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月24日，中国空军再次轰炸嘉林机场日本军事基地时，因轰炸机发生故障，升空作战时被高射炮击中，轰炸员何健生跳伞落入敌境被俘，后由日本宪兵转交给汪精卫政府关押。何健生在广东航校时的飞行教官曾星凯，时任汪伪政府的航空署少将处长。在曾星凯的保释下，何健生来到了常州中央空军学校，并被委任上校参赞。
汪伪航空署少将处长曾星凯和飞行教官汤厚链时常会与何健生闲聊，谈些汪伪空军的事。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国难当头，抗战正酣，千里神州硝烟弥漫。
1938年12月19日，时任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的汪精卫，竟伙同周佛海、曾仲鸣、陈璧君等人经昆明叛逃至河内。汪随即发表“艳电”，公开投敌降日。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日军占领下的南京成立傀儡政权——伪“国民政府”，自任主席。粉墨登场的汪伪政府，不仅打出青天白日满地红和“三民主义”的旗号，在行政机构的设立上完全照搬内迁重庆的国民政府，比如成立交通部航政司规划经营民航事业；同时，设立航空署，管理发展空军事业。
早在汪精卫密谋“和平运动”之初，就注意笼络收买各路军阀与落魄军人。曾留学德国就读航空工程专业并担任过南京飞机修造厂厂长的陈昌祖，自然成为牵头组建伪空军的不二人选。陈昌祖不仅是汪夫人陈璧君的弟弟，更因为其儿女侄子在河内经历了军统对汪精卫夫妇实施的“高朗街刺杀”行动而关系亲密。陈昌祖当即辞去了欧亚航空公司经理职务，追随“四哥”汪精卫。
汪伪政府成立后，陈昌祖就任伪航空署署长。汪精卫将航空署直属于自己担任主席的军事委员会，以便掌控。原考试院大院被改为汪伪“国民政府”驻地，院内西侧一栋二层小楼，即航空署的办公场所。于此同时，陈昌祖在上海、香港等地搜罗了二十多名原东北、南苑、广东，甚至笕桥中央航校出身的飞行与机械人员进入航空署工作。
按照陈昌祖的规划，航空署应该先建立一所学校，培养自己的飞行员，当条件允许时，编组飞行中队。因此先要有场地与训练设备。陈向日本军方提出将南京城外的大校场机场或杭州笕桥中央航校交还给汪伪政府，结果被日方断然拒绝。
1940年汪伪“航空署”成立之初，连一架飞机也没有。全署编制包括官兵与文职人员和雇员总共才112人，只能做一些纸上谈兵的宣传工作和整理国军撤退时，来不及带走的鸡零狗碎的残余物资。
整个1940年，伪航空署就是在这样无飞机、无机场、无训练设备、无飞行学员的情况下无所事事地度过的，建立汪伪“新空军”更是妄想。所以当1940年9月13日，璧山上空，退守西南的中国空军健儿们驾驶性能落后的苏制E式战机迎击日军“零战”时，遥远的南京汪伪政府航空署内，这帮官吏只能摇摇笔杆子，编排些“复兴空军计划”等文字游戏，此外还参考重庆方面空军军官的待遇，给自己拟定了份《空军暂行官佐薪给表》
。
到了1941年5月15日，在汪精卫的一再要求下，日本陆军航空队才将三架九五式教练机移交给伪政府。7月出版的日本《航空朝日》杂志，对移交仪式进行了专题报道，并且简单介绍了日本顾问协助其“重建”空军的情况。其时6月，汪精卫曾出访日本，获日本天皇赠送运输机一架，命名为“海鹣”号，做为汪的专机。但是“海鹣”号的驾驶、维护工作全由日方负责。
有了这三架教练机，陈昌祖终于可以一偿“复兴空军”的夙愿。又经数轮交涉，日本军方出于“向南京国民政府表示友好”，同意将常州西郊陈渡桥附近一个民航备降机场转交给伪航空署使用，同时赠送了一批备用的航空发动机与零配件。但是日方不愿提供飞机日常所需的燃料与润滑油，陈昌祖不得不设法从上海搞了一批低辛烷汽油和润滑油，并秘密存放在杭州原笕桥中央航校处备用。而训练设备，只能自己动手制作。
1941年初夏，这个只有一座草地机场的“中央空军学校”总算开张了，校本部设在觅渡桥畔，下辖教务、副官、政训等办事机构，飞行场在陈渡桥附近。伪航校效仿笕桥中央航校先从陆军军校学员里招收飞行学员的例子，从上海的伪海军学校、伪军官训练团、武汉伪陆军军官学校里招收了32名学生。因为航校建设尚未完工，前来报到的学生只能暂住在一织布厂的三层空楼房内。
中央空军学校先后共培训过60名飞行员，学生来源则是招募自南京、北京、广州等地，另外也有从陆军教导团和海军学校选拔而来。
何健生后来在中央空军学校认识了少尉飞行员顾青，顾青当时名叫管序东。管序东就曾就读于这所学校，他原先曾是海军学校的学员。
管序东告诉何健生：陈昌祖已不再兼任校长，新校长是高乍新。开设的课程有飞行力学、飞机构造、航空发动机、气象学、无线电原理与收发报实习等。令他颇为意外的是，这里没有日本顾问，不用学习日语，所有教材均为中文、教官也都是中国人。当然，这不意味着日本方面放松了监视。高乍新时任校长后，开学不久，学生中有人传唱抗日歌曲，日本宪兵队得知，直接进校抓人。高乍新也因此事被迫离职。
1941年冬季，日军加紧侵犯南洋，在越南的西贡基地，集结多支陆军飞行队和海军航空队，共计飞机450架。
1942年元旦，常州中央空军学校新任校长刘中檀到任。３月间，又从南京伪陆军军官学校调来30名学生，编为飞行二连。经过正式编组，许声泉为一连连长，林国均、曹家航、彭鹏任一、二、三队分队长；二连连长杨忠义，分队长分别为陈恒太、李城斋、杨建勋。
值得一说的是彭鹏，此人原名彭週，曾是中央航校七期学生，1938年武汉空战中，时任空军五大队见习飞行员的他，因误击落友军亨克尔-111轰炸机而被判刑。释放后延至十二期毕业，分配至作战部队后心怀不满，遂驾机投敌。
当时中央空军学校面对骤然增加的学生人数，使三架教练机立刻捉襟见肘。因此只得让两连学生轮流训练，结果一天中飞机起飞着陆次数太多，机件磨损严重。加之航空器材全由日本海军武官府统一调拨。随着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日军沿着印支半岛一路侵略扩张，军需物资供不应求，留给汪伪军队的越来越少。因此伪航校不时发生因为缺乏燃油、配件，导致训练中断的事情。不少学生也因此失望、动摇，甚至退学。此时，又发生了一件大事，令伪航校乃至伪政府极为震动……
1942年5月12日雨夜，由中条山战役中被俘获的两百多名国军官兵组成的机场警卫营，在营长顾济民的带领下，携武器向新四军起义。该营跟随新四军地下工作人员，经过一夜的急行军，抵达丹阳新四军游击区。飞行一连学生查兆龙、毕夏、陈中浩，与警卫营排长顾忠良曾是同学，三人本拟随营起义，可惜因无人接应而作罢。
得知起义一事的伪航校当局惊恐万状，一方面急令关闭机场，所有人员不得外出；一面散布“‘闹事’军人已经全部被前方大部队阻截”的假消息。同时向汪伪政府、伪军与日本宪兵队报告。
不久伪军警与日本宪兵进校搜查，带走并审讯了查兆龙，可是一无所获。
因为此事，刘中檀被免职，改由张惕勤接任校长。张惕勤甫一到任，就从日军方面接收了十余架九三式、九五式教练机，以及一批航材与汽油，伪航校也恢复了飞行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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