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通化正式成立时，在开学典礼上，通化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代表中共中央、中央东北局讲话，并宣布了航校领导班子干部的任职命令：政委由吴溉之（兼任），副政委为黄乃一、顾磊。常乾坤任校长，白起任副校长。
为了尽快开展飞行学习，航校还设立了相关教育训练部门及宣布了有关领导任命。教育长蔡云翔、副教育长蒋天然、校参议兼飞行主任教官林保毅、训练处处长何健生。
但航校教学训练需要有个比较稳定的环境，航校在1946年4月中旬，在四平战役吃紧的情况下，由通化搬迁到牡丹江。常乾坤带领全校人员从空中、地面同时进行了转移。
4月2１日，常乾坤在通化机场指挥飞机转移。突然，国民党空军15架轰炸机，在战斗机的掩护下，轰炸扫射半个小时之久，老航校有7架飞机受损和几个人受伤。
经过全体同志的努力，终于在短短的几天内，把绝大部分能飞的飞机从空中转到了牡丹江，不能飞的飞机和器材也陆续抢运到了敦化、延吉等地。
5月15日，航校转移到牡丹江后，东总宣布王弼担任航校政委。常乾坤仍任校长。他们都是曾在苏联学过飞行、领航和航空工程的专家。
白起副校长和蔡云翔教育长、副教育长蒋天然，向常乾坤校长、王弼政委建议：培养我们自己的飞行员和航空技术人才，这是党中央和东北局的意图，也是我们的光荣任务。要飞机上天，首先要有各种航空技术人才，要有飞行教员，要有教领航、机务、维修、气象等方方面面的人才。为了争取尽早开始航校教学和训练，应该在现有人员基础上选择一批曾经懂得并有实践经验的航空人员进行复飞训练。
常乾坤校长、王弼政委同意并支持这个建议，但一连串的难题也摆在航校领导们的面前。
当时通化航校已有一个教员训练班，但没有实质性运作。常乾坤、白起和蔡云翔等校领导于是确定在此基础上先开办飞行教员训练班和机械教员训练班。这两个训练班的学员其实都有驾驶飞机或领航、机务、维修、气象方面的实践经验和实际技能。只要经过短期复飞训练，就能立马恢复技能，重返蓝天。
蔡云翔对常乾坤说：“820机组人员原先就是经验丰富的飞行员、领航员、机械师和地勤人员，让他们复飞是很简单的事。问题是我们需要培养更多的飞行教官，有了飞行教官才能带教出更多的航空人才。因此，我们开办这两个复飞训练班，是培养自己的航空教员。能开飞机，并不一定能成为飞行教官。”
常乾坤非常支持蔡云翔的想法。
因为当时使用的基本上都是日式教练机，因此可由留用日籍人员担任教员，进行教学训练。常乾坤与白起商定，带飞训练可由校参议兼飞行主任教官林保毅和教育长蔡云翔、飞行科科长吉翔三人负责。
王弼政委则提议让蒋天然担任这个训练班的班长，刘风担任训练班的党小组长。首批飞行教员先确定来自延安的学习飞行的干部，这些干部可成为骨干力量，政治强，技术好。还有就是820起义的那些同志，他们原先就是飞行员、机械员，复飞时间不用太长。他们能从汪伪空军起义到我们的队伍，要相信他们、帮助和支持他们。蒋天然要带好这个班，就得注意关心学员的团结。刘风不仅要多关心全体学员的政治思想工作，还要协调和处理好与日本教官们的关系。
那时航校的领导班子很团结，很快就达成了一致意见。
王弼政委说，6月1日是航校在牡丹江正式开学的日子，这两个复飞教员训练班也同时正式开课。
急于想复飞的蒋天然则提出，这几天，我们都闲着，能否现在就开班？蔡云翔也说，只要落实了参加复飞的人员名单，随时都可开学。
王弼政委征询常乾坤的意见。
常乾坤对王弼说：为解决教员和教材问题，我们可以带头并动员全校所有懂航空理论和飞行技术的干部，兼任一些课程，并动手编写新的教材。
王弼政委同意并支持这个建议，表示自己也可在这方面支持和配合。
副校长白起则提出可让训练处处长何健生为整个复飞训练提出训练计划，包括培养目标、学习课目、时间安排和教学进度。同时进行相关协调，并物色和挑选未来需要培养的新学员。
经过王弼、常乾坤、白起、蔡云翔反复确认，并征得何健生、吉翔意见和飞行主任教官林保毅的同意，首批参加复飞训练的飞行教员训练班人员确定了，他们是：魏坚、刘风、王连、吴凯、张成中、许景煌、谢廷杨、欧阳翼、张华、于飞、顾青、秦传佳等１２名飞行员。
这也是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最早的空军教官培训班，目标是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让这些曾经的飞行员重新复飞跃上蓝天。
担任复飞训练班的教官由校参议兼飞行主任教官林保毅和教育长蔡云翔、飞行科科长吉翔三人负责。其中日本教员还有长谷川、平信、黑田、加藤、宫田、山本、大澄、木暮。
首批参加复飞训练的机械教员训练班人员，主要由机械科科长张开轶、机务队队长田杰、
机务队副队长陈明秋、修理厂厂长陈静山和魏焰等参加，这个训练班更多是与日本机务人员进行交流和学习。
当时，创办老航校和老航校的教学条件极端的简陋、艰难和困苦，在世界航空史上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
开始筹建航校时，除了在沈阳附近搜集起来的46架飞机，其中只有16架飞机尚能使用外，其它家当一无所有。东总指示，搜集飞机、油料和航空器材，这是航校的首要任务。收集到的器材，没有运输工具，就用大马车运送飞机。收集到的飞机，也都是七拼八凑的破烂飞机。有的飞机身上打了100多个补丁。
与此同时，派出从延安来航校有关单位的领导干部，各带一批日本航空人员到东北各地加紧搜集飞机、油料和航空器材。
航校从通化向牡丹江搬迁后，在东北地区搜集航材的工作告一段落。
在这期间，张开轶等人在吉林的东丰飞机场搜集了30多架九九高练飞机，在朝阳(今辉南)机场搜集了10多台发动机、20来架飞机(九九高练和少量隼式飞机)，在公主岭搜集一批发动机和螺旋桨，并接受了一个愿意参加革命的私人小机械工厂。在哈尔滨孙家机场搜集了一批战斗机，又接收了两个小机械工厂。在抚顺搜集了一批油料；在铁岭日军的秘密仓库抢运了几百箱航空器材和设备；又到通化运回了待修的28架飞机和临江的两车皮零件。这些航材多是老旧破烂。而东北老航校就是靠搜集这些破烂航材和修理这些破烂航材起家的。此后，在东北临近解放时，还搜集了一些美式飞机。
在搜集飞机、航材的工作中，拆、卸飞机、搬运航材、把这些航材装、卸马车、装、卸火车、从火车上把它们卸下来，再装、卸马车等一系列又脏又累的体力工作和技术工作，开始时主要都是日本人做的。
当组织上将一些能修理飞机的日本航空技术人员，交给田杰和陈明秋管理时，除了机务队队长田杰和副队长陈明秋是中国人，机械员也全是日本人。
老航校机械厂和修理厂的厂长和其下面的飞机、发动机等各技术股的股长是中国人，而班、组长以下的工作人员，也全部是日本人。所有的具体的技术修理工作，也都是日本人操作。
可以说，日本人尽了全力。
老航校没有修理飞机应有的工具和设备，他们便用榔头、凿子、改锥等简单的工具修理飞机。没有加工钢材的电炉，他们就试验找耐火砖做炉子代替电炉。出炉的零件要做表面渗碳硬化处理，由于没有碳素原材料，他们想出用猪骨头和牛骨头烧成炭，作代用品而解决了问题。
由于没有相应的设备，为了识别金属材料的材质，他们用砂轮打磨的方法，从发出的不同的火花颜色来分辨材质，等等、等等。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日本人都能想办法解决。他们千辛万苦把成堆的航空破烂修理成一架架能飞的飞机。
航校领导确定先开办飞行教员训练班和机械教员训练班。但是没有教练机，怎么办？
常乾坤将单座P-51 战斗机改成双座教练机的任务交给了修理厂的日本技术人员。
这些日本技术人员过去没有接触过美式飞机，也没有造过飞机，但他们没有退缩。他们对P-51构造仔细研究，进行精心计算、设计，圆满地完成了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此外，他们还将ИЛ-10单座战斗机改装成双座教练机，解决了这两种教练机紧缺的问题。
机务队队长田杰和副队长陈明秋为了做好在机场维护飞机的工作，以确保飞行训练任务，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由于飞机老旧，多是破烂飞机修补的，而且缺乏维修设备，所以工作十分辛苦。如，机上无电启动，地面无启动车，飞机试车要手摇惯性启动，摇把启动。这种工作，一、两个人拼命摇也摇不开车的。
田杰和陈明秋就安排这些日本技术人员排起了队，一个人摇累了，另一个人接着连续摇，直到开车。要给飞机轮胎打气，没有冷气瓶，更无冷气车，只能安排这些日本技术人员用自行车打气筒打气，这也要排队连续接着打，才能把气充足。即使是给飞机加油也要排队，因为没有管道加油设备，也缺少加油车。所以，要用许多小桶从大油桶里连续把油抽出。田杰和陈明秋就安排大家排队拿小油桶，一个接着一个地把油传送到飞机油箱里。
为了避开国民党飞机空袭，常乾坤确定把飞行训练放在每天10时前和16时后进行。
因此机务队队长田杰和副队长陈明秋，又带着这些日本机务人员不论天寒地冻，每天要两三点钟起床，到机场推出隐蔽的飞机，进行飞行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10点钟上午飞行结束后，他们又要把油卸出，隐蔽飞机，作飞行后检查。
下午16点钟时，又要推出飞机，加油，进行飞行前的准备工作，保障下午的飞行，直至飞行结束。
之后，又要隐蔽飞机、放油、作飞行后检查，到很晚才能结束工作。若遇有故障或卸、装螺旋桨或轮子等做拆东墙补西墙的工作，下班就更晚了。
经过航材收集、修理改造和航校机务人员与日本人曾经的付出，为开办飞行教员和机械教员训练班，解决了教练机及维护问题。
在1946年6月1日牡丹江航校正式开学前，两个复飞教员训练班已提前正式开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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