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前夕，中共中央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建立空军的问题，这是中共的领导者们审时度势作出的决策。
1949年3月，中央军委致电第四野战军和东北军区，从东北老航校抽调人员成立中央军委航空局，主要任务是指导协助各大军区和各野战军接收解放区的机场、设备、器材及航空技术人员等工作，以便有计划地为建立人民空军创造条件。
30日，航空局正式成立，编制64人，中央军委任命常乾坤为局长，王弼为政委，并任命了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当日，航空局在北平灯市口正式办公。从此，中央军委有了直接管理全国航空工作的业务部门。
军委航空局是人民空军领率机关的前身，它在7个月时间里，为人民空军的正式建立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聂荣臻当时是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兼华北军区司令员、北平市市长、北平市军管会主任，负责开国大典阅兵总指挥。新中国很快就要诞生了，中央决定在成立之日举行大规模阅兵。
8月15日，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政委薄一波联名呈报党中央的阅兵报告，以及在之后拟定的1949年国庆阅兵情况，都没有提到空军受阅的问题，只是在末尾加了一句：
“此次阅兵没有空军飞行部队参加，只有几架运输机散发传单。”
1949年8月下旬，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召集有关部门领导开会，商讨开国大典组织阅兵事宜，航空局长常乾坤参加了会议。会上，聂代总长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开国大典组织群众和阅兵的重要指示：
党中央定于1949年10月1日 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首都3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庆祝典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于下午4时举行阅兵仪式。
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主持了会议。参谋长唐延杰、20兵团司令员杨成武，以及各兵种的领导同志都参加了会议。
聂荣臻原原本本地传达了中央精神。
新中国很快就要诞生了，中央决定在开国之日举行大规模阅兵，除地面部队外，空军也要出动，只是派几架运输机到会场上空散发传单。
空军参加开国大典的计划表出台了，但是阅兵计划中没有空军飞行部队参加。
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飞行队已经组建了，这是人民解放军中第一支有升空作战能力的战斗机群。但是，空军既然能出动飞机撒传单，那么为什么就不能参加阅兵？
聂荣臻就琢磨着：能不能在阅兵时展现一下人民空军的力量？
在这次会议上，聂荣臻关切地询问航空局局长常乾坤：“你们能不能组织一个飞机编队，参加分列式，在开国大典那天通过天安门上空，接受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聂荣臻的建议，使常乾坤深受鼓舞。
常乾坤肯定地回答：“行！我们可以组织小机群参加受阅。”
常乾坤好像意犹未尽，他又补充道：“空军必须参加开国大典，要让毛主席、朱总司令看到我们的空军起飞了，让全世界看到中国人民空军的力量!”
聂荣臻最后说：“你们先搞个计划出来，过两三天再来向我讲一下。”
聂荣臻指示常乾坤回去后抓紧准备：“我们一定要在开国大典上展示人民空军的力量。”
第二天下午，聂荣臻又专门把常乾坤、王弼等人叫到他的办公室，详细地询问了现在有多少飞机、设备和飞行员？还问有没有困难？
大家表示：“头一回，没有经验。”
油江想到上个月，自己接待过苏联民航代表团，便说：“苏联民航谈判代表团团长过去是苏联空军中将，搞过莫斯科红场阅兵。”
聂荣臻说：“可以向他们请教，向他们学习。”他又详细地询问了有关情况。
常乾坤回到航空局后，立即指示工作人员连夜起草受阅计划。经过两昼夜的苦战，空中受阅方案出炉，其主要内容是：空中受阅编队及人员组成；各型飞机20天的训练计划；受阅的序列、速度、高度等。
在常乾坤的领导和组织下，航空局经过两个昼夜的编排、演算，将受阅计划草拟好了。
第三天的下午，常乾坤局长带着方槐、油江等，参加了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召集的开国大典准备会议，华北军区和北平市的有关领导均有人参加。
常乾坤在办公会议上作了汇报。
聂荣臻看到受阅计划后，高兴地说：“中央决定，阅兵时除地面部队外，空军也要参加。这是中国第一次空中受阅，过去国民党军空军也没有搞过，何况时间已十分紧迫。我们有飞机参加开国大典，给大典增加盛况。你们要抓紧时间很好地组织训练。”
最后，聂荣臻加重语气强调：“空中编队受阅，保证安全是最重要的，一定要保证受阅全过程的安全。要搞好，按时通过天安门。”
当晚，常乾坤在航空局召开紧急会议，局机关、华北航空处、南苑飞行队和有关保障单位的领导参加了会议。
常乾坤传达了聂荣臻的重要指示，以及受阅飞行的计划安排。
到会同志以极其兴奋的心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重点是讨论了保证飞行安全和多机种的编队协同等问题。
特别是离开国大典只有20多天，时间紧，任务重。大家对多机种共用南苑机场一条跑道的全日训练安排和每个飞行日的计划，训练的组织指挥工作等，都提出了不少合理的意见。
最后，常乾坤在会上明确了各项工作的分工，要求大家把全部精力集中到完成受阅任务上来。
常乾坤说：“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一点都不能马虎，一定要百分之百的顺利完成任务。”
为此，常乾坤带着受阅飞行中的各种问题，深入群众进行可行性研究。为了检验飞行效果，事先要进行空中照相。那时，空中照相设备差，第一次没有成功，大家有些灰心，常乾坤就多予鼓励。第二次照相获得成功后，常乾坤就赶到机场与大家共享成功的喜悦。
那时，人民空军还未能正式成立，要进行这样大规模的空中受阅，从组织领导上来说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常乾坤考虑更多的还是安全问题。
安全问题涉及到两个方面：
首先是鉴于全国尚未完全解放，时有国民党飞机骚扰事件，受阅的飞机最少要有4架带实弹，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突然情况。这一建议，居然被中央军委最终采纳。熟悉飞行阅兵的人都知道，受阅飞机禁止带实弹。开国大典受阅飞机带弹飞行，这在世界阅兵史上是少有的。
其次是按空中受阅的需要，飞行员在飞行技术上要过硬，在政治上要绝对可靠。
当时受阅使用的飞机，全是从国民党空军那里缴获过来或是起义归来的。飞行员虽然是以飞行队为主，但飞行队刚刚成立，大多数人是从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或从国民党中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过来的，中国共产党自己培养的飞行员只有方槐、安志敏、林虎、孟进、姚俊、王洪智、王恩泽等。如果飞行员不可靠，稍有差错就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这两个难点，也是航空局领导考虑最多，也是承担最大的关键问题。
谁能担任这次开国大典阅飞的空中总领队呢？
常乾坤反复考虑，又多方征求意见，最后确定由南苑飞行中队长徐兆文担任。徐兆文是中共党员，曾打入国民党空军当飞行员，做过党的地下工作。既有很好的飞行技术，又有很好的政治素质。但是，徐兆文在8月下旬的一次飞行训练时，因发动机出了故障，被迫跳伞，靴子被甩掉，脚被高粱茬戳伤，要担当空中总领队，已经是不可能了。
常乾坤于是就临时改派邢海帆代理队长，并由他担任空中总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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