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正变得越来越怪异，历史可以被人随意涂写，总有那么些不懂历史又胡说历史的人，总想让自己或自己的族人前辈在历史中扮演一个光彩的过客。如在中国空军史的研究中就可以发现这些历史掮客在涂鸦人民空军的历史。有人在回忆录中夸大自己的功劳，有人在沙漠里栽上腥红的纸花，似乎伟大的历史只要编织些光彩就能永恒。
可是，不管怎么涂鸦历史，在人民空军的历史上却绕不过一个事实，东北老航校才是人民空军的摇篮，世上还没有用尘沙就能编织的摇篮。说起东北老航校的历史，也绕不过老航校初创时的副校长白景丰的曾经付出。白景丰的经历见证了奉系东北空军和东北老航校筹建人民空军的历史。
回到1945年的那段时光，汪伪常州空军教导部队迁移到扬州，时任总队最高长官的白景丰少将，认识了空军上校参赞何健生，介于工作的关系，也由于经历和志向的相似，俩人接触日益频繁。
谈及中国空军的成长和发展，何健生不无感慨。
何健生曾在国民党空军服役，参加过２６次对日空战，也算得上是当时的民族英雄。受孙中山的航空思想影响，他对国民党空军曾寄予厚望，并愿付出鲜血和生命为夺取抗战胜利而视死如归。但随着时局的变化，国民党的腐败和无能，汪精卫的投敌和叛国，让他陷入了迷茫。
同样，白景丰也有自己的感叹。
白景丰说：“国民党空军主要是依靠美苏的支持，甚至还有德国和意大利的帮助。结果，苏联退出了空中支援，还停止了飞机供应。美国人也没有给国民党空军全力支持，若合若离。汪精卫也主张建立空军，他依靠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结果空军从没成型。西北军阀盛世才与驻疆军阀马仲英既勾结又权斗，为了取得苏联支持，聘请苏联专家、顾问，办教育、办军事，建立了这个新疆王领导的航空队，有人以为这个航空队是出空军人才的地方，事实上这个航空队于1938年2月28日正式开课，理论教育一个月的时间，按照苏联六小时一贯制教育模式，上午六节课，下午和晚上是复习、自习。４月４日开始在苏式乌－２型教练机上学飞行,120匹马力。６月底开始放了单飞。至10月，初教机就结束了。1939年夏天开始试飞中级教练机，那是拉－５型侦察机，700匹马力。即使是这样的学习训练，到了1939冬，苏联拒绝了盛世才提出的武器援助要求，盛世才对苏联的态度动摇了，航空队的训练也就中止了。从1940年夏天开始停飞了八、九个月。直到1941年才复飞开课。”
白景丰笑道：“新疆王领导的航空队学员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能学到多少航空知识？夸大这个航空队的教育和学习作用，简直是无知无耻。历史可以作证，盛世才的空军建设成功了吗？盛世才空军打过哪一次空战？他想利用苏联的帮助，却最终与苏联反目，依靠洋人的施舍，能培养出优秀的中国空军人才，简直是痴人说梦。”
白景丰说的话有水分吗？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空军史编辑室于1985年10月编撰的《中国空军史料（第一辑）》在《新疆航空队始末》一文中有详尽记载。
也许这世间被尘土埋没的只能是过去的时光，但是时光却又总会让人重新回忆。时光中有光明，也有黑暗。
黑暗是宇宙的初始状态。黑暗可以指一种低照度的照明状态，比如无月光、星光的夜晚。黑暗并不等于邪恶，但却可以指一种阴沉的心理状态，如黑暗在人们的心目中代表了社会的残酷与压抑。血腥暴力、内涵晦涩、惊悚恐怖，都成了邪恶的黑暗象征。
中国军阀混战的岁月，也被中国人定性为黑暗的时代。黑暗给人一种害怕的感觉，黑暗的时代给人带来的却是痛苦与无奈。蒋介石、汪精卫、盛世才、张作霖都曾在黑暗中摸索建立中国空军，蒋介石、汪精卫、盛世才都是依靠洋人来建立空军。张作霖却选择了中国空军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建立。
张作霖并不是光明的使者，他却也有冲破黑暗的志向。很多人总是把黑暗与邪恶、堕落联系在一起，认为一个邪恶的人是良心黑暗，情感堕落，其实，黑暗只是代表着一种力量，一种相信。并不是所有崇拜黑暗的人，全都是很堕落和邪恶的人。在张作霖看来黑暗也是一种力量，同光明一样，强大而高贵。黑暗与光明作为一种力量对比，其实不存在好与坏，正与邪，义与恶，或者说是相互对抗的力量，这些主观上的判断只是人类自己给强加上去的。正是在黑暗中，张作霖才决定探索一条光明的道路，让光明冲破黑暗。
白景丰说，在战场上黑暗给人一种战况危急、希望渺茫的感觉。张作霖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为了提高奉军立体作战的能力，张作霖把目光指向了空军，决定建立自己的东北空军。于是东三省航空处成立了。乔赓云为文人委派担任此职，他只略通英文，因而实际乃由张学良负责，冯庸副之。对于地勤等技术部门，则分别由英、法、俄等顾问负责。
白景丰对何健生谈起了东三省航空处的组织概况。他告诉何健生，当时的东北空军主要有三个飞行队。第一队“飞龙队”，纯为外籍飞行员，以俄人为多，由张学良自兼队长，而队附为章斌，负责指挥。第二队“飞虎队”队长为赵延绪。第三队“飞鹰队”队长伊里布。
白景丰笑着说：“东北空军最早一批飞机，是用大豆换来的。不过东北仅就航空方面的措施，还是很多的。如随同各军事改进方式，空军由途行军队化组成。除现有航校外，另专派学员生赴外国学习飞行，以整批为原则，另外还奖励私人留学航空，但以军航为限。航空处还负责购置飞行器材及飞机；成立地勤专科训练单位，加通信、照相、气象及航空机械外，另指示东北大学增设航空系。东北航空及海航都独立建制。依计划成立航空部队，逐步充实。”
白景丰告诉何健生：“民国十一年张学良主持东北航空后，对经费及航空器材准备充实，惟飞行员罗致较难。张学良认为中国空军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掌握，但不排斥向外国学习，对洋专家可请进来，我们也应该走出去。在张学良的主张下，除原设航校外，另于该军招收了徐世英等十二人，赴法留学飞行，航机人员亦随同赴法学习‘唐克战车’及
‘航空机械’知识”。
张学良主持东北航空后，1924年各军校考选战车科80人，预定在国内专习法文一年出国，后因经费关系，减取为20人，另加飞行8人，航勤8人，共36人，于1925年送法。东三省航校之王民、朱玉堂等，已于1924年以前毕业，但此时东北航空各队，仍是机多人少。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奉军取得了胜利，东北空军在战斗中发挥了作用。
张作霖感到东北空军要加以整编，扩充实力。为此，张学良进行了机构改革。于1925年将东三省航空处改组为东北航空处，设立总务、机械两处，分掌事务和机务。以高纪毅为总务处长，周培炳为机械处长。同年三月，附设航空学校，由张学良兼任校长。教官有北京南苑航空学校毕业的赵延绪、王立序等，还有法国退役飞行员博赖等十余人。至此，东北的航空军包括多架飞机、正规机场、维修工厂、机械设备、航空人员、地勤人员、机械人员，以及训练机构等，才初具规模。
白景丰说：“民国十六年（1927）后，我与留法归国之高志航、葛世昌等二十八位飞行员，以及机勤与制造术者十余人，进入飞行部队‘飞鹰队’。后来东北航校二期之赵德玉、邢铲非等三、四十人毕业入队。同年，归国之留日学习航空专科的孙焱、姚东焕等为陆军成员(军官)，且曾受军官养成教育，派学目的乃为学习空战指挥，预选为尔后扩充兵团之指择或幕僚人员，亦于同年回国。”
在中期全般均为东北在中原各方作战需要。关于空地勤人员，常因伤亡而飞机损耗亦大，故东北航空多年以来建设储备计划，已于那年达到高峰。计有陆上航空队五支，海上航空队一支。
飞机装备方面：东北航空向法国购买“包代兹”十一型机七十架，该机为最新型之第一线机，装有螺距机关枪装设，为世界上较新者。当时各国以螺距射击尚为秘密，其出售原因，乃系张学良与法武官罗克私人友谊而成为事实。该型机的确在中国及土耳其大出风头。总理奉安时，法国部指派专人驾“包代兹”机到华，内争已停，螺距间隙枪未能用过，因而减少许多空战。
此期中东北航空各队人员及机敷均充实，当时称标准军机之“高德隆”五九型，则为飞行队之练习机。东北航校之教练机为“茅斯”型，随后又购进八十架“艾芙娄”高级教练机(即为勃莱盖十四型)，此型机东北航空前后购置数批，乃欧战末期曾出尽风头之优秀机，停战后廉价倾销于东北航空者最多，直至“九一八”时尚有未开封者。
由于所称之飞龙、飞虎等队号不雅，遂于民国十七年（1928）改革编组，按国际标准，分兵科、特性、装备改组为一个大队，以徐世英为大队长，下辖侦察、轰炸及驱逐三个中队，此外还有两个独立中队，一为外籍者(俄志愿军)，以顾德连为队长。另一海军航空队，初以霍英柯为海上队长，后以黄社旺副队长升任之。这时东北航校已改东北空军大队。航空材料厂改为地勤大队与航空汽车队，地勤大队长为周德鸿。
据估计，在东北空军全盛时期，飞机累计约有“250架至300架”。这在当时的中国是首屈一指的。由于部队作战需要，渐次扩充，通信队及空中照相队相继成立。通信队聘请本航空少佐牧野为队长，姚东焕及李海青为副队长。照相队聘小野门为队长，张在善为副队长。
此外尚设有一油料班，编制不详。
民国十七年六月，张作霖为日本关东军阴谋炸于皇姑屯，旋即去世。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