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在1942年8月把何健生押送给汪精卫政府。
在中国空军史上，何健生确实应该算是一个传奇人物。何健生在抗战时期的空战中，曾有六次被日军的战斗机或高射炮击中，被迫跳伞，都化险为夷。但在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对越南嘉林机场日本空军基地实施轰炸时，座机被日军高射炮击中，何健生被迫跳伞，没想到被日本人关押，成了俘虏。这是他第26次升空与日作战。
何健生被日本人俘虏后，由日本宪兵关押。当时他最关心的是机组的两位同僚，但他无法获得确切消息。有宪兵告诉他，两位机组人员已认罪投降了，又有人对他说，他们已被日本宪兵打死了。
何健生闭紧了双眼，他不相信同僚会投降日寇，他只能为他们祈祷。
不知为何，在关押期间，日本宪兵并没有对不认罪的何健生施以刑罚，只是一般性地询问了些基本情况。不久就将他移交给汪精卫政府关押。
事有凑巧，汪政府的航空署上校处长曾星凯，曾星凯是何健生在广东航校时的飞行教官。曾星凯对何健生说：“你已被保释了。我为你作了担保。”
1941年驾机投敌的国民党空军第一大队分队长张惕勤，和他机组被迫投降的轰炸员汤厚琏、通讯员梁文华。他们也出面把何健生保释了出来。
曾星凯劝何健生暂时在常州中央空军学校避一下，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地方，等将来有机会再离开这里也行。
出来后又能到哪里去？何健生在彷徨苦闷之中。汤厚琏是他的同学，比较知己，他说：“事情到了如此地步，只能既来之则安之。”何健生哪里能安之？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身陷囹圄，心却和国家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一个战士，怎能在国土沦亡，人民受难的时候而苟且偷生呢？他无比苦闷。
汤厚琏理解何健生的苦闷，请何健生住在他家里，有个照应，也便于交流。汤厚琏是金陵大学毕业生，笕桥航校五期、六期学飞行后在新疆改学轰炸、侦察和领航。他在南京碑亭巷和梁文华租了一个四合院，给了何健生一间小房。
在曾星凯等的保释下，何健生来到了常州中央空军学校。何健生的老同学汤厚链当时已经在中央空军学校当教官，他也劝何健生先安下心来，将来再谋出路。汤厚链还告诉何健生，他的妻子已在从重庆赶往常州的路上，准备到扬州来看他。这是曾星凯托人特意安排的。事已如此，何健生同意暂留常州中央空军学校了。他想等妻子来后再作商量。
在何健生同意暂留中央空军学校时，他居住在重庆的妻子邱淑仪遇到了一个陌生的年轻人。年轻人自称叫刘醒汉，他取出了一块何健生平时佩带的手表，交给了邱淑仪：“你认识这表吗？这是何健生的吗？”
望着那只手表，邱淑仪惊讶了：“他怎么了？”
刘醒汉平静地说：“没事。他现居住在常州，想接你去那里。他的朋友知道我要到上海去，就托我帮助送你和孩子去常州。”
刘醒汉又特意提醒邱淑仪说，现在蒋介石和汪精卫闹翻了，从重庆到常州要经过两个政府的管辖区，为了安全起见，你我就暂以夫妻名义同行，如果遇到盘问，你就不要多说，我会应付的。
当时，汪精卫与蒋介石矛盾重重。
其实，汪精卫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时间较早，又因谋刺摄政王被捕入狱，几乎丧生，名声远播国内外。他一直看不起上台较晚的蒋介石，曾成立“国民党改组派”反蒋。直到1931年底汪蒋合流，蒋主军，汪主政，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两个人始终还是面和心不和。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开会。清晨，中央委员们先集体到中山陵“谒陵”，九时，返回中央党部开会，由汪精卫担任大会主席。
按照惯例，中央全会开幕式之后，全体委员要照一张集体照，同时允许各国记者抢拍新闻照片。那一天，开会的时候司仪看错了节目单，把“默念总理遗嘱”这一项给遗漏了，唱完国歌以后，就请汪精卫致开幕词。汪精卫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动搞糊涂了，走上台去，平时口若悬河的舌头竟不怎么好使起来。说话结结巴巴，台下秩序顿时大乱。
开幕式结束，蒋介石很不高兴地进了自己的休息室。全体中央委员在礼堂门口就座以后，蒋介石竟不肯出来照相。汪精卫亲自去请，蒋介石不知出于什么先兆，竟直言“今天秩序太乱，恐怕要出事”，还劝汪精卫也不要出去。
汪精卫见请不动蒋介石，心中有气，也不相信会出什么事情，就自己一个人出来入座照相。照完了相，大家正在起立的工夫，突然从记者席中窜出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来，用隐藏在照相机中的手枪向汪精卫连开了三枪：击中汪精卫的左颊、左臂和后背脊柱骨。
现场顿时大乱，中央委员们或纷纷就地趴下，或纷纷钻到门口的汽车底下去，丑态百出。张学良眼明脚快，飞起一腿，踢掉了刺客的手枪，汪精卫的保镖上前将他抓住。
蒋、汪不和，已是尽人皆知的公开秘密。那一天偏偏蒋介石又不在场，因此人们包括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在内，都以为是蒋介石派的特务搞暗杀。枪声响后，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相继从礼堂内奔出，蒋从血泊中扶起汪精卫，陈璧君当场就疑心是蒋介石策划的，大哭着质问蒋介石：“蒋先生，你不叫兆铭干就讲明好了，何必下此毒手？”蒋介石十分尴尬，但也无法分辩。
事后详查，证实此事与蒋介石的确没有任何关系。
凶手已经逮住，经过调查审讯，供认不讳：刺客叫孙凤鸣，原来是十九路军的一名排长，只因不满蒋、汪步步退让的卖国投降政策，早在1934年1月，就在“暗杀大王”王亚樵的领导下，以晨光通讯社为掩护，组织了一个暗杀团。在国民党六中全会开幕的前十天，部署了这次刺杀活动，孙风鸣自愿执行这次任务。在行动的前一天晚上，大家于晨光通讯社的小阁楼上还为孙凤鸣摆酒饯行。他们原来的计划，是想在会议期间以记者的身份为掩护，刺杀蒋介石，怪的是蒋介石那天居然有先见之明，预料到要出事，不肯参加照相。结果就由汪精卫替他挨了这三枪。
刺汪事件发生以后，当事人和关联者四十多人被捕，十多人被杀害，其中包括孙凤鸣的妻子崔玉瑶和年仅17岁的妻妹崔玉祺。
经抢救，汪精卫总算保住了性命，脸上和手臂上的子弹也都取了出来，另一颗深埋在后肋骨与脊椎之间，一者因为汪精卫当时身体衰弱，经不起大手术；二者当时的医术不高明，一时间无法取出。从此，这颗子弹就留在汪精卫的身上，时时发炎，引起阵痛。
蒋汪不和，由来已久，几乎是公开的秘密。蒋介石也不是不想暗杀汪精卫，不过不是1935年的“蒋汪合作”时期，而是三年后的1938年“蒋汪公开分裂”时期。蒋介石也曾经下令军统局组织暗杀，多次对汪精卫下手，没有想到的是：这只狡猾的老狐狸，面对着枪口，居然让他一次次脱逃了。
1932年春，蒋汪终于合流。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主张中日发生冲突，中国应该在“尽可能范围内，极力忍耐，极力让步。表示我们无意开衅”。在这种思想主导下，蒋汪政府先后与日本签订了《淞沪休战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大肆出卖中国主权。
1938年7月，日本决定诱降汪精卫，日汪勾结越来越密切。12月19日，汪精卫率陈璧君、曾仲鸣、周佛海、陶希圣等十余人乘飞机逃离昆明，飞抵越南河内。十天后，汪精卫在香港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希望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与日本“和谈”。第二天，汪精卫又建议日本对重庆实施强力轰炸。蒋介石因此十分痛恨汪精卫，1939年元旦，终于下达了暗杀汪精卫的命令
军统局局长戴笠奉命立即行动，任命陈恭澍为行动组组长。陈恭澍是军统天津站站长，曾策划过枪杀张敬尧、绑架吉鸿昌等一系列行动。组员王鲁翘，是戴笠的贴身警卫，也是一名职业杀手。组员余乐醒，是军统元老，而且能讲法语，去河内十分适合。此外，岑家焯、魏春风、余鉴声、张逢义、唐英杰、郑邦国、一陈布云等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老牌特务，加上陈恭澍，共十八人，被称为“十八罗汉”。
陈恭澍亲自侦察，了解到汪精卫住在河内的一个高级住宅区——高朗街27号。这是一栋三层西式楼房。陈恭澍经过考察，见后门的道路复杂，巷道纵横，对暗杀后的撤离十分有利。
这时候，汪精卫每天躲在房间里，从不外出。当年河内还是法国人的天下，汪的侍卫连枪都不许带。当时蒋介石对汪精卫还抱有一丝希望，派谷正鼎赴河内对汪进行游说，结果无功而返。3月19日，蒋介石终于命令戴笠：“立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
第二天上午9时，陈恭澍得到消息，得知汪精卫等人正在打点行装，似乎要外出，当即携带武器驾车追赶。汪精卫一行出门以后，乘坐两辆轿车，向红河大桥方向开去。由于天气晴朗，陈恭澍等人看到两辆车上坐着九到十人，除了汪精卫、陈璧君和曾仲鸣外，其余的人都不认识。汪精卫一行发现有人跟踪，加快了车速。军统特务们紧紧尾随，在一个商业区的十字路口，由于遇到红灯，塞车严重，汪精卫一行趁机摆脱了跟踪，回到了原住处。
第三天，即3月21日的下午4时，在现场监视的特务魏春风报告说：汪精卫和陈璧君在门外的草坪上说话；好像在争吵。陈恭澍立即带两名特务赶往高朗街。到了汪精卫寓所外边，才发现草坪上空无一人。
两次机会错过，陈恭澍非常恼火。决定当夜发起一次突击性强攻。21日夜间11时40分，陈恭澍驾车带着六个人出发，在接近汪精卫寓所的一个巷道，两名越籍警探拦住了他们。陈恭澍把口袋里的四千五百元钱全部掏出行贿。警探终于放行了。
陈恭澍到了高朗街27号后门。对行动作了分工：自己留守车上，张逢义和陈布云留在外边放哨，王鲁翘、余鉴声、郑邦国、唐英杰越墙而入。郑邦国用利斧劈开楼房前面的门，随后四人飞身上楼。特务堵住侍卫居住的房门，对他们说：“不许动，谁动就打死谁！”汪的侍卫们出境后无法带武器，所以不敢轻举妄动。王鲁翘冲上三楼，对着汪精卫居住的北屋撞了几下，却怎么也撞不开。显然，屋里有人把门反锁了。王鲁翘接过唐英杰带来的利斧，把房门劈了个洞，但门还是没打开。当时屋里的台灯还亮着，王鲁翘见屋里有一男一女躲在床下，就对准男的开枪。三发子弹都击中此人腰背，因无法进入房间，所以没有验明正身，就撤离了。
第二天凌晨。内线传来情报说：汪精卫安然无恙，打死的是曾仲鸣。
这次刺汪行动的失败，原因是情报不准确，误把曾仲鸣居住的房间当成汪精卫的房间了。汪精卫十分狡猾，他白天总在北房起居会客，夜晚却到别的房间去睡觉。暗杀汪精卫失败，蒋介石很不满意。戴笠此后又接连五次策划暗杀，但都没有成功。
3月25日晚，汪精卫一行先登上租借的法国货轮“芳•福林哈芬”号，后来转移到日本货轮“北光丸”上，在5月6日抵达上海。同月，汪精卫赴东京，和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会谈，要求建立伪中央政府。年底，汪精卫和日本秘密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正式成立伪国民政府。
在蒋汪矛盾日益激烈的情况下，从重庆去常州，也决不是一条平坦之路。刘醒汉与邱淑仪假扮夫妻，一路上，刘醒汉背着何健生的大儿子，带着邱淑仪，走出了重庆的大山，又乘船渡江，到达常州后，他就将这母子俩交给了常州中央空军学校的飞行教官梁文华。自己独自去了上海。
邱淑仪回忆起那段往事时曾说，她只记得那个刘醒汉是个广东人，也许是南洋华侨。但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
梁文华带着邱淑仪母子，来到了常州的碑亭巷。何健生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妻儿。
梁文华还特意叫来了他的妹妹，对邱淑仪说：“这是我妹妹梁玉珍，她也住在碑亭巷，闲时，你们可多走动走动。生活上有什么难事，对我妹妹说就行了。”
曾几何时？日寇在南京惨绝人寰大屠杀。曾几何时？健生机组就在南京大校场加油挂弹，飞往上海痛歼日本侵略军。曾几何时？蒋介石在1937年8月18日在南京大校场慷慨激昂的训话：表彰空军在淞沪打击日本侵略军有功部队的英雄行为。并说：8月14日痛歼日寇来犯空军以六比零取胜，首战告捷。应定为“航空节”。蒋介石着重指出：“要以轰炸还轰炸”。重复强调：“我们的飞机和炸弹要和敌人的兵舰同归于尽。”汪精卫也在那里大谈抗日论调：“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蒋汪一唱一和抗日高调，今天看来是心情各异的。
汪精卫这个国民党副总裁，在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1938年12月19日便慌忙叛逃到了越南河内。29日发表了“艳电”，响应日本近卫文磨的威胁蒋介石诱降声明，公开卖国投敌。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历史既为这个民族败类、汉奸头目汪精卫钉在耻辱柱上。
这时的南京，多么发人深思。
何健生处此逆境是不能在真空生活的。何健生自从被曾星凱、张惕勤、汤厚琏保释出来之后，就被裹胁到曾星凱、张惕勤……操纵的伪空军派系之中，被迫在伪空军工作，当少校、中校教务室主任和上校参赞。
1943年夏、秋，这个派系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分崩离析。曾星凱据说是重庆与中共双料间谍。在1943年夏被日寇发现，将他装进麻包袋，投入马骝洲，一命呜呼。1943年秋，汤厚琏、曾翼翰和梁文华因失足在汪伪牢笼，密谋成功重返国民党。
此时的何健生却一直在思考：蒋汪分裂，国家沦亡，中国的出路又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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