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华（摄于通化平暴后的当时机场食堂边的宿舍门前，背景房屋有烟囱）
1946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在通化正式宣布成立，这就是后来的航空学校前身。这一天，全队600余人，在通化学校的操场上召开了航空总队的成立大会。但不久就在通化发生了一起由国民党特务策划的震惊中外的日本人暴动事件。
王弼、常乾坤等从延安来的航空技术干部与航空总队人员两支力量汇合铁岭后，按照东总和东北局的指示，他们争取在“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成立的基础上，尽快创建中共历史上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航空学校。航校建校工作高速度进行。一方面，千方百计汇集航空技术人才；另一方面，组织大批人员去收集航空器材。
经东北局同意，王弼率领部分人员分赴延吉、牡丹江、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等东北各地搜集航空器材；常乾坤率领其余人员迅速赶赴通化进行校址建设。 搜集航空器材是当时一项非常艰巨而又紧迫的任务。当时的东北，日军仓皇溃逃，遗留下大批残缺不全的航空器材装备和机场设施。为了不使这些器材落到国民党军队和当地土匪手里，筹建航校的同志们在东北局领导下，紧急动员，冒着大风大雪，不分昼夜四处寻找。除沈阳等地几个机场的器材没来得及抢运以外，辽阳、铁岭、东丰、朝阳镇、佳木斯、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北安等地，机场周围、山沟、村镇，凡是有航空器材的地方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在刘风、蔡云翔率领下，大家一个一个地寻找飞机轮胎、仪表、铝皮、胶皮垫子，一桶一桶地寻找汽油、滑油。
创业者们顶风冒雪，不舍昼夜，四处奔波。火车不通，他们就用牛马大车运送航空器材。在各地人民群众的协助下，这些航空器材最后都运到了目的地通化。经过几个月的奋战，搜集到各型旧飞机120架，发动机200多台，仪表100多箱，油料近千桶，还有不少其他航空器材。这些“破烂”就是当时航校的全部家当，也是后来航校训练的主要物质基础。
当时国民党飞机常来空袭，日伪残余和土匪骚扰破坏，加上东北气候严寒，冰天雪地，很多同志累病了，有的被笨重的器材轧断了手脚，甚至终生残废。有的误入日军毒菌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常乾坤向东北局汇报了已经在通化成立航空总队的消息后，东北局书记彭真提出“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要求速去通化，与航空总队商量，尽快地将航校成立起来。
于是在王弼、常乾坤率领下的其余人员，到达铁岭后，就又迅速赶赴通化进行校址建设。
他们在离开铁岭前，听说在铁岭附近的平顶堡山里，有一个原日本人的秘密仓库和修理厂。王弼、常乾坤决定让欧阳翼、王琏、史久一、龙定燎等留下，去平顶堡搬运这批器材和设备。他们欣然受命，坐上一辆胶皮轱辘大车，很快就消失在大雪之中。他们这一去，对以后老航校的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原来，这个秘密仓库里存放着飞机的各种仪表、附件，以及200台发动机和几百桶汽油。没有这次器材的搜集，以后得到的空机壳是不会起作用的；航校修理厂也修不出飞机和发动机；机务队要保证飞行、训练教育，都有会遇到很多困难。
其他同志则在王弼、常乾坤率领下，乘着苏军派来的大卡车，从铁岭到了开原。
稍作休息后，又换了一辆卡车，经西丰、去东丰。路过东丰时，车从机场通过，只见机场上停满了飞机，约有30来架。
大家第一次看到这么多飞机都很高兴。但可惜的是，这些飞机都不是完整的。有的舱里设备已被卸走，有的表蒙子被子弹打碎，有的轮胎被卸走或被割走，有的飞机活动翼面全被划破。所有的飞机，除了发动机、螺旋桨不走外，只剩下一个空壳了。因此，虽然飞机很多，却也不需要派人看管。于是，这支队伍没有停留，继续前进，到了海龙。
王弼、常乾坤带大家进驻海龙时，是1946年2月2日，正值春节除夕。住房安排好，大家高高兴兴地吃了年夜饭。
常乾坤就要张开轶打个电话给在通化的刘风。
张开轶在晚上9时左右给刘风打通了电话，告诉他：“我们已经到了海龙，准备明天就去通化。”
不料，刘风接到张开轶的电话后，立即急促地大声说：“这里要暴动了！你们在海龙等着！”刘风很快放下了电话。
王弼、常乾坤和张开轶知道通化出事了，非常担心。张开轶又给刘风打电话，却再也打不通了。
王弼、常乾坤率延安航空技术人员结集，正准备赶赴通化时，1945年的除夕，却传来了通化发生暴动的消息。
张开轶一次次打电话给在通化的刘风，却再也没接到任何信息了。之前，唯一得到的好消息就是东北航空总队成立了。
通化怎么了？
原来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中共部队八路军及新四军的一些骨干，马上开动，沿着长城里外以及山东、苏北，日夜兼程，分水陆两路源源抵达东北。在9月至11月的短短三个月间，中共各路部队，先后到达东北，有十一万人。中共中央又从各地抽调党政军干部二万多人，一同进入东北。同时中共中央制定了几项重大措施，提出“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
10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林彪为总司令，彭真任政治委员，罗荣桓任副政治委员，周保中、吕正操任副总司令；1946年1月，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除八路军、新四军外，并包括中共在东北坚持抗战的“东北抗日联军”、“民主自卫军”、“自治军”。
东北民主联军佩记
由此，在甚短期间，我党就在东北便建立了掌握党政军的初期架构，开展工作。日本宣布战败投降后，随着国内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国共对峙，东北对于共产党一方凸显战略大后方的需要，于是共产党方面军队迅速进驻通化，接收了日军的投降，有6000名日本关东军在通化缴械。共产党便在通化建立起人民政权。
在1945年年底，共产党方面还将东北航空学校和炮兵学校等一大批重要军政院校和机关陆续迁至通化，使通化市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中心革命根据地之一。刘西元受命开辟通化地区，任中共通化地委书记兼辽东人民自治军通化支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通化保安司令。受命开辟通化地区。
为了加强通化战略大后方建设，1946年1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将通化地委升格为中共通化分省委。随着党政机构的建立，大规模的通化根据地建设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
国民党政府当然深知战后接收东北的重要性与复杂性。东北不同于其他沦陷区，国民政府接收东北，需从苏军手中转移，而非从投降日军那里直接接收，因此这是外交交涉行动，牵动国际势力。而战后大批共军已先抵东北，国军进军东北，势必引起国共军事冲突，接收东北，也必然是一场军事行动。
日本投降前后，重庆政府军政要员曾为战后东北接收问题，从各种角度向政府提出建议。但蒋介石并没有完全采纳。
事实上，“九·一八”事变后，正是由于蒋介石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将东三省大好河山拱手让给了日本人，当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土崩瓦解之际，国民党虽然急于下峨眉山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但蒋介石的兵力部署离东北太远，已是鞭长莫及，力不从心了。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便指示在东北的国民党地下组织行动起来，阻止东北民主军对东北的接收，破坏共产党的东北根据地建设。
日本宣布投降时，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仍指示各部队：“在铁路干线上的部队解除武装外，在偏远山岳地带的部队则尽可能的避免解除武装，保存其力量。”大批关东军主力部队开始向通化转移，日本关东军更是将司令部和满洲国国都由新京长春迁往通化。由此，通化也就成了日本在东北的最后堡垒。
通化位于东北长白山南麓的通化，南部隔鸭绿江与朝鲜相望，煤、铁、森林等资源丰富，也是东北“三宝”，人参、貂皮、鹿茸的故乡，这里工业发达、交通便利，在军事上，进可出东北松辽平原，退可守长白山天险，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当时数以万计的日本军人一部分返回了日本，一部分则留在了通化。
组织策划这次暴动的藤田实彦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3期毕业生，参加过淞沪会战，进攻过南京，还是当时有名的日本军队作家。1942年6月其任战车第1联队的联队长，8月晋升为陆军大佐。侵华后期，藤田实彦被调到东北参加防备，任日本关东军125师团坦克团参谋长。在藤田的坦克部队被苏军坦克部队歼灭之后，以藤田实彦大佐为首的日本关东军125师团残部3000余人，潜伏在老岭山脉南向的石人、林子头（今白山市辖）；以富永中将为首的关东军3万人，潜伏在蒙江（今靖宇）、长白、抚松、临江一带。总之藤田实彦这个家伙属于比较有头脑，有文化，还是个很顽固的日本鬼子。
除此，八·一五光复后，原驻在四平、海龙的日军北支部队一部分未被缴械的武装人员也逃到了通化。 据日本人统计，到1945年底，聚集在通化的日本人已经达到22432人。大部分是官员、军人和商人，还有28家株式会社，几家医院、学校和妓院。大量日本人滞留在通化，为后来的暴乱埋下了祸根。
日本法西斯分子蠢蠢欲动，梦想推翻我民主政府，在通化建立日本帝国主义的“复兴”基地。但他们深知实现“复兴”的企图仅靠关东军的残兵败将的力量是不够的，为此，他们选择了国民党做盟军，正如日军特务头目池田中将自述：“为了日本再度复兴，我们就得依靠、利用国民党”。
当时国民党在通化没有一兵一卒，无法与共产党正面对抗。于是，国民党想利用聚居在通化的日本人，对现实生活不满和不甘心失败的心理，发动武装暴乱。推翻刚刚建立的共产党政权。蒋日出于共同利益的考虑，于是相互勾结，开始策划和酝酿通化暴乱。
正当王弼、常乾坤带领大家兴奋地准备去通化的时候，通化却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由国民党特务策划的日本人暴动事件。这个除夕晚上，王弼、常乾坤彻夜未眠。
在1946年2月2日除夕黄昏，中共通化分省委就日蒋勾结准备发动暴动之时，召开了紧急会议，拟定平暴方案。
刚于1月1日新成立的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也接到了日蒋准备发动暴动的消息。航空总队中有不少航空人员都是日本人，但如何应对这次暴动中可能发生的事，对航空总队来说是一个重大考验。
为此，在通化的航空总队政治部立即新成立了一个日本人工作科，对外则称技术人员工作科，科长是从延安调来的杉本一夫（前田光繁）。政治部内部又定了几名干事。
张华在延安军委航空组工作时就认识杉本一夫，因为他在东北上学，会说一些日语，在语言交流方面，张华与杉本一夫沟通就容易一些。在这以后的日子里也有过交往。所以张华不仅是通化暴动的见证者，也是平暴的参与者，从与杉本一夫的接触中，他知道一些鲜为人知的事。
对从延安反战同盟来的杉本一夫来说，2月2日的中国农历除夕夜晚是一个绝对难忘的、令他紧张的夜晚。在那个夜晚，杉本一夫负责立刻翻译出从姜际隆家搜到的日文暴乱文件。
因为时间紧迫，翻译与行动几乎是同时进行的。
例如：敌人发起暴动的信号是在“玉皇山放起狼烟”，当翻译出这一情况后，我军立即采取了相应措施。通过翻译发现在公安大队有一些通敌分子，领导上又立即将这些人抓起来进行关押。
就在杉本翻译日文暴乱计划文件时，航空总队也截获了一份日文暴乱计划文件——这是我方获得敌人要发动暴乱的又一条线索：2月2日那天晚上，藤田派出女特务佐佐木邦子，在省立医院附近同航空总队的日本人联络，把行动命令交给了林保毅航空队的见习士官，我方侦察员立即逮捕了这两个特务。
这份日文暴乱计划很快就交到了航空总队副政委黄乃一手中。黄乃一命令翻译顾青立即将这份日文暴乱计划文件翻译出来。
1945年11月20日，日本关东军特务头目池田中将通过近藤晴雄大尉，委派特务只友少尉从奉天来到通化，找到了以矿工身份做掩护的原日本关东军125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大佐，并把国民党东北先遣军司令长官莫德惠上将委任藤田实彦为“通化前进区司令官”的委任状，亲自交给了他。
日本关东军特务头子池田中将同时命令：藤田负责组织东边道地区已缴械的日本军人，对抗共产党部队，配合迎接国民党中央军的接收。
12月10日，国民党通化县党部主任委员孙耕尧与藤田的代表阿布元进行了接触。为了拉拢日本人，孙耕尧向他们许诺：“东边地区的政治方面虽然由国民党执行，可是关于产业开发建设等等，完全由日本人经营。”孙耕尧开出如此丰厚的条件，藤田实彦当即表示愿意合作，用武力把八路军赶出通化。
孙耕尧大喜，立即吸收藤田实彦，让藤田实彦加入了国民党。12月15日，藤田实彦在国民党通化县党部骨干分子姜际隆家，与国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孙耕尧见面，密谈武装暴乱、夺取政权等事宜。孙耕尧与藤田实彦联合策划的阴谋暴动也由此拉开了序幕。
由于双方决定的暴动时间为（1946年）2月3日（该日为大年初二）凌晨4时，故定名“二·三”暴动。
藤田实彦 曾任日本关东军125师团参谋长
2月2日下午，我党我军侦得了敌人暴乱的企图，但由于当时的通讯联络条件所限，隐藏在通化市内和周边的准备进行暴乱的敌人并不了解这些情况，因此，暴乱已不可逆转地按时启动了。
当时主力部队由朱瑞司令带领在山区剿匪，市内仅有3个连500多兵力，形势严峻。中共通化分省委便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分省委书记吴溉之、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王铮、组织部副部长张益民、辽东军区通化支队司令员刘西元、通化支队参谋长茹夫一、通化专署公安处长兼市公安局长刘甄淼、通化县市委书记刘克刚、通化市公安局副局长李剑云等同志。
吴溉之随即下达紧急命令，进入战备状态，在紧急会议上，部署通化支队参谋长茹夫一带领30余名警卫战士，包围暴乱指挥中心，活捉孙耕尧等首要分子。通知各部队、机关，一方面布置兵力，一方面逮捕内应分子，抢先占领主要高地。调动通化支队、后方司令部及炮兵学校精锐连队作机动部队，待机消灭集结的敌人，其他各部门则坚守驻地。待拂晓时全部出击，彻底消灭敌人。
会议进行到将近晚上7时，通化支队司令员刘西元根据会议决议，下令查抄暴乱总指挥部，逮捕孙耕尧、刘靖宇等首要分子。根据孙耕尧的交待，还有一些暴乱首要分子需立即抓捕。
此时党政军首长和官兵严阵以待。吴溉之、刘西元、张益民、茹夫一等党政领导坐阵分省委机关，全面指挥作战。分省委机关组织的机关干部战斗队，由分省委宣传科长王宴和具有作战经验的孙兆贵共同指挥，坚守分省委机关。专署机关成立了作战指挥部，由专员蒋亚泉、秘书长夏骏青、专署警卫连长赵明、民政处长甘朋文、司法科长朱友生分工指挥。各要害部门兵力也做了具体部署。
浓浓的过年气氛骤然变得令人窒息，中共通化分省委紧急会议，一直进行到晚上9点。
就在同一时刻，通化地区专署飞机楼里，也在进行紧张的防御部署……
当时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的情况极为复杂。此时，航空总队刚成立一个月，修好和待修飞机全部在机场，位置突出，而且驻扎在机场的大部分人都是日本人，防卫力量薄弱。当时机场警卫连是只有三个班的小连，而且全是到通化后招的新兵。航空总队学员虽多数经过战斗，但没有武器，陈乃康等干部组织学员利用唯一的一支枪和数枚手榴弹以及春节娱乐的高跷脚作武器准备战斗。大家担心，若是机场的日本人参加暴动，后果不堪设想。
面对这种复杂情况，2月2日晚上，当航空总队政治部主任白平参加中共通化省分委的紧急会议回来之后，航空总队的领导们便进行了紧急研究，决定采取一种较为缓和的监护措施。
决定对整个航空总队的日本人，采取分片集中管理的办法，由航空总队学员大队大队长刘风负责组织实施。刘风临危不惧，及时地进行了有效的全面布置。
2月2日的那个除夕夜晚，对张华来说也是一个绝对难忘而紧张的夜晚。
张华回忆说，那时刘风急匆匆地跑到他居住的机场宿舍说：“不好了，日本人要发动暴动，你们不要离开宿舍，要监视那些在航空总队的日本人，也要保护他们。”刘风说完就走了。
张华赶紧拨出了手枪，与他同宿舍居住的田杰和陈明秋没有武器，只能随手抄起木棒当作武器。
原来吴溉之政委对江南飞机场特别加强了防卫，从朝鲜义勇军中迅速调来拥有六十多人和三挺机枪的一个连给航空总队，航校领导把一个排交给常驻机场的民航队政委刘风指挥，重点任务是保卫几十架飞机。
刘风和刚到来的王琏为防止事变，将航空总队的全部日本人集中到三间大宿舍监护起来，警告他们谁也不准动，哪儿都不准去！如果动，全部消灭！
张华他们居住的宿舍隔壁就是航空总队的机场用餐食堂。食堂旁边是几排平房，这些平房就是航空总队中的日本航空人员的宿舍。因为张华会说日语，当时安排他居住在这里，是为了语言勾通方便。
讲起那天发生的事，张华说，他和田杰、陈明秋一直从宿舍窗口监视窗外的动静。根据刘风的指示，他们不能随便离开宿舍，但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很快，刘风就带着一个连冲到了日本航空人员居住的宿舍前，每扇门都有一人把守着。
张华回忆说：突然，传来了枪声，接着就感觉到那些日本人居住的平房里传来了骚动声。战士们用枪筒在每个宿舍外都敲碎了一块玻璃窗，将枪筒伸向窗内。
很快，航空总队的日本人都被刘风等从集体宿舍里带走了。
刘风将两名刚被捉来的日本俘虏交给了张华，让他们严加看管。张华举着手枪，一直警惕地瞄准着这两个日本人。张华他们按要求没有离开自己的守卫阵地。
过了一会，刘风和杉本一夫带着几名战士来到张华的宿舍，把那两个日本俘虏带走了。
若干年后，张华才知道：那些把守日本航空人员宿舍门口的人，都是朝鲜义勇军的士兵。
张华回忆中记得很清楚：当时，有一个日本人披着一袭白布，隐蔽在雪地里，悄悄地在雪地里匍行，想暗杀守门的航空学员。结果被当场击毙。由此，被枪声惊醒的日本人骚动了起来。
刘风当机立断，立即下令将航空总队分居在各处的日本航空人员，集中到通化联中的大教室里，先进行训话，要求日本航空人员就地休息，不得擅自行动，人民武装一定会保障大家的安全。刘风这样做，既是监护了航空总队日本人的行为，也保证了他们的安全。
同时，刘风将从延安调来的100多名中国学员，也集中到通化联中第二排、第三排教室中，将秧歌队使用的高跷腿子和几支短枪、几把指挥刀和少量手榴弹集中起来，准备在暴动发生时用以自卫。
在刘风的指示下，航空总队对暴乱名单上列有名字的日本飞行员小林狂介中尉和铃木亨中尉，进行了看押传讯。小林狂介和铃木亨就是刘风当时交给张华、田杰、陈明秋看押的日本俘虏。但他们矢口否认与暴乱组织有联系。
当问道他们的“负责人”是谁的时候，他们憋了很长时间后，却突然冒出一句：“是林弥一郎。”
林弥一郎即林保毅，是航空总队的日籍领导人，也是我党我军的统战对象。
林弥一郎也是这次暴动的策划组织者？确实令人震惊。但是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刘风采取了比较缓和的措施：
刘风将林弥一郎请到了副政委顾磊的办公室，由副政委顾磊、副政委黄乃一、政治部主任白平、民航队长蔡云翔、训练处长何健生和组织科长刘西科六人陪同，用和林弥一郎聊天的方式，稳住他的情绪，也防止意外事情的发生。
在此期间，为应付紧急情况和发生不测，何健生提出了建议：将所有人的手枪，集中保管。副政委顾磊采纳了何健生的这个建议。
刘风同时安排进行全面的武器搜查。在搜查日本人空出来的宿舍时，从铺草里发现了几件隐藏的武器，还发现有人把长指挥刀段成两截，没有把柄的一截用布缠成了把柄，把指挥刀做成了两件短刀，怀疑是为暴动做的准备。
刘风将这个情况立即报告给司令部。但还没等搜查完毕，日本人的暴动就开始了。
在通化江南飞机场保卫战中，有一个机场警卫连。朝鲜义勇军中的王世国早先加入的是杨靖宇支队的警卫连，因为机灵又当上了通讯员，通化二三暴乱之前调入了通化警卫连当通讯员。
通化暴乱时，我大部队已开往四郊剿匪，通化市城内兵力空虚。此时，航空总队刚成立一个月，修好和待修飞机全部在机场，位置突出，而且驻扎在机场的大部分人都是日本人，防卫力量薄弱。其实王世国所在的这个机场警卫连是只有三个班的小连，而且全是到通化后招的新兵。
通化暴乱前，机场警卫连就得到通知，要去挨家挨户告诉老百姓，不让放鞭炮，否则打死白死，然后就回来布置埋伏。
平暴完了，机场警卫连抓了100多鬼子，拿绳子串着捆起来关仓库里了。王世国随后带着整个警卫连，又从地下室抓出了23个日本鬼子。
吴溉之（中）与其战友
在1946年2月发生的通化暴乱时，吴溉之、刘西元、张益民、茹夫一等通化党政领导坐阵分省委机关，全面指挥作战。暴动策划者和主谋者无一漏网，几千参与者不是战死就是被俘。
平暴后经调查，林保毅所在的航空总队里有两名军官参与了暴动计划的制定，这两名军官被逮捕后受到了审问，航空队的其他日本航空人员包括林保毅在内，也遭到了审查。
“这次暴动事前你知道吗？你参与制定计划了吗？”审问是严厉的。
林保毅显得很镇静。他答道：“暴动的时间我不知道，但事前我听说过，可我并不相信；但我也向总队领导汇报过这件事。”
“你的部下有没有人参加？”
“这个，我不知道。”林保毅摇了摇头，又说：“他们中间有人向我报告了这件事，我对他们说，任何人不得卷进事件中去，要采取相应措施……”
“有人参与了这件事，你不知道？”
“不知道。”林保毅很干脆地回答，“谁要参加了，是他个人的事，应当受到军法的制裁。我希望你们仔细地调查……”
“我们会调查清楚的。”保卫人员的口气很严厉，“你是带了手枪的，对不起，请你把手枪交出来！”
林保毅感到受了很大的委屈，这比上次作为战败者交枪更叫他难受，他连忙说明道：“我这支手枪，是民主联军首长伍修权同志送给我的。”
“我们不管是谁送你的，你现在必须交出来。”保卫人员的口气仍然是严厉的。
林保毅成了“暴动主谋”。理所当然地要将其隔离，同时要求其交出随身携带的手枪。这对林保毅来说，比当时缴械还要艰难，这是他的荣耀。那是林保毅第一次到沈阳“东总”时伍修权赠送的纪念品。眼下没有办法了，林保毅不无痛惜地从腰间抽出了这支他珍爱的手枪，递给了对方。
林保毅被隔离审查了。 软禁中的林保毅，心情是平静的。
然而他却不会想到，在这三个星期的时间里，他的生命经历了一场生与死的“判决”。
事也凑巧，他领导下的那两个军官因参与暴动而被捕，审问时他俩拒不开口。后来审讯人员变换了方法，问他们：“你们的负责人是谁？”他俩误以为是问航空队的负责人，便随口答道：“是林弥一郎！”于是审讯人员向上级报告时，便变成了“暴动负责人是林保毅”。
根据两个日本军官的“口供”， 林保毅成了“暴动主谋”。当时情况复杂而混乱，中共东北局有关领导认为林保毅是伪装钻进军队内部的敌人，为了镇压暴动，下令尽快把他处决。
然而，航空总队的领导在是否执行“处决” 林保毅的命令时，产生了分歧。有的领导认为林保毅是伪装的阴谋分子，应该立即处决。中国共产党中央也曾经三次下令要求中共东北局处决林保毅。
但是当时中共“日军反战联盟”的主任前田光繁坚定反对，前田光繁就是杉本一夫。
杉本一夫曾在1938年在河北被八路军俘虏，成为八路军的第一名日军俘虏。杉本一夫后来一直担任中共“日军反战联盟”的负责人。
航空总队政委黄乃一等领导，也不相信林保毅会是“暴动的主谋”。他以自己对林保毅的认识和感觉，举出许多实例来说明暴动与林保毅无关，黄乃一坚持要尊重事实，因为误杀好人是违背毛泽东同志教导的。
面对上级几次表示要处决林保毅，都被航空总队的领导拒绝了。于是在政委黄乃一出面并做保下，林保毅才免于一死。
有关此事，林保毅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35年后的1981年8月，林保毅访问中国时，才从黄乃一的口中听到事情的真相。
两年后的1983年5 月，林保毅在日本会见了因处理中国民航局业务工作而正在日本的中国民航局的政委黄乃一。林保毅将黄乃一请到大阪藤井寺市的家中，阖家向黄乃一致谢，感谢他的救命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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