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5月，通化航校已开始复飞教员训练班和机械教员训练班讲课，开课时间早于6月1日牡丹江航校正式成立的日子。
在东北老航校全部从通化转到牡丹江前后，常乾坤校长就一面进行安顿，一面立即挑选原来学过飞行，有一定基础，估计能在最短时间内就能担任飞行教员的人，也包括已在通化恢复飞行的人。经过认真仔细的挑选，这些人被确定后就组成了两个教员训练班。
带飞训练教官有林保毅、黑田正义、平信忠雄、系川正夫、长谷川正、加藤、宫田、山本、大澄、木暮和蔡云翔、吉翔。
参加飞行教员班的成员有：魏坚、刘风、王连、吴凯、张成中、许景煌、谢廷杨、欧阳异、张华、于飞、顾青、秦传佳等１２名飞行员。
参加机械教员班的成员有：张开轶、田杰、陈明秋、陈静山、魏焰等。
由于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有些从延安来的八路军学员，刚上课时很不适应，对日本教官存有民族仇恨情绪和抵触心理。
飞行教员培训班成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成员，原是汪伪和国民党空军起义飞行员，有些八路军学员与这些起义过来的学员，在思想上和生活细节上也存在不少隔阂。
如何正确对待日本教官和起义过来的学员，这已是一个必须明确的事。为此，王弼、常乾坤也请示过伍修权。
在筹建东北老航校的过程中，伍修权在布置飞机器材及航空油料的收集、组织日方技术人员修复破损老旧飞机、航校学员选调等事宜时，就作了明确强调。
伍修权曾在第一次航空委员会会议上说：“我们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在东北创办航校，当务之急就是为创办航校创造条件。鉴于目前形势和具体条件，办航校不能照搬外国的办法，也不能照搬国民党的办法，我们没有那样的条件，不能等什么都有了再招生，再按部就班进行教学和训练。”
由此，伍修权提出打破常规、加快建校的指导思想，要求尽快接收学员；他还提出教职员一齐动手边建校，边训练，在最短的时间内，培养出我们自己的飞行员和机务人员。
伍修权多次强调：在东北老航校创立和建设的过程中，除了中国共产党自己培养的航空人才，以及归降的日本航空人员外，还有一支重要的力量，那就是从汪伪空军起义而来的飞行员及相关的技术人员。
由于航校中构成人员复杂，为团结全体干部学员办好航校，伍修权还就正确对待起义人员和日本留用人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针。
伍修权说：“对待起义人员要始终抱着热情欢迎的态度。我们要知道他们起义过来并不容易，要冒很大风险，起义后应该得到信任，安排工作后要有职有权。要真心关心他们，深入了解他们的思想和经历，帮助他们提高革命觉悟，使他们早日站到革命立场上来。对他们的缺点、弱点和生活作风上的问题，不要求全责备，不要操之过急，要做好耐心细致的工作，但也不能放任自流；对他们的历史和社会关系，要客观分析，正确对待，不要追究历史责任。”
正是在伍修权的支持和鼓励下，林保毅担负起航校参议和主任教官之职。林保毅还担任了飞行教员培训班的教员。在他的带领下，这些日本航空技术人员，以后又有不少人分别担任了飞行和机械教员。
之后，白起、何健生、吉翔等汪伪空军飞行员，也从地面起义成功，按照中央向东北发展的方针，这些航空人员们全部被派往东北筹建航校。
党小组长刘风和班长魏坚发现了这些问题后，就根据伍修权和王弼的指示，认真对来自延安八路军的学员做思想工作。要求这些学员虚心向日本教官学习航空知识，对起义人员也要团结帮助。经过思想说服和互相真诚的接触，矛盾化解了。
当时航校条件艰苦，开班时连教室也没有，学员们则是集中在航校卫生所楼西侧的几间大房子里，一面开始正式的课堂学习，一面在作地面准备工作。常乾坤校长、王弼政委会常到那里看望学员，并对教学、飞行训练提出要求和注意事项，也会很关注学员的团结问题。
白起副校长和蔡云翔教育长也常来看望学员，尤其是对起义过来的学员进行鼓励，告诫他们不要有低人一等的自卑想法，要相信共产党，要相信自己选择的道路，要用自己的不怕苦不怕死的行动，证明自己是为了崇高目标才来到这里的。
５月，飞行教员培训班开办了。培训学员为能重上蓝天，都十分激动。在带飞训练教官的带领下，很快就恢复了飞行技能。但意想不到的事却接二连三地发生了。
在航校未成立之前，林保毅在通化试飞时，曾发生过一起飞机坠毁事故。不久，从通化转场牡丹江时，大冢等4名日本人飞的运输机在途中撞山，机毁人亡。
在学员们基本掌握飞行理论后，６月开始了正式飞行训练。当时根据实际情况和学员的各自特点，飞行教员训练班的１２名学员分为３组，有的飞英格曼初级教练机，有的飞九九高级教练机。
1946年6月７日，接校部通知：“今天飞行”。
复飞学员们在中灶饭堂（当时的空勤灶）吃完面条后，都回宿舍穿上了布飞行服，戴上了白帆布飞行帽，乘坐敌人1938年出厂的汽车到了机场。
由于当时形势紧张、条件艰苦，各种航材和飞行设备都非常缺乏。教官和学员们只好用普通的风镜代替飞行眼镜，自己动手用布缝制飞行服和飞行帽。复飞学员穿上了布飞行服，戴上了白帆布飞行帽，便都是自己动手制作的。这在世界航空史上也可算是一个奇迹了。
其实，就连那些所谓的教练机也是世界之最了。没有保险伞，就用麻绳做保险带；坐垫和靠垫是用麻袋填上谷草做成的……如此简陋的航空设备和条件，当登上飞机时，飞行员就已经与危险为伴同行了。
那天的飞行科目是“航线起落”，规定每人飞四个起落。
由日本教官林保毅带飞的学员是魏坚，飞的是九九高级教练机。
飞行科长吉翔教官带飞的学员是许景煌，飞的是英格曼初级教练机，他让许景煌试飞，当飞第三个起落时，他发现飞机发动机转数不够，于是就飞下来检查修理。
当检修好后，吉翔准备带飞许景煌第四个起落时，学员王连说话了：“该我飞了，你已飞了三个起落了，如飞机再坏，我们今天就飞不上了”。
王连是朝鲜人，后来担任朝鲜空军司令员。
当时，其他学员也和王连一样，都想先飞，都想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迅速掌握和恢复飞行技术。
这下，许景煌急了：“按规定每人飞四个起落，我才飞了三个，应该再飞一个才对啊”。
最后，飞行科长吉翔决定仍带飞许景煌。没想到飞机起飞后，在第一个转弯前，飞行高度还不到100米，发动机就又发生了故障，油门已开满了，好长时间，飞机还拉不起来，失去了动力。待飞机快要冲出跑道时，才渐渐地离地上升。
转第一个弯时，飞机还很正常。可是，转第二个弯时，飞机发动机就停车了，螺旋桨不动了。
这时应该利用飞机的余速，顺着飞行方向降落在宽阔的田野里。但吉翔一想田野还是有些不平，虽然人不会撞伤。而飞机一旦被碰坏，飞机碰坏一架就少一架。这时，他想到的是爱护飞机比爱护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吉翔为了保全飞机，就告知许景煌做一个180 ْ转弯，回场着落。因而许景煌就转向机场，准备飞向机场降落。但是当转弯时，飞机的余速已消失，随着飞机立即失速，操纵系统失去了作用，飞机就朝着机场上的洋灰铁筋筑成的飞机堡猛撞了，飞机失速坠地。
这一撞，飞机撞扁了。前座舱的仪表撞到吉翔的脖子上，吉翔为培养人民空军自己的飞行员，为开拓和发展人民航空事业而当场牺牲了。
许景煌呢？被撞昏了。至于，怎样从飞机出来的？怎样抬到医院的？什么也不知道了。
大家把许景煌抬到地方医院，医生看到许景煌满脸是血，胸脯、下腹的血也把飞行服湿透了。
医生检查了一阵说：“不要住院啦，没有希望了”。
这话把校务处处长李连富同志急坏了，立即向医生问：“他死了没有”？
“还没有”。
“没有死为什么不收”？
“收也没有用，迟早问题”。
“既然还没有死，一定要收留”。
院方终于把许景煌抬上二楼病房里。
经过三天三夜的检查、治疗，许景煌终于慢慢的清醒了。看到魏坚、谢廷杨二同志在病房里日夜轮流照顾许景煌，使许景煌十分感动。连续守护他的日本女护士是日本教官黑田的妻子。
苏醒后的许景煌，这时想起的第一件事，就是焦急地问训练班班长魏坚：
“吉翔同志怎么样？”
“稍微受点伤，很快就会好。”
“飞机一定撞坏了，坏一架少一架，对不起党。”
“飞机稍微撞了一下，修理厂已修好了。现在，同志们天天飞啊。”
“我的伤好了，还要飞行，不知身体还适合飞行不？”
“医生说你身体很快就能恢复，可以再飞行。”
魏坚这些回话使许景煌感到无限慰藉与希望。
政委王弼、副政委黄乃一、校长常乾坤、副校长白起和刘风、何健生等许多同志经常来
看望许景煌，首长和同志们的关心与爱护使许景煌念念不忘。
许景煌躺在病床整整二十五天，连动也不能动。胸部、腰部痛得很厉害，稍微一动就痛，连咳嗽也痛。看到自己的膝盖已比大腿粗的多，也知道自己是变得很瘦了。
生和死做了一场搏斗，生终于战胜了死。
许景煌的伤算治好了。但经医生鉴定：内脏受到重创，多处骨折，胸廓已经变形。
许景煌属于三等残废，已不适合飞行。这使许景煌太失望、太苦恼了，而且很惭愧。
许景煌是随常乾坤和延安抗大工程队的同志一起来到航校的，他是在延安时期就最早参与中国航空事业建设的开拓者。航校迁到牡丹江后，航校领导决定让他学习飞行，将来当飞行教员。
当许景煌深沉在失望之际，校长常乾坤给许景煌对他说：“参加建设人民空军，什么工作都需要，飞行没有油料、器材的保障，也是飞不成的。现在飞机、器材和油料很缺，需要很多同志来做这工作，经研究安排你今后去做这项工作。”
于是，许景煌就接受了这项工作。
吉翔是参加蔡云翔发起的汪伪空军起义人员之一，在蔡云翔驾机飞到延安后，他与白起、何健生、秦传家等从地面起义加入了新四军，后又转到东北解放区。在东北老航校筹建过程中做了很多工作。他还与刘风一起承担了接受日本航空队人员的工作。他的飞行技术在当时的中国飞行员中也是较好的，所以让他担任了航校飞行科科长和飞行教员训练班的带飞教官。
没想到，吉翔出事才一个星期，航校教育长蔡云翔在飞行中也出了重大事故。
当时，国民党继续进攻南满，通化地区吃紧，原在通化的东北币还没能北运，北满又急需钱。由于梅河口铁路交叉点屡遭敌机轰炸破坏，铁路运输经常处于中断堵塞状态。总部指示航校派飞机去通化往北满运东北币。
航校领导研究决定并报东总总部同意，派飞行技术最好的蔡云翔去执行这项重要任务。
蔡云翔驾驶双发运输机从牡丹江起飞后，到中途站敦化着陆加油。
敦化军分区司令部正好有几个干部南调，顺便搭机去通化。由于人和行李较多，还带了几桶准备回程用的汽油，飞机超载了。从敦化起飞后，飞机爬高就很困难了。
蔡云翔便选择在一片原是森林、后失火烧光，从空中看来似乎较平坦的地方迫降。不幸飞机撞在一棵树桩上，飞机随即爆炸起火，全机人员遇难。
事故发生后，航校派副政委顾磊率领事故调查组前往敦化，在敦化军区的协助下，沿航线地面及现场做了详细访问、调查，得出了上述判断，并带回骨灰和遗物。
蔡云翔、吉翔的牺牲，是东北老航校的重大损失。
航校报请东总总部批准，追认蔡云翔、吉翔为共产党员，定为烈士。
老航校召开了追悼大会。两人都安葬在牡丹江的北山南麓，并在面对大路的位置上修建了墓碑，纪念他们在人民航空事业奠基工作中所作出的贡献。
蔡云翔、吉翔双双折翼魂归蓝天，使老航校沉寂在悲伤之中，与蔡云翔、吉翔一起生死与共举义参加人民军队的昔日同事，更是悲痛欲绝。
航校在6月１日刚开办飞行教员训练班和机械教员训练班，吉翔便在6月7日的带飞教学训练中因事故牺牲了；6月中旬，蔡云翔又因事故而牺牲。老航校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就连折了两名优秀飞行教官。
蔡云翔和吉翔都是复飞教员训练班的飞行教官，如今双双离去，为了继续坚持复飞训练，尽早培养出自己的飞行教官，副校长白起和训练处处长何健生主动请缨，两人都是与蔡云翔和吉翔一起从汪伪空军起义来到东北老航校的同事。
白起曾在法国学习航空，是高志航的同学，被称为张作霖空军中的八大金刚之一，起义前是汪伪空军少将。何健生从1937年到1942年，共执行过大小26次轰炸日军的任务。在空战中，曾有六次被日军的战斗机或高射炮击中，被迫跳伞，都化险为夷。国民党空军曾授予他二等宣威奖章。
白起、何健生都有熟练的驾机经验，丰富的航空理论，也都担任过飞行教官，因此他们完全能胜任复飞教员训练班的飞行教官任务。
在校长常乾坤和政委王弼、副政委黄乃一的支持下，白起、何健生替补了蔡云翔和吉翔复飞教员训练班的飞行教官空位。白起、何健生与林保毅等日本带飞训练教官一起，担任了第一期复飞教员训练班的教学任务。
1945年12月下旬，抗大一分校1000多学员在山东军区政治部代主任宁锡纯和徐洪才率领下，历经两个多月的长途行军，胜利抵达吉林省通化。到达通化后，抗大一分校就接到上级指示：党中央、东北局准备利用我军在东北缴获的飞机组建航空队，培养自己的飞行员。学员就从抗大学员中挑选。
经过体检和政审，航空队很快就从抗大一分校挑选出109名学员。航空队又从延安炮校挑选出5名学员。总计114人，正式编成了学员大队。
1946年3月1日，东北老航校在通化正式成立。5月，迁移到牡丹江后，两个复飞教员训练班也于同月正式开课。飞行教员训练班和机械教员训练班的学员其实都有航空实践经验和实际技能。经过短期复飞训练，不仅能立马恢复技能，重返蓝天，而且转身成了刚组建的学员大队航空教员。
为了尽快让学员大队的学员们掌握航空知识和技能，学员们抵达牡丹江后就立即进入了理论学习阶段，主要教官是白起副校长和训练处处长何健生，还有日本教官。
校长常乾坤和政委王弼、副政委黄乃一为了能让白起副校长和训练处处长何健生腾出更多的时间，辅导这些新学员，让他们尽早得到系统学习，决定提前结束飞行教员训练班和机械教员训练班。
1946年６月，飞行一期甲班在原通化飞行队学习基础上正式开班了。３月就在通化开学的机械一期也恢复开班。与此同时，飞行教员训练班和机械教员训练班结业。
东北老航校由此完成了第一批飞行教官培训，这批飞行教官又开始培养第一批飞行学员和机械学员。这是中国空军史上，完全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前所未有的航空人才培养历程。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