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健生与周致和曾在常州孟河红梅阁与汪伪空军上尉谭炜、许任远破指醮血，立志共同寻找共产党。
周致和又通过他的老乡，时任汪伪湖北省省长的叶蓬，让空军上尉许任远到武汉任职，当上了汪伪武汉电台台长，并升任中校。周致和希望利用许任远的电台台长职务便利，以及谭炜精通无线电通讯技术的才华，通过电台与共产党取得联系。
但是这次相约，只有何健生与周致和俩人了。谭炜、许任远却没来。
虽然眼前仍然是古镇古村，小桥流水，何健生却找不到枕河人家的韵味了。他举起了莱卡相机，又盖上了镜头盖。他失去了拍照的雅兴。
何健生在红梅阁内，心神不宁地来回踱步：“致和，你要尽快与共产党取得联系呀。一晃，半个月过去了。许任远那里一点动静也没有？你不是通过叶蓬的关系将许任远调到武汉了吗？他担任了武汉电台的中校台长，难道还没有办法？”
周致和抽着烟，他的烟瘾很大：“许任远来过多次电话，他确实还无法取得和共产党的联系。”
周致和、何健生都陷入了迷茫之中。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因枪伤复发并多种疾病在日本名古屋病亡。12日下午，“海鹣”号专机载运汪之遗体回南京下葬。而一天前，驻华美军B-29重型轰炸机首次空袭南京，日军在浦口以及下关多个军事目标被摧毁。颗颗扔向日伪头顶的炸弹，不仅宣告了制空权的易手，更敲响了侵略者与傀儡们走向失败的丧钟！
为了拉动颓势中的日、伪军士气。日方于12月26日向汪伪政府赠送2架立川一式运输机。当局在南京明故宫机场举行盛大的接收仪式：2机被命名为“和平”号与“建国”号，与1943年8月购入的同型号运输机“淮海”号一起编组为“行政专机班”。
周致和告诉何健生：“我已接到通知，被调往这个行政专机班，负责运送汪府官员往来沪宁与汉口之间。”
何健生说道：“谭炜、许任远没有了消息，你又要去南京了，我们这事还能继续下去吗？”
1945年元旦刚过，汪伪空军司再次被降级，与行政专机班合并为第十科，成为军事司的下级单位，人员也缩编为十五人。
1945年1月又撤销了空军参谋次长，降编为空军科。
汪伪空军一再缩编成此一结局，显示了汪伪政权企图建立空军的梦想全然破灭。
与此同时，汪伪空军教导队已经决定从常州搬到扬州，并在扬州成立航空处。
何健生叹了口气：“致和，航校明天就要搬到扬州了，那里离杨家庙更近些。我到了杨州后，我再想办法吧。”
周致和说道：“我到了南京，我也会继续设法寻找共产党。我们的计划不变。”
周致和又说：“听说新成立的扬州航空处，最高长官是少将白景丰。不知此人如何？”
何健生点了点头，若有所思地说道：“我听说过此人。白景丰具有丰富的航空经验，而对东北非常熟悉和了解。他是在初中毕业后，考入张作霖的航空队。白景丰和高志航曾被派往法国牟拉航空学校学飞行。1937年8月13日，日本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中国军民打响了著名的淞沪抗战。小日本进攻上海时，驻台湾岛的日本王牌轰炸机部队木更津联队，从新竹机场起飞，于8 月14 日下午对淞沪地区的城市、村庄狂轰滥炸。中国空军由笕桥防地起飞，分批轰炸日寇占领的上海军事据点和船舰。高志航是中国空军第四大队长，率队一举击落了6架日寇战机，赢得了完胜。该战役被称为八·一四笕桥空战。在以后的作战中，日本航母经常出没于中国的东南沿海，配合陆上的作战行动。日本当局狂妄地叫嚣，依靠这样的军事力量，在3个月之内就可灭亡中国。8月20日 下午4点。上级命令下达了：空军第八大队19队轰炸上海江湾日军司令部，以配合步兵进击。这次轰炸任务的领队长机驾驶员是归国华侨黄普伦大队长。我当时是长机组的领航轰炸员，负责领航3架德国造的亨克轰炸机，沿长江向东奔袭。那时，我们这些一心保国的飞行员们早忘记了个人安危，冒着日军的炮火，驾机向前猛冲。3架飞机依次进入，开始连续轰炸。我将瞄准具十字架环牢牢地套在日军司令部的楼顶上，一枚又一枚的炸弹，在日军司令部的楼顶上开了花。当天的晚报立即作了报道，江湾日军司令部被我军夷为平地！”
何健生又说道：“大概是在1931年，高志航与白景丰从法国牟拉航空学校结业回国。白景丰曾在东北军阀张作霖的空军里任职，是该部八大金刚之一。后来白景丰曾任国民党空军航校中校飞行教官，听说因受排斥，才到了汪精卫部队。”
周致和深深地吸了口烟，说：“我们应该争取得到白景丰的支持，只要有了他的支持，我们就将这汪家的飞机统统带给共产党！”
何健生与周致和在常州孟河红梅阁分手后不久，航校迁到了扬州。
何健生到扬州后，心乱如麻。
自1943年1月9日，汪伪政府对英美宣战。随后开动宣传机器，在沦陷区各报刊广播上鼓噪参战的“重大意义”。并不失时机地开展了一场“献金购机”运动，其中表现最积极的当推伪“苏淮特别区”。该地最高“行政长官”郝鹏举搜刮了740万元联银劵献予伪政府，得到了汪精卫的通令嘉奖。当然，得此巨款，却并没见伪空军增加一架飞机。
何健生还记得1943年6月8日，汪伪航校曾为毕业生们举办了毕业典礼。典礼由姚锡九主持，日伪军官检阅了学生队伍与飞机。已改做新闻监听工作的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陈昌祖代表汪精卫颁布训词。随后，姚锡九一一颁发毕业证书，成绩最优秀者刘鼎、马镇民等，还领到奖品。毕业典礼后，这批学生被授予少尉军衔，放假两个月。
其实汪伪航校此时既无权力又无能力继续招生，毕业生们深感学业未成、技术生疏，于是假期结束后，除了另谋高就者，基本都返回了队里继续训练。校方经过短暂的复习，即安排他们单独驾机进行编队飞行。结果两架九三式教练机在编队转弯时，僚机操作失误，撞上长机机翼，两机坠毁人亡。
丧命的长机飞行员即获得奖品的刘鼎。刘鼎的未婚妻当时也在常州，正计划举办婚礼，不料阴阳永隔。校方则是严禁飞行员们前去现场探望，同时悄悄派人收尸下葬在常州北门外的荒冢里。
事后，校方也没有对失事原因做深入的研究分析和改进训练方法，而是因噎废食地减少编队飞行训练的时间，更不许飞行员们单独驾机编队。
由韩文炳任空军司长兼“中央空军教导队”队长后，韩文炳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拜访日本宪兵队，然后又将全体飞行员调回城内，集中居住在校本部的楼房里。
韩文炳的举动引起了日本军方的好感，遂调拨了六架九九式高级教练机给伪航校。飞行员们对这种双座单翼、动力强劲并且可安装机枪的飞机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飞行教官经过短暂培训后，即带领学员开始高级飞行训练。结果由于对新飞机的结构、性能、操作要领缺乏了解，在一次飞行中，一架九九式教练机在爬升转弯时忽然失速坠落，驾驶该机的教官陈栋楠、学员许腾翱丧生。
面对这次事故，校方又拿出中断训练、而不调查总结事发原因的老办法。目睹此幕的何健生和教官们、飞行员们都已心灰意懒，觉得前途茫然。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飞行教官吉士志、李成斋等人随后也不辞而别了。
如果说汪精卫生前还曾期望建立一支自己的空军，那么对于自称“收拾残局”的继任者陈公博而言，建设空军，那是一件无暇顾及的事。
此时，日伪当局派遣祝晴川赴伪航校掌权，祝晴川对航空业务完全不懂，但深知日伪当局来日无多，于是到校后立刻中止一切飞行训练，取而代之的是要求飞行员们每日去教室听他宣讲孔孟之道。私下里，祝晴川又通过老上司伪苏北绥靖主任孙良诚和潜伏的军统少将周镐与重庆方面建立联系，企图以伪航校的资产换得重庆方面对其附逆的宽恕。当年6月，祝晴川下令将伪航校飞机拆解、连同器材、汽油等物资，通过水路运抵孙良诚部控制下的扬州机场，静待战事结束后国军接收。汪伪常州航校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迁到了扬州。
航校迁到扬州的那天，伪航校分队长彭鹏主持了一个会议。这个彭鹏，原名彭週，曾是中央航校七期学生。在1938年武汉空战中，他只是空军五大队的一个见习飞行员，因误击了落友军亨克尔-111轰炸机，结果被判了刑。释放后延至十二期毕业，被分配至作战部队后，他心怀不满，遂驾机投奔了汪伪空军。
会议安排在杨州酒楼，同时看戏班子演出。
此时，彭鹏走到台前，歌舞声立即停住了。
彭鹏揖手说：“诸位，今天是我们航校搬迁到扬州的第一天，兄弟请大家来小聚一次。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新航校的长官白景丰少将。白景丰将军曾在法国牟拉航空学校学习，是东北空军的八大金刚之一。”
那天，何健生、陈静山、黄哲夫、赵乃强、管序东、沈时槐、黄文星等飞行和机务人员，都参加了会议。何健生第一次看到了白景丰。白景丰只是礼节性地抱拳施礼，一言未说。
彭鹏继续介绍来宾：“诸位，这位是董隆青先生，董先生现在是《航空》杂志社的总编辑。现在请董先生为我们主持今天的戏会。大家欢迎。”
在稀疏的掌声中，董隆青在座位上站了起来作揖道：“兄弟不才，多蒙白将军、彭队长和诸位捧场了。”
沈时槐对黄文星和管序东低声说道：“这家伙以前是干什么的？”
说话间，看到跑堂不小心将茶水泼到了董隆青的衣裳上，董隆青上前抓起跑堂就打。
店主急忙赶来相劝陪礼：“董总，是小人安排不当，请息怒。”
董隆青又毒打店主：“混蛋！你他妈的不是找死吗？”
这时临座的少尉飞行员黄哲夫便上前劝告：“住手，请住手。”
于是，黄哲夫与董隆青发生了冲突。董隆青抓住黄哲夫的衣领抬起头吼道：“你是谁？要你管什么闲事！”
何健生便上前喝住：“董隆青，放开他。”董隆青回头看看彭鹏，彭鹏一看是上校参赞何健生搅和了进来，这事不好办了。于是他走到董隆青面前：“董兄，看在何主任的面上，你就息怒吧。”
董隆青朝何健生瞪了一眼，也不说话，脱下了被跑堂不小心将茶水泼湿的让衣，愤愤地离席而去。
何健生走到黄哲夫跟前：“哲夫，你可得小心你的脑袋呀！”
黄哲夫一脸怒气：“我怕什么？我才不希罕这套黄皮军服！”说完，他就脱下军服，将军服朝桌上一扔，也走人了。
何健生捡起黄哲夫扔下的军服，朝彭鹏笑了起来：“黄哲夫，就是这个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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