偏向和“左”的偏向，各地普遍要求迅速颁布“条例”。

1950年10月，刘少奇在修改“双十指示”稿时，在“继续作恶的反革命分子”之后，加写了“应依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加以镇压”。这是最早明确以“条例”为法律依据惩处反革命分子的规定。而“条例”的制定工作，则是在镇反运动发起之后才开始的。关于主持起草者，代表中央负责的是刘少奇，具体起草工作由彭真、罗瑞卿负责。1950年12月29日，罗瑞卿在给刘少奇的报告中请示：“为了统一量刑标准和改进判决程序，政法委员会已经起草的惩治反革命条例和人民革命法庭组织条例，须尽速审定公布。”1951年1月6日，刘少奇在罗瑞卿的报告上批示：“同意这个报告。”1月15日，政法委分党组干事会第十次会议讨论“条例”(修正草案)，贯彻刘少奇和周恩来关于“条例”的指示，暂“不列入关于处理战犯，及对非以反革命为目的之投机犯和一般不法分子的内容”。1月28日，刘少奇将“条例”(修正草案)送毛泽东审阅，并在附信中建议：可不组织人民革命法庭，“审判反革命罪犯仍依照现在办法归各地军事法庭为好”，并在修正草案上增写了第二十条：“犯本条例之罪者，由各地军区司令部、军事管制委员会或剿匪指挥机关所组织之军事法庭审判之。”对此毛泽东批示“在军管时期应当如此”，并在第二十条“由各地军区司令部”一句前加写了“在军事管制时期内”八个字。

何健生是在1951年1月调到军委空司情报处工作的。

那年2月18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第四项“镇压反革命”中，提出运动要分外、中、内三层进行。“注意‘中层’，谨慎地清理旧人员及新知识分子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同时也要“注意‘内层’，谨慎地清理侵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但当时运动的重点是清理“外层”(社会上、浮在面上的反革命分子)，对“中层”、“内层”的清理，是运动收缩后才开始的。

5月21日，毛泽东起草中央通知，发出经刘少奇两次修改的《中央关于清理“中层”“内层”问题的指示》。指示要求，在1951年夏秋两季，有计划、有步骤地对机关工作人员普遍地、初步地加以清理。清理范围包括各民主党派和政府、军队、民众团体及财经文教等机关的一切工作人员和干部学校的学生。打击对象主要是各种反革命分子。清理步骤首先是首脑机关和要害部门，然后是一般机关，最后是所有部门的干部和勤杂人员。清理方法采取整风方式，号召有问题的人用真诚老实的态度，自愿坦白出隐藏的问题。为避免逼供信，“尽量采用小会坦白，书面坦白，或向主管部门、向直接领导的首长坦白的方式”，“均应采取自愿原则，不得强迫”。

针对清理中层内层运动由外而内、由浅入深地打击我中之敌的特点，刘少奇强调，应当采取越来越慎重的方针：“外层反革命很明显，不大会杀错。对中层，现在各地要开始审查，我们要慎重一点。内层，党内也有反革命分子，那要更加慎重处理。”他指出：“我们这一回要小心谨慎，不要随便把特务帽子往人家头上戴，不仅特务帽子，就是其他的政治帽子也不要随便戴。要掌握这一条原则。”

为什么刘少奇特别指出要小心谨慎地处理中层、内层呢?原因有二。首先，1951年3月28日至4月9日刘少奇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决定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普遍的整理，开始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整党运动。刘少奇认为，整党运动与镇反运动的目的性质、内容对象、方式方法、政策措施均有根本区别，绝对不应混淆。其次，刘少奇对延安时期审干运动的扩大化和“逼供信”等“左”的错误一直保持警惕。他讲：“我是当时中央总学委的负责人，因此，对于当时的这种错误，我也要负一份相当的责任。”“应该说，接受延安审干中所犯过的这种错误的教训，对于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审查干部、清理中层内层、进行忠诚老实和坦白运动，规定不追不逼，避免再犯这种错误，是有极重要的作用的。”

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刚调到军委空司情报处工作的何健生，接受了当时党组织的中层、内层清理。针对清理中层、内层运动中共产党员隐瞒历史问题比较突出的情况，8月25日，刘少奇修改并批发了中央关于在清理中层、内层运动中对共产党员隐瞒政治问题和历史问题的处理办法(草案)。规定，对有隐瞒问题的党员应“区别问题的性质与是非轻重，及本人对党的忠诚坦白程度与一贯的表现”，分别给予开除党籍等处分，或免予处分。

经过清理中层、内层运动，在参加清理的机关、企业、学校108万人中，清查出一批反革命分子，逮捕惩办了一批。何健生因为有参加过国民党空军和汪伪空军的历史，他主动讲清了那些历史及起义经过，他和一大批有一般历史问题的人一样卸掉了包袱。

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指出：“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即将基本肃清”。这标志着镇反运动第一阶段基本结束。11月，中央发起了“三反”运动。1952年3月，毛泽东要求刘少奇协助领导“三反”、“五反”运动。至此，刘少奇协助领导的镇反运动告一段落。

但是，即使按照毛泽东自己的标准，镇反运动无疑也已经发生扩大化了。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的结果，是各地杀、关、管的数字都大大突破了原先的设想和计划。加上各地都没有足够的公检法机构和人员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审理如此多的杀、关、管案件，结果是多数案件都未能经过严格审理。相当多的人犯只是基于历史上有所谓“劣迹”，量刑的标准已远远超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中的规定，自然更不重视“现行”与否。不讲证据，滥捕滥杀的现象相当普遍。

湖南衡阳茶市以刘伯禄为首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因多数人出身地主，再加上南下工作组干部靠“逼供信”怀疑当地有“反共救国军”，因此相信以刘为首的当地党组织和其所领导的青年团、农会和励淬学友会等组织，即系“反共救国军”及其外围，进而将刘定为“匪特头子”“恶霸地主”。结果200余人受到株连，许多人被吊打逼供，8人被枪毙，5人被判刑，4人被开除公职，1人下落不明。

朱自清的儿子朱迈先，早年积极追随中共，投身抗日活动，八年抗战期间亦因中共指派随宣传团集体参加了国民党军队，解放战争后期并策动桂北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成功，同样既无民愤、亦无血债，却在镇反运动中被当成历史反革命判处死刑，执行了枪决。

罗广瀛，四川大学教授，国民党军第七编练司令官罗广文及《红岩》作者之一罗广斌的堂兄，解放前夕冒着危险，成功策动罗广文率残部起义，但镇反中却被捕，其妻写信说“一家八口全靠罗广瀛养活，望政府给予宽大处理”，但还是被很快处决。

马剑秋，时任忠县自卫总队的他在解放前夕通电忠县全县起义，并徒步数里出城迎接解放军，但时隔不久就成为阶下囚。获知被判死刑后，他流着泪写了一份“刑场上的演讲”，大意是：他一直在寻找救国之道，对于国民党他很失望，终于盼来了共产党，终于有了希望，可是却要被枪毙，再也看不到希望了。但是他对自己的起义之举依然不后悔，在最后的时刻，他要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主席万岁，斯大林元帅万岁！

此外，金庸的父亲查枢卿也是在镇反期间被作为“反共地主”处死的，1981年邓小平会见金庸时曾提过该事。上世纪80年代中期,广西要员反复邀请梁羽生回乡省亲,梁羽生要求对父亲一案重新甄别,隐然有不平反则不回乡之意。经查,陈信玉属错杀,蒙山县政府下文平反。

勉强凑数，滥捕滥杀的一个极其严重的后果，就是把大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打成了反革命。甚至包括曾受中共领导，但具有灰色掩护的地下武装人员，也被列入“杀”、“关”、“管”的名单之中。

据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出版，马宇平、黄裕冲编写的《中国昨天与今天，1840－1987国情手册》一书披露，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是71万人。而毛泽东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说的则是杀了100万。

对何健生来说，他在扩大化的镇反中平安过关了。但却在接下来的三反运动时中枪了。

自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的镇反期间，同时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即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斗争。
   “三反”缘起于1951年10月毛泽东建议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当时在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正在并肩抗击“联合国军”的秋季攻势。中共中央政治局15日召开扩大会议，研究有关朝鲜战局的各项问题。依据毛泽东提出的“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的方针，会议确定从“节约兵力、整编部队；精减机关，精减人员；收缩开支，清查资财；提倡节约，严禁浪费；组训民兵，实行义务兵役制”五个方面解决财政困难。在随后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号召。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由此展开。但由此也可见，毛泽东当时并没有搞“三反”运动之意。 

但 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展开后，毛泽东收到了东北局书记高岗送来的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高岗送来的报告除了总结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经验外，还列举了沈阳市部分单位中揭发出3629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检举坦白的赃款达5亿（旧币）人民币，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严重，东北铁路系统积压上千亿元的材料无人处理的严重问题。这不能不使毛泽东深感吃惊。

东北局书记高岗提出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但他主管下的东北又做了怎么样？毛泽东访苏回国途径哈尔滨，哈尔滨市设宴招待，把熊掌、飞龙等做给他吃。第一餐饭因有胡志明在座，他勉强吃了。毛泽东回到住地后，便生气地对身边人讲：这么好的饭有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嘛！我们国家现在这么穷，搞得这么丰富干什么！去交待一下，从明天开始，还按我们在家的标准去办。次日，他们改了，毛泽东很高兴地说：“这样子蛮好的”。到了沈阳，饭菜比哈尔滨安排得还好。毛泽东很生气，接见干部专门讲了这件事。他说，我是不学李自成的，你们要学刘宗敏，我劝你们不要学。二中全会刚刚开完，就忘了。我们还要继续贯彻二中全会精神。我们不能这样做。

   毛泽东敏感到看到了东北在增产节约中暴露出的问题的严重性，这又决不只是东北一个地区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11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将东北局报告转发全国，要求党政军各级领导重视东北经验，“在此次全国大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并要求各地、各部门将有关情况及时向上级和中央报告。这是毛泽东向全党发出进行“三反”斗争的第一个号令。

 12月1日，经毛泽东修改审定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他在加写的一段话中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1949年春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自此，全国范围的“三反”运动正式开始。 

     在“三反”运动中，从东北局、华北局、西南局等领导机关的报告中揭露出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的大量贪污受贿案件，同不法资本家的腐蚀拉拢有密切关系。1951年11月1日，东北局的电报中说：“从两个月来所揭发的许多贪污材料中还可看出：一切重大贪污案件的共同特点是私商和蜕化分子相勾结，共同盗窃国家财产。”12月20日，华东局的报告指出：“鉴于党政内部的贪污往往是由非法商人从外部勾结而来的，因此，必须注意调查奸商并发动群众检举控告不法商人的运动。对证据确凿的不法商人，亦应加惩处，以便内外配合，彻底肃清贪污分子。”西南局的报告同样反映了贪污分子与奸商相勾结，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事实。

1952年1月5日，北京市委送来一个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中说：“在工商界方面，主要是贿买和勾通工作人员，偷税漏税，偷工减料和对公家高价卖低价买，而最普遍的是用回扣、送礼等方式来勾引工作人员贪污。”

毛泽东当天就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了这个报告，在批语中写道：“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和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特别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及各省省城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的猖狂进攻，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予重大的打击，争取在二个月至三个月内基本上完成此项任务。请各级党委对于此事进行严密的部署，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段斗争看待。 在这个斗争中，对于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应酌于照顾，注意组织‘三反’斗争的统一战线。”这是毛泽东大规模惩治不法资本家犯罪行为的第一号令。

1952年1月4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各单位限期发动群众开展斗争。1月5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第三十四次常委会上作了《“三反”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讲话，号召全国工商界积极参加“三反”运动。在“三反”运动中，一些单位揭发出私人工商业者的贪污、行贿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为此，中共中央于1月5日发出了《关于在“三反”斗争中惩办犯法的私人工商业者和坚决击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指示》。3月11日，政务院公布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3月28日，政务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文件根据“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规定了对贪污分子的处理办法。

自此时起，毛泽东在‘三反’运动正走向高潮之际即作出了在大中城市发动对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五反’运动的决策。毛泽东选择在这个时期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是他认为“那时我们在朝鲜战场打得很好，战线稳定，土改基本完成，镇反基本结束，而资产阶级的尾巴翘得很高，必须打下去的好时机。”

1月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发出后，“五反”运动就在全国迅速展开。

在“三反”运动中，各地揭露了一批严重的贪污盗窃案件，并先后召开了坦白检举大会或公审大会，对于严重犯罪分子依法严惩。最典型的例子是依法判处大贪污犯、原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和原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死刑。1952年4月，“三反”运动进入核实定案处理阶段，中共中央相继发出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问题的若干规定》、《关于处理小贪污分子的五项决定》。4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各级地方组织，根据上述文件所规定的关于“严肃与宽大相结合”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般从宽，恶劣从严”等方针和政策，对于在运动中揭发出来的犯有贪污、浪费错误的人员，分别作出不同处理。运动高潮期间，一些地区和单位曾发生逼供信的现象，误伤了好人，犯了扩大化的错误。这些问题在甄别定案时基本上得到了纠正。

“三反”运动高潮期间，部队也开展了揭批和自查。何健生时任空军司令部情报处参谋，是照相科科长，因涉及到照相器材、胶卷的采购，及使用、登记和保管，何健生认真地进行了自查。但有人提出，要何健生说清楚他平时使用的徕卡相机去哪了？这一问，难倒了何健生。此相机借给了王秉章，但他一直没有归还。何健生就到处寻找王秉章，却见不到他的人影。何健生便在自查中如实地写明了此情况。

这下，何健生惹下了大祸。王秉章时任空军司令部参谋长，是何健生的上级，他能得罪吗？他没法找到王秉章当面询问相机归还之事，相机遗失也就成了他的贪污罪状。何健生除了说明相机的去处，其实还说明了相机的来历，这台相机是他自己化钱购置的，使用了10多年，而且谁要使用，他都会无偿外借。事实上，何健生在创建东北老航校初期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曾用自己的黄金购买教具，为东北老航校的建设和培养人民空军第一代飞行员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怎么会贪污呢？

王秉章的部下很会奉承上级，放弃了对相机的追查，却不放过何健生。最终仍以照相器材及胶卷管理不善，存在漏洞为名，将何健生列入了“三反”对象。何健生原系大尉军衔副营级，结果被连降数级。当何健生去缴党费时，又被口头告知，他已被开除了党籍。

1952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关于结束“三反”的报告，“三反”运动宣告结束。

当时，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指示，要求“各级城市市委市政府均应于开展‘三反’、‘五反’斗争的同时注意维护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如果在一个短时间内出现了不正常状况，亦应迅速恢复正常。”之后，他在转发薄一波《关于上海的‘五反’报告》批示时，以更为明确而坚决的语气说：“尤其要不误生产，极为重要，各城市凡误生产者，均应立即改变做法。”2月20日，毛泽东收到邓小平发来的反映西南地区工商业出现显著停滞现象，建议中央采取紧急措施，从恢复部分建筑业和私营工业的加工业订货入手，启动市场的建议的电报，明确表示同意。要求各中央局注意解决电报所提出的那些 以上情况证明在大中城市中搞“五反”，开展同资产阶级违法行为的斗争，远比在农村中搞土改，铲除封建制度要复杂得多，对社会的影响和震动也大得多，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运动中，毛泽东采取了两项重大措施：一是扩大争取团结保护面，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极少数的严重违法资本家。并将初期规定的四类工商户（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增为五类，增加“基本守法户”一类。这样据北京市的情况，守法户占10%左右，基本守法户占60%左右，半守法半违法户占25%左右，争取和团结的工商户即占95%左右，保护鼓励守法户正常营业，对有小问题的工商户尽快做出结论，归入守法户，孤立和打击的仅占5%左右。二是调整运动部署，缩短“五反”运动时间，实行先大后中，分批集中，分层开展，重中择重等更稳妥，更谨慎的工作步骤。这样，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困难和不正常状态较快地有所缓解和改善，没有引起大的社会震荡。

    同时，毛泽东对一部分干部群众在对资产阶级“五毒”行为的揭发和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产生的左的情绪，诸如在理论上否定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不存在两面性，认为资产阶级现在只有反动腐朽的一面，而没有积极的一面；有的即针对个人思想进行整风式的检讨和批判，并令其本人表示态度等，毛泽东进行了相当严厉的批评和纠正，在理论上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对于保证“五反”运动不出现原则性错误和大的偏差，起了重要作用。

“三反”“五反”运动已远逝半个多世纪了，关于这次运动的功与过，只有让历史去评说。对何健生来说，结束的不是这次运动，而是那挥之不去的噩梦。

何健生因一架徕卡相机得罪了自己的顶头上司王秉章，他不知道王秉章是不是知道此事？他的厄运由此延伸，但他直到平反昭雪后，仍然弄不清自己的冤案究竟是王秉章授意策划的，还是其属下为了示上而故意为之？平反之后，何健生才明白，自己被“开除党籍”一事，也纯属子虚乌有。

当初为了解开这些谜底，何健生曾多次上书，希望讨回公道。等待他的却是更残酷的政治迫害。因为他的上书，他在反右斗争中被划为极右分子。1958年3月被开除军籍，剥夺军衔，撤消原有职务，降为副排级，后又送山西省太谷县郭堡水库劳动锻炼。甚至连累了家人。文革中又是恶梦缠身……

直到粉碎四人邦和林彪集团后，王秉章落马，江青离世，何健生才得到了彻底平反昭雪。他从相关人员口中才得到一个信息：何健生使用的这架徕卡相机借给王秉章后，王秉章又将相机送给了江青。在平反后收回的抄家物资中是找不到这架相机的，因相机的最后使用者已成谜，记忆犹如曝光的胶卷，无法再成像了。仅有留下的部分底片和照片留下的痕迹，能证明这是用那架徕卡相机拍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