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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3日星期三

世界罕见的“一步登天”飞行训练(中国空军史话)


成立不久的东北老航校,开始了征服蓝天的艰苦历程。
当时使用的飞机都是从东北各个机场搜集起来的“废品”,有的没有机翼,有的没有起落架,有的没有螺旋桨……更令人伤脑筋的是,只搜集到4架初级教练机,这些飞机都是木制结构的,已完全变形。
国际四式基本练习机(Kokusai Ki-86 Cypress)通常称为“英格曼练习机”。194510月,东北共产党军队先后缴获了10余架不完整的国际4式基本练习机。航校成立初期,经拼凑修复4架该型飞机。
当飞行一期甲班学员的训练就要开始时,当时航校只有四架“英格曼”式初级教练机,木制机体经过风吹雨淋,已破旧不堪,勉强修复一架,194667首次使用该机带飞学员时,即因发动机故障而坠毁。事后检查其余3架也有故障,遂停止使用。   
中级教练机一架也没有找到,只有一些破旧的九九式高级教练机和几架日式战斗机。
满飞二式高等练习机(Manshu Ki-79b)是双座高等练习机,通常称为“二式高等练习机”。东北共产党军队曾缴获了几架“满飞(满洲飞机制造株式会社,位于哈尔滨)2式高等练习机,但因备件不足而无法使用。
立川一式双发高等练习机(Tachikawa Ki-54Hickory )通常称为“双发高练”。19466月,东北民主联军在哈尔滨附近的机场缴获了该型飞机。加上先前19459月初,共产党民兵在山东根据地缴获日军1架该型机。此后共有5架“双发高练”在东北老航校作双发运输机和高级教练机使用。  
立川99式高级教练机(Tachikawa Ki-55 Ida)通常称为“九九高练”。1945年底,东北共产党军队在东丰机场缴获了30余架九九高练;在铁岭与开原间的平顶堡缴获了100余台发动机、汽油与备件。后来东北民主联军在吉林辉南县的朝阳镇又缴获了一批九九高练,经修理拼凑后约有30架可以使用,成航校的主力教练机。
没有初、中级教练机怎么办?有的同志在研究讨论中提出:干脆一步登天,直上“九九”高练!
那时,摆在航校创办者们面前的只有几排破旧不堪的平房,一条满是弹坑的跑道和20几架经过修理勉强可以使用的日制飞机。
担任训练处处长的何健生,面临一大堆难题:当时训练用的飞机是收集到的日本九九—高教机,以后还有一些零式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一共只有几十架,都是拼起来的破破烂烂的飞机。从通化到牡丹江转场,有些飞机的机身是用马车拉去的,有的是用人推去的。
因为机上没有无线电设备,训练时只能用晃动飞机的办法互相示意;没有计时表,只好把教室的钟绑在腿上;收音机的轮胎和螺旋桨不够用,前一架飞机着陆后,赶紧卸下来,装到后一架飞机上;没充气设备,就用自行车气筒给飞机轮胎打气。
飞行训练的基本条件,是首先得有可供飞行教学使用的飞机,提供飞机的任务是由林保毅的航空队里从事机械修理和教学的技术人员担负的。
担负起航校参议和主任教官之职的林保毅,及在他带领下的这些日本航空飞行教员,也犯愁了。
春天来了,山坡上的积雪融化了,跑道上长出了青绿的小草。一群学员站在跑道边上望着蓝天,每个人都在遐想着自己的航空梦。
林保毅走过来,他走到一名年轻学员面前:“你在想什么?”
“林教官,我想早一天飞上天去,参加战斗!”
“渴望作战的士兵,一定是优秀的士兵!马上就要飞初级教练机了!”可是飞行并没有像林保毅说的那样如期开始。困难一个接着一个涌来。
一天早上,林保毅检查初级教练机的时候,发现这些飞机长期放在露天里,风吹雨打,机身已经变形了。因为框架是木头做的,已经朽烂了。
林保毅经过左选右挑,好容易找出了一架,他开始亲自试飞,可是飞机刚刚离地,就听见“卡啦”一声,有人喊了起来:“快停下,机身断了!”他马上停住了飞机,下来一检查,机身和翅膀全都断了。差一点出了大事故。
“校长,我们没有希望了,没有初级机,只好停下来了!”林保毅失望地对常乾坤说。
“我们可以飞中级教练机。”
“可是我们没有一架中级教练机。”
飞行一期甲班学员开始飞行训练。按照当时世界各国飞行训练的方法,飞行员均先要飞初级教练机,然后飞中级和高级教练机。可是当时航校仅有十余架木质的初级教练机,而且经长期风吹雨淋和几次长途转移,已无法用来教练飞行。
没有初、中级教练机,飞行训练怎么办?有人提出请苏联援助;有人主张向英、法购买。事实上这些方法一时均无法实现。
由于学校没有初级教练机和中级教练机,只有九九高级教练机。直飞高级教练机有危险,但不直飞高级教练机,便无法培养飞行员。面对这种情况,航校领导提出大胆的想法:能不能打破常规,越过初、中级教练机,直上“九九”式,这个想法引起很大的争论。
有人反对说:“这在航空史上未见过,是违反科学的!”也有人担心地说:“一开始就飞高级教练机,是想一步登天,只怕飞得高,摔得重!”
 “能不能直接飞高级教练机?”常乾坤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校长,这是不可能的,世界上全部采用的三级训练法,如果让我们的学员飞中级教练机已经是大大提前了,这样会使他们全都……”林保毅没有说下去,他知道飞机一旦上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是分三步走,还是一步上天?这成了航校下一步工作争论的重点。林保毅和日本教员都反对一步上天。具有熟练飞行技术的白起副校长和何健生训练处长对一步上天也持否定意见。
他们的意见非常明确:“这是飞行,这是科学,飞得高,摔得重啊!想一步登天,要是摔下来就全完了!”
学校领导开始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征求意见。航校领导把问题交给学员,讨论直上高练的可能性和具体困难。能否在培养航校技术人才的训练方法上闯出了一条新路?
校党委通过走群众路线,集思广益,决定打破常规,直接让飞行员用“九九式”高级教练机训练飞行。
在采取这一重大改革方案之前,校党委发动群众认真分析了直上“九九高练”的不利条件,实行民主教学,改进地面训练方法,加强地面准备,飞行员单飞前作预考,正式起飞前进行认真考核。
    组织飞行训练,按常规,一般是先飞初级教练机,再飞中级教练机,最后飞高级教练机。然而当时老航校仅有的4架“英格曼”初教机均无法使用。就在航校面临停训的关键时刻,校长常乾坤审时度势,一锤定音:“直上‘九九’高教机。”
常乾坤毅然决定直上九九高练,主要用“九九”式教练机进行训练。这是航空史上前所未有的,破天荒的大胆创举。
学员们则普遍拥护这一措施,他们说:“人民希望我们早日飞出来,战友们盼望我们早些飞到前线去和他们共同作战,我们有党的正确领导,就敢闯出一条上天的路来!”航校领导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并发动群众摆问题、想办法。学员们回答得很明确:“上高级教练机怕什么!不入虎穴,难得虎子!要斗争就会有牺牲,我们愿冒任何风险!”
两种意见都报到了东北局。
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总部表示支持学校领导和学员的意见。
常乾坤校长总结大家的意见,还以飞机性能发展的科学数据,说明直上高练的可能性,并提出了增加地面练习和带飞时间,教员严格要求,学员刻苦学习,没有把握不放单飞等措施,增强了教学人员的信心。  
学员中全都是在战斗中出生入死的战士,这种大无畏的勇敢精神,深深感动了日本教员和技术人员。
可是,航校现有的“九九”式高级教练机,在日本宣布投降时已遭到破坏。虽然经过航空队人员的搜集,也只有六七架,远远不够使用。按计划训练,需要十几架、二十几架 “九九”式。
怎么办?于是林保毅和那些机械教员、机务维修人员商量,决定从废品堆中挑选能用的零件来自己组装。
林保毅带领技术人员从日本破飞机中,改装“九九”式高级教练机。
结果,这些改装的的飞机,往往右翼是这架飞机上的,而左翼却又是另一架飞机上的,尾翼也是用别的飞机上的。螺旋桨不能用别的飞机上的,就把原有弯曲了的螺旋桨回炉加热砸平,把它浮在水上来测量水平。螺旋桨顶端破损了,就各割去几公分,找好平衡来使用。
没有防风罩,又找不到树脂玻璃,就用赛璐珞装在用铁管焊成的框子上代用。起落架上没有轮子,也用别的飞机轮代用。甚至两架飞机有时用一副螺旋桨,这架飞机落下来,把螺旋桨拆下来装到那架飞机上。
总之,当时航校的机务队队长田杰和副队长陈明秋,带着这些日本机务人员费尽了心血,想办法,找窍门,在机械厂的努力改造下,改造出8架“九九”式高级教练机。
针对“九九”式高级教练机飞行速度较快、机上没有无线电设备、刹车系统陈旧、飞机在飞起和着陆时方向不好保持、易打转等情况,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加强地面准备、反复进行座舱练习、着重训练掌握起飞着陆要领、严格考核制度、直到确有把握才放单飞等等。经过反复研究、试验,终于闯出了一条越过初、中级教练机,直上“九九”式高级教练机的路子。
春天,机场上一片新绿,跑道上排列着一排新装成的“九九”式教练机,机身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芒。当航校的领导和学员们看着这些打扮得像新飞机一样的“再生”机时,一个个露出惊奇和钦佩的目光,都称赞日本技术人员的高超技术。
林保毅走到飞机前面,一架一架地检查着。他发现零件连接的地方不是用开口销,而是用铁丝穿缝起来的,吃惊地问组装人员:“喂,这样能行吗?”
他的部下立正回答道:“行的!我们经过了研究,没有关系,请飞飞看吧。”
林保毅注意到飞机螺旋桨两端是锯短了的,行不行呢?他的确拿不准了。
林保毅虽然曾经反对一步登天,但在关键时刻他登上了飞机。他不愿意让其它同志冒这全险。但当他往座椅上一坐,又大吃了一惊,座椅上连一根安全带都没有,只系了根麻绳。林保毅只好用麻绳把自己的身子绑在座椅上。
这次试飞是由林保毅、大澄国一几个日本飞行教员担任的。林保毅明确表示,这次试飞很危险,他必须自己领头试飞。
亲手装成这些飞机的日本技术员们,虽然在暗暗祝愿试飞成功,同时也捏了一把汗,希望这些拼凑成的飞机不会出事故。
常乾坤、白起、何键生等领导和学员全体到场了,大家都在注视着这次试飞。
林保毅跨上了飞机,他刚毅地将危险留给了自己。
飞机马达发出悦耳动听的声音,用手工拼凑成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飞上了天空。试飞成功了!
对此违反常规的教学,老航校的日本飞行教员们虽然事前反对,但上级一旦决定了,就是义无反顾地坚决遵照执行,不但没有异议,而且全部日本教官都果断地将冒险留给自己。
1946721,牡丹江机场。在教员的悉心指导下,经过十二个小时的带飞,学员吴任元第一个在“九九”高练上放了单飞。
    碧空下,一驾机身打着几个小补丁的“九九”高级教练机静静地矗立着。地勤人员用小桶一桶一桶地直接往飞机的油箱中加油。发动机左侧,机械员拼命地摇着摇把,给惯性起动机“上劲”……
    上午10时左右,随着信号员手中白旗的奋力扬起,高教机轰鸣着腾空而起。此时,机场上所有人的心都随着飞机的爬升,提到了嗓子眼。正在机舱里驾驶飞机的学员吴元任,在此之前他在高教机上只让人带飞了12个小时。
常校长一声令下,第一架高级教练机开始在跑道上滑行了,接着机头一抬飞了起来……
飞机在机场上空盘旋了几分钟后,吴元任驾驶着飞机以一个轻盈的三点着陆稳稳地停在了跑道上。整个机场沸腾了!机场上一片欢呼声……
第二架、第三架飞机陆续也飞上了蓝天。中国空军迎着早春的寒风终于奋力起飞了!
飞机在空中做着各种动作,接着安全着陆。
飞行教官林保毅看着学员的飞行动作,满意地点着头。
吴元任是东北航校第一个放单飞的学员,当时东北航校条件很差,没有初级教练机和中级教练机,放单飞意味着新手直接上高级教练机(日本的九九式教练机),风险很大,也说明吴元任技术很好,深得教官信任。
吴元任1940年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任延安军事学院工程科助理员,抗大总校中队副指导员,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大队政委、飞行队队长。
抗日战争时期,吴元任历任副分队长、教员等职,参加了反封锁斗争等。解放战争时期,吴元任历任张家口航空站办事处主任,东北航校战斗机队政治指导员、飞行大队副政治委员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吴元任历任空军第五航空学校训练处处长、校长,空军军事科学研究部副部长、副军长等职,为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吴元任1958年毕业于军事学院空军系。1960年被授予大校军衔,曾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独立功勋荣誉章。后历任空军指挥所副主任、空军空八军副军长、福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
吴元任同志因病于201572日在福州逝世,享年7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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