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中央军委同时受命中央军委航空局停止办公，年底组建6所航空学校，军委空军司令部决定将原在东北老航校受过训练的全部飞行员和一部分国民党起义的飞行员、地勤人员、空勤人员调往各航校改装苏联轰炸机、歼击机。
1949年10月25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肖华为空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秉璋为空军参谋长。
11月11日任命原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为空军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部长，原军委航空局政治委员王弼为空军副政治委员兼工程部部长。常乾坤在东北老航校接到任命的电报时，心情非常激动。常乾坤立即给刘亚楼司令员复电说：“我愿诚心诚意地协助您，兢兢业业地为中国人民空军而努力！”
当日，中央军委通告各大军区，各野战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现已成立，原军委航空局着即取消，原军委航空局所有干部及业务移交空军接收。”
后来，中央军委确定，1949年11月11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日。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1949年至1950年2月，各军区先后组建了航空处。中央军委赋予航空处的任务是：接收、清理和保管各地国民党空军遗留的航空气材，接收航空技术人员，保护和修建各地的机场和航空修理厂、气象站等，管理各区范围内有关航空运输事宜。
在人民空军的创建中，常乾坤在空军的军事训练、院校建设、科学研究、武器装备及民航事业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0年5月，萧华调任到总政，同年7月任命吴法宪为空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中央军委指定刘亚楼、吴法宪、常乾坤、王弼、王秉璋为空军党委常委。从这一名单中可以看出，空军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长常乾坤在空军建设中的地位和影响。
初创时期的人民空军虽然十分稚嫩幼小，但是在现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棋盘上，投下了具有战略意义的一颗子，跟上了世界军事发展的潮流。
抗美援朝初期，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决定空军参战。空军参战后，同朝鲜人民空军并肩作战，需要统一指挥。
1950年10月，中国投入抗美援朝战争时，人民空军作战飞机不足200架，飞行员不足200人，人均飞行时间不足100小时。
为尽快做好空军参战的准备工作，上级要求在短期内修好几个喷气式机场和土跑道机场，并筹备足够的作战物资。
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严肃地对常乾坤说：“如果按时完成任务，第一个得勋章的是你，如果完不成任务，第一个杀头的也是你。”
常乾坤深感责任重大。他带领中朝联合空军后勤部部长杨尚儒、政委李雪炎等人亲自选点，组织技术人员精心设计。他还亲自到朝鲜政府联系，请求派民工修机场，朝鲜政府发动了数万群众同中国人民志愿军一起抢修机场。经过中朝军民的共同努力，终于在1951年9月以前，共修好6个喷气机机场和10余个土跑道机场。后来又翻修了一批机场。与此同时，常乾坤还组织修建了一批仓库，储备了大量军用物资。
彭德怀得报，高兴地说：“常乾坤是老革命，怎么会怕杀头?但是，完不成任务被杀头，他是不会干的!”
常乾坤在朝鲜期间，同大家一样住山洞，吃炒面，生活十分艰苦。美机经常来轰炸扫射，有一次把他们住的山洞炸塌了，封住了出口。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幸好电话线没断，打电话通知别的山洞，才把他们抢救出来。他的工作和作风得到朝鲜同志的好评，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授予“自由独立”勋章。
当时面对拥有1200余架飞机的侵朝美军及其仆从军，毛泽东毅然决策，毅然调整建军方针，对空军提出了“边打、边建”、“在战斗中成长”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空军负责作战、训练的副司令员常乾坤迅速组织部队，轮番参加抗美援朝作战，先后有10个歼击师和2个轰炸师经受了实战锻炼。
通过实战锻炼，常乾坤指挥、训练的人民空军部队创造了人间奇迹：
实现了由不会空战到学会空战，由打几架飞机的小仗到打上百架飞机的大仗，由1个机种作战发展到多机种协同作战，由只能在昼间简单气象条件下作战到能在昼间较为复杂气象条件和夜间简单气象条件下作战的转变，取得了击落击伤敌机425架的辉煌战果，用最短的时间、最有效的方式，成功地解决了年轻的人民空军敢不敢打、能不能打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在抗美援朝作战中，在刘亚楼、常乾坤等的宏观指导下，志愿军指战员还创造了“一域多层四四制”空战战术原则，就是把我军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等原则，成功地运用于空战的范例，它标志着人民空军空战战术从实践到理论的飞跃，对人民空军战役战术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我年轻的人民空军挥师蓝天，一举打出了我空军的威风。
志愿军空军部队取得了击落击伤美机425架(其中击落330多架)的赫赫战果，其中包括打下了美军的“王牌”、“双料王牌”飞行员，创下了世界空战史上以弱胜强的范例。
当时，美空军参谋长范登堡惊呼：共产党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世界主要空军强国之一。
这一战果，出乎美国人意外，也出乎毛泽东意外，他连连说：“一鸣惊人，一鸣惊世界。”
听到最高统帅如此动情的讲话，代表们高呼“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也动情地喊道：“空军万岁!”“陆军万岁!”“海军万岁!”
抗美援朝结束时，人民空军已建设、锻炼成为一支空防合一、装备建制齐全、军政素质优良、具有一套符合自身特点的作战原则和战略战术的空中劲旅!
1953年8月，中央军委任命常乾坤为空军第二副司令员兼军事学校部部长，“成为空军的人才部长”。
那时苏联专家逐步撤走，是新中国开始自办航校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是整顿、消化从苏联专家那里学来的东西。主要措施是，把原来的既训练飞行人员，也训练地勤人员的综合性学校，分建为单一的飞行航校和地勤航校。常乾坤带领军校部的同志，按照空军党委的要求，扎扎实实地做了四项工作：第一，组织实施分校工作。将10所航校分成7所培养空勤人员、3所培养地勤人员的航校。
中华泱泱大国，可不能没有中华民族的航空工业!要实现强大空军之梦，就必须造出自己的飞机来。从仿制开始，中国航空工业终于起步了。在国务院、中共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航空工业部门对飞机由修理转为制造，由仿制转为自行研制。
后来，经中央军委批准，又先后于1954年成立第12航校。为努力提高航校的教学质量，常乾坤组织人员再次修改了教学制度、飞行训练提纲及教学大纲，统一编写了教材，并制定了5年的训练计划
1954年筹备召开了第一次教学代表会议，系统地总结了航校的教学经验，还宣扬了模范飞行教员邵长源、徐庆春等先进事迹，推广了他们的教学经验，对提高航校的教学质量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同时，建立预科教育制度，规定学员进入航校以前，先经过预科学校训练，从而进一步保证了学员的质量，使航校能集中进行专科教育，对加速培养飞行员起到了重要作用。
空军作为使用单位，空军科研部门要和航空工业部门共同拟定研制规划，组织鉴定定型，并承担试飞等一系列工作。
同年10月18日，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兴奋不已地讲道：“全国人民都希望我们有空军，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有一支小小的，就像在天安门阅兵时看到的那样。我们国家自己出产了一架飞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虽然还只是一架教练机。”
作为中国最早的红色飞行员之一，常乾坤的兴奋不亚于毛泽东。
1955年9月，战功赫赫的常乾坤被授予开国中将军衔，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成立第13航校。
1957年成立专门为民航培训飞行人员和其他干部的第14航校，使空军各类航空技术人员的培训成龙配套，形成不同层次的网络。
1958年9月，常乾坤兼任空军学院副院长。建学院时，他亲自选点，精心组织施工，较快地完成了该院的基建任务。
到1958年底，“歼-5” 先后击落美制F-86飞机9架，并创夜间击落P-2V低空侦察机的奇迹。
1959年1月，空军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编写出适合我军情况和需要的条令、条例的指示，召开了各军区空军党委书记会议，作出广泛发动群众，认真组织力量，切实地编写自己的条令、条例的决定，并成立了空军党委条令编审委员会。同年11月，空军党委决定成立空军条令教材编审小组，常乾坤是三人编审小组成员之一。
为了推动空军的科研工作，1959年1月30日，常乾坤负责筹备召开了空军第一次科研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明确了空军的科研重点应放在对新武器装备的研究提出建议和要求，研究使用新武器的战术，改进维护修理，延长使用寿命等方面。各研究所按照这一重点，结合空军作战、训练开展研究。航空技术装备研究所首先取得了成果。他们研究改装了米格—17飞机，1959年5月29日夜，用这种改装的飞机将国民党空军窜犯大陆的一架Ｂ—17型飞机击落。
1960年9月，常乾坤任空军工程学院院长、政委，主要是组织领导学院的筹建工作。空军工程学院的地址定在陕西省西安市，是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航空系为基础组建的。但该院航空系的师资已经转移到西北工业大学去了。常乾坤不仅要考虑学院的基建，还要准备筹组教学人才问题。为了建好这个学院，他亲自到哈尔滨工程学院去研究学院组建的有关问题。在学院修建过程中多次出现资金、材料短缺，甚至停工待料，常乾坤及时请示、报告党委和有关领导给予解决。
随着我军航空工业的发展，为扭转空军部队使用外国武器装备的局面，在国务院、中共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航空工业部门对飞机由修理转为制造，由仿制转为自行研制。空军作为使用单位，科研部门要和航空工业部门共同拟定研制规划，组织鉴定定型，并承担试飞等一系列工作。
1962年1月，成立了航空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常乾坤担任副主任委员。
到1965年8月，空军共编写出各种条令、条例、教材、操典、大纲、教范、教科书、技术原理等306本，常乾坤参加了大部分条令、条例、教范、教材的审查工作。这批条令、教材，对空军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到1966年5月，常乾坤先后组织参与了对国产“初教-5” 、“歼-5” 、“运-5” 、“直-5” 、“初教-6” 、“歼-6” 、“歼-7” 等型飞机的试制和研讨工作，均获得成功。在常乾坤参与组织鉴定的国产飞机中，“歼-5” 最让他自豪。当时，最先装备空军的“歼-5” 一亮相，便使共和国军威大震。当时，一直梦想反攻大陆的蒋介石，不断派飞机对我沿海轰炸和侦察，“歼-5” 开始起飞反击。
在刘亚楼、常乾坤等空军首长领导和组织下，空军科研部门和部队还参加了我国发展核武器工作，圆满地完成了产品运输、烟云取样、剂量侦测、空中摄影以及进入沾染区观察爆炸效果等任务。
1971年4月，积劳成疾的常乾坤感到身体不适，但仍坚持工作。
1973年初，他准备出差去研究“歼-8” 飞机定型时，突患重病不治，于5月20日 不幸逝世，终年69岁。在病危时，常乾坤还念念不忘“歼-8” 飞机，他为人民空军的建设奋斗到了生命的尽头。
常乾坤一生著述不断，译有《空中领航学》(1948)、《飞行原理》(1949)、《空中射击学》(1950)、《飞机空气动力学初级教程》(1954)等，是人民空军不竭的精神食粮。
常乾坤一生荣誉卓著，曾获得中将军衔；二级独立自由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令常乾坤最值得欣慰的是，他不仅为中国空军的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经过他直接教育培养的航空人员，一大批老航校的飞行教官和飞行学员，后来都成为中国人民空军的领导骨干。
王海曾任空军司令员；
邹炎曾任空军副司令员；
林虎曾任空军副司令员；
张积慧任空军副司令员；
刘玉堤曾任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
夏伯勋曾任济南军区空军副司令员；
韩明阳曾任北京军区空军副参谋长;
张华曾任济南军区空军副参谋长；
徐登昆曾任兰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
吴元任曾任福建军区空军副司令员；
阮济舟曾任航空兵某军副军长；
马杰三曾任空军某师师长兼昆明指挥所主任；
李汉曾任空军某师师长；
徐怀堂曾任航空兵某师师长。
……
回顾东北老航校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空军成长的历史。研究中国空军成长的历史，只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东北老航校是中国空军的摇篮，延安是孕育中国空军的革命圣地。
抗战爆发后，曾在苏联学习航空的王弼与常乾坤积极要求回国参加抗战，但一到新疆，原以为能为培养中国未来的航空人才出力，结果受到了新疆军阀盛世才的拒绝。王弼与常乾坤在新疆时，对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从航空专业技术学习上考量，盛世才的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没有特殊的教育方法。分析盛世才的为人，他也不可能真心诚意地替共产党去培养空军人才。要建立人民空军，就需要建立自己的航空学校，培养自己的航空人才和干部队伍。
1940年11月，王弼、常乾坤奉党中央电召，与其它几位同志等回到了延安。王弼于11
月23日向中央和军委呈报了《建设中国红色空军计划》。在这份计划中，王弼拟定了3个6年计划。通过这3个6年计划的实施，我党我军将在18年之后拥有一支强大的红色空军。王弼、常乾坤于同年12月１日又联名给军委及中共中央写信《中国红色空军兵种建设计划》。
王弼、常乾坤的建议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
只要翻阅共产国际的历史，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共产国际推行的那一套，在毛泽东的眼里是行不通的。放弃共产党在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一切依靠洋人的金钱和物质支持，在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指导下，完全照办苏联那一套是培养不出自己的航空人才。
毛泽东不仅从未放弃对共产国际的关注和研究，更在谋划中国的未来，包括未来中国空军的建设。毛泽东不相信依赖盛世才那一套能真正培养出符合中国革命需要的航空人才。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作出了占领东北的重大决策，他同样没有将建立中国空军的希望寄托在苏联人身上。毛泽东提出在东北建立自己的航校，就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培养自己的航空人才和人民空军。翻开东北老航校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筹建航校时没有苏联空军教官，也没有任何一架教练机是苏联制造的。
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当年的《建设中国红色空军计划》、《中国红色空军兵种建设计划》，正在得到完善和落实。东北老航校的艰难创建历程，最终孕育出了自己培养的航空人才，孕育出了属于自己的人民空军。
东北老航校的创建历程，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历史，也见证了一个时代的辉煌。
东北老航校是中国空军之根，老航校人则是中国的蓝天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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