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乾坤严格遵照上级的指示和党的政策精神，以中国共产党人的模范行动和胸怀去教育和争取人，团结人。对驾机起义归来的同志，常乾坤本着革命不分先后，英雄不问出处的原则，反复强调：只要参加革命工作，就一律欢迎，驾机起义人员的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
在常乾坤的建议下，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参谋长刘亚楼第一次率领总部工作组对航校各方面的工作进行了检查。
除蔡云翔、吉翔因公牺牲外，全部起义人员及其家属都参加了这次庆祝宴会。
在抗战后期，汪政权空军虽说由形式上来看三军齐备，但与拥兵数十余万颇具规模的陆军相比，海空军只能说是聊备一格，而空军更只能算是摆设，虽有空军之名，但规模还远不如无空军之名的满军航空队。
1940年汪伪“航空署”成立之初连一架飞机也没有，全署编制包括官兵与文职人员和雇员总共才112人，只能做一些纸上谈兵的宣传工作，以及整理国军撤退时来不及带走的一些鸡零狗碎的残余物资。
汪伪“航空署”由汪精卫之妻陈璧 君的弟弟陈昌祖主持，陈昌祖是留德的航空工程学人，就任署长之后便开始大张旗鼓四处招募人马，这些人多是来自北洋时期南苑、保定、沈阳及广东等地航空学校的毕业生，也有部分是受欺蒙的沦陷区青年和来自香港的技术人员。
直到1941年5月在汪的一在交涉之后，才从日军那里获得了三架九五式教练机，以此为基础，而于次年在常州陈渡桥机场设立“中央空军学校”，由航空署长陈昌祖兼任校长，该校先后共培训过60名飞行员，学生来源则是招募自南京、北京、广州等地，另外也有从陆军教导团和海军学校选拔而来。
翌年9、10月又从日本海军支那舰队那里，取得约20余架九三式、九五式、九九式教练机，始得以扩编“空军教导总队”，队长是刘中坛。
日军之所以在太平洋战争如火如荼之际，还愿意培植汪伪空军，除了以华制华的政治考虑之外，用汪精卫的话来说就是要汪政权“有力量分担保卫东亚的责任”。
只不过日军所给的均属于教练机并无作战功能，充其量只能用于战场侦察或反游击等低强度任务。而且拿人手软，日本人提供资源之外，还派遣了指导官严密控制，空军教导总队名为空军部队，其实并无自主权，只是侵华日军的航空分队。而汪政权空军亦尚无与国府空军或美军陆军航空队一较长短的能耐，因此航校第一期的毕业生也就留下来继续训练。
汪政权空军另外还组建一个有3架飞机的“国民政府行政专机班”，辖有一个36人的机务连和一个200多名官兵的警卫营，操作的飞机则是日军移交的立川一式双发高等练习机，主要的任务是所谓的“要人输送”。
汪政权空军从成立到结束其人员始终摇摆不定，无法坚定效忠汪政府。不少人都是往来于国府、汪政权和中共之间，屡有叛逃事件发生。
例如1941年9月国府空军第一大队的张惕勤、汤厚涟与梁文华等三人，驾驶苏制SB-Ⅱ轰炸机投靠汪政府，张惕勤立刻成了航空署科长，而这架SB-Ⅱ轰炸机也被认为有情报价值给日军送回本土进行研究。
最大规模的叛离，则是1942年5月常州警卫营200多名官兵集体投靠新四军，次年春又有汤厚涟、梁文华、与曾照德等教官投共。
1944年2月又有汪伪航校教员郭志纬、刘炳球与溥皓璋以及3名机务人员驾驶95式教练机意图向国府投诚，但是却因为撞山意外殉职的事件。由此可看出汪政权空军脆弱的本质。
汪精卫虽颇为醉心壮大空军，但事情发展却与其心愿背道而驰，汪政权空军之后每况愈下，不要说扩充反而越缩越小；1942年10月汪政权军事委员会进行改组，陈昌祖被免职，改由东北空军出生的姚锡九担任航空署署长。不过在经历了所谓复兴空军三年计画的失败之后，航空署还是难逃被裁减缩编的命运。
1943年10月汪政权军委会再度改组时将航空署缩编成空军司改隶总务听，另外在参谋本部设置空军参谋次长，由姚锡九任参谋次长，陈及胜担任司长。
1945年1月撤销空军参谋次长，又降编为空军科。汪政权空军一再缩编此一结局，显示了汪政权企图建立空军的梦想全然破灭。
在共产党的感召下，汪伪空军蔡云翔、何健生、白起等开始策划起义。在日本投降后的8月20日，蔡云翔、张华驾机飞向延安，同机起义的机组人员还有于飞、管序东、黄文星沈时愧等人。驾驶汪伪“建国号”专机由杨州机场起飞，飞往延安的这架飞机，成为八路军的第一架飞机；两天后，汪伪空军人员何健生、吉翔以及陈静山等人由杨州北门前往杨家庙投奔新四军，紧接着汪伪空军少将白景丰率领家属与两名副官，也抵达莲花塘的新四军根据地投共。
9月之后，残余的汪政权空军人员及飞机、器材，被国民党空军第一司令部接收，准备投入内战，汪伪空军至此全部结束。然而大批汪伪空军人员投共，在某种程度上也协助了人民空军的发展。
宴会上，刘亚楼参谋长对这次起义——敌人营垒中第一次驾机起义，作了高度的评价和赞扬；对蔡云翔、吉翔在航校工作中积极执行空运和训练飞行任务，危急时还一心想挽救飞机，以至光荣牺牲，表示高度崇敬；并勉励航校新老同志，为办好我党第一所航空学校，群策群力，共同奋斗。
这次庆祝活动，不仅给起义人员以很好的鼓励，使起义归来的同志一到航校就感受到家庭般的温暖。对航校全体人员也是一次很好的思想和政策教育，对进一步搞好航校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
刘亚楼在航校进行工作检查时，接见了航校全体党员领导干部。刘亚楼充分肯定了航校工作取得的成绩，表扬了航校同志不畏困难、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同时也批评了领导中存在的某些主观、片面、不深入的现象，特别要求进一步继续做好对起义人员和日本留用技术人员的团结、教育、改造工作。
当时，老航校留用的日本航空技术人员有300多。在中国空军初创时期，日本归降的航空人员为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45年11月中旬，东北局决定成立以伍修权为首的航空委员会，伍修权为主任，黄乃一为秘书长，刘凤、蔡云祥、林保毅等人为委员，统一领导和协调各方工作，加紧为创办航校创造条件。
伍修权就飞机器材及航空油料的收集、组织日方技术人员修复破损老旧飞机、航校学员选调等事宜一一做了布置。伍修权在第一次航空委员会会议上说：“我们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在东北创办航校，当务之急就是为创办航校创造条件。鉴于目前形势和具体条件，办航校不能照搬外国的办法，也不能照搬国民党的办法，我们没有那样的条件，不能等什么都有了再招生，再按部就班进行教学和训练。”由此，他提出打破常规、加快建校的指导思想，要求尽快接收学员；他还提出教职员一齐动手边建校，边训练，在最短的时间内，培养出我们自己的飞行员和机务人员。然后委员会委员进行了明确分工。
由于航校中构成人员复杂，为团结全体干部学员办好航校，伍修权还就正确对待日本留用人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针。他说：“对于日本留用人员，要清醒地认识到，他们是日本军人，受法西斯和武士道的毒害较深，在思想感情和立场上不是一时半会儿可以转变过来的。现在他们之所以愿意为我们效力，那是因为日本战败，他们成了俘虏，无路可走，迫不得已，他们是在形势的逼迫下，经过我们说服教育，才向我们缴械投降的。尽管如此，只要他们表示愿意为我们效力，帮助我们培养航空技术人员，我们就不能把他们当俘虏对待。我们的方针是：生活上优待，人格上尊重，工作上严格要求，思想上尽力帮助。只要我们的政策对头，工作得力，就会收到良好效果。”
伍修权还说：“日本人十分强调‘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林保毅能率部投降，其部属也表示愿为我们效力，这证明他在自己的航空队中有一定的威望，大家还是听他的话的。要教育争取所有的日本留用人员，关键是做好林保毅的工作，使他心悦诚服，事情就好办了。”
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后，侵华日军关东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训练大队由队长林保毅带领，遗弃飞机和机场设施向南奔逃，原打算以日本难民的身份回国。当他们被和平缴械后，东北局书记彭真、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伍修权了解到这是一支航空部队，便把带队的林保毅召到沈阳，提出请他们参加筹建航校工作，帮助共产党训练飞行人员。
作为俘虏，这是林保毅决没想到的。他沉吟良久，怀疑一支俘虏部队能否对战胜国的军人进行培养飞行员的技术教育。这种教育要求严格，可是一个俘虏能对共产党的官兵发号施令吗？再者，培养飞行员不是一两个月所能完成的，而他的急迫愿望是归国还乡，返回自己的祖国。
彭真十分恳切地说：“林保毅教员，你如果感到一时难以应诺，可以和部下商量后再决定。”
林保毅听到共产党的高级将领称他为教员，又是大吃一惊。告别的时候，伍修权发觉林保毅几次注意他腰间的柯尔特式自动手枪，便从腰间取出，放在林保毅手中，说：“这支手枪伴我参加了万里长征，它保护过我，是一支珍贵的有纪念意义的手枪，现在我把它赠给先生。”
不久前被缴了械的林保毅紧握着那支手枪，注视着伍修权诚挚温厚的目光，他的心一下子热了。作为战败国的军队，如果令其与中国方面协作，只要用枪口对准他，单凭武力就可以办到，但是中国共产党却是如此以礼相待，他还能说什么。
返回时，林保毅几乎忘了自己俘虏的身份，他登上去沈阳的一辆军用卡车，发现副驾驶位上坐着一个人，就一挥手，说了声：“让开！”把那个人赶出来，自己坐了上去。
那人显得莫名其妙的表情，默不作声地上了车后厢。后来负责护卫的战士说出那人的姓名，林保毅又吃了一惊，那人正是当时的沈阳军区司令吕正操。
一件件事情的发生，林保毅感到过去在他头脑中形成的对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像“揭下一张纸一样地”发生变化。
林保毅说服了他们的部下，同意帮助中国共产党创建空军。于是这些日本留用人员后来在东北老航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些日本航空技术人员，在东北老航校和后建的空军第7航空学校工作10多年之久，为航校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寺村邦三等16位先生因积劳成疾在中国逝世，安葬在被他们称为第二故乡的牡丹江。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