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６月，东北老航校从通化迁移到牡丹江后，飞行一期甲班正式开学了。在教育长蔡云翔带领下，教学工作也很快展开了。然而，开局却充满了“火药味”。
正式开班后，不少学员因为文化教育基础较低，在理论与实践的教学中发生了矛盾。再加上日本教官与中国学员语言不通，也对教学带来了困难。
林保毅挟着讲义走进了教室。
“起立！”传来了一声响亮的口令声，这口令很有力量，他不由自主地也站立在那里了。屋里有点暗，过了一会儿，他才看清了屋里的摆设，几排桌子，一张粗糙的黑板。
黑压压地站了不少人，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冒着热气，如同一个刚开水的小锅炉。每一张脸都很年轻，充满了活力。
这是林保毅第一次上课，他的心里也是很紧张的。他在黑板上写了一道几何题，大家茫然，他又写了一道物理题，下面还是没反应，他又写了一道乘法算术，能答上来的人也是寥寥无几，于是林保毅只好放下带来的教案说：“好，下面我们开始学习四则运算。”
他在黑板上写下了几道算术题，只是一般的四则运算题。
“谁会做这些题？”没有人回答。
“那好，大家都做一下，把卷子交给我。”接着他又问道：“谁学过几何、物理？"同样是没有人回答。
林保毅指指坐在最前面的一名年轻的战士，说：“你来说说好吗？”那个战士站了起来，他个子很小，看上去还是个孩子。
“我学过文化，是在我们团的识字班。”
“你参军之前干什么？”
“给地主放牛。”林保毅一愣没有说出话来。但是，他知道自己的身分，没有发火。
下课之后，他把算术卷子放到了校长常乾坤的面前。
“看看吧常校长，这就是你们，不，是我们的学生，他们连一般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你让我走吧，我教不了这样的学生！”
“林教员，你不要着急，不会可以学，就从头学起！”
“校长，我们是航空学校，而不是识字补习班！”
常乾坤一看林保毅急得满脸通红，便笑着说：“我们共产党人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靠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只要下功夫一定能学会！”
“校长，您说的话我不明白，我说的是学习问题，和共产党人的精神有什么关系？”
常校长笑了：“有关系，关系大着呐！”
当时，许多学员都是从各根据地来的抗日青年，亲眼目睹过日本鬼子烧杀掳掠奸淫妇女的法西斯残暴罪行，还有的亲人就是被鬼子杀害了。现在却要向日本人敬礼，还要听从日本人的指挥，心理上接受不了，大家的抵触情绪很大。长达14年的中日战争，在两个民族之间，已经种下了深深的仇恨和隔阂，如今他们要在一起生活、工作和学习，老航校的教学，就在中日人员间复杂的情感交集中展开了。
有的日籍飞行教官由于过去长期受日本军队法西斯作风的影响，对待学员态度粗暴，更加激化了矛盾。
航校领导很快发现了问题，做了大量的工作。反复教育全校同志一定要分清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一般日本军人的界限，要求大家对参加航校建设的日籍航空技术人员，不能当做战俘看待，而应当作留用人员对待，尊重他们的人格。另一方面，他们又诚恳地批评日籍教官，使其认识到法西斯军队的管教方式与革命军队水火不相容。
有了飞机，有了教员，万事俱备，但是当时学员们的学习，却变成了最大的困难，很多人都记得当时在老航校里，流行着一句口号“攻下文化碉堡”。
飞行训练开始的时候，由于飞行教官主要是日本人，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语言不通。平时在地面教学时有翻译，可是翻译不懂飞行和技术术语，往往翻错了，弄出了许多笑话来，增加了教学的难度。
至于飞机上天就更难了，只有两个人——教员和学员，语言沟通不了。
有一次在起飞线上，日本教官林保毅看到一个学员驾驶飞机着陆时，竟在跑道上蹦了三蹦，他感到奇怪，这是很危险的。一连见几个学员着陆时都犯了同样的毛病，经了解，才知道是内田之五的学员。
林保毅便找到内田之五，生气地问他：“你怎么教的？让他们在跑道上蹦几蹦？”
内田之五红了脸，道：“没有，我没有教他们蹦，谁知道是怎么回事？”
内田之五是个十分认真负责的日本教员。这次学员着陆时出现“蛤蟆蹦”的情况，他也正在纳闷呢，不想林保毅已经注意到了。
“你好好问问学员，他们是怎么理解着陆动作的。”林保毅说，“看看问题是不是出在翻译那里。”
“是！”内田之五把学员和翻译都找来一问，事情明白了：原来内田之五是告诉学员们，飞机着陆时应该让前后三个轮子一齐落在跑道上，术语叫做“三点着陆”，这样飞机才能平稳地降落。可是由于翻译人员不懂飞行，不明白“三点着陆”的意思，竟然翻译成着陆时飞机要在飞机跑道上蹦三下，于是就出现了“蛤蟆蹦”的现象。
这样的差错，弄得内田之五气也不是笑也不是，好不容易才把这个错误的着陆动作纠正了过来。
东北老航校的学员文化程度很低，在学习航空理论时就遇到一大难关。日本教员讲了大半天“伯努利”定律，他们听不懂，外文字母也记不住，同志们风趣的说：“伯努利”成了“白努力”。
为了攻克这一难关，学校领导和教员们想了很多办法，他们自己动手制作教具模型，搞形象化和实物教学。一个“竹蜻蜓”使大家理解了螺旋桨产生拉力的原理。把汽化器摆到大家面前，吸口烟一吹，烟从孔路中喷出，使大家弄懂了汽化器工作原理。
学员们自己也拿出了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攻坚精神，刻苦钻研，能者为师，互教互学。课堂上记不下笔记，晚上围在油灯下互相补抄。熄灯后躺在床上还要把白天学的东西，在脑子里过一遍。
飞行训练开始后，困难接踵而来。首先是教学员语言不通，日本教员讲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学员讲半通不通的日本话，再加上手势比划，靠这种混合语言和动作的交流，学习飞行技术。
不久，师生们总结出了“勤观察、细体会、反复练、常总结”的学习方法，攻克语言关。
林保毅看到学员们的进步，很是惊讶：“真是了不起啊！”
他问常校长：“这些学生是怎样选出来的？”
“都是陆军里作战勇敢、思想好的战士，不少人是战斗英雄。”
“战斗英雄学飞行！很好，很好！”
“我们挑选的这些学员。都特别机灵！”
“机灵？”这句话林保毅听不懂了。
“就是机灵鬼，特别精！脑子好使！”
林保毅听明白了：“我懂了，是脑子特别好，就是……天才……天才！”
王弼非常重视教育，尊重科学。建校不久，校党委制定了“从认识上、理论上开始奠定人民空军的基础，在可能范围内进行必要的文化教育，以便打下深造的基础”的教育方针。在教学上规定了:“一、由浅到深，求得能懂；二、少而精，求得能化；三、重点教育，求得有中心；四、讲授与实习配合；五、听讲与讨论配合”的教学原则。王弼领导成立了航校机械技术研究会，并担任主任委员。他亲自担任技术课教员。结合实践，航校还自编教材，先后编印各种教材和参考资料三十多种。并创办了三种期刊。
对于教学训练中的问题，校领导常乾坤、蔡云翔也经常征求和倾听那些日本教官们的意见，不把他们当外人。在生活上对日籍人员给予力所能及的优待，保证他们平时能经常吃到大米、白面等细粮，日籍技术人员见到中国官兵吃的是玉米面、高粱米，而他们吃的却是白面大米，都非常感动。
６月上中旬，飞行教员蔡云翔、吉翔先后牺牲，给教学又增添了难度。
在1946年的7、8月间，白起副校长接替蔡云翔、吉翔，开始亲自负责教飞工作。白起副校长和何健生训练处长承担了更多的飞行教学工作了。
但在1946年夏秋，日本航空人员受回国风影响，思想情绪波动很大。航校工作陷入了重重困难。
航校便积极帮助日籍技术人员解决婚姻问题。当时还不允许中国人和日本人结婚，航校领导就想办法吸收一些年轻的日本妇女到航校做护士、卫生员、保姆之类工作，创造条件使他们彼此之间增加了解的机会。
校领导还特别注意做好林保毅等主要教官的工作，以对待朋友的真诚态度，从生活上、思想上关心他们，处处以我军的优良传统感化教育他们。如此一来，教学关系也有了改善。
通过教学，不少学员还与日本老师结下深厚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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