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夏天，新中国的曙光已经照耀了世界。
毛泽东此时正在考虑着如何让中国的空军能插上翅膀，飞上蓝天与日月共舞。
在那年的6月至7月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当前的形势作了反复研究分析后认为：今后的战局，对两广只有歼灭桂系军队较为费力，对西北正在布置歼灭马步芳的战役，除此，大陆上已无更多大仗可打。但在海上尚有解放台湾、海南岛两役需费大力，而且国民党正企图以台湾为其进行军事抵抗和经济封锁的指挥基地。故欲达全胜，必须渡海解放台湾，而渡海作战的关键必须有空军和海军。但现有的空军力量太弱，难以担当渡海作战的重任。
7月10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再次提出了建立空军的问题。
毛泽东在信中说：“我空军要压倒敌人空军，短期内（例如一年）是不可能的，但似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远方学习6个月至8个月，同时购买飞机100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一致决定加快建立空军的步伐。
周恩来随即着手进行组建空军的各项具体工作。
首先是关于空军司令员的人选，中央军委最终拟定由第四野战军第１４兵团司令员刘亚楼担任。刘亚楼是赫赫有名的开国上将，也由此成为共和国空军的创始人。
刘亚楼与中国空军早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在东北野战军（四野前身）参谋长任上，曾兼任过东北航校校长一职。
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初，就十分关注航空事业，着手培养航空人才。1925年至1936年的11年间，中共先后派出5批共20多人，分别到孙中山创办的黄埔军校航空班和苏联的航空学校学习航空技术，先后学成的有常乾坤、王弼、唐铎等人。中共有了自己的军队后，于1937年秋，利用与新疆军阀盛世才所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系，及其“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的教学条件，抽调了43名红军干部到新疆学航空。这支没有正式番号的红色航空队，当时称之为“新疆航空队”。寒暑4年间，有38名学员学成，其中21名成了飞行员、17名成了机械员。
1945年8月20日，汪伪空军起义，蔡云翔等6人驾机飞抵延安，八路军从此有了第一架飞机。何健生、白起等从地面起义成功抵达解放区。这批起义人员是东北老航校早期开拓者，也是一批优秀的航空飞行和技术人才。
抗战胜利后，日军在东北地区遗留下一批航空训练器材和基地设施，与此同时，我军收降、缴获一个完整的日本航空队的人员和飞机。由林弥一郎带领的这支队伍，加入东北老航校之后，为建设中国的航空和筹建人民空军，作出了不灭的贡献。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央军委于1946年3月1日正式成立了东北民主联军（简称“东总”）航空学校。创办这所航校的目的很清楚，就是培养飞行、地面各专业人员，后来它成为新中国航空事业的摇篮，人们亲切地称之为“老航校”。
刘亚楼就任东总参谋长后，对航校厚爱有加。为了解决航校急需，他在1946年下半年曾特地到旅顺口，找到苏驻军领导人，请求帮助解决日本飞机发动机所用的活塞圈。苏驻军领导人马上安排其海军基地修理所生产了一批新活塞，交他带走。
刘亚楼对常乾坤等当时的航校领导嘱咐道：“培训飞行人才的计划，无论如何都不能耽搁。现有飞机和汽油都很缺乏，应珍惜，用它来培养我们自己的经过考验、今后在创业中能当骨干的干部。每一滴汽油都要用在这样的同志身上，这是不能含糊的建军方针与原则性问题。”
当时航校面临的困难，不仅是飞机少而陈旧、航空器材奇缺，更严重的是缺少油料。有人试过请求苏联支援，苏联怕引来国民党政府交涉和国际舆论，不肯援手。而航校已有20多架飞机投入训练，耗油量很大，原先收集的航空汽油的库存量日益减少，眼看告罄在即，航校就要面临停飞。
由白起副校长为组长的科研小组成了。为解决燃料不足，决定用酒精代替汽油。航校副教育长蒋天然受命解决燃料开发问题。他与科技人员经多次试验、研究，成功地用96度的高纯度酒精代替了汽油。
如何弄到那么多酒精呢？在中共东北局和东总的交涉下，苏军移交了马家沟、太平桥两个酒精厂和2000多个工人。要恢复这两个厂的生产投资，需3600万元。当时，陈云表态：“为了我党第一所航校不停办，准备拿出100万东北币来试产高纯度酒精，其余资金另想办法。”
东北局决定巨额投资后，刘亚楼找蒋天然谈话，说：“我们的钱来之不易，是硬挤出来的，你们要掂量着用。从1946年7月1日起，两个半月要生产出1000大桶（每桶160公斤或180公斤）酒精，你有绝对把握就干，没有绝对把握就不干，不要花了大钱又落空了。”
蒋天然当即表示有绝对把握，可以完成任务。刘亚楼说：“口说无凭，蒋天然你敢立军令状吗？”
蒋天然说：“立就立！”
刘亚楼也不是开玩笑，马上叫人拿来纸笔。蒋天然也是立马就写军令状：“1946年7月1日 开始，至9月15日 为止，我负责创制1000大桶96度高纯度酒精，如不能完成计划，甘愿接受总部军法制裁。”
刘亚楼接过，看一眼，神色凝重地说：“蒋天然，你听好了，军中无戏言！”
蒋天然也掷下一句话：“参谋长，你就等我们的好消息吧！”
刘亚楼回到哈尔滨后，马上找来酒精厂负责人，这两个厂从1946年10月开始投产，到年底就盈利1000多万元。他对厂负责人说：“你们不仅要继续生产高纯度酒精，还要为航校解决经济困难出力。”从此，两个酒精厂积极捐钱为航校购置飞行员装备，如飞行帽、飞行靴、飞行手套等等，还主动购买了散落民间的飞行器材送到航校。航校教学与生活逐步得到了改善。
但航校的问题也渐渐浮出水面。由于航校成员来自四面八方，有老红军、老八路、老革命，也有从汪伪和国民党空军来的起义人员，还有归降的日本战俘。年轻学员则大部分是来自解放区的部队骨干。队伍思想复杂。那些根正苗红的骨干认为航校大权不应该让位于那些起义人员，应该由真正的共产党人掌控。
在前期组织飞行计训练中，由于飞机和航空器材缺乏，对如何充分利用现有飞机和航空器材，加速培养飞行人员以及统筹安排方面，校内也存有分歧意见。许多来自解放区的学员，因迟迟不能上天，思想出现急躁情绪等，提出要回原单位，还提出要到前线去打仗。
面对航校复杂的情况，刘亚楼提出了“短小精干，持久延长”的办校思想。后经中共东北局批准，这一“思想”正式规定为航校的办校方针。
刘亚楼第一次到航校，就记住了解放军第一批飞行员的姓名：林虎、王海、孟进、张积慧、刘玉堤……
在刘亚楼和谭政直接指导和具体关心下，航校确定了治校方针，迈出了坚实而可喜的发展之步。1947年4月，林虎、刘玉堤、韩明阳等一批政治成熟的学员，分别被编为飞行一期甲乙班，来到黑龙江勃利附近的千振机场，在日制“九九”高教机上开始自己的飞行生涯。
此后，刘亚楼还多次来到航校检查工作。为了贯彻落实办校方针，加强航校领导，于这年9月刘亚楼兼任航校校长，东北军政大学副政委吴溉之兼任政委，常乾坤任副校长，王弼任副政委，薛少卿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并成立了以吴溉之为书记的中共航校党委临时委员会。同时组建了2个飞行大队，对航校处、大队一级的组织机构亦作了调整。
由于有了一个强而有力的领导班子，突出了党的领导，航校各类人员团结一致，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拟定刘亚楼为中国空军首任司令，显然也是十分正确的选择。
1949年7月11日，周恩来召见了刘亚楼，向他谈了建立空军的设想，并责成他提出空军主要领导干部人选和领导机关的组成方案。
刘亚楼在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后，向中央军委提出了报告。
协议中的空军领导机关由第四野战军第14兵团机关加上军委航空局的人员组成。
1949年8月1日，党中央派刘亚楼率王弼、吕黎平赴莫斯科，参加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根据中苏双方商定的原则，就苏联帮助中国组建空军的各项具体问题进行商谈。
在刘亚楼赴苏的前一天晚上，毛泽东主席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接见了他，就与苏方洽商进口飞机一事又商谈了许久。
毛主席对刘亚楼说：“我已经给斯大林拍了电报，告诉他我们现在正在组建空军，请他尽力帮助我们，尤其是在购买飞机这个问题上，我们资金困难，还要苏联方面给予方便才是。”
苏联，克里姆林宫。
斯大林会见了刘亚楼。
刘亚楼在中国政府最初订购434架苏式军用飞机的军火清单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两个半月后20架苏制雅克—１２型军用战斗飞机，作为第一批交货的空军装备，加入到人民空军行列。
刘亚楼也从此真正地步入了中国空军的最高领导岗位。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