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岗抗大八分校纪念馆
1941年5月，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军政干部学校一部为基础，扩建抗大第8分校，隶属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张云逸、罗炳辉、冯文华、高志荣、刘毓标、刘述鲛等担任过分校领导工作。1943年春，抗大华中总分校结束后，一部分干部和教员加强充实第8分校。同年秋，分校缩编为新四军第2师教导团。
抗大八分校旧址与古民居建筑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加上高邮湖迤逦的水上风光，以及丰富的湖鲜资源，使这里成为皖东地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红色旅游胜地，每年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光揽胜。
2016年12月，龙岗抗大八分校纪念馆入选《全国红色旅游景点景区名录》。
龙岗，古称芙蓉岗，座落于安徽省滁州市天长市区以北30公里处美丽高邮湖畔。龙岗因地貌形似一朵盛开的芙蓉而得名。人称“千年古镇”、“皖东水乡”、“状元福地”、“革命摇篮”，距今已有千年历史，明清时最为繁荣，商贸兴旺。古镇人文荟萃，历史悠久。清代曾出过状元戴兰芬，兄弟文武双探花韦镜湖、韦镜川，陈门四进士陈于豫、陈于荆、陈以刚、陈以明等都出生于此地。
这里三面环水，六条老街形成“田” 字形纵横排列，其古街、古屋、古庙、古楼、古阁、古牌匾大都建于明清时代，还有神话传说般的街边井、院落井、厅堂井、房中井、厨下井等七十二眼古井，似翡翠明珠一般镶嵌在街口巷尾。中国著名剧作家，电影《南征北战》、《霓虹灯下的哨兵》的剧作者沈西蒙先生曾在这里激情洋溢的写下了毕生最后的华章《龙岗之恋》。
镇内民居多为明清风格，特色鲜明，构成了一个原汁原味的古民居群落。
而让这座古镇更负盛名的是，抗战时期这里成为“革命摇篮”之一“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所在地，也是全国四大“红色水乡”之一。
龙岗古镇老街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旧址就分布在千年古镇龙岗，位于天长市区以北30公里、美丽的高邮湖畔古民居群中。当年抗大领导及学员散住在老街民居中，龙岗的300多户民宅中，家家都住有抗大学员。老一辈革命家刘少奇、陈毅、张云逸、罗炳辉、粟裕等曾在这里战斗和生活过。抗大八分校在龙岗办学历时四年多，共培训学员三千余人，为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及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是我党我军历史上拥军爱民的典范。
龙岗古镇是全国抗大14 所分校中保存最为完好的一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陈毅、粟裕、郑位三、罗炳辉等曾在这里生活战斗过。当年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新四军二师师长罗炳辉曾先后兼任八分校校长。八分校共举办四期，历时四年多，培养学员2000多人。1941年8月抗战胜利结束时，抗大第八分校是新四军所属五所抗大分校中环境比较安定，教学质量较高的一所分校。
龙岗抗大八分校旧址
1938年，在日寇疯狂进攻的面前，国民党部队不战而退，使皖东、皖中大片国土，沦陷日寇铁蹄之下。为了挽救水深火热之中的沦陷区人民，1938年11月，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张云逸、徐海东、邓子恢等同志率领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和第四支队挺进皖东地区，经过一的的艰苦奋战，以原四支队八团为基础扩建的第五支队开辟了以来安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游击根据地，四、五两个支队由原来的五千人发展到一万余人。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原局决定成立江北指挥部军政干部学校，校址在天长县的汊涧镇。该校有学员近千人，为部队培养基层干部，这就是抗大八分校的前身，也是后来组建抗大第五分校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1年1月28日，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进行整编。原江北指挥部所属第四、第五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改编成新四军第二师。由张云逸副军长兼师长，罗炳辉同志为副师长。为了加强二师和根据地建设，根据华中局和军部关于各师、各根据地应建立抗大分校的指示，1941年5月4日，二师以原江北指挥部军政干部学校留在淮南的一个大队为基础，在天长张公铺成立抗大八分校。后因日军扫荡，八分校由张公铺经铜城迁至龙岗镇正规化办学，直至1943年秋离开龙岗到葛家巷。
1941年的初夏，榴红似火，绿树成荫。战火笼罩着皖东大地，虽有迷人的景色，但人们饱经颠沛流离之苦，面无喜色。高邮湖畔的龙岗古镇，景色独好，街道上张贴着各色标语，镇南头铜龙河北岸的胡家大滩下高搭彩台，四乡农民、民兵，镇上的居民扶老携幼涌向胡家大滩，大滩万头攒动，气氛热烈。彩台前七百多名身着军衣的队伍坐在各自的背包上，他们当中有两鬓斑白的老战士，大部分是虎气生生的青年军人，还有一排年青俊美的女兵，这是龙岗人民隆重集会欢迎抗大八分校来龙岗办学的情景。
大会由龙岗镇副镇长姚卿才主持，八分校教育长冯文华作了长篇讲话，会后八分校文化工作队还表演了文艺节目。
龙岗号称“封建堡垒”。古镇上出过状元、探花、进士，举人就更多了。这些封建时代的登科之士，为龙岗人留下了“诗书传家”的文风，抗大八分校以她特有的组织形式，干部学员特有的品质和风貌，为千秋古镇树立了一代新风。八分校的同志与龙岗人民鱼水相依，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佳话。
分校搬到龙岗后，急需一块练兵场地。农抗理事长陈善洪带领40个民工，20条耕牛，苦战了三天，很快就修好了训练场。修好后，分校领导请民工到校部开“座谈会”，并办了几桌丰盛的饭菜招待民工。民工们你看看我，我瞧瞧你，不知说什么好。并深有感慨地说:多少年来，当兵的抓夫，是家常便饭，可今天，八分校领导却陪我们民工吃饭，真是军民亲如一家啊。当年分校学员出操、练兵的场地今在江苏境内，当地的农民还称这块土地为“操场田”和“跳台田”。
1942年春节来到了，群众为能和“抗大”同志们一起过个太平年而感到十分高兴。家家忙着蒸点心、办年货，分校领导也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宣传抗日的大好形势，征求群众意见，各队学员忙着排演节目，但就在大年三十晚上，住在各家堂屋里的抗大分校的同志突然搬走了，有的搬到房东的破屋里，有的搬到城隍庙里。原来，分校的领导得知当地过年堂屋不睡人，家里不挂白毛巾的风俗，校部在节前作了布置，所以，大年三十这一天，大家一齐搬了出来。
龙岗有的住家门前是土地，每逢阴雨天，学员们常把泥巴带进房东家里。校部就发动全体学员拣碎砖头，在各家门口铺上人行道。他们还把镇上废地开垦出来，种上各种蔬菜，搞生产自给，龙岗居民过去没有种菜的习惯，在分校带动下，也纷纷开荒种菜。直到今天，龙岗还有许多当年“抗大”开垦的菜地。
这样的部队，过去龙岗人民没有听说过，更没见过。从他们的身上，龙岗人民看到了革命的光明前途，看到了美好的明天。1942年八一建军节，龙岗商抗赠给八分校的锦旗是“钢筋铁骨”；1943年的建军节，龙岗人民赠送了“抗大抗大，越抗越大”的锦旗。不几天，抗大八分校的学员全部放假，帮房东挑水、干活，召开座谈会，征求意见;青年女学员依偎在大嫂、大妈的身边，絮絮交谈，恋情依依。一天早晨，人们起来，发现住在家里的抗大的同志不知去向，所借的东西整齐地放在院里，还附有清单和感谢信。各家走上街头，在寻找、在打探，“抗大”走了，喧闹的龙岗沉默了……
八分校在两年的时间里，同龙岗人民朝夕相处，亲密无间，在龙岗人民的心目中却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龙岗抗大八分校旧址
开国大将张云逸
（曾兼任抗大八分校校长）
张云逸，1892年8月10日生，广东省文昌县(今属海南省)人。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了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和北伐战争。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9年在广西右江领导武装起义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红军时期，历任红军第七军军长、中央军委副参谋长、粤赣军区司令员、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从江西于都、瑞金出发，实行战略转移。奉命留在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的红军共三四万人，其中包括两万多伤病员，就地坚持斗争。当时南方各地苏区的军民也因红军主力转移，相继转入游击战中。他们在远离党中央领导，甚至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分散在南方8省：江西、福建、广东（含琼崖）、湖南、湖北、安徽、浙江、河南，15个地区，在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办事处和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开展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成为党在南方的战略支点。
张云逸长媳王婷在《海南日报》撰文《张云逸与新四军的组建》详尽地叙述了张云逸参与组建新四军的经历。
1937年7月，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谈判后，国共两党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同意将西北的红军主力改编成“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对于如何改编我党领导的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的问题，双方互不相让，争执不下。国民党不承认这些游击区的游击队是共产党领导的，把他们说成是土匪。企图采取“北和南剿”的方针，剿灭南方游击队，拔除这些革命支点。中共代表则采取国民党不让步就不再与其谈判的强硬态度。
经过不屈不挠的斗争，中共终于和国民党达成初步协议：将南方8省14个地区（不包括琼崖）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一个新的军队，在南方大江南北开展抗日斗争。
此时，中央给在香港做统战工作的张云逸下达了两个任务。一是请叶挺复出，参加抗战。张云逸和叶挺有很深的友情，他俩是生死之交的革命战友。
1937年8月，张云逸在地下党员柯麟医生带领下到澳门会见叶挺。张云逸代表中共中央向叶挺介绍“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央实行的战略转变：与国民党合作抗日，拟将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改编部队的军长必须是国共两党均能接受的合适人选。中共中央敦请叶挺复出组建改编这支部队。叶挺闻言激动不已，当即表示绝不辜负共产党对自己的信任。随后，叶挺奔赴上海与周恩来会面。周恩来向其表达了由其出面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的设想，叶挺欣然同意。之后，叶挺通过陈诚向蒋介石建议，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编第四军，以继承北伐战争时期第四军英勇作战的光荣传统。9月28日，蒋介石正式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新编陆军第四军（即新四军）的军长。叶挺于11月上旬来到延安，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与其面谈后，叶挺表示：“在党的组织外，但愿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这样，中共中央同意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
党中央交给张云逸的第二个任务，是以中共代表身份到闽、粤、桂一带与国民党当局商谈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并向南方游击队传达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南方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
南方各省游击队由于长期转战于深山密林中，对于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缺乏了解。部分游击队的领导人对国民党要消灭或吞并红军游击队的阴谋警觉性不高，在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中，没有坚持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以致发生了部队改编被集体缴械的事件。如闽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领导人何鸣，在1937年6月与国民党驻闽粤军第六十五军达成合作抗日协议后，将特委领导的近千人的闽粤边独立大队开进漳浦驻防。结果于7月16日被国民党军以点编发饷为名包围缴械。史称“漳浦事件”亦称“何鸣事件”。
交涉漳浦事件的善后问题，是张云逸与陈仪等人进行谈判的一项重要内容。张云逸就漳浦事件与陈仪、驻闽粤军黄涛、粤军最高长官余汉谋等人反复交涉周旋，最后福建国民党当局归还了300余支枪，被扣的红军指战员除一部被继续关押或遭到杀害外，大部分被强行编入驻闽粤军。
张云逸在华南工作时就十分关注福建各游击区的情况。1937年6月，他在给闽西游击区领导人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的信中就指出：在与驻闽粤军谈判时一定要根据中共中央的方针进行，保持独立性，“不能随便答复对方的问题”。要其同粤军接洽时务须慎重，谨防上当。张云逸还告诉张鼎丞、邓子恢等人：“中央准备在南方也编一个军，一定要保持我们队伍的独立性，不编给国民党。他要打，就打，不怕他；他要编我们，那做不到，不然就再上山和他们干！当然，为了顾全抗日大局，我们还是应该尽量地争取和平。”根据张云逸传达的党中央的指示，闽西游击队的领导统一了认识。张鼎丞派谭震林率闽西游击队一部到闽南，与中共闽粤边特委重建的红三团会合，稳住了闽粤边的形势，保住了这块游击区。
张云逸还处理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派人去赣粤边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指示，纠正中共赣粤边特委在与江西国民党谈判中出现的偏差。赣粤边特委是1937年9月上旬开始就游击队改编同江西国民党当局谈判的，由于赣粤边特委与中央久失联络，对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未能完全了解，以致答应对方将红军游击队调离赣粤边游击区。这种做法有悖于中央关于南方游击区的工作方针。由于张云逸及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派人及时向赣粤特委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从而使其在谈判改编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得到纠正，没有造成不良的后果。
与此同时，张云逸接到福建省主席陈仪邀请他去福建商谈游击队改编事宜的电报。陈仪邀请张云逸来福建的真实目的，是想和中共方面商谈，将福建境内的红军游击队收编，归其所用，或由中共将其全部调离闽境，以达到稳固其统治福建的目的。
张云逸对陈仪的邀请感到意外，他知道陈仪和他主政的福建省对抗日态度消极，而且一直没有放弃消灭红军游击队，仍在对红军游击队进行“清剿”。
尽管对陈仪的真实目的有怀疑，但张云逸还是借此机会去了福建一趟。一方面可就游击队改编问题与陈仪谈判；一方面耐心地做陈仪的工作，促使他认识到：“当前日本要灭亡中国，中日民族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要顾全大局，国共合作，联合抗日。”
张云逸向陈仪指出：“福建游击队都是中共领导的部队，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必须先由中共派人传达方针，绝不单独集中改编”。张云逸揭穿蒋介石和福建当局的阴谋。指出：国民党采取“北和南剿”方针，企图在中共与这些地方的红军游击队取得联系之前，将其全部消灭，调动大批军队对游击区疯狂“清剿”，并想借谈判之机，对红军游击队实行收编。
在同福建省主席陈仪谈判时，张云逸提出要到闽东联络叶飞部队时，国民党代表一口否认闽东有叶飞部队存在。张云逸一再坚持要亲往会见叶飞，国民党百般刁难无法成行。张云逸退让一步，提出双方各派一人同去找叶飞。我方派孙克骥同志，国民党派保安处一人前往。事前，孙克骥将中央文件蜡封秘藏在一块肥皂里。张云逸告诫他：文件在必要时应销毁。嘱咐孙克骥：要做两手准备，万一指派与你同去的人失约，你应立即设法到闽北去找黄道书记。闽北已同国民党开始谈判，送给叶飞的文件，可请闽北方面迅速转达。这时闽北红军游击队通过谈判后已改名为抗日义勇军，部队还从各地分别向江西铅山集中。孙克骥通过关系找到黄道同志，请求他们尽快派交通员将文件送给叶飞。
1937年11月9日，叶挺由延安来到武汉。张云逸于12月19日到达汉口，立即与先期到达的叶挺取得联系，共商新四军的组建工作。12月23日，项英率领由延安赴新四军工作的一批干部到达汉口与叶挺、张云逸会合。
1937年12月25日，叶挺、项英、张云逸召集汉口的新四军干部开了一个会议。叶、项分别在会上作了发言，并就如何组编新四军问题作了说明。这次会议标志着新四军军部的成立。
1937年12月28日，毛泽东复电批准了新四军编为四个支队和干部配备的具体方案。国民党方面的何应钦也于1938年1月正式核定有关新四军的编制、薪饷及干部配备问题。不久又批准了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周子昆任正副参谋长，袁国平、邓子恢任正副政治部主任。
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从武汉移驻南昌，并正式对外办公，直接领导南方八省各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下山、集中整训、改编和组建新四军的工作。
军部主要领导干部分赴各游击区传达中央指示。把由各红军游击队改名的“抗日义勇军”等抗日武装改编为新四军，组建成四个支队。
经过艰苦的谈判，各地红军游击队走出深山老林，在集中整训后，这支英雄的军队——铁的新四军，满怀抗击日寇的豪情壮志开赴抗日前线，驰骋大江南北，以无比顽强的精神予日寇、汪伪以重创，取得重大战果。
抗日战争时期，张云逸历任新四军参谋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员、新四军副军长兼第2师师长、抗日军政大学第8分校校长。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山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军政大学校长、中共华东后方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为华东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全国解放后，张云逸历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二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曾任党的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张云逸于1974年11月19日病逝于北京。
著名军事家罗炳辉
（曾兼任抗大八分校副校长）
罗炳辉，1897年12月出生在云南彝良一个汉族贫苦家庭，从小过着艰苦的生活。其父做佃农与买卖为生，长期受土霸乡绅的压迫，委屈求存。罗炳辉自小性格倔强，11岁时就与当地劣绅争论，导致被记恨。次年，地主诬陷罗家，罗炳辉孤身到县城告状，最终因地主金钱贿赂，仅被判平头官司。但这场官司引起全乡震动，都表示罗炳辉不好惹。罗炳辉也由此树立了打倒土豪恶霸的目标。
1912年，罗炳辉在见土霸谢介臣被陆军整治而敢怒不敢言后，萌生参军念头。他以惊人的毅力，用12天时间徒步数百公里到省会昆明寻求参军，因无关系，不得加入。其后在昆明先后做过木匠、伙夫、马夫，终在1915年一次偶然机会后在当时云南的唐继尧部当兵。由于他吃苦耐劳，不久就被提升为三等中士。1920年，罗炳辉当上了唐继尧的随行军士。
1921年，滇军顾品珍、叶荃反对唐继尧，用军队逼近省城，并通电逼唐继尧下野。当时已身为副官的罗炳辉被选为亲信，随同唐继尧与唐继虞到达香港。在见到二唐糜烂奢侈的生活后，罗炳辉认识到他们的奢侈豪华全是吃民血兵血，军阀救国救民之说全是骗人的。在多次向唐继尧请假不准后，留下一封书信，悄悄离开了香港。
1922年，罗炳辉到桂林投奔了孙中山领导的北伐战争。当二次北伐攻占赣州直至南昌时，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北伐军回师讨伐陈，前线总指挥朱培德派罗炳辉等五人以“参军官”身份到粤军许崇智、李福林两军阵地考察，陈军趁湘军换防未遂实施反扑，北伐军兵败如山倒。罗炳辉怕滇军不知情被歼而日夜急行190里，把败况报告了朱培德后便昏死过去。滇军迅速撤走湖南，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1926年秋北伐中路军直趋南昌，罗炳辉受命率二营为先锋首攻牛行车站，战斗惨烈，待牛行车站被夺下时，全营只剩下80多个人，打开了主力部队进入南昌的重要门户。
1927年3月，罗炳辉参加在南昌举行的被国民党杀害的赣州总工会领导人赞坚的追悼会上，听到了曾为滇军高级将领,，现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朱德的讲话。朱德语重心长地对他讲，工农兵要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军阀、土豪劣绅。只有革命成功了，大家才有工做，有田种，有饭吃，中国才有希望。这时的罗炳辉才真正看到了光明和前途。
1929年4月，罗炳辉任江西吉安县靖卫大队大队长。中共中央派滇籍中共党员赵醒吾到吉安对他做教育争取工作。7月，罗炳辉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然后遵照党的指示，罗炳辉指挥了以吉安为中心的赣西数县武装起义，随后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江西独立第五团团长。之后，他同红军将士一道打下万安，又在富田地区，歼灭前来围剿的国民党唐云山部，转战湘赣，指挥战斗数百次，对赣西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立了大功。
1930年的长汀会议后，被任命为红十二军的代理军长、军长，后又被任命为红九军团军团长。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罗炳辉率红九军团突出重围，抢渡湘江，在毛泽东的指挥下，进入西南地区。1935 年，罗炳辉率领红九军团渡过金沙江，从西昌进入凉山彝区，由此彻底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赂意图。在彝区，罗炳辉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与彝族同胞交朋友，取得了彝族兄弟的信任，沿途有不少彝族同胞积极参加红军，就这样，在彝族同胞的带领下，罗炳辉率领的红九军团顺利地通过了凉山彝族地区，与中央红军主力胜利会师。
抗日战争爆发后，罗炳辉告别延安，奔赴华中抗日前线。1938年，罗炳辉被任命为皖南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司令员，与司令员陈毅并肩战斗，打击日寇。那年11月，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张云逸、徐海东、邓子恢等同志率领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和第四支队挺进皖东地区，经过一的的艰苦奋战，以原四支队八团为基础扩建的第五支队开辟了以来安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游击根据地。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原局决定成立江北指挥部军政干部学校，校址在天长县的汊涧镇。该校有学员近千人，为部队培养基层干部，这就是抗大八分校的前身，也是后来组建抗大第五分校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9年5月，罗炳辉随叶挺北渡长江。7月，任新四军第五支队司令员，江北指挥部副指挥。皖南事变后，为了打击日军对根据地的扫荡，罗炳辉根据多年游击战的经验，制定了伏击与运动游击为特色的包括伏击、纠缠、阻击、扰乱、歼灭等内容的所谓“梅花桩战术”。
1941年1月28日，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进行整编。原江北指挥部所属第四、第五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改编成新四军第二师。由张云逸副军长兼师长，罗炳辉同志为副师长。为了加强二师和根据地建设，根据华中局和军部关于各师、各根据地应建立抗大分校的指示，1941年5月4日，二师以原江北指挥部军政干部学校留在淮南的一个大队为基础，在天长张公铺成立抗大八分校。张云逸兼任抗大八分校校长，罗炳辉兼任副校长。然而，多年艰苦的战斗环境，使罗炳辉患上了严重的高血压病。当抗战胜利的消息传遍全中国的时候，罗炳辉却因高血压而处于昏迷状态。直到第二天神志清醒时，人们才把这一喜讯告诉了他，罗炳辉再一次振奋了。他坚决要求重返前线，参加受降工作。
1946年4月，解放战争爆发，罗炳辉任山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兼新四军第二副军长。6月9日，在罗炳辉的指挥下，新四军向盘踞枣庄的军队发起进攻，全歼对方部队，解放了枣庄。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在1946年的6月21 日，罗炳辉却因脑溢血而阖然长逝并安葬于临沂。枣庄战役由此成为这位将军32年军旅生涯的最后一仗。
罗炳辉是中央军委1989年确定的全国著名的36位军事家之一，云南籍唯一获此殊荣的将军也是共和国早早陨落的将星。2009年9月14日，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冯文华（曾任抗大八分校副校长兼教育长）
冯文华 (1909一1968) 安徽省巢县人。早年曾在西北军军官学校学习，在西北军担任过排长，后任抗日同盟军警卫营营长，冯玉祥将军的随从副官。193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初期，先后任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1大队大队长，新四军第4支队8团参谋长，新四军第5支队副参谋长，抗日军政大学第8分校教育长，副校长兼教育长，新四军第4师参谋处处长、第9旅参谋长。
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10月任解放第2军（伪军第18师改编）参谋长，1947年任华东野战军第2纵队6师参谋长，1947年8月任山东兵团第7纵队参谋长，1949年 2月任第三野战军教导师师长。
建国后历任，华东海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军训处处长，海军司令部训练部副部长，1956年任国防体育协会航海运动部部长。1952年被定为准军级。1956年2月被授予海军大校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8年任国家体委航海运动司司长。
因病于1968年11月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60岁。
少将高志荣（曾任抗大八分校政治部主任）
高志荣(1914-1984)湖北省麻城县人。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
高志荣于1932年加入共青团，次年转为中共党员。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红三十军连政治指导员、营政委，参加鄂豫皖、川陕根据地反“围剿”和红军长征。
1938年后，历任新四军第四支队九团政委、东北流亡抗日挺进队政治部主任、新四军抗大二分校政治部主任、二纵队四旅政委。抗大八分校政治部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二纵队四师师长兼政委、二十一军副军长等职，参加孟良崮、淮海、渡江等战役。
解放后，高志荣调海军。先后任华东军区海军驻舟山部队司令员、华东军区海军副司令员、海军东海舰队副司令员。1969年10月，海军37501部队组建初期，兼任政治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参加解放军部队上海市“支左”。1967年1月~1968年6月，任上海市革委会负责人。1970年1月起，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1971~1974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会委员、市革命委员会财贸组负责人。1975年7月，任海军东海舰队顾问。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1984年12月4日，在上海病逝。
龙岗国防教育园号兵雕塑
天长是当时路东根据地比较安定的地区，龙岗镇地处高邮湖畔，远离日寇占领的天长县城，环境更为理想。所以，八分校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进行正规化学校的建设，不断提高教学质量。1942年8月，华中总分校召开教育会议时，陈毅军长曾表扬过八分校取得的教学成绩。在四年多的时间内，八分校为二师培养出2500多名具有一定军政素质的干部，为加强部队建设作出了贡献。
1985年初，龙岗县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修建抗大八分校遗址的决议。2008年新建了3500平方米的抗大八分校纪念馆和占地6000平方米的国防教育园，成为人们了解抗大历史的一个新的窗口。现已成为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基地、全国宗教场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红色旅游和地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省市国防教育基地和省市反腐倡廉教育基地,2014年入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中国传统村落”，并被批准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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