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空军史上有一个两度参加国庆大典阅飞的飞行员，这就是王延洲。王延洲，一个毕业于黄埔军校的飞行教官，一生坎坷，却又始终魂系蓝天的人。
王延洲出生于庚申十月初四，初冬时节，却是狂风暴雨。日后算命 先生说他是金猴转世，年轻天马行空，独来独往；青年有牢狱之灾，婚姻多变；晚年遇贵人相助，长寿平安。这类似梦呓般的戏言，想不到以后全都应验。
王延洲是东北老航校飞行教官中的一个传奇人物。
王延洲17岁时就在卢沟桥抵抗过日寇；18岁考入黄埔军校西安分校；21岁赴美国空军深造；23岁驾机对日作战，一人击落过5驾日本飞机；26岁时因驾机误落解放区后，毅然留了下来。后来成为东北老航校的飞行教官；29岁第一次驾机飞越天安门广场，参加开国大典接受过毛主席的检阅，两年后第二次参加国庆大典；31岁赴朝作战，击落击伤美机各一驾，是中国空军史上既击落过日机，又击落过美机的两位中国飞行员之一；37岁被捕入狱，被打成过右派；结过三次婚，有不可抗力也有历史原因；隐姓埋名20多年，本来打算今生永远隐姓埋名，居住在山东日照一个叫做花峡峪的小村里过着老农民般的生活，因为他已经学会了做农活，是个地地道道农民；然而他在85岁高龄时入了党，还受到了胡锦涛总书记的接见……
1947年6月，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3万人在鲁西南强渡黄河天险，实行中央突破，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随着内战的进展，国共两党的较量日益尖锐化，从西北、华北战场上俘虏的军官一天比一天多，山东战场上李仙洲、韩浚等7名军、师长被俘。在1946年7月至1947年７月的一年中，共产党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共歼国民党军120万人，国民党军从430万人下降到370万人，人民解放军从120万人增至190万人。
此时人心背向，从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中可以看出来。1947年5月2～9日，杭州、无锡、合肥、成都、上海、南京10余城市相继发生群众抢米风潮。上海于5月4日又发生各大专院校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反对内战，反对饥饿，并迅速扩及北平、沈阳、青岛、开封等城市。
国民党军的节节败退，大批的起义、投诚，俘虏官兵的安置、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项重要任务。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的徐向前抱病连续组织了运城战役、临汾战役、晋中战役等一系列的歼灭战。军区野战主力由陈赓、谢富治率领开赴外线作战后，指挥所首长仅剩徐总一人，他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纵观整个战局，非常重视改造国民党官兵的工作，特别是对被俘的国民党中高级将领的思想教育改造工作，他抓得很紧。
王延洲就是在这时由军区首长安排，调他到山西省黎城县解放军官教导团去工作。当时在河北省永年县也设有解放军官教导团。大批被俘国民党军官都集中在这些解放军官教导团参加学习。黎城解放军官教导团办有一个将校大队，领导上安排王延洲当区队长。
这一年王延洲27岁，子曰：“三十而立”，王延洲还未到“而立”之年，却要和四、五十岁的将校军官相处，确实是件难事。他们都是在国民党军队中服役十几年的职业军官，很多人也是黄埔军校出身，论年纪、级别都是王延洲的老大哥、老前辈，有的是东北讲武堂、保定军校毕业的老资格将校级军官，他们的军衔最小是少校，最大是中将；论军队职务最小是营长，最大是军长、副总司令。
对于这些人，极难相处。他们的思想很复杂，有的人还相当顽固，对解放军有敌意，甚至仇视。王延洲是作为解放军干部来教导团工作的。他们当然对王延洲是敬而远之，在思想上就瞧不起王延洲，认为王延洲是“土八路”，没有文化，大老粗一个。
1947年7月22日，晋冀鲁豫人民解放军南渡黄河，大军在金乡以北歼灭敌一个旅又一个团，活捉敌旅长王仕翘。28日，人民解放军又在金乡以北的羊山集歼敌整编第66师两个旅，俘虏师长宋瑞珂。
被俘的国民党士兵中，老兵油子、兵痞占极少数，大部分是农村出来的贫苦农民，共产党对这些士兵，开展“三查三整”（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运动，即新式整军运动，采取民主方式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召开诉苦大会，使他们认识到共产党是解放全人类的工人阶级的先锋组织，打倒地主恶霸、土豪劣绅，是为了工人农民翻身作主人，不再受剥削压迫。
许多国民党士兵通过教育，很快转变立场，要求参军上前线。他们换上解放军服装，拿起枪，很快就补充到解放军部队中，参加战斗。
有一天，徐向前副司令员来到黎城解放军官训练团，召集全团干部开会。
徐向前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的老大哥，山西人、参加过广州起义，长期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担任领导工作。他身材修长，抱病工作。他说：“我们的兵源主要靠人民群众，翻身农民踊跃参军。但改造俘虏，争取在7天到半个月内把他们补充到我们的作战部队中去，这是解决战斗中及时补充兵员，保证我军战斗力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手段。”
徐向前还告诫，必须严格执行我军的俘虏政策，只要敌人放下武器投降，就要以礼相待，不杀、不打，不骂、不歧视、不搜腰包、不侮辱人格，给予他们人道的和阶级的教育，使他们能在新旧两个军队、两种对比中提高认识，选择自己今后应该走的道路。
徐向前说：“这些人大部分是被抓壮丁抓来的，大都是贫苦阶级兄弟，只要他们接受教育，懂得为谁当兵才有出路，他们就会变成有理想、有阶级觉悟的革命战士。”
对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徐向前更是十分关心。他教育部队干部要特别注意对这些军官的帮助和改造，并正确使用，发挥他们的才能。如炮兵、工兵、通讯兵等技术兵种的军官，就要教育他们参加解放军，发挥他们的特长，继续为人民立新功。
1947年5月至11月，我军先后取得正大、清风店、鲁中、石家庄等战役的胜利，被俘国民党军官分别集中在几个地方整训，分配在黎城解放军官训练团的军官有两千多人，将校大队的学员也有一百多人。
在鲁南战役中被俘，送来黎城学习的学员中，有一位国民党整编第66师中将师长，他就是宋瑞珂。
宋瑞珂毕业于国民党办的陆军大学将官班，是陈诚的嫡系将领之一。他在11师、18军当过团长、旅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任18军199师师长，和戴安澜的200师是“姊妹师”，也和戴安澜是黄埔同期同学。在淞沪战役、武汉会战、枣宜会战、常德会战中以军功升至陆军中将，是一位抗日名将。
宋瑞珂别号鸣玉，有儒将风度，不乏水泊梁山好汉的气质，如果说他像谁的话，宋江最为相似。
王延洲是被俘的国军飞行员，组织上安排他在黎城解放军官教导团将校大队当区队长。但王延洲不能暴露自己的过去，所以他经常遭到战俘的白眼和轻视，有时还会遭到他们的挖苦和抢白，想做他们的思想改造工作，谈何容易。
领导不断给王延洲打气和充电，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处理上也给王延洲撑腰壮胆，天长日久，随着时间的进展，他与俘虏军官的和平相处也就习以为常了。
王延洲先以山东老乡的名义和宋瑞珂接近，宋瑞珂却没把王延洲当回事，不即不离，一问三不知。宋瑞珂平时沉默寡言，很少与山西“老醋”交谈。
在将校大队，上党战役、晋南攻势及正太战役中俘虏的闫锡山部将不少，还有一些是郝鹏举手下的团长、旅长、师长。宋瑞珂当然瞧不起这些杂牌军的将领，而对郝鹏举所属汪伪军的将校更是把他们当成敌人，恨之入骨。
王延洲与宋瑞珂经常接触，他就告诉宋瑞珂：8月20日，解放军在陕北沙家店歼灭国民党整编第36师，消灭国民党部队官兵6千余人，西北战场转入内线反攻。22日，陈赓、谢富治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兵团相机出动，在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
王延洲又对宋瑞珂说，9月7日，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主力挺进陇海路，进至豫皖苏地区。东北人民解放军于9月发起大规模秋季攻势；17日，陇海西线战役结束，解放军共歼国民党军25000人，克城10座。
王延洲还将中央军委1947年9月21日发布的《对释放俘虏军官的方针》的精神向宋瑞珂作了传达。宋瑞珂在现实面前，回想起当初南下广州，参加革命的初衷。可是，自己今天怎么竟成为“阶下囚”了？他认真学习，反思过去，开始有所转变。
王延洲又跑来对宋瑞珂说：９月28日，周恩来在陕北神泉堡做《全面大反攻，打倒蒋介石》的报告，消息传到黎城，老百姓都一致认为“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11月12日，华北人民解放军在聂荣臻、肖克、杨得志、罗瑞卿等指挥下，解放了石家庄，歼敌24000人，活捉了国民党第3军32师少将师长刘英。
宋瑞珂长叹不已，觉得大势已去，便开始主动找王延洲汇报自己的思想动态了。
王延洲也叹了口气说：“仁者无敌哇。在北伐、抗日中，你宋瑞珂走的路可是光明磊落的，但卷入内战后，就铸成大错了。”
宋瑞珂说：“我也是服从命令，身不由己啊！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既然战败被俘，就缴械投降，将来回家种地，当个老百姓了此一生。”
王延洲劝他不要消极悲观，振作精神，为人民还是可以作些贡献的。
1948年春，东北人民解放军占领广大农村，国民党军队被压缩于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3月1日，西北野战军以主力5个纵队转入外线作战，全歼了军长刘戡的国民党整编第29军于陕北宜川瓦子街地区。东北民主联军在四平至大石桥和山海关至沈阳的铁路沿线，对国民党军进行连续进攻战役，迫使敌军困守于沈阳、锦州、四平、吉林、长春等20余个城市。
1948年3月，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航校由东安迁回牡丹江。
为了尽快建立人民空军，此时，已从国军飞行员转变为人民军队一员的王延洲，突然接到领导上的通知，调他赴东北牡丹江航校任教。
这时，王延洲才向宋瑞珂坦然交心。当宋瑞珂知道王延洲是黄埔军校十六期毕业、中央航校十四期毕业的飞行员之后，大为惊讶。
宋瑞珂后来进了战犯管理所，在1966年11月特赦后，任民革中央顾问及监察委员，全国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上海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著有《蒋军第十一师被击溃经过》等1８篇回忆文章。宋瑞珂于1995年病逝于上海，享年87岁。
而王延洲接到调令后，告别山西黎城，日夜兼程前往东北。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一行10余人终于在冰天雪地的季节到达了牡丹江东北老航校。王延洲也从此与东北老航校结下民不解之缘，重返蓝天。
王延洲在南苑飞行队的一年零三个月的日子里，目睹了中国空军的诞生。
王延洲能架驭P-51型战斗机，因而参加了开国大典空中检阅飞行。他在年轻时就参加了空军，从此与P-51型战斗机结下不解之缘。王延洲爱“野马”，王延洲对“野马”情有独钟。
P-51型战斗机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1939年9月，德国法西斯军队入侵波兰，“二战”爆发。英国派采购团赴美订购战斗机，美国北美飞机制造公司答应在较短的时间内为英国生产一种新式的战斗机。经过4个月的研制，1940年10月11日飞机样机制成。10月26日试飞成功，新机服役编号为P-51，英国人给它取名为“野马”。
P-51型战斗机性能优越，速度快，可以实施零高度攻击，即在10米 高度攻击，猛烈打击德军地面部队和运输线。
抗日战争后期，中国空军装备P-51型战斗机，对日本零式战斗机打击很大，人们都称P-51为“歼击机之王”，P-51在欧洲战场出动13873架次，投弹5668吨，击落敌机4950架，击毁地面回放机4131架，牢牢控制了西欧大陆的制空权。
1957年7月，反右斗争开始了。王延洲先后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判入狱6个月和3年，妻子也被迫与他离婚。1961年6月，王延洲出狱后被遣返山东日照老家务农。文革开始后，再次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接受批斗。直到1984年才平反昭雪。
王延洲无怨无悔，平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党组织再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2005年6月28日，时已85岁的王延洲老人终于站在了党旗下宣誓，圆了自己一生的梦。同年9月，王延洲作为抗日空战老英雄应邀参加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座谈会。在当晚的庆祝宴会上，胡锦涛总书记等党和领导人向王延洲敬酒，留影。
王延洲一生命运多舛，历尽磨难，但矢志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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