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林弥一郎一样，许多日军俘虏留在中国时，也留下了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友谊，他们为中国的解放和建设出了力，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他们，也不应该忘记他们。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为数众多的空军、铁道、医疗等方面的日本技术人员留在中国，有的在医院当医生、护士，有的在工厂当工程师，有的在学校当教员。他们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贡献，写下一页感人的“日中战后史”。
在解放战争中约有3000多名日本医务人员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起，走遍全中国战场救治伤员。
日本卫生兵藤田良德1940年11月随侵华日军来到吉林省安图县，在牡丹江陆军医院工作。1945年8月日本战败后，他在逃跑途中染上伤寒，幸被当地百姓发现而救活。病好后，他在当地安顿下来，与另两位医生开设了一个诊所，为当地老百姓看病。
1946年，藤田的诊所收归地方政府，3位日本医生成为领取工资的外籍医生。当地政府官员找他们谈话，希望他们留下来为中国革命服务。藤田第一次放弃了归国的机会，参加了解放战争的前线救护工作。
第二次放弃归国机会是1953年，当时藤田已与中国同事刘桂兰结为伉俪。按有关政策，如藤田归国只能一人回去，但他舍不得妻子，同时认为在中国大有用武之地，因此自愿留了下来。
第三次是1958年，这时藤田已与当地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的医术和医德也名声鹤起，患者慕名而来，宁愿多等一会儿也要挂他的号。有的患者说：“只要藤大夫给看病，我就一百个放心。”
浅野芳男1916年出生于东京，1941年接到征兵令后弃商从军，被编入陆军第一师第二野战医院。不久，他随医院到达当时黑河省的孙吴。不久，日本关东军将医院改名为北安临时医院。
一开始，浅野和一些日本军人还私下里讨论为什么日本战败，如何进行日本复兴，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和中国同行的共同工作，相互之间逐渐增进了了解和感情。
为了照顾日本医务人员的生活，东北军区作出决定，日籍医务人员凡是自愿并经批准，均可结婚。当时浅野已经31岁，他与原来一起工作过的日籍护士大竹菊枝相爱。1947年9月初，浅野向医院领导提出了结婚申请，并希望将大竹调到克山医院工作。
领导立即同意调动，批准结婚，并为他们操办婚事。医院为他们预定最好的饭店，安排车辆，布置婚礼会场。院长夫人还为新娘找来旗袍，把她打扮得像中国新娘一样。浅野做梦也没想到，一个过去的日本兵竟受到中国同事这样深切的关怀。他捧着结婚证书，感动得热泪盈眶。第二年，浅野夫妇喜得一女，他们在工作上更加努力，在感情上和中国“同志”更贴近了。
在建国初期，曾有800多名日本铁道技术人员，奔赴大西，在甘肃参加了两年建设，开通了天兰线。
天兰线是连接天水与兰州的铁道，施工特别艰难。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为了建设新家园急需铁道来运送物资。
1951年春，担任电器技师的市冈希夫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没有任何路线原始资料，连画设计图的专用笔都没有。另一位技术员川上三治负责建施工人员的宿舍，一天，有人告诉他，他测量过的地方有当地老百姓的墓地，所以他不得不重新找地方。此后，他每到一处都要仔细确认有没有墓地。
曾经在“满铁”齐齐哈尔铁道局负责机车技术的南谷正直负责修理汽车，他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只英国产的焊接器，但他看不懂英文说明书。南谷心想：做为“满铁”来的堂堂工程师，不懂焊接器的用法岂不丢人。于是他查字典搞清楚了使用方法，顺利完成了工作。
牛岛泰兴负责工程验收，他严格按照当时苏联的工程标准来考察每个项目。有时他提出的意见对方不听，他觉得很苦恼，认为周围人对他这个日本检验人员有抵触情绪。每逢遇到这种情况，他就会说：“你们要听我的，是毛泽东让我留下来的。”
日本技术人员在车站欢送首发列车出站，喜悦心情难以言表。铃木一雄等人还作为代表乘上了火车，他说：“作为工程的一分子，我由衷地自豪。”
佐藤靖夫回忆自己参加八路军的往事说：“1945年10月，我刚20岁参加了八路军——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空军。记得当时我们8人乘坐双发高练，从辽阳起飞经承德到张家口。经介绍，住在军队招待所，除同行的张华、于飞、顾青外，别人都不懂日语。他们就是老干部顾光旭、许景煌、林征等。在接触中感到，许景煌、顾光旭的行动和态度很和蔼，说话谨慎，给我的印象很好。”
佐藤靖夫回忆道：“此后不久，许景煌被任命为材料厂厂长，也来密山上任。我又在他领导下向各地运送汽油和润滑油，还负责把各类航材分类、包装、保管、发送等工作。工作比较单调，是纯体力劳动。那时，老航校领导的态度是：在尊重我们的技术的基础上，也加强对日本人的政治思想工作；严格纪律，提高其自觉性。但是我们有的人放松了自己。那时我上市场上买了一双原日本军官穿的高筒马靴，把上半截用刀割去1/3 ，当飞行靴穿。有的人偷着上小酒馆去散心，生活自由散漫。许景煌厂长看到这种现象，不是直截了当地批评我们，而是采取个别帮助教育的方法。”
佐藤靖夫记得当时许景煌找他谈话，指出他思想存在的问题，还给他一本书，是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让他学习。针对佐藤靖夫的思想，许景煌指出书中的重点：搞清楚共产党、八路军打仗的为谁？谁是我们真正的敌人，把这些问题弄清楚了，工作方向明确了，认识也就会提高了。佐藤靖夫开始学习中文，中国文字基本都能看懂和理解。从那以后他开始重视理论学习了。
但佐藤靖夫也遇到过意想不到的事：
居住在日本千叶县的佐藤靖夫60多年前，曾是东北老航校的飞行教官。日本教官要求，上飞机之前必须敬礼报告，这个仪式让中国学员感到难以接受。
原东北老航校一期飞行学员徐登昆回忆道：跟日本人打了八年仗，平时见着日本人天天喊打，现在见到日本人，还要自己给他们敬个礼，叫声：请老师教我。能接受得了吗？从心底里说，接受不了。
佐藤靖夫在回忆中也说：要那些中国学员向日本教官敬礼，他们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我要向日本鬼子敬礼，我不愿意敬。
徐登坤说：可是，在当时接受不了也得接受，你为了学习飞行嘛，不然你向谁学去，他日本人不教你，谁又能来教你？
佐藤靖夫说：不过日本人的敬礼，这并不是想表示尊敬，而只是表示，你培养了我，谢谢你，只是传递一个感谢的心情。
对此，林保毅多年后回忆说，在日本军队里，士兵如果敬礼不规范就要遭到毒打，刚开始我们也是这样要求中国学员，中国学员明知这是日本人的习惯，却表现了高度的忍耐性。
当时，学员们都想尽快地学会飞行技术，为了争取更多的飞行时间，训练中的学员们还会发生一些小争执。
佐藤靖夫回忆说，对于每个学员的飞行时间，学生们记得非常清楚。哪怕是他们记的这个时间，和我写的时间相差一分钟，那就会引起不愉快。他们会对我有意见：“怎么我的飞行时间少了一分钟，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什么他们要想更多地飞行，飞行时间越短，而放单飞越快，那就是最好的学生了。
当年在老航校医务队工作的高桥澄子，为伤病员献出了她全部的热情和爱心，也是老航校日籍工作人员中惟一没有回国的人。她加入了中国国籍，并给自己取了中国名字叫高玲。
高桥澄子转业到地方后，她依然发扬老航校精神，工作兢兢业业，即使在十年动乱期间，也没有动摇她对中国的感情。她在日本有父母，有亲朋好友，也有优厚的生活条件，可是她全部放弃了。她常说：“我的世界观的转变，是受老航校的中国朋友的教育和影响形成的，刻骨铭心，永远难忘。他们永远是我的榜样。”
高桥澄子在河北承德定居30多年，曾被选为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直到离休后才回到日本。
教官诜岐文夫回国经营了一个小纯水厂，申请了专利，日子比其他日本朋友好过一些。于是他通过林弥一郎介绍，与北京某企业合开了一个纯水厂。在此期间，他的夫人、同样在老航校工作过的诜岐郁代患癌症去世。在去世前，她希望能把自己骨灰的1／3埋在“第二故乡”———中国。
如今诜岐文夫已遵照妻子的遗愿，把骨灰埋在了北京万安公墓，并在旁边为自己留了一块地。他要与妻子在一起，与中国在一起。
如今，许多当年老航校的日本教官及工作人员已与世长辞了，但无论是健在的还是故去的，新中国空军的历史都记着他们的一份功劳，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都有着他们的一份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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